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吻/租界真相/全球经济出现大问题/毛为何除掉五面间谍/中国崩溃/鲁迅名言/价值观
發佈時間: 9/12/2016 12:47:11 AM 被閲覽數: 109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这突如其来的一吻?????




租界真相,欺骗了多少天真的爱国青年(图)



老上海的租界。(网络图片)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

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

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

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

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

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

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像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皇帝的指派。

换言之,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

换言之,所谓的“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

换言之,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付出!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backchina




毛为何炮制冤案除掉中共的〝五面间谍〞 (图)







从9月1日起,中共军网开始刊登〝军事解密〞系列,首个系列讲述的乃是中共〝红色特工〞,其中就包括中共绝无仅有的〝五方特务〞袁殊。其〝五方特务〞的意思是除了为中共提供情报外,还同时兼有中统、军统、日伪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

历史罕见的中共五面间谍袁殊
这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军网没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场。笔者文中的若干史料来自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一文。顾雪雍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因此了解不少内幕。
误入歧途成为〝五方特务〞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6岁时参加北伐战争,左倾思想出现端倪。之后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开始接触马恩思想。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并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久,袁殊离开左联,1931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个有名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手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也使他获取的涉日情报又快又准。岩井后来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情报,袁殊还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红帮,成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中共输送多方情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重视,他也因此获得了军统身份,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着的汉奸的行动,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后,因身份被南京伪政府特务组织识破,袁殊差点被处死。在生死关头,岩井将其救下。为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了汉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为了拥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务〞,但其核心还是为中共服务。
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
有着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尼克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栗裕部队则凭藉及时的情报,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至于给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则是由选择性的。但他亦接受军统的命令,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比如暗杀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等。
在日伪期间,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参与屠杀国民顾雪雍党报人
根据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还在于他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在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后,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日伪政府于是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
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渐渐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
这说明,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坏的险恶用心。
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
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与日军秘密谈判。
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记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余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过年,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全球经济出现一大问题 比"雷曼破

产"更可怕!(图)


京港台:2016-9-10 10:09| 来源:万得资讯 |    



  股市是实体经济晴雨表,其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但是现在两者的走势却出现了严重背离,而且愈行愈远,整个市场非常扭曲。

  全球资产相关性高企

  几十年来,根据市场规律股价和债券价格走势一直呈负相关。但最近全球股票和债券的负相关走势已经出现崩溃征兆,呈现出同涨同跌的走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30个交易日里,仅有11个交易日股票和债券价格呈负相关,其频率创下07年以来之最。

  

  大多数交易日,股市和债券的价格呈正相关

  通常情况下,这种相关性不会吸引太多公众注意。投资者更关心资产价格的绝对走势(比如股市上涨了吗?),而不是相关性。

  根据瑞士信贷数据(Credit Suisse Data),正常情况下主要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水平在50%左右,与历史常规水平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市场波动各自独立,偶尔保持一致。08年雷曼倒闭后一年内市场相关性水平跃升至65%。这并不奇怪,由于投资者恐慌并抛售,市场崩溃往往伴随着很高的相关性。

  

  市场崩溃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

  有趣的是2010年以来,市场危机感已逐渐消退,许多资产价格大幅飙升。但相关性不但并未像以往一样下降,而是出现了V型反弹,达到历史高位67%

  全球央行QE规模逼近每月2000亿美元,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央行用这些非常规措施制造出的流动性推高了市场价格,但是这些流动性未能进入实体经济。

  美银美林(America Merrill Lynch)警告称,相关性持续升高可能会给风险平价配置策略基金带来毁灭性打击,继而造成金融系统风险

  

  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一路走高

  在市场判断完全被央行政策垄断的时候,什么可能引发股票和债券同跌的灾难?Willis Towers Watson资产管理公司的Alasdair Macdonald称,央行加息再加上经济滞涨,或市场和投资者对央行完全失去信心。

