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水平到底比美国落后多少年/奥巴马医保怨声载道 美医疗改革到底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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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9/10/2016 5:38:15 PM 被閲覽數： 11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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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水平到底比美国落后多少年



2016年9月11日


    
    来源：健康养生 
        
                                        上次乐爸在美国为儿子治疗脱臼的事件，让人突然觉得美国医生治个脱臼又贵医生技术又差，好像美国的医疗突然落后中国很多年，事实上这样吗？
    
    我们从一些病的死亡数据可能就能看出，中国医疗水平比美国落后，而且还落后很多年，看完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2015年美国癌症协会与2015年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的统计数据

    中美在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上有着显著差距：30%对比66%
    
    以三种致死率最高、最高发癌症为例：
    
    肺癌：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2015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SBRT/SABR）结果与手术相似。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甚至更长
    
    医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2》中国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3》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同步。
    
    4》监督机制
    
    三方监督美国医生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者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倒是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5》治疗手段的区别
    
    放射治疗
    
    在癌症的治疗方法中，人类已经探索出手术切除、化疗、放疗等方法。手术切除、化疗已经被广泛熟知，而放射治疗作为癌症治疗手段之一，由于从医学发展方向的起步较晚，致使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对其认识还略显不足。常规的放疗是指光子治疗，而质子治疗相对来说更是新技术。
    
    据统计，在美国所有的肿瘤治疗当中，大概有70%的病人需要做放射治疗；当中的70%是根治性或者参与根治性的，包括在根治性治疗当中起到主要的或者辅助的（作用）；而在这70%的根治性（参与根治性）治疗当中，又有70-80%的患者是被根治的；即所有接受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中，有35-40%的患者得到了治愈。在美国，肿瘤的总体治愈率大概在60%-70%，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肿瘤的治愈是依靠放射疗法，或者有放射疗法参与的。数据显示，在所有肿瘤治疗的开销当中，用于放射治疗的费用小于14%，即我们用小于14%的社会资源，治愈/参与治愈了40%的肿瘤病人，更不用提它在其他如姑息治疗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在指征符合的情况下，放射治疗是效价比最高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对许多癌症病人而言，放射治疗甚至是唯一必须用的治疗方法。
    
    很多患者对放射治疗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例如认为放射治疗只是一种姑息性治疗，手术才是唯一的根治手段；放射会“致”癌而非“治”癌；以及恐惧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等等。这些观念其实都是错误的。
    
    首先，目前已经有很多数据显示在早期肺癌的治疗当中，立体导向治疗的放射治疗的治愈率和生存期跟手术切除相比没有差别，甚至有在一些大刊上发表的数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放射治疗的效果比手术切除还要好。
    
    其次，现在的放射治疗对医生和病人一般都会保护得很好，根本不会出现放射“致”癌的情况。其实，放射并不可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接触放射物质。放射自身对人体当然并不是有益的，如果不是需要，大可避开，但是从肿瘤治疗的角度出发，这点剂量对肿瘤治疗的意义和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相比，其意义是大得多的。
    
    最后，在副作用方面，其实任何事物都存在副作用。任何外科手术也有副作用。比如，肺癌病人的切除手术，在手术30天内死于手术并发症的死亡率占5%，100个当中就可能有5个病人死于并发症，但相较而言，放射治疗在肺癌早期的治疗中没有说30天内死于放疗的。
    
    人们对传统的手术方法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手术治疗已经存在一百年了，对新的治疗方法比较难接受，这可以理解，但是当中有一个知识性的交接，要患者接受新的治疗，知道在一些情况下，放射治疗的治疗效果是跟手术治疗一样，甚至一些手术治疗不能做到的事情放射治疗还能做，效果也非常明显。
    
    试管婴儿
    
    一般来说国内会将胚胎培育到第三天，美国会培育到第五天。第一天被称为受精卵，第二天进入4细胞期，第三天进入8细胞期，第四天进入桑椹期 (Morula)，第五天形成囊胚(Blastocyst)。 这整个过程都需要在和母体环境相同的营养液内进行培养，囊胚的存活率要高于胚胎，但是胚胎形成囊胚的这两天对于人工培育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只有美国才可以培育成囊胚，国内绝大多数医院都只能培育成胚胎。
    
