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口酒引起的战争

　　1788年俄国和土耳其交战期间，沙皇盟军奥地利军队为了阻止土其耳军队的挺进，事先占领了考兰谢拜希平原(罗马尼亚境内)。这时，来了几个卖朗姆酒的吉卜赛人。几名奥地利骑兵跟他们买了一些酒，随后几位奥地利步兵走上前来想让骑兵请他们喝几口，却不料被骑兵拒绝。双方因此发生争执，接着演变成一场拳打脚踢的小规模冲突。再往后，有的士兵抽出军刀，有的朝对方开枪。等土耳其人到达时，发现平原上躺着9000多具奥地利士兵的尸体。

　　2、史上最短的战争

　　1896年，英国与其保护国桑给巴尔岛之间陷入了一场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战争。这个岛国新苏丹上台后，不愿与英国继续保持贸易关系，而想跟德国人做生意。愤怒的英国人派出了一支由5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桑给巴尔军队只有3000名士兵和一艘小船，面对英国舰队毫无还击之力，整个战争只用了38分钟便结束。

　　

　　3、接手榴弹的棒球运动员

　　棒球手约翰·斯皮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小分队队长。塔拉瓦战役期间，他被日本军队围困在一个洼地里。当敌人向他投掷第一枚手榴弹时，斯皮兰就像接棒球一样接住手榴弹后，立马给敌人扔了回去。他一共回掷了5枚手榴弹，直到第6枚在他手上爆炸。斯皮兰最终活了下来，但他的运动生涯从此结束。

　　4、一棵树引起的冲突

　　1976年，朝鲜和韩国交界处的一棵树妨碍了美军某个观察哨的视野，于是一名指挥官打算砍掉它。这棵树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亲手种下的。朝鲜守卫士兵首先开火，最终造成两名美国人死亡。为了报仇，美军把一艘航空母舰开到日本海域，并派出轰炸机在当地上空盘旋。朝鲜方面也部署了一支军队，还派遣了携带棍棒的跆拳道斗士。最终，金日成本人表示歉意，并同意美军砍掉那棵树，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5、持续三个世纪的无硝烟战争

　　1639年，英国保皇派和议会支持者发生内斗。最后，保皇派被迫退守康沃尔半岛附近的锡利群岛。他们在那里从事海盗营生，荷兰船只经常成为攻击目标。谈判无果后，荷兰人正式宣布向锡利群岛开战，甚至组织了一支舰队准备发动攻击。然而双方并未发生任何交战，英国人从此再也没有袭击过荷兰船只。这样，双方既不发起攻击，也不宣布停战，直到355年后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

　　6、沟通不便导致战争

　　如果1812年就有电报机，那么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就可以避免了。事情起因是英国通过一项法令，决定向与欧洲国家通商的国家征税。因为美国人拒绝缴税，大不列颠王国的军队收到了攻击这块昔日殖民地的命令。殊不知两天后，英国议会决定取消该项法令。众多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如果当时有电报机，英美两国间的紧张态势就不会升级。然而当消息传到美国时，如火如荼的战争已经无法再回头了。

　　这样都能打起来，只能说还是歪果仁最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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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在折戟沉沙中丧命，留下两个女儿。

　　大女儿林晓霖。一直随生母张梅生活，文革中曾经是哈军工“八八战斗团”造反派头头，林彪曾宣称她的行为与林彪没有关系，并脱离父女关系。林晓霖在生母改嫁后随林彪生活，文革后一面声称与林彪的儿女情抹不掉，一面多方面丑化林彪。虽然她与林彪早已划清了界限，却在文革后很多场合，装模作样的对遭受林彪迫害的人道歉谢罪。此举在有一些人眼里是壮举，在另一些人眼里是不齿的行为。她不赞成妹妹林立衡坚持林彪无罪的政治态度，两人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作为军人退休在北京生活。

　　二女儿林立衡。这个又名林豆豆长的极像林彪的女儿，文革时曾担任《空军报》副总编辑，在林彪出事的关键时刻，第一个向周恩来报告林彪要被劫持上飞机。这个功劳并没有给她换来更好的际遇，而是被关押审查，原因是她一直坚持林彪没有反对毛泽东和主动出逃。后来在毛泽东1974年7 月31日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下，才与张清霖结婚，被下放到河南开封农场劳动。1975年正式转业，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1985年，在一位老干部的关怀下，调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2002年以正处级退休后，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叫“黄鹤大酒楼”的酒楼。后来主要做口述历史工作。