  现金是最好的投资

  二十年前,对冲基金似乎无所不能。只要出现市场冲击,或经济进入周期性转折,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等一批金融大鳄就会迅速杀入,且往往能大赚一笔。

  然而,好景不再,该行业的表现已连续多年不佳,其中许多对冲基金甚至未能击败美国股票指数。

  近期,挪威对冲基金公司行业资产管理(Sector Asset ManaGEment)创始人Peter Andersland提醒投资者,全球正遭受着史无前例的金融风险,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政治或者川普当上美国总统,而是来自于资本市场本身。股债两市现在主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导致投资者曝露于无限的风险之中无处躲藏

  Peter Andersland表示,每个人都想通过多元化策略来管理风险,投一点债券,再投一点股票,但是如果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增加,基于多元化的风险投资管理已经失去了效果。根据其个人的分析,全球股票市场可能有5-10%的上涨,但是全球市场精选指数(MSCI ACWI)将下跌40-60%

  

  股市价格越来越高,对全球GDP预期却不断下降

  Andersland管理着16亿美元的资产,其中现金持有率高达50%,因为目前持有现金似乎成为了对冲债券股票市场风险的最佳方式。








人生有什么意义?


  李松蔚 南方人物周刊

  

  "

  佛教有一个说法叫「历劫」:就算红尘劫数都是空幻,也必须经历一遍才能领悟。有时候我会借用这个说法,把人从超越性的问题拉回现实层面

  "

  偶尔会有一些人来找我讨论“人生有什么意义”。这当然不属于心理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像为什么活着这种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个心理咨询师怎么可能拥有终极答案?当然,我不会用这种话把人打发走了事。我的职业虽不能从超越性的角度给予回答,却可以从现实角度探究问题背后的动机。

  这些问题被问出来的同时,往往带有挫败。假如你试图给予回答,这些答案会遭到否定或者进一步消解。或者不如说,它之所以被问出来,常常是因为在提问者心里,可以想到的答案,都质疑否认过一百遍了。

  “人生的意义在于拥有一些重要的关系吧,总有人在意你。”“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父母双亡、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呢?就不值得活了?”

  “这个社会也总还是需要他啊。”“假如他就是想当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跟社会不发生任何关系呢?”

  通常最终会哑口无言。人为什么要恋爱?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生孩子?为什么接受教育?——如果试图去维护这些行为存在的必要性,你会发现很难站得住脚。生孩子是为了老有所养?拜托,有那些钱你买保险啊。

  这些看法相当消极,同时又相当正确。被问到的人只好摇摇头,说提问者是钻牛角尖。表面看是因为他们不愿思考自己的人生,实际上也是无能为力。投入到生活当中的人,不可能真正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生活从生活中拿出来,作为一种客体对象来讨论了。

  这就好像一群人在野地上踢球,分了拨,记着分,玩得热火朝天,有一个人在旁边评论:“你们这个输赢有什么意思呢?何必这么投入?赢了球也没有奖励,甚至没人关心。你们是在练习技术么?可是你们一辈子也达不到职业运动员的水平。甚至你们踢的不是球而是易拉罐。”他说的都是对的。

  但他是观众。他之所以理智,是把踢球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真正踢球的人不可能思考这些。他们当然也明白这些道理(有些时候,旁观者以为只有自己看破了这些,倒未必),但是踢起球来谁还那么想?一个人踢球的时候,踢球这件事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和自己分开的对象,它已经构成这个人当下的存在状态本身,或者说就是这一刻的他自己。他既然在这一刻踢球(作为主体),便不可能同时分析踢球(作为客体)。你怎么可能既做球员又做观众呢?你总是坐在一个自己的位置上。

  做观众,才可以理智分析;做球员,就尽情投入。

  我有时候会想,一些人之所以不做球员,未必因为他们理智,而是反过来,也许因为不愿或不敢做球员——提出问题是为了回避问题。因为它们一旦成为问题,就不再是生活本身。

  所以,比起问题的答案,也许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提这种问题——后者是现实性的。比如不想结婚,这是现实性的问题,但他没办法用现实的方法说“我不想结婚”,所以他必须上升到一个超越性的说法:“结婚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可说服的位置上。“不想清楚为什么踢球,我就不踢。”这话很对,所以说话的人是旁观者。