    同等活力下的胚胎与囊胚，囊胚的移植成功率要高于胚胎。国内大多数是胚胎移植，成功率一般在20-30%之间，美国进行的都是囊胚移植，根据数据显示，囊胚的成功率比胚胎要高出一倍左右。同时，美国试管婴儿在对囊胚进行移植前有一个重要的操作，这个操作就是对囊胚进行PGD筛查，这个技术可将活力低下或是有隐性遗传病的囊胚直接淘汰，针对囊胚的细胞均匀情况、活性等进行评级，最终挑选最健康的囊胚进行移植，从而对成功率也能达到大的提升和保障。PGD技术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达到最高水平，是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核心技术。

奥巴马医保怨声载道 美医疗改革到底卡在哪？




2016年9月11日


    
    来源：学习时报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美国人围绕这一话题大约已经争论了30年。每次总统大选，医药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改革都是各方激辩的焦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美国人围绕这一话题大约已经争论了30年。每次总统大选，医药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改革都是各方激辩的焦点。那么，美国医保改革究竟卡在哪儿呢？
    
    近几届美国总统都试图提出医保改革计划，但大多宣告破产，唯有奥巴马医改法案例外。2010年3月国会众议院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旨在实现“政府接管医疗”和“全民医保”，并在6年时间里使全美参保人数增加了1000多万。然而政府各项医保支出的增长速度并未减缓，政策本身也缺乏一致性，各界对医改法案的质疑和反对一浪高过一浪。那么，美国医保改革究竟卡在哪儿呢？
    　　
    利益相关方激烈反对
    　　
    尽管美国医学界多数人如今已转变态度，表示支持推行某种程度国家干预甚或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计划，但医院和医生仍然强烈反对政府实行任何形式的医疗价格管控，认为这样会大大降低医疗服务效率。
    
    实际上反对者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医师群体，最激烈的抨击来自医疗保险改革的两个重要利益相关方：一是大型保险公司，二是小企业主。保险公司担心一旦实行全民医保，联邦政府会严格管制保险费用上涨，还会要求保险公司为患者分担更多医药费。小企业主则不愿意以税收或者其他强制形式为雇员承担医疗保险费用，这样会提高其生产成本，他们更愿意医保是一种选择性福利。大型保险公司与小企业主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极右派共和党人，后者坚持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是解决医疗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国家用任何立法或者行政手段干预医疗市场都会遭到失败。虽然温和派共和党人赞成某种方式的医疗改革并主张将医疗保险推广到每个人，但其政治理念依然使他们对政府过多介入心存顾虑。在本轮总统大选中，就有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希望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尽管该法案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实质性利益关联。随着雇主承担保费增加，民主党阵营的大产业工会也对医改表达出不满。
    　　
    党派之争最终表现为政治行动。截至2016年5月，共和党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60次诉讼，要求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其中心主张是反对“政府接管医疗”以及反对医疗体系社会化。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总体上捍卫了医改法案的完整性，但法案部分内容已然发生变化，对改革带来巨大打击。如2015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允许每个州选择是否向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救助，这意味着反对奥巴马医改的州可以采取不提供医疗救助的政策，改而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这样无疑加大了医改成本和纳税人的负担。
    