　　

　　黄永胜

　　

　　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与妻子项辉芳的关系并不太好。项辉芳解放前曾任纵队保卫科长，文革前任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据说此人是家庭妇女型，眼光不高，善于计较，不太合群。黄永胜被捕后，项辉芳被中央立案审查。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省监督劳动。黄永胜被判决后，两个人正式离婚。项辉芳后来离休。死后子女做主与黄永胜合葬。

　　儿子黄春光，曾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

　　黄永胜还有三女，分别叫黄春萍、黄伟平、刘细枝。

　　

　　吴法宪

　　

　　吴法宪夫人陈绥圻新四军三师出身，文革时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据说此人活泼能干，擅长外交，但处事属粗线条。吴法宪被捕后，被专案组审查七年。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送原籍监督劳动。1981年定为行政16级退休，后又改为副师职离休。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养女，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吴京秋（后改名金秋）、吴巴璀、吴梦璀，养女陈采芹。

　　吴新潮文革时任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九一三事件”后被逮捕审查。1975年被押送陕西省大荔县的兰州军区空军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被转业，安排到京山县九汤山国营农场，后来被“照顾”到京山县农机厂。

　　当年吴法宪和陈绥圻被抓时，最小的两个女儿吴巴璀14岁，小女儿吴梦璀才11岁。到吴新潮返回北京时，吴梦璀有20元生活费。吴仲秋和吴京秋分别有30多元的工资。吴巴璀下乡插队没有钱，吴新潮也没有钱，和两个妹妹住在广安门车站东街15号的一间破平房里。

　　吴法宪的养女吴采芹是陈绥圻大哥陈子圻的女儿，1967年吴采芹从空军西安学院毕业，分配到空军第三研究所。1970年经人介绍，吴采芹与总政副主任田维新的秘书高瑞荣结婚。因受吴法宪牵连，吴采芹夫妇被转业到高瑞荣的老家山东潍坊。高瑞荣在市委当秘书，1984年突然得亚急性肝坏死逝世。以后，吴法宪请求山东省委组织部将在潍坊无线电厂当工程师的吴采芹调到济南，重组了家庭。

　　吴仲秋当医生。

　　吴新潮在北京上访三年，1981年空军才为吴新潮办了第二次转业手续，补发了三年的工资，并取消了关于吴新潮“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吴新潮到了济南，与父母住在一起。以后经山东省委副书记李子超批示，吴新潮调到山东艺术学院。

　　

　　李作鹏

　　

　　李作鹏夫人董其采是一个知识分子，文革时担任海军办公室副主任。个性强硬，性情古怪，人称董高参。与李作鹏一样铮铮铁骨。在中央审查时，坚决不承认错误，不交待任何问题。1978年6月15日，中央专案组对其做出审查结论，认定“董其采是林彪死党”，决定“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给海军送河北省国营农场劳动”。

　　在李作鹏问题的重新审查中，其长子李冰天曾给胡耀邦写信，要求退还没收的财物。其中退还的1万6千元钱，董其采给孩子们各分1千元，余下的存了起来，告诉孩子们这些将来由她和他们的爸爸来支配。可见她对未来是自信的。

　　董其采在1979年7月至1981年6月的7次申诉中提出：在长达10年对我的审查中，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构成对我政治上的诬陷……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坚决要求给予平反……。后来被解除监督劳动，定为行政十四级，按退休处理。

　　儿子李冰天，海军专科学校毕业，原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警区工作，因受李作鹏问题影响，转业时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海渤湾玻璃厂。1979年6月调到交通部交通出版社搞航海资料工作。

　　女儿李大征嫁给了曾经是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的刘伟钦，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一家4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起了对联。

　　

　　邱会作

　　

　　邱会作夫人胡敏脑子灵活，悟性较好，办事很得体。文革时担任邱会作办公室主任，1971年被审查，1978年6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省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和出狱的邱会作一起定居陕西西安。

