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的尴尬－从全球经济引擎沦为绊脚石



2016年9月04日

    
    

（2015年11月13日，沈阳的儿童由于雾霾浓重而提前放学。）
    
    2016年杭州 G20峰会上，中国竭尽全力扮演“好东道主”这一角色，希望藉此提升国际地位，但还是面临难以摆脱的尴尬。这份尴尬不是来自于海外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而是缘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的变化：2009年，中国是拯救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2012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如今，全球化格局支离破碎，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破坏全球化的罪魁祸首。

中国成为本轮峰会的众矢之的
    
    8月30日，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前白宫国际经济负责人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在小组讨论中表示，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崩溃的背景下，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以来对于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贡献成就显著。目前，全球经济正设法避免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会者都明白，这番发言是针对中国而来。
    
    近两年以来，各国政府与智库批评中国的“保护主义”大概涉及三方面：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成为WTO的各种贸易争端中的常客，涉及领域大至钢材，中至巴西纸浆，小至美国鸡爪等诸多领域。从去年以来，美国、欧盟等国不得不提高关税，以对付中国钢材的低价倾销。本轮峰会上，所有其他的国际贸易问题均被搁置，主要聚焦于中国钢铁过剩产能。欧美国家与会代表都指责中国因无法消化本国庞大的钢铁产能，将过剩的钢铁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导致欧美多国都出现钢厂倒闭危机。中方则反复强调，这些国家无视中国企业效率高、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低等因素，关税壁垒让中国企业成为某些国家“过激反倾销措施的受害者”。
    
    

（中国钢铁产品受到欧盟制裁。在中国唐山曹妃甸港口，工人把钢管装船。）
    
    二是跨境投资。2014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位居全球第二的对外投资大国，仅次于美国。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投资范围遍布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由于中国政府希望本国投资（主力是由国企、以国企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主的国家投资）在外畅通无阻，因此一直对外承诺会放开市场，减少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各种准入限制，给予公平待遇。但事实是在华外企都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规则很不对等，自由市场是美国与欧洲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而中国政府从未放弃他们对市场的强干预，经常会做出一些与自由市场原则相悖的政治决策，介入各产业的发展，因而担心他们会在中国面对更多的阻碍。
    
    三是环境问题。中国近30多年以来，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由于环境影响具有外部性，不仅中国人成为这种发展战略的首要受害者，有时也会祸延周边国家，比如污染空气会飘散至周边国家、水污染会影响与中国共享河流的下游邻邦，中国的污染原料制成的食品会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争执从未绝迹。
    
    本轮峰会最大的成果是批准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等三份文件，达成开放投资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两项共识。美中两国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国，本轮峰会上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算是“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各国都难以接受的世界经济格局巨变
    
    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之时，与会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经济衰退，拖了世界的后腿。这个说法是基于西方国家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国经济过去在长达30年的时期内曾保持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与今后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2009年以前，世界经济格局是由美国主导、中国驱动模式；2009年以后，演变为美、中、德（欧盟）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于这一变化，世界各国均能接受，因为从1990年代初期至2009年这20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经历了反差巨大的角色变换，不经意间，从一个处于边缘的角色转换成世界多国的经济发展引擎。所谓“引擎”，不是指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各类廉价产品，而是指中国的各种需求日益畅旺，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与农产品的最大买家，诸多矿产资源国与粮食生产国都从中受益。过去15年当中，中国消耗全球大多数工业金属的40%-50%，一度曾消耗全球铁矿石供应的近三分之二。
    
    我在《中国经济衰退，资源国发展梦碎》（VOA，2016年2月5日）一文里，开篇就指出：“在中国跃升为全球GDP总量第二这个过程中，中国像一只巨兽，吞食着全世界的各种金属、燃料与农作物，从非洲、南美到澳大利亚，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的繁荣梦奠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上。中国经济的衰退，殃及的不只有中国人自身，还殃及几十个正在准备将各种资源矿产卖给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寻找资本市场的发达国家投资行业。如今，中国经济减速，意味着中国对外进口，特别是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与原材料减少，这对某些依靠中国需求而繁荣经济的国家影响特别大，比如澳大利亚既向中国出口小麦，也向中国出口大量铁矿石，其经济十年荣衰皆因中国需求起落。近几年因为中国铁矿石需要减少，减少了政府税收，规模较小的矿企被迫关门裁员。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8月30日国会授权国会图书馆印发了一本《提防中国》的小册子，促请议员深思：澳大利亚一直支持中国崛起，如今要考虑如何应对在南海扩张利益的中国。其中特别提到要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表达了对这一由中国主导、旨在对付美国的项目的忧虑。
    
    长话短说，世界各国对中国态度变化的起始点是2012年。自习近平接管中共最高权力以后，不得不调整国内畸型的经济结构，来自中国的资源与庞大原材料需求急剧降低。虽然为了保地方财政还在继续发展房地产，但却实施以向欧亚非南美地区输出过剩产能为目标的“一带一路”计划。说穿了，中国过去发展本国严重过剩的房地产业与各种基础设施，消耗了全世界各种矿产，让相关国家保持了就业与不同程度的繁荣。而中国则利用从全世界进口的铁、铝等资源，建造出了天量房地产与各种闲置的基础设施，实现了“居者有其房”：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2月3日发文，称中国房地产真实库存高达98亿平方米，按现有购买速度，完全消化需10年。更严重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2015年9月对媒体透露，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34亿，亦即中国各地政府拟建的住房可容纳全世界现有人口70亿的一半。
    
    

（北京通州区的高楼。资料图片）

中国政府拯救不了世界经济
    
    如果中国政府这种近于疯狂的规划能够落实，中国仍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可惜，中共在毛时代将政治权力滥用到极致，也就是“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习近平2015年倾国之力也未能将中国股指拉抬至其随口许诺的一万点，股指逼近5000点之时，几起几落，结果是2015年股市市值蒸发25万亿，消灭了60万户中产阶级。估计他也没办法让中国继续采购全世界的资源矿产，保持引擎地位。
    
    G20杭州峰会行将结束，与会者携满腹对中国的意见而来，载一公文包的重要协议而去。协议很美好，现实更骨感。中国想保持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但不可能建造可供全球一半人口居住的住房，将那荒谬之极的城市规划落到实处，因此无法继续吞食世界各国的资源矿产与膨胀的资本；世界各国希望向中国出口资源与各种原材料，却不想要中国的过剩产能。因此，各国政要回国之后，还得想法调整本国经济结构，过一段失业增加、福利下降的苦日子，忍受本国选民的怨恨与怒气。
    
    以上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也许美国例外）的经济新常态，直到世界再度发现资本扩张的“新大陆”。（来源：VOA）

烂电影是如何洗钱的？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9-2

　　

　　对话背景：

　　甄子丹新片《大闹天宫》号称5亿制作费用，网友评价褒贬不一。

　　对话人物：

　　影视行业从业者Q先生，由于访谈者要求，在此匿名。

　　问：大闹天宫号称5亿制作成本，你怎么看?

　　Q先生：

　　制片方一般能得到票房分成的35%左右，意思是投5亿拍片，至少要卖到13亿以上才保证不赔，吹什么牛逼敢保证卖到13亿。中国一年产多少电影，有多少是连院线都上不去的，有很多是院线一日游的?大多数仍然不能在账面上赚钱。

　　问：那整个产业链大致是怎样的?

