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头号“战斗民族”的政治悲剧

1“落叶之战”

　　1914年8月，当大战爆发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虽然对战争前景多有忐忑，但依然如此给出征的士兵打气：等到树叶开始落下时，你们就能回家了。他当然也热切希望，当秋天来到时，战事就能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直到四年后的秋天，德国人才感觉到，战争可能是要结束了，而胜利已纯属奢望。此时，无数士兵的生命已如秋叶般飘落。

　　

　　一战中德国的一张宣传画，德国兵轻松地摆平了英法俄，文字是：亲爱的祖国要安宁！可是，战争从未如此轻松，安宁更如水中之月。

　　但不能说，德国在一战中没有多少胜机（即便只是惨胜），或者没有议和可能。比如，如果大战之初借道比利时的对法攻势能运作得更好些，德国人也许等于在足球赛一开场就踢出了2∶0或3∶ 0。到一战中后期，如果当时有博彩公司就一战结果开盘，多数玩家应会押德国赢。此时，其敌人看似更可能先崩溃。至1917年，德国的潜艇战已让英国胸闷气短。同年春天，法军的新攻势又以失败和死伤惨重而告终，这让法国官兵中不断累积的愤懑和悲观再也憋不住了，以至于爆发了大规模兵变，竟然有一半的前线法国部队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法军当局依靠镇压(有五百多人被枪决)、承诺停止自杀性进攻、放假等软硬兼施，才将兵变平息下去。当时法方对兵变是秘而不宣，假如德国人能及时知晓并乘机倾力一击呢？也在1917年，天翻地覆的俄国革命发生，进而导致俄国在1918年3月与德国媾和，德国得以将更多力量投向西线。1918年春天，德军的新攻势又一度是如此强劲(此次战役见证了二战初大放异彩的闪电战战术的“原始版”)，以至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开始琢磨发言稿了：如果前方惨败甚至崩溃，你总得向议会和老百姓作出交代吧。只是，该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如果德国当局对议和更积极些(比如至少同意从法国和比利时的被占领土撤军)，如果美国没有在1917年对德宣战，或者美军没有那么快抵达战场(参战的美军在1918年3月是20万人，在七个月后有200万)，如果德国政府和民众在1918年夏秋再咬牙坚持一会(英法也在直打晃了)，如果德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摒弃强权政治的高调新思维少些幻想(德国人本期待，威尔逊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会帮着他们说话)，一战的结局也可能被改写。

　　

　　1917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在巴黎参加纪念活动的法国兵。他们手持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法兰西军旗，但其中或许有人参加过不久前的兵变。

　　从纯军事角度讲，德国人在一战中也显示了高出对手一筹的实施战争的能力，他们才更像是真正的头号“战斗民族”。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诺塞奇(Fredric Northege)说：德国人的作为是非凡的，在没有从盟国获得重要援助的情况下，他们与其他几个大国打了四年半，在大多数时间中压制了对手，击败了俄国，并借助潜艇战在1917年差点让英国因饥饿而投降。兼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当代名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推算出了德国人在一战中的如下效率：就杀死一名敌方军人的经济成本而言，德国要花费11,344.77美元，其对手则是36,485.48美元。

　　军事史家们也公认，直至一战结束，德国军队都拥有高于对手的战术素养，即便双方都要大量补充新兵，并面临士官和下级军官的高伤亡。他们还大体认为，直至1918年夏天，虽然在装备和给养的供应上明显不如敌人，德国军队仍保持着更高的士气。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亚历山大·沃森(Alexander Watson)的著作《忍受大战：德国和英国陆军的作战、士气和崩溃》。它解释了一战中的德国官兵为何表现出了坚忍的作战意志，强调了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宗教甚至迷信观念的影响。

　　

　　《忍受大战》的封面

　　但是，即便德国人显示了其坚忍和才能，一战毕竟铸就了工业文明时代空前血腥的悲剧，并为另一场更大的悲剧即二战埋下了浓重伏笔。面对它们，任何战争艺术、牺牲精神和胜利者的荣耀都抵不上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德国自身所付出的。再结合前两篇文章的内容，即便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由于对手将来可能发动侵略而不得不进行先发制人的“防御性”战争，但由于他们是在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对手有此意图时抱着莫须有心态去考虑动武，由于他们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怂恿奥匈开战，并放纵或挑动大战的到来，由于他们在赢得战争后必会盘剥战败国并主宰欧洲，因此，一战从一开始可被视为德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2“不足挂齿的小陆军？”