　　邱会作有五个子女。

　　长子邱路光原在部队当股长，转业后在商学院当教师，后来下海。

　　二子邱晓阳（邱承光）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懂俄、英两国外语，大学毕业后弃笔从戌，在广州军区司令部某部门当参谋。1968年胡敏带队，以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身分到无锡，认识了一位姑娘叫白雪，被她安排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当一名战士，认作干女儿，从而与邱晓阳认识并于1969年不公开的结婚。“9·13事件”之后，白雪被押送去无锡农村接受改造，从此失去联系。从1973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邱晓阳到处寻找白雪，终于在南京街头相遇。不久，邱晓阳转业。在领导上征求他对自己去向的意见时，他只讲了两个字：“无锡”。1978年，邱晓阳进入无锡一家机械厂之后，与白雪办了结婚手续。白雪后来是医院领导，邱晓阳是工厂工程师。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值得定一部小说。

　　三子邱光光在北京汽车厂工作，后来下海。

　　四子邱小光在汽车公司工作拍退休。

　　女儿邱小京在石家庄实飞厂工作，嫁给某开国少将之子。

　　

　　张春桥

　　

　　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得知他倒台后，即在1977年4月1日自杀于上海。

　　张春桥一家一直住在上海报社一个60平方米的单元里，家俱简朴，有时还穿打补丁的衣服。

　　夫人文静父亲是天津分行的副经理，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3年在任区宣传委员时与张春桥相识。后来在日军大扫荡时被捕，交待了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身份，在日军“宣传班”编写材料。1945年逃出后，1947年与张春桥在张家口结婚。解放后，在1963年填写的正式履历表中，文静没有隐瞒这段历史，如实填写了被捕过程。张春桥倒台后，很多人抓住这一点攻击张春桥维护妻子，并说张春桥也是国民党特务。编造了许多张春桥离婚和找伴的谣言。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

　　儿子张旗，文革时任长春市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1976年被捕，随后释放。后在长春市安排就业，按照行政二十级处理后退休。

　　弟弟张秋桥 ，解放前先后任115师《战士报》、滨海军区《民兵报》主编，鲁南军区《前进报》社长，《津浦前线版》社长，鲁中南军区宣传部长兼《前卫报》社长。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军委《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3年任军报副总编辑，后任总政治宣传部副部长职。1984年底离休。

　　

　　姚文元

　　

　　妻子金英是位普通职工，文革时和三个女儿住在上海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后，为了怕连累家人，一直隐居浙江湖州,后来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三个女儿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大女儿有病很少上班，还有一个女儿是残疾人。

　　

　　王洪文

　　

　　妻子崔根娣是同厂一位普通工人，在厂担任保育员。一直在上海住着简陋的房子。

　　育有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王洪文死后，全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王洪文去世后，崔根娣经常回王洪文老家。

　　王洪文的长女王亚萍成年后从事洒类生意，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有房产。她创建的一款高端白酒“老爷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老爷子题的词。曾有许多台湾省、美国的人邀请她去定居，都被她回绝。她讲：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是我的祖国。我不想离开。两个儿子都是成功的企业家。王亚军是著名古董掮客收藏家。

　　王洪文老家的兄弟姐妹都是普通本份的农民，王洪文得势时没有沾上光，倒台后却沾了一些晦气。

　　

　　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文革期间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1976年毛远新被捕，1986年，被处以17年有期徒刑。1989年3月，其母朱旦华亲笔给杨尚昆写信提出保外就医。出狱后每月生活费200元。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用名李实，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试、阅卷、讲评。后来按照技术职称退休，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因为父亲毛泽民是烈士，上海市民政局还为他办了烈属待遇。。

　　妻子全秀凤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 。

　　女儿李莉出生于1977年1月，那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三个月，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大时，长时间高烧不退，延误了治疗，后经大量使用青链霉素，烧是退了，却发现双耳失聪了。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

　　毛远新回到上海后，一家3口住进了一间13平米的房间，女儿莉莉和妻子全秀凤睡在家中唯一的一张床上，毛远新则睡在门边长沙发上。

　　李莉后来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找到工作。

　　

　　康生

　　

　　文革后，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同时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骨灰堂。康生临死前嘱咐生活管理员杨德田，将所有私藏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

　　康生第一任妻子是17岁结婚的胶南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

　　后续夫人曹轶欧是老革命家，资历比朱德夫人康克清还老。解放前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文革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康生被打倒后，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木樨地22楼），最后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才把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儿子张子石1918年生，曾任青岛第二中学校长，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山东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市委书记（1975年）。文革结束后1979年2月被撤销职务，此时虽然中央还没有给康生定论，担胡耀邦主政的中央党校已经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张子石后来回山东隐居。