　　Q先生：

　　商业地产的兴起让电影院热度升温。制片方投资拍摄成片，然后由影院排期上映，售卖产生票房。每个片子在发片之前，电影局会把各大院线经理召集起来弄个看片会，然后大家商定一个“最低票价”和发行的问题的等等。

　　“最低票价”是政府保障制片方的一个方式，因为怕院线把价格杀得太低让制片方赚不到钱。一般在20元起，制片方和院线按照这个价格对半分钱。最高是35元，就是制片方最多拿17.5元，其它归院线收入。

　　当年有部片子J觉得自己很牛，国内顶级导演拍摄，请好莱坞一线男星，想把最低票价拉到40元。后来看片会五大院线没有一个人去，最后制片方妥协还是定在35元这一档，但和院线就结下梁子了。J必然亏得一塌糊涂，原因特别简单，院线不支持你。

　　院线有大厅小厅，有黄金时段和非黄金时段。当时有部片子L，和J同期上映，场次一样。但J全部是排在白天，晚上时段留给L，这是几大院线对J的报复。

　　很多电影票房很惨，看着亏本的生意，大家都愿意投，那必然里面要运作黑钱，这是公开的秘密。这个钱有诓的，赌的以及个人的，影视行业洗钱损耗算比较便宜，20%就可以。

　　问：那么这现象在国外也如此吗?

　　Q先生：

　　包括美国电影的兴起，实际是意大利黑帮的推动。意大利黑帮至今仍然垄断着美国橄榄油等走私生意，《教父》等影片也有描述。尼古拉斯凯奇，乔治克鲁尼等这些好莱坞当红影星，背后也是意大利势力。拉斯维加斯也是黑钱推起来的城市，娱乐业多是靠此支撑。

　　香港向氏兄弟，97之前是多么疯狂，97后也有转战拍卖等行业。拍卖行业国际惯例是33%，比电影要贵，最实惠的洗钱方式还是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越贵的明星越是有人请，观众也喜欢去看大牌演的片子。请一个演员预算1亿，做两份合同，一份1亿是上税给他的，很可能另一份1000万才是他实际得到的。

　　大家现在都盯着演员的税收，其实演员也是有苦说不出。

　　问：有简单的案例吗?

　　Q先生：

　　也是一位顶级导演的影片W，有港台明星还请了韩国型男。其账面支出有一个W城，但至今没人见过W城在哪里。一个游戏公司M在上市之前，特别把旗下电影制作公司剥离。上市了的游戏公司不断的把钱投到影视来，对外一直宣称影视的投资是亏本。好多做基金，因为政府会对他们有要求，有百分之几要投文化产业，也都疯狂的砸到影视行业。

　　洗钱各方需要比较紧密配合，所以一条线上资本，导演，明星会长期保持合作，这样才会降低出问题的概率，牵扯利益太多也没有人去砸大家的奶酪。

　　电影局有个网站，上面罗列了跟海外合拍片的目录，但很多片子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而且每年还是持续不断。电影该赚钱的就赚钱，该赔钱的还是赔钱，现在为了电影一腔热血冲进来的肯定是赔钱，没有赚钱这么一说。

　　问：那影片质量如何保障，会一直这样发展吗?

　　Q先生：

　　首先好片一定是靠烂片堆起来的，再者所有拍电影的绝对没有人想往烂的拍，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所以这个实际没有好坏的标准。

　　全球的惯例都是这样，美国，日本，印度，香港都是靠这些势力去推动发展。在香港中马票，都立即有人加30%把你的奖券收走。何况在大陆的这种意识形态下，土豪又不断增多，这种需求会更旺。

　　实际中国的电影扔是很小的一块市场，每年的票房也就两百来亿，只不过大众娱乐业受到关注度会高些。现在的整体情况是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候，当然表扬的多骂的人也多。

backchina

反腐成为利益寻租盛宴 公权力流氓化黑社会化



2016年9月05日


    
    手握司法公权者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化身，很多是曾经的泼皮混混，靠父母的关系进入这个组织。最坏的就是这帮人，没有文化，没有素质，没有道德，一旦公权私用监督流于形式的时候就露出其本质，连造假都造不好反而成为了执法者，但其胆大，公权流氓化黑社会化使用，可悲！可叹！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借单位整体划归地方人事变动上位成为分院院长，在其辖区呼和浩特铁路局借反腐利益寻租，明目张胆造假案，公权明目张胆地流氓化黑社会化。其属下曾经的混混王波、王建刚助纣为虐，预想一人道鸡犬升天。
    
    依法治国？司法腐败零容忍？让每一个公民在司法案件中体验到公平与公正？仅是为了体面的宣传宣，法治国家一个被成被为替罪羊的恐怖经历公布于众。
    
    挂羊头卖狗肉，看谁在拆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台？看司法腐败人性恶毒猖獗如同黑社会，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依法治国什么样的高级律师能帮着百姓打赢这场官司？
    反腐成为利益寻租盛宴领导有事科员被造假案顶罪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法两院开启黑社会模式，山高皇帝远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法两院把无耻当招牌，反腐成为利益寻租盛宴，领导有事科员被造假案顶罪开启黑社会模式，看公权腐败黑恶势力的黑暗猖獗。
    
    现该案申诉至内蒙古高院已快一年半，立案不审。
    
    呈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纪检委、人大，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
    
    一、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王勇反腐成为其利益寻租的盛宴，借单位整体划归地方人事变动欲求上位，公权私用，胆大包天明目张胆造假案公权黑社会化、流氓化公开化。
    
    呼和浩特铁路局货运处科员何新平，落实处领导布置的系统内职工的职教工作。
    
    因铁路局筹办一全局大型职工技术表演赛，会议分预赛和决赛两部分，铁路局会议要求各部门资金自筹如期完成会议。
    
    处长指示先筹资金应急将会议如期进行，同时布置保价科科长尽快解决个人垫资事宜，会议预算6万元。会议全程铁路局主要部门人员全程参与。
    
    会议进行期间，何新平按保价科长指示接收下属三个站段共计6万元会议经费，同时给站段留有接收收据：今收到2012年度铁路局货运系统职工技术表演赛会议经费2万元整。会议结束报账领导仅告知先保管着。没有开具一分钱的发票，保留原始单据，待领导指示再开具国税或地税发票报账。
    
    该经费无意中摊入货运处保价科长期违规拨款案。
    
    呼和浩特铁路局货运处保价科5人掌管铁路局年度1.3-1.7亿元的年度保价拨款，保价科科长一份拨款电报起草两份拨款电报：一份按规定拨款存档，一份伪造放大拨款数额转财务拨款，套取现金，该6万元会议经费仅是违规拨款其中的一部分。
    
    2013年6月份，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王勇带队，调查货运处套款案（实际是5月初份就开始调查，何新平不知）。何新平如实承认接收6万元违规会议经费的经过，不知套款案实情并实话实说处长布置的。
    