　　即便不作政治判断，即便不考虑大战的结局，也难言因预防性战争考虑而在1914年走向大战是德国的最优选择，尤其是今天回过头看。

　　比如：无史料证据表明，当时法俄有在将来主动对德发难的进攻性计划；德国人对对手尤其俄国力量增长的恐惧也是过度了，对俄国社会的粗放、低效、腐败和内斗的程度则低估了；一战前夕正值英俄在中亚的竞争在升温，而这可能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对德国有利的变化。

　　再比如，德国人明显低估了英国的陆军实力。德国人不想看到英国卷入对德大战，但这主要是由于担心英国海军在战时大搞对德海上封锁，尤其当战争陷入持久战从而更需要外来物资的时候。在他们看来，英国海军虽然强大，但英国陆军与前者相比可不是一个妈生的，即便英国出兵参与陆战，也只是打酱油的。连严谨和不苟言笑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当年在任时都不禁调侃说：如果英军来到欧陆，德国派些警察就能打发。德国军方对英国同行一直是报以鄙夷，最多只是说，他们也在进步，但与我们比……可是，一战表明，如果没有派往法国的英国远征大军，法国很可能迟早得完。如果德国人在战前能认识到这点，对于走向大战应更举棋不定。

　　下面这张一战时期的英国漫画就挺有针对性。英国小兵将德国小兵赶得屁滚尿流，文字是：“谁说(我们是)‘不足挂齿的小陆军’？”

　　

　　3谁更像军国主义国家？

　　在上述之外，姑且不谈德国能否通过外交手段去改善自身处境，难言德国应在1914年走向大战的另一更重要理由是：如果德国人确实担心外来挑战，那么，进行大规模扩军但不急于打仗看似更可取。这也是当时很多德国人和后世不少学者的看法。

　　但德国大规模扩军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体制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增加财产税(这对富人最不利)的抵制；二是，保守派对军队的政治忠诚度的担心。他们要维护贵族地主阶级为首的统治阶层对权力的把控，要维护作为其代表的以皇帝为首的威权政府，因此希望尽力由贵族地主子弟充当军官，由农民充当士兵，担心太多思想新潮的城市小伙入伍会让军队在政治上不可靠。

　　这样，德国在一战前虽然也有所扩军，但力度有限。无论从维护德国自身利益角度讲，还是从推迟或避免大战角度讲，这都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暂列若干理由。

　　第一，通过大规模扩军，可以在和平时期加强对外威慑，限制对手冒险，进而增大和平的持续可能；即便战争来临，也可让德国更具实力。

　　第二，如果德国能够大规模扩军，鉴于德国人的执行力，鉴于1914年左右德国的经济成长势头不错，鉴于俄国的扩军计划可能因低效和腐败等而大打折扣，即便不选择战争，德国的国际处境也可能改善。

　　第三，无论是当时的德国人还是当今的学者，大体都同意，至少就客观意义上的人力物力储备而言，德国在扩军上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在1913-1914年，就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是3.5%，法国和俄国的则分别是3.9%和4.6%；在1912年，符合服役条件的男子的服役率在德国是52%，在法国则高达82%。说起军国主义，不免先想到德国，但谁更像军国主义国家呢？

　　

　　位于柏林郊区波茨坦的“新宫”，威廉二世的主要居住地，当年德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第四，很多保守派担心扩军动摇军队的政治忠诚度，但这叫政治觉悟看似挺高，可是政治神经太弱，政治智商太低。通过灌输强调服从、强调军队与平民社会保持距离的军人伦理，通过提供物质待遇，通过将平民军官“贵族化”(比如通过授封贵族头衔)，通过进行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熏染，一支主要来自城市阶级的德国军队尤其军官团仍可能在政治上被笼络。在一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中，有着远多于战前的城市官兵。但在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他们仍很好体现了对纪律的服从和对既定权威的忠诚。

　　第五，扩军不力让德国当局更趋于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将对德国愈发不利，从而加强了赶紧发动预防性战争选项对他们的吸引力或压迫力。