  超越性的问题自然有其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不确定提问的人是在思考还是借着思考达成现实中的逃避,或者这两者本来也难以区分。佛教有一个说法叫“历劫”:就算红尘劫数都是空幻,也必须经历一遍才能领悟。有时候我会借用这个说法,把人从超越性的问题拉回现实层面。《红楼梦》就在讲这么一个历劫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切痴缠都无意义,和尚道士一直笑人执迷不悟,但执迷不悟就是执迷不悟,不走一遭,不会真的通透——你要不要走这一遭呢?这里无所谓意义,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backchina





老天为什么不眷顾好人?看完茅塞顿开


  

  来源:简单(ID:maixiao8)

  1963年,一位叫玛莉 · 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戴维(她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

  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西勒·库斯特先生:老天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天遗忘了。

  西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天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千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提问。

  正当他对玛莉小姑娘的来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时,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也许他一生都该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就是在这次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西勒·库斯特是这样回忆那场婚礼的:牧师主持完仪式后,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许是两人过于激动。总之,在他们互赠戒指时,两人阴错阳差地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右手上。

  牧师看到这一情节,幽默地提醒: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

  西勒·库斯特说,正是牧师的这一幽默,让他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

  后来,西勒·库斯特得出结论:老天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天让善人成为善人,也就是对善人的最高奖赏。

  西勒·库斯特发现这一真理后,兴奋不已,他以“上天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即给玛莉·班尼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一千多家报刊转载,并且每年的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刊载一次。

  

  前不久,一位中国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封信,读后在网页上留言说:

  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曾经对恶人迟迟得不到报应感到迷惑不解。现在我终于明白,因为“让恶人成为恶人, 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backchina






一平: 中国崩溃的几种可能(上)



2016年9月10日


     

     
     一平: 中国崩溃的几种可能(上)


    我已经阐述过中国将走向崩溃,因为构建国家的基础因素已经全然破坏,当今中国国家之维持,一是靠中共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二是靠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中共统治集团早已丧失其“主义”和信念,而成为利益集团。“党”以权力和利益收买笼络各级精英,以贯彻其统治;而对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的各种因素,则以国家暴力强力干涉及打压。
    

1我曾提到,国家的构建需要三大要素:
    
    一、自治社会。任何国家,其基础均在自治社会之稳固。国家是人为的,是在一定的地域内,以暴力为保障,硬性规范的政体。而社会是自然生成的,是族群共生体,其基础是成员间共生的人性关系,非硬性规范的政体。因此,其是自治的,非国家所能构建的。自治社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有稳固的自治社会,方可能有稳定的国家。
    
    二、共同的文化形态及传统。包括,共同的语言、身份认同、价值取向、伦理规范、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历史绵延,等等。一般而言,共同的文化形态及传统越强,国家便越有凝聚力,越稳定;反之,国家便越有分解的可能。历史上,国家大多是民族国家,即使多民族国家,也以一主要民族为主体。以色列亡国两千多年,最终得以复国,乃在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及共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以《旧约》为代表。作为有上亿人口的大国,日本乃是当今世界管理最好最稳定的国家,根源也在单一民族、共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
    
    三、负责任的精英集团。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精英集团领导,这个领导国家的精英集团,首先是对国与民的责任感——承担国家之重任,忠于职守,其道德律高于一般国民;再,他们是国家之历史与文明的承继者;继而,他们应具有开放的世界性的视野,积极进取,汲当今世界之所长;再,他们是有能力的,即有领导之能力,亦精于职业。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其精英集团的质量与担当。
    