    多数中产阶级并未从改革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医改旨在扩大社会福利，也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但反对医改法案的人数总体上超过赞成者。有研究援引了盖洛普民调数据，2014年7月有53%的人反对医改，37%的人赞成。随后反对者人数占比有所下降，到2016年4月降为49%，但赞成者仅占38%。深入分析受访对象结构可以发现，低收入群体赞成医改的比例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女性赞成者占比高于男性。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该法案对低收入阶层更为有利，有业内人士甚至评价奥巴马医改是“牺牲大众的效率换取‘无保族’小众的公平”。正因如此，占美国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医改法案的最大反对群体。
    　　
    在美国，由雇主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平均为30%，个人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高达57%，中产阶层缴费压力巨大。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增速缓慢，医保起付线增长的幅度是工资增幅的8倍。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时还不至于落入低收入者行列，不可能获得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因此他们从医改法案中获得的相对收益最少。哈佛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宣布破产的400万个家庭中，有近一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重病却又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而引起的，也就是“因病致贫”。这些人从收入上看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实际上其经济脆弱性最明显，稍有健康风险就可能落入贫穷的行列。
    　　
    在改革实施后的几年里，医疗费用的起付线和个人分担的比例都在增加。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保费在改革后大幅上涨，享受的医保待遇却有所下降。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医改推高了保险费，获得的保障收益却没有那么多。另外，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医改政策会滋生对福利的依赖。一些人为了获得医疗救助，故意把收入维持在门槛线以下。由于医保覆盖了近90%的人口，各项医保支出持续增加，但真正的缴费主体增加不多，中产阶级担心未来还要承受额外税收负担。
    　　
    医保控费难题始终无解
    　　
    高昂的医药费用一直是困扰美国医保改革的难题。在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的双重影响下，2014年美国健康总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7.1%。而在实行全民医保体系的英国，2014年健康支出占GDP比重仅为9.1%，并且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美国人还要高。加拿大政府为每个国民投入的健康费用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但加拿大人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远低于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也要比美国人长2.5岁。
    　　
    据统计，美国每年人均医药费用8600美元，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两倍左右。医药费用上涨缘于多种因素，比如新技术和新药带来医疗质量提升、收入水平提高、慢性病比例上升、管理费用攀升、医疗保险引入等。老年人口是医药消费的主体，在老龄化社会中，医疗保险促进医药消费的作用更为明显。从制度层面看，美国医药费用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医疗体系私有化、垄断化导致医药定价缺乏透明度。在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名义上是非营利性质的医院，实际上成为全美最赚钱的机构。譬如2010年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利润5.31亿美元，高达26%的利润率可谓服务型企业的奇迹。随着医疗收费的持续上涨，保险公司的理性选择是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削减保险覆盖内容和增加自费项目，结果是即便有保险者也无稳定的医疗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奥巴马医改法案试图控制医药费用并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效率，但收效甚微。在改革之初，奥巴马医改小组聘请了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采用复杂的模拟技术进行了论证，得出每个家庭每年节省医保费用最高可达2500美元的结论。没想到法案通过之后却引出很大麻烦，原因是这位经济学家直率地告诉媒体，不是所有的家庭保费都会下降，法案没有披露所有细节，一些细节选民不可能懂。民主党对此非常震惊，共和党抓到了把柄，民众更是感到愤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医保改革带来的医药消费增长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美国医保改革究竟卡在哪儿呢？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美国人围绕这一话题大约已经争论了30年。每次总统大选，医药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改革都是各方激辩的焦点。新
    　　
    近几届美国总统都试图提出医保改革计划，但大多宣告破产，唯有奥巴马医改法案例外。2010年3月国会众议院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旨在实现“政府接管医疗”和“全民医保”，并在6年时间里使全美参保人数增加了1000多万。然而政府各项医保支出的增长速度并未减缓，政策本身也缺乏一致性，各界对医改法案的质疑和反对一浪高过一浪。那么，美国医保改革究竟卡在哪儿呢？
    　　
    利益相关方激烈反对
    　　
    尽管美国医学界多数人如今已转变态度，表示支持推行某种程度国家干预甚或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计划，但医院和医生仍然强烈反对政府实行任何形式的医疗价格管控，认为这样会大大降低医疗服务效率。
    　　