　　第六，在一战中，德国人终于不得不将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投向战场，既然迟早得有大投入，何不在战前就更积极扩军，这难道不让自己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会更主动？

　　第七，即便战前的大规模扩军会加重相关的财政和政治压力，但相比于急急忙忙走向大战，相比于大战失败导致经济政治崩盘，相比于坐视对手加强战备，这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至少可让自己多些缓冲时间。

　　

　　1889年的一张漫画，正检阅部队的首相俾斯麦指着城市绅士模样的人问：这个平民是打哪冒出来的？

　　4有人有钱，但缺的是决心

　　为何德国当时克服不了大规模扩军的主要障碍？只能怪那些对扩军很保守的保守派的短视、自私、孤陋寡闻和冥顽不化了。比如，他们或是老强调扩军给军队带来的政治危险，甚至说没等敌人打进来，被社会主义者渗透的军队也许就在搞政变了；或是总担心为扩军而增加财产税对本家庭和本阶级不利，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说：增加财产税是工人和无产者的阴谋，是要借此侵夺有产者的财产进而颠覆政权；或是认为，国际形势不像扩军派说的那样严峻；或是认为，与其费劲去扩军，不如早点开战呢。

　　这些保守派大体都属于德国的统治阶层，或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充分扩军难以实现的主要根源是：当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是如此敏感，以至于斤斤计较，以至于满脑子阶级斗争，以至于对“国内敌人”的恐惧要高于对国外敌人的恐惧。他们难道不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人会说，我懂的，但国际军事形势有那么严峻么？早点开战和速战速决就确实做不到么？

　　

　　威廉二世在检阅部队。他表示，军官“精神的贵族特质”与“出身的贵族特质”是同等的，但后者其实仍最被看重。

　　德国总参谋部的态度是：形势确实严峻，早打不是不可，但要让我们手头的兵尽量多些。扩军派的大本营就是总参谋部，代表是总参谋长毛奇及其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他们当然也属于统治阶层和政治保守派，但由于工作关系更了解国际军事形势的变化，对扩军也显得务实和积极。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文官政府，都指挥或说服不了扩军反对派把持的陆军部(陆军部负责军队的行政工作，总参谋部则负责作战指挥)，以及有财政审核权的议会。而且，向议会陈述扩军理由和要求为此拨款是陆军部的活，这近似于要让一个爱吃素的人可劲宣传说，红烧肉香着呢。总参谋部提出了大幅增加成年男子入伍率的计划，但被陆军部批判为对军队搞“民主化”，鲁登道夫还因此被贬到了地方上当团长。虽然德国在1912-1913年间搞了两次有限扩军，但这与扩军派的期望差距甚远。为扩军摇旗呐喊的民间组织“陆军联盟”的领导人凯姆叹息说：“我们有人有钱，缺的是让两者为国效力的决心。”

　　但结合前文，仍要强调，不能说德国若扩军不力就只能走向大战，主张及早开战仍是毛奇和鲁登道夫等军方扩军派的重大错误。对于德国军方在一战到来中的角色，以后还有述及。

　　

　　毛奇和鲁登道夫，后者在一战后期成为了德国实际上的头号实权人物和军事首脑。

　　所以，虽然德国走向一战不是主要为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参见4.2篇)，但国内的政治格局明显限制了德国的选择空间，加大了德国当局选择及早开战的可能。但尽管如此，鉴于前述观点，鉴于萨拉热窝事件有很大偶然性，鉴于若无该事件一战未必发生，德国走向大战仍是一大悲剧或错误，仍是一个“战斗民族”的政治短视的典型例证。（作者：梅然；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梅然，1969年生，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战略尤其战略史领域的研究，曾撰写或参编《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国际关系史》等著作，并撰有《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等论文。

林彪的视野到底有多宽？

黄瑶 世纪历史

　　1939年9月，据《林彪日记》记载：“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但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对于此次准确预言，罗瑞卿认为林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林彪性格内向，在晚年经常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但他在青年时代却关心时局，具有宽阔的视野，同晚年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山沟里“妄言”，准确预测到“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晋西南的赵城。面对日军气势汹汹的进攻，他正认真思考着时局问题。