    王勇参与并指示其下属，白天晚上轮番折磨，非法拘禁3天2夜，强迫何新平承认接收过6万元以外的其他套款，两次做出其余套款何新平不知情的书面保证。
    
    轮番折磨威胁何新平举报处长说：张晓民我们马上就要拘捕他，你赶快举报立功，我们调查了，你是工人家的孩子考入铁路局的，在铁路局没有背景，没后台，不举报就整你。
    
    如实陈述事实王勇均按 “无利不起早”认为不合理，如同黑社会，掩盖事实黑白颠倒、地痞无赖一样，流氓逻辑行为3天2夜地被折磨你。
    
    因经费涉案，要求将预赛会议后结余款1.09万元交予检察院，何新平提出交局纪委不同意，说交予他们也相当于交账了，关于6万元会议经费的事不在追究，该违规事不报局纪委。
    
    怕因小金库问题给处领导找麻烦，其余的没有参与，仅想应付完了了事（交于他们的预赛会议估算的结余款后来成为个人主动退赃认罪的依据，缺德）。
    
    看对使用的1000多元的手机要没收，要求编一个编口供（后来手机还给家属），该口供成为有罪证词，流氓恶痞无赖到了极点。
    
    放人回家。
    
    何新平莫名其妙地失踪3天2夜，家属着急，第三天办案检察官张海龙委婉通过朋友转告家属，何新平摊进货运处套款案，花点钱可摆平，家属不知实情，但为了免灾，四处筹借2万元已在兑现途中。这时何新平回家，向家属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家属即以承诺兑现，商量：因为案情较大，3天2夜被非法折磨，王勇流氓无赖行为意图将全木套款强加身上，急于兑现不要引起误会，待事件平息过后再兑现。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被要求举报处长不配合，却被以“有事不自己承担，没事干咬领导，何新平你摊大事了”被非法拘禁。
    
    4天后，在呼和浩特铁路局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销声匿迹，但领导套款的证人何新平却要被拘捕，质问被拘捕的而理由：
    
    1. 你出具的没有结账的原始单据为无效证据，只有办会地点开具的发票是有效证据，只有办会地点的入账凭证是有效证据。没有开具发票就是为了贪污？
    
    2. 处长没有布置过你，是你主动要求办会，主动办会目的就是为了贪污？
    
    3. “有事不自己承担，没事干咬领导，何新平你摊大事了”？
    
    羁押12 天时，检察院上级批捕处领导来问话，说：看了录像，货运处套款案套款私分钱你没参与，你们领导不仗义，领导有问题，你没罪啊，为何要打报告拘捕你呢？
    
    何新平不知原因，也蒙在鼓里,正和上级领导聊这事的经过，这时领导接了办案人员王波的电话，说在办会地点发现了何新平涉嫌贪污的两份重要证据（办会地点结账收据），然后与何新平结束谈话，三天后收到涉嫌贪污逮捕的文书。（庭审中被律师举证该所谓的重要证据，在其刻意掩饰的证言中证明其出具日期时间穿越，涉嫌伪造）
    
    羁押4个月内，检察院不来核实任何问题。不让家属见面，但婉转通过朋友转告家属：如能做何新平认罪的工作，不论多少认点就行，被家属拒绝。
    
    何新平被羁押期间，公诉官王建刚委婉的通过朋友联系家属：何新平案件已转至我这里，你家要是花点钱我可以在起草起诉书把事情说得简单点，家里感觉其不靠谱。
    
    案件庭审何新平陈述事与起诉内容不符，起诉书内容前后矛盾、断章取义伪造证据、不移交司法证据等司法造假曝光。
    
    家属过后问公诉官为何是这样？公诉官王建刚回答：如何起诉何新平全部为领导的旨意，我没有任何权力更改，领导让如何起诉的证据我全部保存着。他的分管领导就是王勇。
    
    反腐成为王勇利益寻租的盛宴，为了上位，公权私用，动用公权，公权公开的流氓化黑社会化，一个企业违规办会没有报账的行为，被起诉因办会贪污2.1万元、受贿6300元，起诉建议3.5年实刑，不得判缓，意将货运处套款案证人放进监狱，明目张胆地司法腐败不顾及其代表国家公信力的体面。什么样的家教、什么样骨子里的流氓恶痞行为能让其如此疯狂？
    
    司法造假曝光不敢担责，撤掉遮羞布露出底裤也无所顾忌，不回答或者回答“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极端的厚颜无耻没有一丝的耻辱感，公权流氓化黑社会化被用到了极致。
    
    所谓的证据链东拼西凑强拉硬扯、黑白颠倒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简单地就如同他妈是他家姑娘生的一样逻辑关系成立）。庭审中隐藏司法证据等黑社会行为被律师一一曝光：
    
    1. 隐藏无罪的证据，任性地自编自导的公诉书内容前后矛盾庭审被律师曝光；
    
    不移交司法证据有意让伪证无法对质被律师曝光；隐藏司法证据证言并断章取义有意曲解证言被律师曝光；
    
    公诉书内容前后矛盾不成立私自变更起诉书（自编自导换一种说法）并再次出具伪证被律师当庭举证曝光。
    
    2. 不出具铁路局财务转账凭证，掩饰包庇货运处长期套款行为，将6万元会议经费说成是套款案的全部。
    
    3. 隐藏的证言证明6万元会议经费证明是会议前拨款的会议预算经费，掩饰证言证明其经费需要报账，公开流氓化黑社会化自编自导将6万元会议预算经费说成是报账款。
    
    4. 断章取义，拟稿人有罪。
    
    写着拟稿人的文件就是罪证。掩饰铁路局会议布置文件，按领导的布置将原计划2.5天的会议压缩成1.5天并发文公布，说成是为了贪污半天1500元的会议室使用经费。仅是一个拟稿人，有签发人、有会议室占用证人。有如何解释铁路局大型会议，布置会议室占用与具体会议议程不是一个概念，不行。
    
    5.强行切割铁路局会议的全部，强奸铁路局并按其流氓无赖逻辑行为替企业算账，余款列何新平贪污。
    
    6. 贪污掩盖会议地点承认的收入不入账款，制造伪证，将其列入何新平受贿贪污款、受贿。
    
    办案检察官王波在外调6万元会议经费使用事实后，曾告知何新平办会地点其财务承认有一半的会议就餐费没有入账，有口供。在后来起诉证书中伪造证言，将办会地点呼和浩特人行培训中心财务张丽琴曾承认的收入不入账款强加给何新平贪污。
    
    7. 不移交何新平未结账的原始单据，意图让伪证逻辑成立无法对峙，挟持法官口供定罪，被律师举证，被法官当庭索要，要求其庭后复印一份转交法院。休庭。
    
    8. 断章取义，曲解岗位责任制变成有罪的证据。
    
    岗位责任制：按科长、副科长及处领导的要求，负责全局货运系统职工教育工作，认真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
    
    起诉书及庭审举证均为: “何新平负责全局货运系统职教工作期间、、、”, 字面理解无限放大何新平的权利，字面理解形成何新平权利没有监督，字面理解将一个不接触财务的一个小科员，形成一个可支配套款的行为的主体，作为一个贪污主体成立的逻辑关系。
    
    二、庭审司法造假曝光，协议认罪不妥协，司法公权不担责，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法两院强强合作，黑社会行为强判当事人有罪。
    
    庭审司法造假曝光，法理是相通的，常人也看出其被起诉的不合理。
    
    一审三次开庭两次退卷要求其补充侦查，怕被追责，厚颜无耻补充侦查不是去发现证据而是继续造假，第三次开庭前法院强给办理取保，开庭强判有罪：受贿罪不成立，贪污1.4元，有罪。质问为何有罪，回答：检察院逼的没办法，先判你有罪，你有上诉权利，你出来能说话了，你去告他们。
    