    此是立国之三大基础,非此无以立国;其强,则国强;其衰,则国衰;其毁,则国毁。
    
    当今,中国之悲哀乃在以上立国基础已被摧毁。固然,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这是国人长期贫困,骤然开放,少数权贵抢掠发财,多数人付之血汗之结果;而并非是立国。而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怨愤蓄积,社会分裂,乃是国家走向崩溃之内因。
    
    有关中共摧毁中国自治社会、中国人文传统及精英阶级,在前已有论述。这里就重点重提一下。
    
    自土改,中共即以国家暴力有目的地全面摧毁中国自治社会,其目的是以共产党组织取代社会。在农村,中共实行土改,消灭乡绅阶级,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进而“公社化”。自此,中国国家之基础,有数千年传统的乡村自治社会被彻底摧毁。在城市,则没收私营企业,取缔民间社团,党政权进入企业、学校、社团、文化单位,乃至宗教、街道,“党”控制到个人,严禁建立民间组织。中国民间社会全面摧毁,而毛后,中共信誉丧尽,加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民心已散。虽然中共凭借强大的财力和国家暴力,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但是已经没有组织社会和动员民众的能力了。一方面,中国原有的自治社会被摧毁,另一方面中共组织社会的能力瓦解,中国社会实处于非组织状态。这乃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所在,其意味中共政权的强力控制一旦失控,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因为社会处于非组织状态,无以自救。
    
    我们讲过,共产主义运动乃是一场现代宗教化的政治运动,其意识形态及组织方式都具有宗教性。唯有宗教化,共产党才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力,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之席卷全球,并得以统治半个世界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全然排它,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在其取得政权之后,便以国家暴力,消灭非共产主义意识,无论是传统思想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或其它,均属于被消灭的对象。因为其要于全天下建立共产主义意识的绝对权威。毛的文革可谓将之推到极处,不同的是,毛最终是以毛思想取代马列主义。
    
    由此,自1949,中共发动一系列的政治及文化运动,以国家暴力,有意识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清除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建立全民对共产主义及毛思想的崇拜。这一过程,毛持续了三十年,其遗患之深之大,国人远远未能意识到。
    
    毛后,邓实际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路线及意识形态,但是为了稳固中共政权,仍然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包括马列主义、毛思想。此是邓在政治上的实用,因为一旦对之否定,中共政权即丧失合法性。因此邓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正面的思想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党为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虚伪而强力地坚持红色意识形态,即使其知道已无人对之相信,包括他们自己。其结果是,除唯利是图之外,全民无价值、道德、意识,乃至国家、社会的共同认定,故而无以建立共生的信约与规范。利益与国家暴力是国家立存的保障,但并不是国家立存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已经丧失价值、道德、意识之共认,共生的信约与规范解体,那么这个国家在其内里已经解体,所等待的仅是国家形式的崩溃。
    
    中共自“新中国”建政,即全面清洗“旧中国”的各界精英——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等领域,因为其不可靠。毛的三十年将中国的精英阶级可谓是斩尽杀绝,而其所提拔的则是“效忠”党的工农兵。这是毛的干部路线,逆向遴选,逆向淘汰,以劣逐良;毛的政治路线是继续革命,不在乎国家建设与民生,人才能对之效忠卖命即可,总之革命不需要建设,仅需要造反、破坏、杀人。
    
    毛后,邓抛弃毛的革命路线,转向“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中共的干部遴选转向精英路线,重新重视受教育的程度。但前提是,你得“入伙”,得维护中共政权及其统治。当然,中共也清楚,“入伙”新精英不可能像毛时代的草根干部效忠党了,他们入伙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利益;中共投其所好,以权力和利益对之收买;他们与党的关系是利益关系。特别是“六四”之后,“党”虽然是恶名昭着,但是其掌握利益资源,新精英入伙唯求利益。作为个人,这可理解,但是一个领导国家的精英集团,唯有个人之利益,而无对国家、民生之责任,甚为可怕。其意味,国家一旦有难,他们将鸟兽散。
    
