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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保守和犬儒/俄罗斯贫富差距最大/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發佈時間: 9/5/2016 12:44:52 AM 被閲覽數: 10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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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葛剑雄,爱思想专栏学者,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葛剑雄专栏。副标题: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商朝疆域图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一般在20-30%之间。公元200年正值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了10%左右的最低比率。而1850年是本世纪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

  如此庞大、又占世界人口如此高比率的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在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迁中有过什么影响?是否曾经对邻国和世界构成过威胁?中国人口中有多少人、以何种方式移殖境外?有些人曾经想当然地作过各种回答,有人甚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黄祸"同中国的人口联系起来,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依据。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将中国人口与历史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结论。

  本文选择中国历史上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比较显著的几个阶段,用以考察人口与疆域变迁的关系,以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经过了多次扩张,至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范围。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

  大约在公元前222 年至221 年间,秦军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后,就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为郡治。但秦朝的控制点显然相当少,所以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设什么县治,而且在秦亡以后整个闽中郡地就又重新为越人所有了。

  秦朝的新疆域包括岭南地区,即南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战国时还不是楚国的领土。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军队分五路南征。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秦朝的疆域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部族地区。向南又整治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由于投入的兵力和派驻的人员有限,统治并不巩固,所以在秦亡后就都已经放弃了。

  在西北,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 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34个(一说44个)县。但这些地方本是战国时赵国的旧地,连秦始皇令蒙恬筑起的万里长城,实际上也是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已筑过的长城为基础的。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以往曾不时侵入内地,秦朝的措施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目的。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越族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

  西汉初期的疆域收缩直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才告结束,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和经营,汉朝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汉朝的扩张是从收复秦朝故地开始的,但结果超过了秦朝领土的范围。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则增加了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的辖境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但由于扩展太快,新设的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不能适应,加上地方官的苛政引起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一些政区又撤销或缩小了。如撤销了在朝鲜半岛的二个郡,其余二郡也缩小了辖境。放弃了在海南岛的政区,机构和人员全部撤回大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 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绝对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联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最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最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

  二   公元589 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603 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疆域

  隋朝人口最多时估计为5600-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南侵,连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因此,尽管黄河流域还没有恢复战争的创伤,全国人口不足3000万,唐朝还是不得不发动了对突厥的反击,在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贞观二十一年又灭薛延陀,疆域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以后又灭西突厥,辖境远至中亚。

  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 年),但到麟德二年(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天宝十年(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北方自灭薛延陀到仪凤四年(679 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时间,唐朝就又撤至阴山山脉以南了。总章元年底(669 年)灭高丽后置安东都护府,但到咸亨元年(670 年)其治所就从平壤迁至辽东,不久又迁至辽西,高丽故地基本丧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与人口的关系时,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唐朝的疆域扩张与人口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当人口达到高峰时,极盛疆域已成过去,这与西汉的情况相似。隋唐之际的人口谷底估计在武德五年(624 年),约为2200-2300万。此后以年平均8 -12‰的增长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迁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乱前的755 年达到约8000-9000万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在西部获得最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在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都离高峰甚远。而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天宝盛世,除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以东一带有一些正式的州县,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西汉的范围。

  唐朝在新辟的领土基本都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或通过羁縻府、州、县的形式进行统治。羁縻政区的首长绝大多数都是由其原来的首领世袭的,不纳赋税,除已迁入内地的以外也不领朝廷俸禄,当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不会有什么移民迁入。唐朝存在时间较长、较稳定的六个都护府中,安南的辖区是西汉以来的旧地;安东所管的大多也是辽西的旧地;安北一度辖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亚,但到垂拱二年(686 年)后即迁至今内蒙古;单于原辖阴山、河套一带,至圣历元年(698 年)后并入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二个存在时间最长,辖区又基本都是新辟。这些都护府都没有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扩展的余地,因为除了常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外,由内地迁去人人口极少。迁入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的主要是罪犯,在都护府和镇的驻地如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吉木萨尔)、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处主要由戍卒实行屯垦。安史乱后这类迁移也基本结束了。