　　经过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同日军的较量，林彪已经认识到这是他从北伐到十年内战都没有碰到过的强劲对手。他除了对这些战役、战斗进行总结以利再战外，开始从宏观角度，从中国的国际环境的角度来思考抗战问题。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已经签订了反共协定，1937年意大利也参加进来，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其矛头固然是指向苏联，但也表明他们已经结成侵略集团，准备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同英美较量。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表示支持，但英美却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对中国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协，乃至一厢情愿地希望把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赵城一个小山村的窑洞里踱来踱去，对苏、美、英、法、日、德、意等国掂量来掂量去，终于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灯光下，给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写信。他写道：

　　任主任：

　　我对时局很想了解全般情况，但苦无材料，同时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来在抽象设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陈述如下……

　　林彪“抽象设想”了一些什么“感想”呢？他对可能或已经是中国的朋友的苏、美、英、法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逐一进行了估量。鉴于德、意、日已经联手，他认为：“苏联单独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单独太平洋战争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国与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过不得地中海和红海，路也太远。德意一动则英法陷于腹背受敌。英法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认为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会联合起来对付德、意、日轴心的，而这就是世界大战。他说：

　　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中国应坚持打到底的方针，使此战蔓延成为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大战时，中国才更能胜利，世界革命也乘机发展与胜利。

　　果然，一年零九个月后，即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即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半年后，即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大战。用1937年12月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来检验林彪的话，可见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说，他的预见相当准确。

　　在此信中，林彪还预测了日本的动向。他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举灭亡全华的，而是逐步鲸吞的。盖如此才便消化与对付国际上的嫉妒。在日本适可而止的时候，它甚至将已占领的地区一部退还中国，以诱惑中国的分化。那时将是国内时局的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准备对付那种关头，反对公开妥协投降，反对表面上虽不和但实则不战的局面，而应主张反攻敌人。在目前的阶段中，国民党是会继续抗战的，但局部的降敌仍可发生。”

　　对日本的动向，林彪的预测也是八九不离十。一年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即规定，占领武汉、广州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即加紧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化、诱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写完此信后的一年零一周，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主张走出去，联络和争取友军抗战

　　身处晋西南山沟里的林彪不仅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强烈的走出去的愿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赴洛阳，出席由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以上将领会议。

　　1月17日，蒋介石分别接见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和刘伯承。他在同林彪谈话时称赞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打得好，希望今后好好合作。这是林彪离开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

　　从洛阳回来后，林彪感到八路军有到友军去联络和视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并报毛泽东：

　　我建议我军派人到各主要战区（和津浦线）去联络与视察。此举作用为：（一）了解友军作战的真实情形，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利我及全国军队今后之作战。（二）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向各地长官贡献适今情况的战略战术意见，以争取战事的胜利和持久。（三）传达我党我八路军对抗日的忠诚精神与对抗战的军事、政治方针与经验，扩大我党我军影响，联络和争取友军的抗战，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信心、决心和办法。

　　林彪建议先组织一个小组到东战场去，并毛遂自荐，第一批去自己算一个，另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各去一二人。他还说，如果军委和总部抽不出来人，他一个人先去试试也行。

　　2月13日，毛泽东答复说：去友军参观原则是好的、有意义的，但需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同时还要考虑部队作战的需要。

　　毛泽东没有批准林彪的要求，但记住了这件事。

　　驻莫斯科，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军大衣的林彪行军时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击伤后，离开前线回延安养伤。1938年底，林彪赴苏联疗伤。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林彪接替任弼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一期间，林彪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做了大量同苏联、共产国际联络的工作。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把林彪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国共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4月7日：“同林彪详细交谈中国问题。他讲了他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批评性意见。”4月26日：“林彪谈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林彪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干了些什么，传说很多。有说他参与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的，有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要用15个将军换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这些传说的源头应该是当时与林彪同时在苏联的干部。现在我们找到的关于林彪在苏联活动的传说的最早版本是刘亚楼向罗瑞卿说的，罗瑞卿将其写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罗瑞卿写道：

　　刘亚楼告诉我，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希特勒的某次行动，他（指林彪）有一个估计告诉了当时苏方相当重要的军事当局，以后敌人的行动，证明他估计中了（大概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据说苏方当时很重视。

　　罗瑞卿加上“瞎猫碰上了死老鼠”的评语是“九一三”事件后特有的现象。当时人们把对“文革”的愤慨都加在已经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为人们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出气筒。当时，说到林彪的过就用放大镜，说到林彪的功则予以贬低或轻描淡写。