　　

　　谢富治

　　

　　谢富治出身于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著名的陈赓、谢富治纵队和陈锡联谢富治兵团。解放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一把手”于一身。由于在云南边境打击土匪和缉毒有功，1959年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文革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同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他推动的《公安六条》成为文革期间的法律性文件。1972年不满63岁的谢富治因病去世，获得了极高的珠荣。文革后的1980年，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夫人刘湘屏解放前担任19岁就担任山西高平县长，文革前任八级部综合局局长。文革后任一级部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6年被免职，1985年被开除党籍。此人即命名被打倒以后，仍然豁达乐观，晚年还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

　　女儿谢小沁曾是哈工大的学生，1969年毕业后，谢富治怕她沾父亲的光，改从母姓刘青。并把他送到兰州军区空军，从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炼。后任第二炮兵政委彭晓枫（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烈士之子）是谢小沁的第一任丈夫。

　　儿子谢铁牛1967年被谢富治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一呆三年，死里逃生，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父母倒台后，谢铁牛做生意，后来成为新家坡公民。回国成立了铁牛集团，拥有广州超一流商业区“正佳广场”，与李嘉诚的“太古汇”面对面。

　　此文不想说明什么，只是为了写文章搜集到的资料。

　　（2013.8.20）

　　【来源：博客中国文贝专栏 有删节】

我差点儿被归入人民公敌之列

　　1944年，一场饥荒已迫在眉睫。我责成起草一份呈交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说明我们的迫切需要。我们希望能给我们发放购买卡。我动摇了许久，但最终还是签署了那份文件。文件送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索契休养。斯大林给我发来一封极其粗暴的带有侮辱性的电报，说我是个不可靠的人：居然打报告证明乌克兰无力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还要求发放大量购买卡以养活人们。这封电报对我产生了致命的作用。我心知，一场悲剧不仅威胁着我个人，而且威胁着乌克兰人民，威胁着整个共和国：饥荒已经无可避免，而且很快便爆发了。

　　

　　斯大林从索契返回莫斯科，我当即自基辅赶至那里。我受到劈头盖脸的严厉斥责。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准备好被归入人民公敌之列。当时这种事转瞬之间便可发生——只需眨眼的工夫，牢门便会敞开，你便会身陷比扬卡（克格勃机关所在地）。虽然我一再要他相信，我的报告反映的是事实真相，乌克兰急需救助，但这只能给斯大林火上浇油。我们从中央什么也不曾得到。饥荒蔓延开来。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开始人食人。例如，我接到报告说，在基辅近郊的一个镇子瓦西里科沃的桥下发现了人头和人的脚掌。也就是说，尸身被充作了食品。随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

　　基里琴科（时任敖德萨州党委书记）讲过，当他前往一个集体农庄检查人们如何过冬时，人家要他去看一个女庄员。他去了。“我遇上一幅可怕的情景，亲眼看见这位妇女正在桌子上一块块切割自己孩子的尸体，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一边割一边说：‘玛涅奇卡（女孩小名）已经给吃掉了，现在咱们把万涅奇卡（男孩小名）腌起来，这可够吃一阵子的了。’这个女人饿疯了，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您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吗？”

　　我将这一切全都报告了斯大林，可仅仅是惹得他大发雷霆：“软骨头！人家欺骗了您，故意撮合这种事情，希望得到怜悯，强行让人动用储备粮。”也许斯大林另外得到了他觉得更为可信的消息？我不知道。

　　斯大林提出了需要召开研究农业的党中央全会的问题，让我做报告。报告后许多人发言参与辩论，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机械化和种子问题。我的发言惹得斯大林怒不可遏。而在马尔采夫发言之后，我更是大难临头。他发言中讲到春小麦获得多么好的收成，我当即便感到被人戳到了最痛之处。我心知，斯大林便会不分青红皂白，马上扯出春小麦的问题，当面对我大加指责。我可是一直反对硬性要求种植春小麦的，因为它在乌克兰产量不高，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尽管有些集体农庄春小麦长得不错。