  相反,伴随着唐朝扩张的是大批边区和境外民族的内迁。如东、西突厥被灭后,有数十万人迁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较多的地区。高丽被灭后,三万多户百姓被迁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迁回辽东,但不久又被迁至陇右、河南。百济的贵族和百姓被迁于辽东、徐州、兖州等地。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新罗人居住。此外,回鹘、铁勒、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几乎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总之,在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其人口还没有超过西汉;而当其人口达到高峰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围与西汉的疆域相仿;迁入唐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唐朝向边疆地区的移民。

  三   宋朝的领土比唐朝小得多:其北界已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西北与西夏以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为界,西南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黔西和云南是大理国境。可是就在北宋境内,由初期的约3000万人口增加到了后期(11世纪初)的1 亿左右。




哈佛学者观点: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保守和犬儒(组图)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经济盛宴的散场

“如果要谈中国经济的前景,那我会先捋一捋中国经济的来路。”德怀特·珀金 (Dwight Perkins)不紧不慢,他认为要知悉中产阶层所处的时代。十年前,他与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Rawski) 合作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经济将无法维持9%的高增长率,这是预测中国经济放缓最早的声音之一。

珀金斯提到,中国往昔的经济 奇迹归根结底在于四大基本因素:苏联模式的解体、改革开放、城市化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改革之初,中国消费市场十分低迷,住房及交通等设施发展滞后,需 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使得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投入现代化生产,造就了人均产出的繁荣。

“这 四大因素已发生转变。”中国不能继续依靠修高速、高铁及机场等基础设施维持高增长,而房地产市场总体已开始筑顶,增长潜力不大。大规模的投资仍是中国增长 的最大特点之一,但长期以往并不可持续。在城市化问题上,他援引蔡昉教授的言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退,城乡移民所带来的增长开始放缓。”

继 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之后,中国正在告别所谓的“赶超性”增长。“9%或10%的极高增长率,会在发展中国家完全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时提前终结。”珀 金斯认为经济增率的“跌落”是普遍现象,但动因则不尽相同。由于资本泡沫及老龄化,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常的停滞时期,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正常的放缓阶段,但 存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经济会否“硬着陆”或滞胀,是中产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就像是盛宴散场后,焦虑要如何面对残 羹剩饭”,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媒体上对“硬着路”的定义很杂,而这一概念此处指显著的经济放缓,甚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还不具备“硬着路”或滞涨 的客观条件,”说这番话时,珀金斯并非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频繁曝光无所知悉。

“中国面临企业负债过重、金融市场混乱、银 行坏账率过高等问题,如果这一系列问题发生在美国,很可能引起严重的衰退。”珀金斯解释道,这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制度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中国则不 同。目前,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率为8.1%甚至更高,但政府通常会选择增发货币来救助银行以维持其资金链稳定。

随即,他把 时间维度拉长,指出政府长期救助业绩不佳的企业,最终会造成经济放缓;若增加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的投入,会造成该领域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如果这样循 环往复,加上老龄化的深入,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会增大。”珀金斯认为补救的方法是,投资其它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比如环境清洁领域或高新技术领域。毕竟,刺 激国内消费并非易事,中产还没适应“双面”人生。



中产的“双面”人生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Lipset)指出,中 产阶层有经济与政治两副面孔,他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后,对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学界 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今也并不稳固。”

中国中产是积极的经济参与者,拥趸经济市场 变革来积累更多财富;但他们又是犬儒的政治旁观者,害怕社会变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珀金斯认为,正因为中国中产具有的政治犬儒性,他们时下对经济面孔的 维护格外焦虑。《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资本逃逸是中国中产阶层对未来形势感到不安的体现之一。近年来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 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高通胀率、飞涨的房价及混乱的股市似乎都在蚕食中产的财富。