    一个企业违规，还没有报账，常人也看出其被起诉的不合理，看出其伪证的前后矛盾，所谓的证据强拉硬扯、断章取义、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法院让家属与检察院商议撤案，检察院撤案担责不行。
    
    反腐假案事件曝光，法院两次将货运处处长叫去核实事件起因，如如实承认布置违规办会就不判何新平有罪，不再追责此事，缺德处长就是不承认曾布置何新平违规办会。
    
    判缓刑检察院抗诉。上诉到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后判：起诉何新平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明，起诉何新平受贿罪部分需进一步查清，撤销原判决，发挥重审。
    
    上级检察院公诉处领导以聊天的形式与何新平说：案卷我们看过，案件有问题，且已被羁押过9个月，你现在把检察院逼的没办法了，办案人员现都在职，而且有的提了职，以刑事起诉的案件，如判你无罪，将自动启动司法追责程序，办案人员等一系列均都要被司法追责，检察院抗诉是走过程，要求协议认点罪，改判数额较小免于处罚，回单位上班。
    
    发回重审，基层法院开庭检察院厚颜无耻继续使用伪证，两项罪名建议量刑变成2.5年。
    
    庭下协议认罪不妥协，庭审走过程。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法两院强强合作，何新平必须有罪，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发明 “账外款无需正常报销，口说就相当于报账了”就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定罪问题，判贪污罪成立，贪污变成1.04万元，缓刑1.5年。
    
    贪污罪成立的依据是：
    
    一是会议使用的是小金库的钱款，小金库的钱款不需要报账，口说就相当于报账了？
    
    二是保价科科长当庭证言说明6万元是会议经费，公权流氓化，将会议预算款强说成是报账款，余款为贪污。证言无效，何新平必须有罪。
    
    三是检察院刻意不去取证，其证明王勇造假案的证人当庭证言均无效、铁路局文件证据无效。何新平必须有罪。
    
    再次上诉到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做过程，庭审刻意掩饰案件起因，庭后无罪证言均不予采纳，继续维护“帐外款不用走报账流程，口说就相当于报账”的法律”，自编裁定书，不再说事实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维持原判。何新平必须有罪？
    
    质问凭什么在无罪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强判有罪？答复：检察院起诉你两项罪名，我们否定了一项罪名，我们两级法院多次开庭判你有罪，就是证明你的确有罪。
    
    判有罪的次数变成了公正判决质量的依据？
    
    公权流氓化已不顾及其代表国家形象，组织公权流氓化黑社会化厚颜无耻公开化。
    缓刑的目地就是被强奸后要默认“爽”，不得反抗，不然公权要继续流氓化。
    
    山高皇帝远，依法治国？看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法两院组织公权党性的泯灭，社会可怕的不是黑社会，可怕的是公权力被流氓化使用,司法公权道德沦丧，道貌岸然，反腐利益寻租造假案科员顶罪，挂羊头卖狗肉，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能如此无耻。
    
    会议全程铁路局主要部门人员全程参与，反腐利益寻租公权流氓化恐怖化，公权疯狂后人人惧怕，呼和浩特铁路局领导不敢出面澄清事实，任由其迫害员工，背后有何隐情？
    
    呼和浩特铁路局缺德，组织布置小科员违规办会，领导犯事科员顶罪，有罪就没有工作。
    
    三、家属旁听起诉内容与事实不符，如此明目张胆地司法造假非常气愤，就庭审刻意包庇、司法造假、变更起诉及掩饰起因，起草《给法院一份公开信》何新平何罪之有？（摘录）
    
    （一） 隐藏无罪的证据，任性的自编自导的公诉书内容前后矛盾庭审被律师曝光；隐藏司法证据证言并断章取义有意曲解证言被律师曝光；不移交司法证据有意让伪证无法对质被律师曝光，隐藏何新平没有结账的保留的原始单据不移交法院，意图让其伪证流氓逻辑无法对证，被律师举证，被法官当庭索要，要求其庭后复印一份转交法院。
    
    （二）出具伪证关键证据（财务凭证）半年就被人行培训中心私自销毁，面对律师的质问，检察官回答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二次庭审公诉书内容前后矛盾不成立私自变更起诉书，自编自导换一种说法。补充侦查不是去发现证据，而是自编自导换一种说法再次出具伪证被律师当庭举证曝光；纵容办会地点收入不入账行为出具局伪证、律师曝光其掩饰的证言内伪证事件穿越；纵容办会地点销毁司法证据。
    
    本案多处疑点必须彻底查清，否则就应“疑罪从无”
    
    1.关键证据“押金收据”被非法（违规）销毁，销毁的依据、原因、过程等，必须查清。
    
    按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会计凭证保存时间为15年，而何新平交纳押金的收据及存根仅保留半年就被人行培训中心私自销毁，致使押金是3.6万元的事实被人为掩盖。人行培训中心是否真有“一年销毁”的规定，规定是否违反有关法规，为什么此押金收据在侦查期间、且不足一年即被销毁，销毁的审批、操作过程是怎样的，背后有无隐情，必须彻底查清。
    
    2.何新平主动报账？是否为事实，必须查清。
    
    何新平于2013年元月找刘茂林科长报账，刘科长未收；5月何又催问，刘说忙于货运处分家顾不上。
    
    刘科长的证言完全可以证明何新平主动报账是事实，刘科长让何新平自己保管余款也是事实。
    
    报账肯定是带着票据和余款，刘科长没看，不能证明何新平没有退还余款；
    
    刘茂林科长不看票据、不让报账，怎么知道何新平实际花费是6万元，只凭口说就按6万元还给何新平，怎么能说得通？这么简单明白的事，为什么公诉机关置之不理？
    （三）人行培训中心、何新平各执一词，公诉机关只采信培训中心证人证言，有利于被告人的实物证据均不予认可。强加给何新平一个罪名，是何目的？
    
    培训中心出具的证明和开具的发票才为有效证据，何新平提供的与办会地点人行培训中心结账后未与单位交账的原始单据为无效证据。仅依据张丽琴的口供，将培训中心未入账款全部列入何新平贪污进行起诉？
    
    公诉机关使用的证据几乎都是人行培训中心的证人证言，而被告人和培训中心提供的物证均不予采信，甚至歪曲事实。如，拿着盖章的写明88元的就餐票，强说是以68元算；竟然将票据上财务人员用铅笔写的数字作为证据，等等。
    
    会务组住宿有票据，公诉机关不予采信；会务组就餐，有票据证明，却说是免单了，将免单款列何新平贪污。
    
    指证何新平受贿的证言前后矛盾，证据拼凑、有伪证嫌疑，必须查清。
    
    起诉何新平受贿，第一次开庭的证据，是人行培训中心前台给财务交现金的内部收据，用来证明何新平受贿，算来算去，培训中心账面上又少了一个6300元？实属荒唐。
    
    所谓受贿的6300元二次开庭：财务已直接入账，人行培训中心根本就没有少下账，所谓受贿的6300元没有来源。变为银行刷卡交费，用银行刷卡交费拼凑到6300元，仍指证何新平受贿？
    