    而作为极权政党,绝对垄断权力,对民间任何可生长的政治力量,均消灭于萌芽之中。当今中国,除了太子党一小撮竭力维护红色江山之外,再无任何阶层、集团、势力承担国家之责任了,中共本身也只是利益集团。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即到了末日。我们看到,各界精英以各种方式,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为家小办理移民。他们如地震前的鼠类,预感大难将临,忙于安排家族逃生的退路。可怜大多无路可逃的百姓,一旦崩溃来临,他们或沦为暴民,或引颈受戮。

2 致使中国崩溃的第一种诱因是高层权力斗争。
    
    极权政治是非正常政治。其建立的手段:1、残酷杀戮,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民间,对普通人大规模地清洗、杀戮,建立普遍的恐惧感,确立领袖的权威,令民效忠。二是在权力集团内部,残酷杀戮竞争的对手,以保障领袖的个人绝对权力。2、神化其统治,将“主义”变为宗教,使民众对之膜拜。3、黑幕政治。极权政治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后者是常规政治,有原则有规范;而极权政治则无原则无规范。极权政治的核心是保障最高权力的绝对性,而一旦有了原则、规范就对最高权力有了制约。因此,极权政治,是黑社会老大式的操作。为维护统治,面上冠冕堂皇,暗下则处处是权谋,残忍而血腥。
    由于在极权政治中,没有正当而稳定的规则与规范,因此对最高权力及路线之争便极为黑暗、血腥,或是老大说了算,包括指派下届领袖;或是幕后阴谋;或是残酷杀戮。斯大林残暴清洗其对手,这里就不说了。赫鲁晓夫上台是政变——赫氏可谓苏共极权政治的改革者;其下台也是政变;1991年,前苏“八一九事件”是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取代也还是政变。中共1921-1945这段历史,其内部的清洗和屠戮是非常残酷的,3年内战,面临与国民党的大规模战争,中共内斗算是消停了几年。1949年后,党内高层权斗重开锣鼓。清洗“高饶集团”、“彭黄集团”;毛发动文革,清洗“刘邓集团”是政变——成立“文革小组”是另立中央;“林彪事件”是双方遂与未遂的政变;逮捕“四人帮”是政变;拿下华国锋是政变;逼退胡耀邦是政变;“六四”镇压,软禁赵紫阳还是是政变。极权政治是无规则的政治,本质上是垄断暴力,依靠权术阴谋的政治。
    
    极权政治在短时间内有效,甚至高效,但是其不能长久。因为其无规则、无制约、无公认,其间有太多的偶然性随意性,故无法在时间中延续。极权政治的前一、两代人,由于“领袖”是极权政治的强人,是在残酷斗争中厮杀出来的,其性格与能力是在残酷斗争中遴选出来的,而且他们积累了极权政治的经验,也积累了政治势力,同时在极权政治的神话中,他们也建立了个人威望,故此他们能够掌控住最高权力。比如毛,虽然闹出大跃进、反右、文革天大的乱子,但是依靠他对军队的掌控及其个人的神话,仍得以控制局面,保住最高权力。
    
    但是,极权政治的短板是如何将最高权力,移交给后人。北韩金家的办法倒是简单,父位子承,但是在共产意识中,此无合法性,传到三代金正恩就很勉强了,金正恩最终的结局肯定将很悲惨。古巴是兄传弟,但是其后呢?也还是无解。毛的办法是指定,但是极权政治需要政治强人——政治强人是厮杀出来的,而被指定者必是平庸之辈,因为枭雄不会遵循前任的遗志。毛死前,挑选了中性、平庸的华国锋,结果被邓派政变下去。邓先后挑选了胡、赵,但都被其废掉。“六四”后,邓又选择了江,而邓在后面坐镇9年,并隔代指定了胡。胡是弱主,他的十年很是窝囊,后又江系的掣肘,前有太子党的重压,大致算是看摊的,人们称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薄熙来纠结“红二代”,在西南另搞一套,明目张胆挑战胡温,而胡只能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王立军事件,薄最终会闹出什么乱子,结果很难预料。
    