“在经 济下行的趋势下,股市不是可靠的投资渠道,人民币近期又面临贬值压力,所以更多的流动资金选择投资海外市场。”珀金斯认为,中国的股市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入市更像在赌博而非投资。政府最终会对内幕交易、经纪人的各类手段有所把控,但这一过程相当艰难。当国家正在发展时,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银行体系、房地 产市场及财富管理产品,这些投资渠道并不总是可靠。

珀金斯的声音沉了沉,“中产不是亿万富豪,必须谨慎管理自己的财富”,他的右手随即在胸前比划了一下。事实上,“中国人比以往更为富有,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他从事中国研究这段岁月里,中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从几百美元增至几千美元。

如 今,学界将中国中产大致分为三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珀金斯认为,边缘中产阶层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群体,就业 压力和房价压力等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层生活。许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呈现出边缘中产的特点,“在经济下行趋势中, 他们的焦虑一般更为严重。"

然而,问题根源或许在于中产希望在守护财富的同时,维持“岁月静好”的状态,却忽视经济地位的 维系很多时候离不开社会变革。所以,每一次公共安全事故后,中产阶层虽是舆情的倡导者,却未能将危机转化为呼吁社会经济改革、财产权利、政治问责与公民权 利的契机。不满情绪褪去后,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替代出路,比如代购奶粉、出国就医、投资移民。珀金斯认为,多数中国中产对“双面”性的偏颇认识,是焦虑难易 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的重要原因。

中产的漫漫前路

“长远来看,中产阶层的壮大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可能超过经济影响。”

珀 金斯认为,从经济层面而言,中产在经济下行的阴云笼罩下,仍对中国向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起到关键作用。当更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开始占主导地位时,他 们会开始思考经济社会体制要如何运行,不再一味遵循政府指示,这是政治诉求的觉醒。上世纪90年代,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不满军队控制下的政府,致使旧 制度无法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选举,最终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中产阶层被视为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但太多例子证明中国 中产呈现出保守与犬儒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制度根源,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 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

珀金斯认为,中国中产不太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普选或多党制的剧烈转型,因为 他们与既有的政治体经济制联系紧密。“反对的声音”不但会被政府会视为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威胁,大多数中产也会将其视为“扰乱稳定的喧嚣”。不过,社会转 型的压力并不会来自中产以外的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相对农业人口而言,会较多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社会转型的主要压力最终必然会来自城市而非农 村。”

社会问题会对中产造成经济地位冲击,并加速中产对“政治面孔”中权利诉求的觉醒。去年的天津港事件,许多中产一夜间 失去房产且赔偿无门,其背后或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珀金斯认为,该事件是中产阶层面临的诸多潜在问题的表现之一,触及中产的权利诉求,但目前对社会制度 不会造成持续的冲击。“只有更多人感到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甚至高层官员开始厌倦既有制度时,经济社会制度才会发生更多重大的变革。”

在 其新书《东亚的发展:基础及策略》中,珀金斯分析了收入分配情况,以揭示社会不同发展趋势及阶级差距。比如,日本维持了较为温和的贫富差距,但中国已成为 亚洲发展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他在采访中指出,“不断拉大的阶层差距会堵塞向上的阶层流动通道。” 珀金斯阐述道,中国政府从农民那低价接收土地,然后推高地价,给农村留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拉动了住房成本上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虽然通常 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在没有政府补贴或相关人才政策的情况下,仍难以负担所在城市的高昂房价。

城乡发展二元化、城市间发展 不平衡,使得城市中产想要逃出围城寻求更好的立足之地,农村人口想要逃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福利。然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而社保制度则 限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社会需要保证向上的阶层流动,有活力、能力及思想的人应该能受到更多的教育,并有机会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 队伍也会随之壮大。”珀金斯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调整个人所得税调整、房产税、户籍改革等策略来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不过,他亦希望看到“双 面”中产阶层对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诉求与推动。

物质的普遍贫困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必要改革推力,如今中产对财富与权利的普 遍焦虑则可能为社会转型创造“卡尔多改进的难得契机”。珀金斯在采访快结束时谈起这一经济学概念,简而言之,他指的是中产阶层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 能够补偿其它阶层,最终使整体的社会效益得到改进。