    二次开庭，培训中心张会计口供说，每天收入均当天入账，但培训出具的实际入账单为2014年元月。2012年10月份的会议，2013年7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何新平会议支出费用培训中心解释2014年元月才入账，是因为需要资金周转，所以一直没有入账。与上述入账又矛盾，但检察院认为合理？
    
    二次开庭，公诉人更改证据，且在数额推算时有诱导行为。以下属单位住宿费和会务组住宿费各一部分又做数字游戏，又没有接受贿赂的有力证据，公诉机关变更起诉内容是否符合程序？受贿款从何而来、如何行贿，为何不去查清？
    
    二次开庭，公诉人更改证据，以下属单位住宿费和会务组住宿费各一部分拼凑到6300元，仍指证何新平受贿，又没有接受贿赂的有力证据，更加荒唐在数额推算时有诱导行为。
    
    张丽琴口供说：她不掌握那个单位或人刷卡结账，关于6300元是到银行查了一下才知道的。
    
    庭审的法官、公诉人都应知道，银行对于查询银行记录是不接待非公检法人员的，证人如何得知刷卡账户对应的人员信息情况，所谓的证人如何就看卡号能知道哪位是铁路员工，并知其姓名？其实证人不如说是侦查人员给她看了银行记录、让她辨认来的真实，制造证据。
    
    使用穿越证据起诉何新平
    
    证人倪昕圆提到过一周后她还在催被告人结账，被告人也提到是会后十天左右后结账，10月12日会议结束。
    
    张丽琴提供的所谓结账后的收据是10月15日开出，显然与事实不符。且本收据数额来由的前提人行培训中心张丽琴会计与何新平结账后的数额，张丽琴会计的所有口供均是围绕该证据的合理性进行辩解。
    
     （四）公诉机关有罪推定，偏信证言，违背法律原则
    
    1. 公诉机关使用的证据几乎都是人行培训中心的证人证言，而被告人和培训中心提供的物证大多不予采信，甚至歪曲事实。如，拿着盖章的写明88元的就餐票，强说是以68元算；竟然将票据上财务人员用铅笔写的数字作为证据，等等。
    
    2. 袒护违法违规行为，诱导证人证言，有背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业准则。对培训中心销毁押金收据的行为不予查实，追究责任，置国家《会计法》、《刑事诉讼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于不顾，反而维护培训中心，以所谓的内部规定为由，认可培训中心销毁关键证据的违法行为；在二次开庭提供的受贿证据中，有诱导证人推算受贿数额的行为；对培训中心提供的存在明显问题的收据不予查实，直接用于法庭证据，等等。这样的检察机关，怎么还能公正执法，怎么能够监督法律的执行？
    
    3. 草率取证，轻率起诉，无视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重证据、只采信证人证言；起诉和法庭辩论所用的证人证言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就要治人以罪，说轻了是素质低下，以势压人，说重了，就是要掩盖事实，找替罪羊。
    
    4. 发票是最具法律效力的证据，只有开了发票、报了账，贪污占有才能成为事实。没开发票、没报账，刘科长又明确告知让何新平自己保管，也没说保管多长时间，没开发票，这就足以证明贪污占有的事实不成立。
    
    5. 检察院最初不移交何新平与办会地点结账的原始单据，想使起诉内容无法对质,检察院你们不移交何新平结账的司法证据的目地是什么?你们包庇了张丽琴不入账行为并与之形成了什么关系？
    
    （五）组织竞赛活动所用经费到底是公款，还是私款，必须查清。
    
    组织活动期间花费的都是私人借款，如果保价科报账还款，那才是公款，但还给何新平的3个2万元，是下属违规套现的，是公款，还是私款，甚至是赃款，须认真进行法律界定，不能主观臆断、有违法律的严肃性。
    
    （六）人行培训中心存在严重问题，证人证言不可采信
    
    1.销毁关键证据——押金收据，违反了《会计法》、《刑事诉讼法》，应追究其责任，其背后有无与本案有关的因素，值得关注。
    
    2. 有补开、伪造收据的嫌疑，同一时间出具的收据，分别为1404958、00635462，编号相距甚远，是否后期补开，需要查实。
    
    3. 证人证言多处矛盾，有违事实，不能采信。
    
    任何一个疑点，即使再小，对于被告人而言都是天大的事。希望人民法院能够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认真核实每一个细节，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何新平主持正义。
    
    四、胆大包天，反腐案全盘造假（律师质证内容节选）
    
    （一） 一审法院将60000元活动经费定性帐外款，对于“违法套取的帐外款用于公务，不存在按财务报销流程进行报销的情况”法律依据何在？套现款不需报账，经办人说花多少就给多少，呼铁局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靠良心、没有制度，这可信吗？法院也轻率认定套现款不需报账，怎能实现依法治国？
    
    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起因系企业内部进行的一次行业技术比武比赛活动，所需费用先由当事人何新平垫付，后由单位变通筹集。即便变通筹集款项也是需要与何新平对账核销，需要企业审查。
    
    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于企业的帐外款项收支该如何处理就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便不需要按财务报销流程进行报销的情况下，对于何新平用单位预先支付的帐外款用于活动支出有结余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不能按财务流程报销就将剩余的款项认定为侵吞公款，如此认定缺少法律依据。
    
    如果变通套取的款项为帐外款，帐外款不需要报销有合法依据，那每个企业在支出正常业务应付款项时，都可以套取款项支付并不需要报账。试问，这样一来企业资产尤其国有资产的实际财务走向如何控制，多少资产会无形流失，又会滋生多少职务犯罪？
    
    现有证据已经证实还没有完成报销流程。根据庭审查明，呼铁局财务报销流程，何新平持有经费余款定性为贪污，需要满足：被告人何新平完成公诉机关指控的侵吞公款要经过领导批准及财务审核两个企业报销工作程序方能实现。从本案证据中可见：比武活动结束以后，何新平曾经两次带着相关票据找刘科长签字报批，均由其他原因，没有报销核算。本案中公诉机关已经提取此类票据，从票面金额上也不足6万。
    
    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于企业的帐外款项收支该如何处理就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便不需要按财务报销流程进行报销的情况下，对于何新平用单位预先支付的帐外款用于活动支出有结余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不能按财务流程报销就将剩余的款项认定为侵吞公款，如此认定缺少法律依据。
    
    （二）被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刻意掩饰的呼和浩特铁路局文件内明确写明，会议分为系统预赛及随后进行的铁路局决赛，会议费使用应包括决赛支出。
    
    因刘茂林不予报销，而且何新平将预赛的节余款用于决赛期间的相关开支，进一步证实了预赛的节余款仍然是公款，何新平没有将节余款全部占为己有的故意，也没有对节余款形成完全实际占有。
    
    即便60000元已经在站段财务列支，不存在按财务报销流程；但对于不知情的何新平来说，也需要与单位进行比武活动的费用决算。
    
    庭审证据材料显示：何新平收到的是经费，没有报销结算行为。
    
    从公诉人提供案卷资料显示没有何新平报销的凭证。
    
    本案已经查明何新平垫资办会是货运处领导研究决定的，公诉机关后来提供的时任货运处处长张晓民证言：这次活动消费报销，只要科里签字，一般都给报销，只要报销局里都有签字。
    
