1、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特别是维、藏这两个西部边陲民族同中国执政当局以及汉人的矛盾日趋激烈化，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内亚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前者是中国整体的失败，后者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地方政府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但中国全都是这样。

2、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 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你以为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3、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矛盾在哪里？难道我曾经打算造福人类么？我明显是在进行游士投机活动，逃离下沉的船。

4、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似乎是每况日下了，虽然执政当局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据我所知，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鄙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鄙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5、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 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指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6、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这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7、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 ——《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 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8、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今天的毛左如果不是公安局的临时工，应该是不可能生存的。茅于轼在长沙遇见的那批人肯定是临时工，否则公安局不会允许他们上街。临时工可以为你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避免责任落到你自己头上。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对称的。如果三民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傻瓜，如果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所有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如果大陆执政的是蒋介石或者是普京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台北人对中国会像克里米亚人对俄罗斯一样，但是因为在大陆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不会因为遇上台独就回大陆。共产主义只能绝对正确，因此把自己的退路锁住了。后方没有粮食，没有战壕，你要么就是死在原地，要么就是顶住，顶住了就好，否则留在原地是死，后撤也是死。后撤就变成拿坡仑那种情况，大军在茫茫雪原上撤退，肯定全都死在路上。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死在战壕里。

9、对于政体出路的探索，现下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落实选举之前，推行党内民主或者发育公民社会等，对于这些建议，您怎么看？

他们有必要证明自己还活着，仅此而已。对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和自行解散是没有区别的。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这样对树苗和割草机都不太公平。割草机也不是自己愿意当割草机的。

10、从您的文章，我们看得出，您对“组织力量的强调”，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在中国建政这 60 多年的时间来，在这一点上却是破坏远多于建设。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套敌视组织的施政逻辑是怎么构建起来的？组织力量的博弈对未来中国走向又会有哪些作用？

当然是苏联有丝分裂出来的，苏联则是在内战时期发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不赢内战，他们只会组织巴黎公社，这样的自治社团联合起来顶多是一个联邦国家，不可能变成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肯定要解体的。让马克思自己发言，他肯定会说俄罗斯就是该解体，东方帝国最好给英国殖民。否则让俄国人吞并，还不如交给英国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设计目的就是破坏所有社会组织，然后才能实行全面格式化。格式化如果彻底，就是红色高棉那种情况，社会完全解体。张闻天治理江西中央苏区，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就等于中国的红色高棉。所以长征是必须的。有没有蒋介石都少不了。照张国焘的说法，叫做挤干橘子。当时还有其他橘子可以挤，等待全中国都挤干了，那就只有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法权体系，原来的满洲国或者上海租界有这样的体系，现在没有。中国的企业按照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法院来看都应该叫做黑社会，企业老总就是党和黑社会的杂交品种。哪怕拿到非洲去，这套手段都会引起暴动。前殖民地国家看上去落后，但是他们的法律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制定的。中国模式依靠列宁主义控制劳动力，吸引低端产业。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橘子。人口枯竭后，印度尼西亚或者缅甸的年轻人口就会取代我们。

11、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12、虽然您对时局发声不多，但从您以往的一些文章里边，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您对现下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在这儿能不能系统地分享下您对中国未来的预判，以及这种预判的理由？

中国将要以挑战者的身份来破坏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被撕得粉碎，不管结果怎样，自己都要完全失败。俄罗斯是一个有核武器和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中国也是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当然出口的不是木材和石油，而是出口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用完了，就越过刘易斯拐点，是去年的事情，它就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只剩下大批领不到福利的老人，空空荡荡的农村，黑手党横行的国家，少数精锐部队在骚乱中疲于奔命，就像二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情况，但是还要更糟，因为当时俄罗斯人口充裕，乡村生产力很强，粮食足够。八十年代的西方会害怕中国难民四出流窜，现在不用了，因为人口已经老化了。他们现在会害怕穆斯林的流民或者黑人的流民，但是不用再害怕中国人。中国人已经老了，都会在原地饿死，如果你只剩下大量需要养老金的老人，你是没有什么力量造成威胁的。军事国家必须要有年轻人，人口老化以后，好战性就会迅速减弱，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人口年轻，到 2020 年，美国人口就要比中国的更加年轻，中国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使命，就把自己的人口资源给耗干了。