俄罗斯贫富差距最大 美国意外地平等




2016年9月03日



    
    来源:新浪财经 
        
                                        北京时间2日晚CNBC称,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日本贫富差距最小,而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
    
    该报告称,俄罗斯62%的财富掌握在百万富翁(以美元计算)手中,26%的财富掌握在亿万富翁手中。
    
    新世界财富表示:“如果百万富翁控制了一个国家50%以上的财富,那么留给中产阶级的只有很小的空间。”
    
    该报告称,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是全球财富“最平等”的国家,只有22%的财富掌握在百万富翁手中。
    
    美国“出人意料地平等”,只有32%的财富掌握在百万富翁手中。新世界财富表示,“考虑到有关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所有负面新闻,这一数字低得令人感到意外。” 




神经病与孔子心中的狂人


   文学城   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现代华人流行许多口头禅,其中“神经病”应排在运用频率的前几名。或者还可以说成“疯了”,再或者干脆简称“病”。但它和真正的疾病无关,是对人品、言谈、举止、行为的定义。根据语境和语气的不同,它所表达的情绪较复杂,甚至完全相反,可以是愤怒、厌恶、轻蔑,也可以是娇嗔、笑骂、爱怜。但总的说来,这不是一个好词,无论怎样用,都带有贬义原味。

不独华人,老美也喜欢用这种词(也不止一个,相同意思的常用词至少有3个),同样把它运用得极其轻易、广泛。这种现象,大概值得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一下。但不是我的兴趣。

古代中国先秦时期也爱说类似今天口语“神经病”的词,那就是“狂”。《诗经·褰裳》“狂童之狂也且”,诗人气愤情人傲气,怠慢了自己,便埋怨,你这小子狂得没边儿了。这里的“狂童”和另一首《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都属于情人间的骂俏语。

在一般人头脑中,一提起“狂”,便是满满的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口无遮拦等负面印象。“狂”是少年青春期的躁动,是不合时宜的叛逆,是对世俗的藐视与挑战,是异乎常人的特立独行者。“老夫聊发少年狂”,美国公路上常见裹着花头巾,身穿皮背心,驾着轰鸣的摩托暴走,焕发“第二春”的退休老头们,都是在成熟的年纪作了不符合年龄特点的事情,跟含饴弄孙,蹲在墙根晒太阳的传统老人形象背离。

世界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历来对狂人不敢轻忽。西方偏重于狂人在科学文学艺术及思想方面的创造力,东方的孔子则从人性和道德视角看待狂人。他跟今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一方面认为狂是个毛病,将其归入民的“三疾”之一(《阳货》),另一方面又不认为狂是不可容忍的缺点,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品质。

六十岁左右的人读《论语》,大多是从四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我那时年轻,文化底子薄,在思想感情上又是跟着五四时期大先生那帮人走的,自然读得稀里糊涂,理解肤浅,甚至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有理顺。

现在,没有乱七八糟的干扰,只把《论语》当闲书翻阅,似乎倒瞧出了一些门道。

《论语》中“狂”出现了七次(有一句连用两次),仅一次作为绰号性的名词,“楚狂接舆”。另外六次均作为形容词,形容言谈举止的状态:不受拘束,疯癫,偏激,一味进取,不顾后果,心高气傲,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行我素。其中一次为否定,“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两次不是完全贬斥,而是在“狂”后增加了一项条件,便引起老人家不满。如“狂而不直”(泰伯),狂放却不直率;“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阳货),古代的狂是放得开,长自己的志气或威风,现在则没忌讳,放荡无度。两次欣赏,一为:“吾党之小子狂简”(公冶长),夸奖学生志向高远。一为:“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看中狂者的进取精神,这一点跟后世儒家差别较大。

最后一条,为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第一个出来解释的是孟子。他把孔子的表述作了排列(《尽心下》),“中行”即中庸,做事合情合理,中规中矩,不偏不倚,一切以礼为度。但是能达到这样高标准的人早就绝种了,所以,孔子只能“思其次也”,首选进取的狂人,不得,则选有所不为的狷者。狷者是又次一等的选择。除了这两类,其他人都不入老先生法眼。