    （三）庭审查明何新平接手60000元套款后应用于秋季技术比武活动经费，那么，何新平是否侵吞、金额多少，就需要查明何新平在2012年秋季技术比武活动中所有支出情况。
    
    （四）60000元系他人套款所得形成的帐外款，一审法院认定“不存在应按财务报销流程进行报销的情况”，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又认定上诉人“采取加大支出、虚报费用的手段，意欲侵吞6000元比武活动经费”，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法院仅仅依据发明的“账外款无需正常报销”就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定罪证据问题。
    
    现在一审法院认定，款项在被虚构套取后“属于帐外款，不存在应按财务报销流程进行报销的情况”。
    
    辩护人至今都没有找到法律法规，甚至企业单位的规定？
    
    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发明的“账外款无需正常报销”就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定罪证据问题。
    
    既然不存在按财务报销情况，何来上诉人加大支出、虚报费用之说？
    
    上诉人又向谁虚报了费用，虚报费用的证据何在？
    
    如该证据证实上诉人采取了虚列支出手段贪污公款，该证据应自呼铁局或货运处而非上诉人手中取得？
    
    一审法院一面认定帐外款支出不需报销，一面又说上诉人虚报费用。
    
    请问，上诉人自己记账的东西，没有提交给单位领导、单位财务，何来虚报？同时，上诉人尚未被立案侦查时已向检察机关人员反映自己手中有余款。
    
    （五）上诉人从三个站段不同时间接收、汇总了60000元活动经费，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收到60000元，无证据的直接推定为虚报支出所得金额。
    
    证实涉案比武活动证人古德成、王志刚证实，早在上诉人垫资承办比武活动前，刘茂林已经安排套取保价款用于比武活动经费。上述证人对安排套款时间证言，均能够证实在上诉人与人行培训中心结账、实际支出数据出来之前，货运处已经安排60000元的活动经费了。
    
    其次，上诉人持有60000元系活动经费，就存在结合实际支出、对账核账。
    
    刘茂林安排站段变通套款用于比武活动经费60000元，汇总到了上诉人处。该款项既然是经费就仍旧需要报账，即便不走正常财务报销流程，上诉人支出该款项不能自报自销。刘茂林证言提到“就再没过问这事，我记的何新平还找过我要跟我汇报，我也没听因为这都是违规的”，为此，客观上出现余款在上诉人手中，不能由此推定上诉人有侵吞公款的主观故意。
    
    证人刘茂林的证言证实，在技术比武活动后，上诉人曾找刘科长报账，但刘科长未收，让上诉人先保管报账票据及余款。为此，上诉人持有余款并非侵吞。
    
    （六）刘茂林出庭证明布置套款何新平不知情，在追问下，刘茂林说：谁布置你的你去找谁去，这就相当于刘茂林给何新平一个罪名？但法院在事实面前为了让何新平必须有罪，仍将何新平不知情的套款行为作为证据强加给何新平，违背事实，无限放大何新平的权利，判何新平有罪，天理何在？
    
    何新平为货运处运条运价科科员，套款是保价科科长刘茂林的行为。保价科如何套款何新平不知情，庭审中刘茂林已承认。
    
    保价科如何套款何新平不知情，交给何新平的6万元会议经费站段已平帐何新平不知情，何新平签写的是收据：今收到货运处2012年度秋季职工技术比武活动经费2万元整。就是证明。
    
    何新平工作地位对保价科工作活动无知情权，站段保价经费如何开资也没有向何新平汇报的义务，为何要引用站段如何套款行为，然后再将该款项不用报账的逻辑强加给何新平？
    
    （七）会议证据并结合三个站段的证言，套款行为在会议前就进行了，刘茂林是货运处大额套款案的直接经办人，其被作为证人的合理性在哪里？
    
    7月31日忽然拘捕何新平并异地关押，起诉何新平有罪使用刘茂林的证言为7月30，刘茂林7月29日前的证言在那里？
    
    非法拘禁期间，据办案人讲，仅查至2012年后半年，货运处刘茂林套款30多万（有证据）。货运处保价科套款案，保价科长刘茂林长期违规给下属站段拨款被查，违规拨款反方式为一次拨款出具两份拨款电报，一份按规定数额拨款电报用于存档，一份放大拨款数额并将其转至局财务处用于拨款。一次拨款出具两份底稿，这种方式是否犯罪？
    
    （八） 领导不负责做法，将结果归咎于办事人员，道义何在？所谓证人刘茂林庭审称他套取的60000元款项只能用于秋季技术比武活动的选拔赛，该证言不足采信。领导一个不负责做法，将结果归咎于办事人员，道义何在？
    
    1. 刘茂林当庭表示，套款用于技术比武违规，是他违规。他为了规避违规责任，而不予接受上诉人的报账行为。仅是告诉上诉人，只要上诉人说的明白就行；本身违规出了事情，上诉人自己负责，其意思不就是：反正我已经按处里说的数额套出60000元给你了，具体你的活动支出别找我报，又不能进入正常财务报销，有事你自己担着。这是明显的渎职、不负责说法，让领导一个不负责做法，将结果归咎于办事人员，道义何在？
    
    所谓的证人刘茂林称不知道谁安排何新平垫资，那如何确认何新平关于秋季技术比武活动的支出只有选拔赛能从他这里报销？对于他套取的款项只是用于选拔赛支出，可有文件决定？
    
    庭审称套款用于比武活动，是货运处会上决定的。对此，证人货运处处长张晓民，表示他不清楚套款的事情，而货运处管理职责其他人无权指使刘茂林。由此可见，证人刘茂林证言关于报价套款只是用于选拔赛的证言不足采信。
    
    至今无任何处领导关于如何布置个人垫资办会的相关证言证词。刘茂林证言：提到：布置如何套款何新平不知、站段已平账何新平不知、这种开支刘茂林这里无法报账，无法报账你何新平摊上这事谁布置你的你去找谁去？
    
    刘茂林口供说（见侦查卷二第202页）：因为没有经费，处交班会定让何新平个人先垫资办会，然后四季度多拨款给站段，站段套出后给何新平接收，各科长参会，谁拿钱谁负责。何新平说花了6万多，我记的何新平还找过我要跟我汇报，我也没听因为这都是违规的”。为何只给了6万？
    
    （九） 刘茂林当庭证言与之前笔录多处矛盾，出言随意，隐匿事实，缺乏可靠依据，重要的证人证言如果轻易采信，怎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刘茂林当庭说的，处领导布置让刘茂林给何新平6万元的这位处领导大名他不能说，法庭也不追问？
    
    笔录中说，何新平在会后说花了6万多元，就让3个单位套现6万元还给何新平；当庭又改口说比武会议后的处交班会上，领导说何新平垫支办会花了6万元（多次予以肯定，但隐匿不肯说出是哪位领导说的）。
    
    1. 是哪位处领导说的，怎么说的？刘茂林为何回避不说，法庭应予查实。
    
    既然是处领导安排还款，要么是何新平或组织比武活动的其它人员已向处领导汇报，要么是处领导依据预算要求刘茂林还款6万元，无论哪种情况都应查清，以确定何新平是如何汇报交账的。
    