    习上台乃是“红二代”收回最高权力,其宗旨是扞卫老一代传下来的“党”和红色江山。习重拳反腐,因为腐败威胁到“党”和红色江山,同时反腐也是对高层政治权力进行清洗,保障高层权力集团姓习。
    政治本身就是有关权力与施政方针之争,无可避免。而极权政治中恰恰没有正当的平台与渠道,进行权力及施政方针之争。对于极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凡违背其意志,威胁其权力,均属“非法”,是被消灭的对象。因此,在极权政体中,有关权力与施政方针之争,只能是幕后的阴谋,最终靠暴力解决,或清洗,或政变。如果此黑暗、血腥之争仅限于小范围的高层权力集团之内,倒也罢了,但是在某些状况下,则导致整个国家之乱。比如,毛对刘官僚集团的斗争。毛私自建立中央文革小组,另立中央,并依靠毛的个人神话,发动民众造反,结果导致国家大乱,甚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内战。毛见国家大乱,于是便动用军队翻手镇压民众造反,对全国实行军管。毛为平定这场大乱,砸上了他的老本,其一生的政治资源及威望。
    
    当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国家的之构制却极为脆弱。极权政体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脆弱,而又要强行极权统治,国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因为其所做的,乃是它所不能承负的。“红二代”怒斥胡锦涛“没有血性”、“不作为”、“击鼓传花”,其实这是胡明智的地方,其自知是“弱主”,因此“不为”,放任属下及地方,这使其安全耗过十年。习上台,效法毛,重新收拢中央权力,欲大有作为,扞卫红色江山。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而作为指定的大位继承者,习没有毛的政治实力,也没有毛的能力;弱而逞强,其果必殃。
    
    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习核心集团与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冲突。习要反腐,清洗官僚队伍,回收权力;而官僚集团则要维护自身权力与利益。此斗争可谓是你死我活,其是权力之争、路线之争,却涉及个人利益、身家性命。此双方,前者是为保“党”的红色江山;后者乃是维护个人权力与利益;二者均不是为中国之国家。要害是,他们乃是中国的全部政治力量,除此中国再无其它政治力量——都被消灭及抑制了,这是中国国家之不幸,也是其脆弱之根源。
    
    作为正常国家,高层权力的斗争,一般不导致国家乃至社会的崩溃,顶多是更换政府。但是当今极权政体的中国,只有“党”之单一权力,而社会又无组织,精英集团亦不能担当国家责任,加之中央权力脆弱,因此一旦高层权力斗争发生问题,如政变、中心权力分裂或崩溃,即可导致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崩溃。
    
    2016-9-8 (来源:明镜博客)




涨知识:鲁迅的经典名言 句句让人感叹



涨知识:鲁迅的经典名言 句句让人感叹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未有天才之前》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里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
  ——《「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哀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
  ——《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中国社会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价值观上




人民日报刊文对比《甄嬛传》,《大长今》

山哥按语:刚刚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一篇好文。其实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山哥身上已经很久了。说到中国的权钱色黑三角,大家无比痛心疾首。可是看那些人人津津乐道的古装宫廷戏,基本上还是在为这些东东张目。在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和服饰之下,全然是最野蛮的丛林法则。这些东东泛滥开来,大家也就麻木了,中国古来如此,中国人生该如此。至于爱,公义,良善之类,自然成了天方夜谭。

韩国是与我们传统最相似的国度。至今我们同胞还常常以鄙夷的态度谈论棒子们的种种丑陋。其实人家已经悄悄改变了许多。《大长今》就反映了与《甄嬛传》全然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情趣。

 

今天是中秋节。我们当以感恩之心看待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种种恩赐。祝福同胞们。

原标题: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


《人民日报》( 2013091908 版)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上兩條同類新聞:
  • 毛新宇书法/毛泽东死讯传到台湾/文革惨忆/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
  • 租男友/习纪念毛/五大劳教营/世界级废墟/中国是一个毁掉的国家/一家六口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