孔子的筛选法并不是要筛选统治者,如果那时有这种意识,他也不叫孔丘了。筛选法是要选择与之交往的人,也就是择友。如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人,那就宁可选择狂狷之人交往。从他多次试图与“楚狂接舆”等不愿与乱世同流合污的隐士狂人进行接触交流,即使被嘲笑、冷遇、生拒,仍不改变态度,可知他确实由衷欣赏狂人。

但是,他欣赏狂人的理由:进取,却和其一贯保守的政治思想大相径庭。狂人一般都有大言不惭的特点,这也和他一贯讨厌的能说会道者无大区别。狂人普遍傲气十足,睥睨一切,自视甚高。春秋时的狂人连孔子都瞧不上,眼中还有谁?这跟他说过的即使像周公那样完美的人,如果有骄傲和吝啬的毛病,也就大大掉价了十分矛盾。

照理说,孔子的言论前后抵牾,在《论语》中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仔细核对,发现他欣赏狂人的理由跟其一贯的思想并无大冲突。

他所谓的进取,指的不是政治思想方面,而是学业和道德修养。他曾经明确提出过“益友”和“损友”的标准:正直、诚信、见多识广的是“益友”;而溜须拍马、表里不一、花言巧语的是“损友”。他不会降低标准,随便跟什么人交往。相反,孔子择友的条件很苛刻,不跟比自己差的人交友,“无友不如己者”。这不是老人家独有的标准,楚狂接舆等隐士狂人都是这样,因为看不上孔子,所以连见面交谈都没兴趣。孔子对此并不反感,而是认同的。他愿意与狂者交往,至少表明他认为那些人不比自己差。

孔子是个完美主义者,往往像小说家塑造人物一样,从众多模特身上,这取一点,那借一点,拼凑成极致画面(参考《论语·宪问》和《卫灵公》)。孔子欣赏狂人,也并不仅仅看重进取这一点上,根据他的其它言论,还有正直、直率、有底线、志存高超几条(参考上面列举的几条)。比如,“狂而不直”,按语义,狂应包括“直”,把“直”从狂中剥离,变为不直,孔子就不欣赏了。

孔子不是狂人,并没有妄自尊大,既不承认是圣人,也不承认是仁人,多次强调自己的优点是好学不倦,在这一点上他不遑让任何人。而春秋时的狂人,大都出自隐士。他们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高洁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品质,在文化思想方面积极探讨进取,坚持己见,不为世俗所动,所以孔子欣赏并愿意与之交往。不好学的狂,孔子则不欣赏,他告诫子路“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好学,特别是学礼,“克己复礼”,就会把握言谈举止的尺度,把狂掌控在一个不招人讨厌的层面。 “古之狂也肆”,这里的肆或应作“长”解(参见〈说文解字段注〉),即长自己的志气或威风,得嗦一点,可以理解。“今之狂也荡”,则是无边际,无约束,不光自己张扬,还要压人一头,那就惹人烦了。如果号称狂,却不正直,不直率,没有底线,没有远大理想,那是假狂,孔子不喜欢。从“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的教育方法,可知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向合乎礼制规定的中庸目标看齐。只是因为没有完人,所以才选择狂人。孔子设想如果有一天被迫出洋,跟随自己的大概只有子路。而子路就是被孔子吸引改造能够向学的狂人,师生二人的感情在孔门中绝对排在前三位。这也许可以当作孔子欣赏狂人的注脚。

基因变异是生物界常见现象,孔子遗传的文化基因两千年来不断发生变异,也不足为怪。

自宋以来,狂人越来越声名狼藉。狂人的特质,也被消磨殆尽,进取精神越来越弱,孔子看中的狂人正直、直率、有底线和志向高也都转向了反面,整个中国被改造成培养阴谋家的大学。光从目前国内流行的电视剧就可看出。从这一点说,现在有病,有神经病的人多,以致口头禅流行,就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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