　　刚刚宣布会间休息，我们才走进休息室，斯大林即已神情激动，恶狠狠地向我兴师问罪。……

　　我很不走运，1947年春天我患感冒，又得了肺炎，一直卧床，还使用氧气袋，好不容易才活下来。

　　1949年是我在乌克兰工作的最后一年。斯大林来电话，让我去莫斯科，他说，我将被再次调到全联盟的首都去工作。依我看，召我回莫斯科，是斯大林某种精神障碍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被召回这件事，而是促使斯大林紧急调我的原因。马林科夫突然打电话来说，斯大林让我火速去莫斯科。“怎么个火速法？”“越快越好。明天乘飞机来吧。”次日我即飞抵莫斯科，再次担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说我必须调到莫斯科时，已经提到列宁格勒的阴谋被揭发出来。他一向认为列宁格勒是个阴谋家的城市。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很多人被抓起来了，大逮捕开始了。逮捕了一大批列宁格勒的人，还逮捕了中央从列宁格勒抽调出来提拔到外地任职的人。气氛越来越紧张了。我国照例是重大问题都要在政治局或者部长会议上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以免发生重大错误。然而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会也不开。政治局委员聚集在斯大林那里，听他一个人讲，他则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做着指示。有时他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他喜欢的话；要不就冲人们嚷嚷，并且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当下亲自拟定中央委员会或者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然后决定出台了。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专横。我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然而这是事实。

　　通常是这样的情形：案子结束时，斯大林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当场签署文件，并让其他人轮流签字。其他人看也不看，仅仅根据斯大林提供的情况，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这样一来就成了集体判决。

　　柯西金也危在旦夕。斯大林将被捕的列宁格勒人的供词分送政治局各委员，供词中提到柯西金的许多问题。我至今也无法解释，他怎么坚持下来了，斯大林为什么会没有下令逮捕他。大概柯西金甚至还受到了审问，他也写了辩解材料。向他提出了极其荒唐的指控，全是胡说八道。然而如常言所说的，柯西金抽到了一张中奖的彩票，躲过了这一劫。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看你的目光或是他当时有何感觉。有时候他会说：“您今天怎么不看我啊？您的眼睛老是躲躲闪闪的。”或者是类似的什么话。而且这一切都恶狠狠地说出的！一个理智的侦查员即使对于死硬的罪犯也不应该这样，何况这是在友好的餐桌旁边说的话。我们都坐在那儿用餐，对于应他之邀坐在他的餐桌旁同他谈话的人，他就是以这样的修饰语和即兴插话来嘉奖他们。

　　对于谋杀李特维也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斯大林有着双重的动机。斯大林认为他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美国间谍，他一向都是把自己屠刀下的所有牺牲者叫作间谍、祖国的叛徒、变节分子和人民公敌。

　　我还记得斯大林当着那位小酒馆老板兼中将的面严厉申斥我的情形，那人总是和我们大家一起酗酒。有一次我从前线乘飞机回来，必须在第二天就坐飞机离开。我同斯大林已经讲好，我明天一早就走。因此我极不情愿在斯大林那里喝醉酒，然后在狼狈的情况下出门坐飞机回去。在机场上和别人见面那多丢脸，因为肯定会遇见人的，你同人家一说话，人家就会发现你处于什么状况。这是很丢脸的。于是我决心设法推掉酒宴，不做久留。而且时间已经很晚（诚然，按照斯大林不分昼夜的时间算法还早），都深夜两点了。我就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告辞。我明一直在打算早点儿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明天？”“明天。”一阵沉默。

　　

　　他突然胡扯开了：“您要为1942年牺牲的科斯坚科将军之死负责。”我回答说：“是的，我要负责……”我已不记得他就这个问题刁难了我多长时间。简直就是有意挖苦我。我感到很难堪。其他政治局委员洞察一切，他们对这种事的态度是：今天训我，明天又会训他……斯大林就是这么干，轮番找碴儿。

　　可是旁边还有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呀，然而现在我却当着这个局外人的面受到惩罚，背上无端的罪名，处在如此被侮辱的境地。只有斯大林才会这样放肆。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监督！我们有时候说，他肯定多会儿还会走到这一步：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裤子，在桌前方便，然后宣称这也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无疑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此刻斯大林坐在桌旁，不吃不喝，一直要等到另外有谁尝尝这道菜和这瓶酒之后。他总能找到借口。比如，现在正在品尝酒；这是格鲁吉亚人送来的陈酒，应当品尝品尝。当然他深知我们的“品尝”水平，根本不予重视，得由他自己宣布是好酒或是坏酒。但是他需要由我们先尝，而他则要等一等：如果没有人倒下，这时候他才喝上一小口，品品味道，然后再开杯畅饮。他要想吃什么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每个人就都有一道“爱吃的菜”，各人都得首先尝一尝。“这是鹅杂碎，尼基塔（赫鲁晓夫），你还没有尝过吧？”“没有。”我回答说，已经看出，他想动手取食，可又很害怕。于是我就尝了尝，他也马上开始吃了起来。就这样，每道菜都必定有一个品尝的人，由这人弄清楚放毒了还是没放毒，斯大林则等着瞧。