    一是多次处务会定的何新平个人垫资。处务会是如何定的？且应有相关人员的证言佐证刘茂林当庭的证言。
    
    二是 刘茂林不是处领导，既然处务会决定何新平个人垫资办会，那何新平的主管科长及主管副处长必须同意。
    
    三是 刘茂林归处领导单一指挥。何新平的主管副处长无权过问及指挥保价科任何事宜。
    
    四是，刘茂林当庭说的，处领导布置让刘茂林给何新平6万元的这位处领导大名他不能说，法庭也不追问。刘茂林说的这位处领导是如何布置何新平个人垫资办会必须有其证言。因是处务会布置的，且也应有其他人的证言佐证刘茂林的证言。
    
    根据时任货运处处长张晓民证实（侦查二卷第235页第6行、第9行），不知道这次比武活动总共花了多少钱，何新平、刘茂林、李殿成都没有向他汇报过。
    
    2. 刘茂林当庭说明，套现款不需报账，确定开支多少仅凭个人良心；此次套现是货运处第一次。证据证明刘茂林长期套款。
    
    比武会议前已安排套现6万元，是确凿事实，比武会议于10月11日召开，9月28日就已下发拨款文件，足以证实6万元是预算款。查不清何新平向谁报账、如何确定已花了6万元，怎能轻易判定何新平收到的是报账款！
    
    套现款不需报账，经办人说花多少就给多少，呼铁局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靠良心、没有制度，这可信吗？法院也轻率认定套现款不需报账，怎能实现依法治国？
    3. 刘茂林说给何新平的6万元是货运处第一次套现，是在故意回避、推脱责任。法院能够置若罔闻，依法治国如何推进？
    
    刘茂林说给何新平的6万元是货运处第一次套现，所以不知怎么报账，没有制定有关制度。显然，是否第一次有待查清，且仅此次套现就不止这6 万元！即使是第一次，国有资产能够如此随意处置吗？这么显而易见的故意回避、推脱责任。
    
    （十）上述的呼铁局电报通知已经证实，比武活动分为选拔赛和决赛。一审法院也认定了决赛期间有支出的事实，法庭有责任有义务查清开支数额，才能确保全部事实清楚。刘茂林不是处领导，当庭说还给何新平的6万元只是保障选拔赛可信性在哪里？
    
    庭审中刘茂林说，他只管钱，不管别的事。“6万元只是保障选拔赛的”应有其他人的证言佐证。
    
    即使6万元是用于选拔赛，因刘茂林不予报销，那么何新平将余款用于决赛期间的有关开支理应计入比武活动支出数额中。决赛期间何新平安排队员及家属吃饭、陪领导看望队员购买水果等相关开支，处领导并没有给其追加经费，也没有明确如何报销，何新平使用节余款合理合法，总不能用个人的工资去办这些公务活动吧！
    
    将预赛的节余款用于决赛期间的相关开支，进一步证实了预赛的节余款仍然是公款，何新平没有将节余款全部占为己有的故意，也没有对节余款形成完全实际占有。
    
    （十一） 本案的发生责任在于刘茂林的违规套款用于活动经费，渎职工作，至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何新平或有余款在手中，系为决算造成，并非上诉人的侵吞故意及后果。
    
    关键证据文件有意不去取证，铁路局文件证明的会议分预赛和决赛会议，，检察院强行分割会议的整体性，强行审查企业内部未完结的行为，替企业算账，将预赛会议后的开资不计入会议，且证人证言证明预赛会议后仍有支出不采纳。余款列何新平贪污。制造贪污，其法理依据何在？
    
    （十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吞公款1058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庭审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相矛盾，罔顾现有证据证实的上诉人在总决赛的支出，忽视上诉人无罪的证据。
    
    1. 2012年呼和浩特铁路局全局货运系统秋季职工技术比武活动，分为选拔赛和总决赛两部分。呼铁局货运处2012年秋季比武活动经费支出，应包括选拔赛和总决赛的支出。
    
    一审已查明，上诉人负责总决赛的“联系安排参赛选手进行集训、彩排和比赛，并陪同货运处领导对参赛选手进行了慰问”。为此，上诉人为秋季比武活动的支出就应包括总决赛。
    
    2. 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在2012年货运处秋季比武活动选拔赛支出情况，查明事实后又引用错误证据，适用证据错误。
    
    法院已审明起诉何新平的关键证人呼和浩特人行培训中心张丽琴会计4份证言前后矛盾，且不能说出合理的解释，出具的证据时间穿越，其证言不足采信。
    
    其证言一直是在围绕其提供的所谓的证据的合理性的解释。证言已否定，为何又要引用其证据？
    
    （1）证据原则是，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优于传来证据，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优于言辞证据。一审法院罔顾上诉人提供的不会说谎的书证、物证“自助餐券”，采信人行培训中心内部流转的自助餐统计单据。
    
    （2）上诉人在人行培训中心的会议室使用费应为6000元。不能简单的以技术比武活动时间，说明占用会议室使用时间，据此认定会议室使用费。一审庭审中，证人出庭证实早在呼铁局货运处开会前就开始使用会议室进行会场布置。
    
    上诉人从始自终及庭审中，提到的会议室使用时间均是两天。根据常理推断，会议室使用是按照使用天数支付费用，上诉人向人行培训中心支付2天会议室使用费是符合事实的，公诉人并没有提出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会议室使用费是按1天半交纳，那么一审法院应当按合理推断上诉人的陈述是属实的，为何强让何新平贪污1500元？
    （十三）一审法院收到的14680元款项，是在公诉人、法院与何新平算账后应由余款，何新平上交余款属于对账后交出经费余额，并非“何新平退还了侵吞的活动经费”。如何能演变成个人曾主动退赃的依据？
    
    1.本案在卷的14680元款项，其中的10900元系上诉人2013年7月26日与检察官算账后提交给检察机关的余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为向反贪局退缴赃款，认定错误。
    
    因为在上诉人何新平还没有向单位报账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已经对案件进行侦查了，这是上诉人与检察人员算账后，上交的经费余款。在侦查期间，何新平将原始单据及余款提交到检察院，并非是退赃，而是向检察机关证明其所持有的票据及余款，还没有向单位报账，而及时将其提交到检察院也是履行了相应的职责。
    
    2.而其中的3780元系本案原一审后，法院自我逻辑算账后强迫家属上缴的款项。法院强迫家属上缴行为为何变成主动退赃的依据？
    
    （十四）面对个人垫支办公务、而被迫接受违规套现款、又强说套现款不需报账、不让正常走报销流程、节余款交回单位不收的无助职工，怎能漠然强加之罪？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仅负有惩罚罪犯的职责，更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推进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使命。面对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国有企业违规违法，怎能熟视无睹！面对个人垫支办公务、而被迫接受违规套现款、又强说套现款不需报账、不让正常走报销流程、节余款交回单位不收的无助职工，怎能漠然强加之罪！
    
    1.一审法院和公诉人对证据的认定没有做到依法、客观、公正，没有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书证的证明力强于证言”、“疑罪从无”等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系列决定和措施中重点反复强调的法律原则仍未充分落实！
    
    2.为了让何新平有罪，法院和公诉人宁可采信人行培训中心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一说一天半4500元，一说会议室使用三次每次500元）迎合和与实际使用会议室时间无直接关系的会期改为1.5天的会议通知，在证据不足且有充分的证人证言，共占用会议室2.5天，打折后按2天6000元收费合情合理，为何不予认定进行主观推断，坚持认定贪污1500元？
    