　　在1940年7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还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亲自撰写，笔者尚未弄清楚。但从文中引用的大量数据，比如日本军费开支及其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日本发行公债的数量，日本的税收等等，在苏联养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只有苏联方面可能提供。如果文章是林彪写的，发表时已经翻译成俄文。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经过这样两道翻译，从文章的风格和语气看，同当时由俄文翻译过来的一般风格刻板的政论文章毫无二致，已经看不到林彪撰写的痕迹了。

　　这篇文章在笔者见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种林彪文集中，都未见收录。但是，在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却见到了这篇文章。这一套“参考资料”共选了林彪两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论短促突击》。“参考资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独收这两篇，应该是为了批判。文中有这样的字句：“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显然，当时的编选者认为这可以作为林彪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的证据。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认为，唯有蒋介石能担当领导中国抗战的重任。林彪这样写正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林彪这样的提法，在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1942年初，林彪回国，1月5日，飞抵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予以热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特地从外地赶回来欢迎林彪。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谈话中大谈国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对胡宗南预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林彪认为，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对林彪这一番话，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胡宗南还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会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给那里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书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出门，同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师哲在大清早见到他，颇为意外。毛泽东一边向山下走，一边对师哲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师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忆说：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去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泽东破例亲自迎接林彪，说明了他对林彪的器重。

　　一见蒋介石：“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他将于一星期后去西安，提出想在兰州或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将此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他分析，蒋这次约见从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蒋此次北上，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到西安见蒋；二是要求蒋带周到西安，再由周飞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见蒋。

　　此时，毛泽东显然还记得抗战初期林彪曾提出到国民党军去参观、访问的要求。林彪回国后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曾经见过胡宗南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影响不错。毛泽东乃决定起用林彪同国民党谈判。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8月19日，毛泽东又打算亲自见蒋。经反复磋商，决定先由林彪见蒋介石。周恩来随即告诉蒋介石的侍从室，林彪将来西安。9月上旬，国民党通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意林彪到西安见蒋介石。

　　9月14日上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由于连日暴雨，道路被冲坏，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蒋离开西安前留下话，让林到重庆再谈。

　　9月29日，林彪乘汽车赴重庆，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0月13日，他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

backchina

揭秘解放后找到毛泽东和贺子珍之子毛岸红始末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十个心爱的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生下来夭折两个，战场牺牲一个，他先后丢失了四个亲骨肉。毛泽东一生经受丧子失女的种种痛楚，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与忍受的……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思念失散了的孩子，组织上派人四处寻找，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四个丢失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便是毛泽东丢失在中央苏区的第三个的孩子毛岸红。

　　毛泽东第一个丢失的孩子是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才４岁。他外婆、舅舅怕敌人在孩子身上下毒手，将岸龙与岸英、岸青秘密地送到上海，叔叔毛泽民叔母钱希钧把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料出了大叛徒顾顺章，组织上突然通知毛泽民、钱希钧与党的领导人一起紧急转移。岸龙与岸英、岸青只得一起流落上海滩。岸龙年幼体弱多病，一次走散而丢失，至今渺无音讯。

　　毛泽东第二个丢失的孩子是与贺子珍在福建龙岩所生的一个女孩，已有了男孩的毛泽东，再添个千金，不胜喜悦。但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弃城撤退，毛泽东只得将心爱的千金寄养在群众家里。两年后再次打下龙岩城时，贺子珍来找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1932年，贺子珍临产时由傅连璋接生，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小孩子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而毛泽东的同事则把他叫“小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大转移开始长征，有很多红军将士为了革命丢下孩子，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的孩子古忆民一出生就丢在了赣南。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谁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谁也不清楚毛岸红留在何处，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但毛泽东失散了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是丢在中央苏区的毛岸红。

　　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左起毛远新、李敏、李讷摄于1954年）

　　1949年末，贺怡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弥补战争年代没有照看好“毛毛”的愧疚，贺怡决定去寻找当年失散的毛毛。

　　一天，贺怡去毛泽东住地香山，向毛泽东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忙碌，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就说不要在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因此，找寻毛岸红就停止了。

　　1953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幽居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老表家里。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找，派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遍访查找。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党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朱开铨立即将找到一个岁数与毛毛相同，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报告邵式平省长，邵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backchina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