苏联解体的时候，开始掌权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跟他们接近的人，他们有一套西方的宪政理论，他们就像二月革命以后的克伦斯基政府一样，讲理论，讲思想，实际上它没有主攻能力，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除了会写书以外什么也不会，结果企业家他们号令不动，军队号令不动，警察号令不动，什么都号令不动，结果他们过不了几年就黯然下台了，最后上任是普京这样的人，普京凭什么上台，因为他能号令克格勃，一个所谓的强力部门，他又能够把石油或者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给收编了，他有这个权力核心来统治俄罗斯，他的统治像袁世凯一样，后者依靠前清留下来的军事力量。社会上一盘散沙的人很容易在动乱中灭亡，但是东正教、伊斯兰教这些有宗教派系保护的人有较大的机会。社会上谁的组织力量最强，谁就会接管。

来源：水煮百年

—— 原载: 水煮百年

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开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说谎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理和假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话。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三，必能对认识歪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

　人类，有的时候聪明，有的时候傻，但始终在进化。历史有的时候是故事，有的时候是事故；历史不是镜子，是开了又落的花，朝花夕拾；重温故国、故城、故人，芳华刹那。——高晓松.

　　

　　(图)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

　　公元前210年的9月10日，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秦始皇去世。

　　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毛主席有诗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秦始是排第一的，那确实是雄才大略。秦始皇当时灭了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他创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他北筑长城，使长城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他还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秦始皇不愧是千古一帝。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出于平息战乱、防治水患、便于通商等要求，就产生了天下统一的强烈愿望。像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著名思想家都主张统一天下，如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想法，而《礼记•中庸》更托名孔子讲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名言。

　　

　　秦始皇作为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并且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改革，就是让全国统一思想。

　　秦始皇的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让全中国不能像刚才讲的南斯拉夫那样。如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原来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但因信仰不同的宗教（东正教与天主教），采用不同的文字（基里尔文字与拉丁文字，基里尔文字即斯拉夫文字），结果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

　　彼此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就容易分裂。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要用同一种文字，要用同一种度量衡，这样大家相遇时就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了，这些实际上也是把一个大帝国维系和凝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了，在中国也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这些具有开创性的朝代，最后都出现了短命的现象。当年秦朝开创性地制定了这些制度，而且很多制度一直延续了上千年，但是秦朝却是特别短命的一个朝代，只有几十年就灭亡了。

　　秦朝之后就是汉朝，汉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开创性的东西，它其实整个继承了秦朝的这套衣钵，包括郡县制在内的这些东西，但是汉朝延续了好几百年。

　　而后来隋朝时又开始大刀阔斧地搞创新，隋朝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建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中国维系了一千三百年，隋朝还修了大运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包括它的兵役制、租税制等，但是隋朝也很短命。

　　所以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这些改革型的朝代都非常倒霉，就是你上来就高屋建瓴地搞这些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说接受起来就有困难，特别是在短时间内搞许多超大型的土木工程与对外战争，使用民力过多过急，搞得老百姓不堪重负被迫揭竿而起，这才是导致这些朝代存在时间很短的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和隋朝都是很短命的朝代，但在历史上这两个朝代又是非常重要的朝代，它们都是建立新制度的朝代。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衣钵，延续了几百年；唐朝继承了隋朝的衣钵，也延续了几百年。

　　秦朝和隋朝短命的教训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改革要循序渐进，太过激进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秦始皇搞“焚书坑儒”，人们骂了他两千年，在这儿我还要帮秦始皇平个反。其实当时远没有那么严重，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给焚了，他也没能力把所有的书都给焚了。秦始皇“坑儒”也不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给埋了，秦始皇当年其实就是埋了几百个方士。

　　这“方士”就是那些整天在那儿装神弄鬼的人，有的是魔术师，有的是练气功的，这种人到今天还有，靠耍耍魔术、练练气功就告诉你他能炼出长生不老药。这些人把秦始皇给骗了，所以当时秦始皇一生气，就把这些人都给埋了。这种行为其实并不过分，要不然还会接着祸害别人。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互联网上经常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大师”，然后一堆大企业家、大明星还簇拥着他，其实他就是在骗人，这就跟当年的方士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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