    3. 为了让何新平有罪，采信了后厨记账单据，采信培训中心的证人证言、为何不按何新平手中的实际单据这一有效书证来计算？
    
    4. 关于决赛期间的相关开支，法庭有必要、也有责任进行认真调查，查清或评估实际开支数额，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庭认定和判决的严谨周密和公平公正！
    
    在检察院侦察期间，何新平就提出过在决赛期间有支出，但侦察人员说是无效证据；在取保后、第一次二审时，何新平再次提出；一审法院重审时，对决赛期间的的开支进行了当庭证人询问，认定了有开支，但不去查清具体数额。
    
    5. 法院已经查明：何新平负责秋季技术比武活动选拔赛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联系安排参见秋季技术比武活动决赛选手进行集训、彩排和比赛的具体工作。
    
    呼铁局呼铁劳卫函【2012】667号《关于举办2012年秋季全局职工技术比武活动的通知》，证实秋季技术比武活动含选拔赛和决赛。庭审已经查明货运处，安排何新平垫资办2012年秋季技术比武。那么，何新平为2012年秋季技术比武活动的支出均应自活动经费中报销。
    
    公诉机关一审补充证据证实秋季技术比武决赛，彩排期间如果中午不回驻地用午餐，局里不管餐费支出，各业务部门自己负责，有带队的。一审查明证实，何新平负责货运处决赛事宜期间是有支出的？
    
    （十五）单位给予何新平的评价是，工作积极、服从安排、无条件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从未有违法违纪行为。上诉人服从领导安排，个人垫资办单位公务，为报销款项由服从安排去站段接受款项，再找领导汇报报账，却无人过问，因为何新平接收款项系领导违规套取出来的，领导不想担责任，不想尽审查报销职责了。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能报多少，上诉人无从知道了，无人问津。钱留在了上诉人手中，司法机关介入来给上诉人算账，余款就认定了贪污，这何其滑稽。
    
    侦察、举证所有事实和证据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查清全部事实、核实所有证据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一审法院既认定了存在决赛期间有相关支出的事实，但又不予彻底查清，不能做到全部事实、所有证据确凿，就轻率判决被告人有罪，怎么实现让公民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享受到公平正义！
    
    整个案件庭审至今，都没有一个何新平虚列支出、虚报费用60000元达到侵吞活动经费贪污犯罪目的的完整证据链。
    
    没有证据确实、充分的证实何新平向单位虚报费用60000元，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何新平侵吞了经费10580元。
    
    何新平 [博讯来稿]

资料显示，毛泽东先后选择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五位接班人，除了最后一位华国锋，其余四位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失去了接班人身份。

　　

　　1、刘少奇是毛泽东选择的第一位接班人。

　　

　　刘少奇,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奉命回国,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是党在白区工作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奇身处抗战前沿,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为实施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做出了贡献。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肃清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准备。为此，毛泽东专门调在华中根据地工作的刘少奇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自此，刘少奇便成为毛泽东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坐镇后方，他制定并实行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关注的目光和工作重点放在东北上,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铺垫。

　　建国后刘少奇又先后写出《关于新中国建设的经济建设方针》、《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等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论著。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存富农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一整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构想，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所借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日益显现,谙熟经济规律的刘少奇潜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经济改革思想。

　　刘少奇之所以被确定为接班人,与他的学识和人品也是分不开的。他不计名利,服从组织;不惧压力,坚持真理;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堪为全党楷模。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组织五卅运动,领导白区斗争,应付突发的皖南事变,创建东北根据地,筹划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等一系列事件中,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 应对准确的决策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少奇还具有高深的理论修养。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是对刘少奇的赞扬。刘少奇对理论的重视和娴熟运用,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他既有扎实理论根底,又长期在第一线领导全面工作;既长于理论研究,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理论建树颇多的领导人。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贡献尤为突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并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对其做出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七大写进党章,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正是看中刘少奇的人品、才干、学识和能力，才十分器重他，全力扶持他，注意突出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刘少奇推向权力舞台的中心。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外出时,都是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其中,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议,明文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并主持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他是党内惟一为毛泽东代理过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人。

　　作家叶永烈在其新著《邓小平时代》披露了这样一段谈话：

　　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到中国来访问，他问毛泽东：“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答道。

　　后来毛泽东把自己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打倒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共和国的建设问题上的主张和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毛泽东又把这种分歧视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还与刘少奇妄图早日接班架空毛泽东而毛泽东又不想过早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心态密切相关。致使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残遭批斗，含恨去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昭雪。

　　

　　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度将邓小平培养成接班人。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回答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对于时年43岁的邓小平来说，这样的评价非常高。毛泽东同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参加劳动。“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认“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68岁的邓小平被毛选定为“接班人”。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过，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打成“毛派”头子，是毛泽东启用邓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请求“做点事”后仅10天，毛即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的批示，是邓的福音。随后在周恩来的运作下，邓小平入京。毛、邓“文革”分离近7年后重聚首。为了国家利益，毛泽东毅然请出“军师”邓小平，治国理政，支撑危局。

　　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邓小平再次被停职，仅保留党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邓小平再次复出，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取代华国锋，成为实权派，掌控国家大局。

　　3、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林彪比邓小平还年轻。他曾在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在长期的烽火战场磨练出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担任政治局委员，不过他一直深居简出，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中共八大召开后，林彪开始在政坛活跃，深得毛泽东信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的斗争、红军长征，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后又坐镇东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又率部南征，迅速解放了中南地区。正因其战功显赫，1955年评定军衔时，位列元帅第三名。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林彪悟出了两点经验:高举和紧跟。他深知,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使自己的政治地位迅速攀升,就必须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而要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就必须高举和紧跟。高举,就是大搞造神运动,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树立自己“好学生”的形象；紧跟,就是表面上无条件服从毛泽东的任何决定,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个人的目的。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凭他一番别出心裁的讲话,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他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颇为满意。对罗瑞卿说:“林彪的讲话水平高,这样的讲话你能讲出来吗?”罗瑞卿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讲不出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认为时机已到,将他悟出的“道道”发挥得淋漓尽致。1966年8月6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被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急召进京。林彪进京后,立刻召见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陈伯达、江青等。林彪说: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你们都知道前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不是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过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这次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林彪的这个讲话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并指示在全会上全文传达。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并在党的章程中明确写上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林彪对此并不满足，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一心想当国家主席。其阴谋败露后，竟企图谋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最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4、在林彪之后，王洪文进入到毛泽东的视线。

　　

　　

　　王洪文是农民出身，靠造反起家。1972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召见时年37岁的王洪文。一番谈话后，这位年轻人开始进入中共权力核心。1973年，王洪文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为梳理王洪文的威信，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1974年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安排王洪文接管政治局日常工作。

　　但是，王洪文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领导人。相反，他与江青等人拉帮结派，搞政治宗派。这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指责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王洪文却执迷不悟，坚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在一起。最终被毛泽东放弃。1975年之后，王洪文就不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5、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等人陪同。送走客人后，华国锋汇报了近段时期中央的工作和全国形势，表示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好。毛泽东在白纸上写了几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曾对华国锋有过高度信任

　　1976年“天安门事变”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将华国锋视为接班人。

　　毛泽东逝世后，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正式接了毛泽东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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