    实际上反对者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医师群体，最激烈的抨击来自医疗保险改革的两个重要利益相关方：一是大型保险公司，二是小企业主。保险公司担心一旦实行全民医保，联邦政府会严格管制保险费用上涨，还会要求保险公司为患者分担更多医药费。小企业主则不愿意以税收或者其他强制形式为雇员承担医疗保险费用，这样会提高其生产成本，他们更愿意医保是一种选择性福利。大型保险公司与小企业主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极右派共和党人，后者坚持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是解决医疗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国家用任何立法或者行政手段干预医疗市场都会遭到失败。虽然温和派共和党人赞成某种方式的医疗改革并主张将医疗保险推广到每个人，但其政治理念依然使他们对政府过多介入心存顾虑。在本轮总统大选中，就有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希望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尽管该法案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实质性利益关联。随着雇主承担保费增加，民主党阵营的大产业工会也对医改表达出不满。
    　　
    党派之争最终表现为政治行动。截至2016年5月，共和党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60次诉讼，要求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其中心主张是反对“政府接管医疗”以及反对医疗体系社会化。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总体上捍卫了医改法案的完整性，但法案部分内容已然发生变化，对改革带来巨大打击。如2015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允许每个州选择是否向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救助，这意味着反对奥巴马医改的州可以采取不提供医疗救助的政策，改而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这样无疑加大了医改成本和纳税人的负担。
    　　
    多数中产阶级并未从改革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医改旨在扩大社会福利，也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但反对医改法案的人数总体上超过赞成者。有研究援引了盖洛普民调数据，2014年7月有53%的人反对医改，37%的人赞成。随后反对者人数占比有所下降，到2016年4月降为49%，但赞成者仅占38%。深入分析受访对象结构可以发现，低收入群体赞成医改的比例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女性赞成者占比高于男性。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该法案对低收入阶层更为有利，有业内人士甚至评价奥巴马医改是“牺牲大众的效率换取‘无保族’小众的公平”。正因如此，占美国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医改法案的最大反对群体。
    　　
    在美国，由雇主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平均为30%，个人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高达57%，中产阶层缴费压力巨大。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增速缓慢，医保起付线增长的幅度是工资增幅的8倍。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时还不至于落入低收入者行列，不可能获得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因此他们从医改法案中获得的相对收益最少。哈佛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宣布破产的400万个家庭中，有近一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重病却又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而引起的，也就是“因病致贫”。这些人从收入上看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实际上其经济脆弱性最明显，稍有健康风险就可能落入贫穷的行列。
    　　
    在改革实施后的几年里，医疗费用的起付线和个人分担的比例都在增加。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保费在改革后大幅上涨，享受的医保待遇却有所下降。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医改推高了保险费，获得的保障收益却没有那么多。另外，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医改政策会滋生对福利的依赖。一些人为了获得医疗救助，故意把收入维持在门槛线以下。由于医保覆盖了近90%的人口，各项医保支出持续增加，但真正的缴费主体增加不多，中产阶级担心未来还要承受额外税收负担。
    　　
    医保控费难题始终无解
    　　
    高昂的医药费用一直是困扰美国医保改革的难题。在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的双重影响下，2014年美国健康总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7.1%。而在实行全民医保体系的英国，2014年健康支出占GDP比重仅为9.1%，并且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美国人还要高。加拿大政府为每个国民投入的健康费用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但加拿大人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远低于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也要比美国人长2.5岁。
    　　
    据统计，美国每年人均医药费用8600美元，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两倍左右。医药费用上涨缘于多种因素，比如新技术和新药带来医疗质量提升、收入水平提高、慢性病比例上升、管理费用攀升、医疗保险引入等。老年人口是医药消费的主体，在老龄化社会中，医疗保险促进医药消费的作用更为明显。从制度层面看，美国医药费用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医疗体系私有化、垄断化导致医药定价缺乏透明度。在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名义上是非营利性质的医院，实际上成为全美最赚钱的机构。譬如2010年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利润5.31亿美元，高达26%的利润率可谓服务型企业的奇迹。随着医疗收费的持续上涨，保险公司的理性选择是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削减保险覆盖内容和增加自费项目，结果是即便有保险者也无稳定的医疗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奥巴马医改法案试图控制医药费用并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效率，但收效甚微。在改革之初，奥巴马医改小组聘请了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采用复杂的模拟技术进行了论证，得出每个家庭每年节省医保费用最高可达2500美元的结论。没想到法案通过之后却引出很大麻烦，原因是这位经济学家直率地告诉媒体，不是所有的家庭保费都会下降，法案没有披露所有细节，一些细节选民不可能懂。民主党对此非常震惊，共和党抓到了把柄，民众更是感到愤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医保改革带来的医药消费增长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