　　斯大林个性专横，脾气粗暴。但他的粗暴绝非仅仅表现在某种情况下凶狠恶毒或者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的态度上。这是一种总体上的凶残，是与生俱来的粗暴。有时候他也斥责我，侮辱我，粗暴地抨击我。但我仍然要说，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天，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的身体显然一年比一年衰弱。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记忆力的模糊之上。有时候我们一起进餐，他眼望着一个交往了一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人，却突然愣住了，怎么也记不起人家的姓名。这时候他便非常气恼，不愿让别人察觉。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体力上的衰退。我记得有一次他面对布尔加宁，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反复打量着对方，问道：“你叫什么来着？”“布尔加宁。”“对，布尔加宁!”直到此时，他才说出了本来打算向布尔加宁说的话。类似现象相当频繁地一再发生，常常惹得他大发雷霆。事后他便将自己的恶气发泄到与他共事的人身上，这些人与他一起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而且很遗憾，他们也是许多清白之人被无辜滥杀的见证人。祸根全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有关必须扩充“绞肉机”的全部材料，既是他亲自援引的，也是他亲自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并进行解释的。

　　我还记得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新阿丰休养的情形，这是1951年。有一天，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斯大林起床，穿好衣服，来到房子外面。我们也跟着他出门，三个人一起站在房前。突然间，斯大林无缘无故地盯着我瞧了瞧，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对谁都不相信。自己也信不过自己。”他说这话的，我们简直目瞪口呆。当他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谁也信不过，甚至连他自己也信不过的时候，这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您能想象吗？一个身居如此高位，决定着举国命运、影响着世界未来的人，居然会说这样的话？如若细加思量，如若从这个视角对斯大林所干的种种坏事进行分析，那么就会明白，他的确从未相信过任何人。当然这种事情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不相信人可以说是他的权利，虽然，这会对一个具有此类性格的人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但是，当一个对谁也不相信的人同时还具有一种要将其不信任的人统统除掉的性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正是他身边的人全都长不了的原因。当他对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之时，他们还能活命、工作。而等到他不再作依了，便会开始对他们“看不惯”。一旦他对与他一道工作的人之中某个人不信任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他们的悲惨时刻也就降临了，只能步那些已经丢掉性命者的后尘。实际上，那些与他一道工作，在党的队伍中为党内团结而共同奋斗的人，总是渐次遭到这样的命运。后来这些几乎悉数被除掉。事情竟发展到斯大林开始将伏罗希洛夫视作间谍的地步。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他一直不让伏罗希洛夫参加所召开的任何高级会议，首先是政治局会议，怀疑他是英国间谍。不过，真正的会议早已不开了，只是偶尔进行聚会，其实就是在临吃午饭或晚饭之前顺带聊一聊。

　　

　　至今我也完全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情断义绝的。当然，如果想到他妻子热姆丘任娜被斯大林投入监牢的事，那么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同意斯大林或中央全会的做法。全会讨论撤销热姆丘任娜中央委员资格的问题时，大家都投了赞成票，而莫洛托夫则弃权。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但是弃了权。此举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们还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相互配合。斯大林在世的最后数年间，莫洛托夫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有一次斯大林在苏呼米休养，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是个美国间谍，他与美国人同流合污。

　　过了一段时间，米高扬也遭到同样的冷遇。我至今说不出斯大林给他安的是什么罪名。莫洛托夫似乎是个美国间谍，因为说他在美国拥有专用车厢，自然那里也就有他真正的主子。那么，米高扬呢？他是哪国的间谍呢？要是斯大林多活上半年，恐怕他早就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了，他们必然会落得与所有“人民公敌”同样的下场。【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修订版第二卷述弢等合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 舒云新浪博客 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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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评论  吕柏林    2016-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