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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省/论中国式争吵/贵州秋天/略談毛詩詞/中俄难成发达国家/全盘西化的伟人福泽谕吉
發佈時間: 9/15/2016 8:12:52 PM 被閲覽數: 8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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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剧《十三省》赵恒煊/赵子惠/张政勇/叶静/迟帅


论中国式争吵的九种常见套路 国人运用的炉火纯青(图)


馋师



西方有辩论,中国有争吵。

辩论和争吵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辩论有三要素:1,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知;2,先定标准,再开辩;3,辩论有规则。没有这三个要素,就不是辩论,而是争吵。

争吵也是有目的的。没目的,就不会争吵了。所有人类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中国人断不会无目的地浪费时间。

争吵的目的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且,因为自己是真理拥有者,于是,就拥有了奴役对方的智力优势。此其一;

争吵是没有标准的;比如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是自己过得多好,当了多大官,掌了多大权,驱使了多少民众为他服务,而是,为他人、民族和全人类,贡献了怎样的才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用前一个标准,希特勒最伟大,毛泽东次之;用后一个标准,耶稣最伟大,牛顿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一类科学家次之。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牺牲最大;牛顿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人,贡献非常大,只是牺牲少了一等。

如果没有标准,或标准不统一,就不要讨论。讨论就是吵架,毫无意义。中国的左右两派,见面就掐架,无尽无休,究其实,左右两派各有一套标准。

争吵是没有规则的。争论中,我默认的规则是:对方说话时,我保持安静,对方说完,我再说。这一点,我能做到。可是,对方做不到,且完全无视这一规则。我尽自己最大的耐心,等对方说完。而且,我还像计算机协议一样,询问对方:你说完了吗?

对方说:完了。

可是,我一开口,甚至我还没开口,对方又开始突突了。

我就火了,我说:你闭嘴。此时,他得理了。他说老刘你别生气。

他能保持一瞬间的沉默,但是,他没有这种习惯。等你一开口,他又开始了。对此,我毫无办法。由此,产生了一个十分邪恶的想法:原来专制是用来对付这种人的。现在,我看见这类人,马上遁了。

辩论是为了问题,和辩论双方有关,但,关系不大。至少和面子无关。因为,正反双方,都能在辩论中有所得,都能在辩论中去粗取精,获得真知,并因为获得真知而感到愉悦。即:辩论双方,没有胜败,没有得失,只有人类知识和思考能力的边际增加。

这方面的经典,可参考《苏格拉底的最后箴言》。看看苏格拉底,如何把“黑的说成白的”,如何一步一步地将似是而非的概念,像扒掉皇帝的新衣一样,脱得干干净净。

当你被苏格拉底之追问,逼到了墙角,作何感想呢?我想到了中国人的“杀手锏”,耳边响起了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何必如此较真呢? 这样,不就把天聊死了么?

这就是辩论和争吵的分野。

要辩论,就要较真;不较真,何必辩论呢?不较真,如何能求得真相和真知呢? 所谓较真,所谓把天聊死,不就是让对方无话可说,失了面子嘛!这正说明,中国式争吵的目的,焦点根本不在争论的问题上,而在论辩的双方身上。

要是为了弄清问题,何来“较真”之说? 问题清楚了,不留死角了,不正应该皆大欢喜、三呼万岁吗?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解决了一个疑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闻道,不是该像孔夫子一样满心欢喜吗?

“较真”之说,是争吵的最后一剑。但,十分有效,此剑一出,谁与争锋,绝对可以保证争论者立于不败之地。有时,边上还有些善意劝解的。论辩,必然稀里糊涂过去了。中国式争吵,走到最后,必定是这个结局。

但,中国之争吵者,手里绝不是只有“较真”一把兵器,据我归类,不到十八般,也有七八种的。

1.资格论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是没有议员资格,却纵论天下大事,也有妄议朝政的嫌疑。不过,那是老黄历了。

皇帝不在了,奴才思想却源远流长。当你对某人“说三道四”时,就有人跳出来质疑你的资格了。

比如,我说毛某人如何如何。就有人斥责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评说他!

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没有他当时的感受。

我说:如此说来,谁有他当时的感受?谁也没有。谁也没有他的感受,那就谁也不能评说他了。但是,市面上关于他的传记,可多了去了。那些传记,不都成了鬼话、毫无价值了吗?

对方语塞。

但,资格论在中国,依然很流行。

2.绝对论

有一次,在课上讨论“公平和效率”。一个学生很有把握地说,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我利用了一下我的权威,制止他说:别说绝对。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这不妨碍我们追求公平的努力;世上,也没有天堂,可我们依旧为在尘世建设一个更加接近天堂的世界而不懈奋斗;或许,真正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依然不曾失去对美好爱情的歌唱,以及向往。”

绝对是理想,相对是现实。无论现实多么肮脏不堪,理想总在无限远处,如光明一样召唤着我们。人类之所以历经千辛万苦,甚至流血牺牲,都不曾停下追寻的脚步,就是因为地平线处的那一道曙光。

说民主,反对者说:民主也不是绝对好。说法制,反对者还说:法制也不是绝对好;说权力集中,反对者再说:分权也不绝对好;说市场经济,反对者依旧说:市场,就绝对好吗?甚至说日本干净,他们也振振有词:日本难道就没有垃圾吗? 我想说的是,日本也有垃圾,但绝对没有中国那么多垃圾。民主不是绝对好,但绝对比专制好;市场不是绝对好,但绝对比命令经济好;法制不是绝对好,但绝对比人治要好五倍。——李肇星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在此,借用一下李大使的名言。

总之,他们有一把无敌于天下的利剑“绝对论”——“绝对论”成了顽固不化者的最坚实的掩体,所有的改进,都被“绝对论”化于无有。他们用绝对苛责别人,却用相对宽恕自己。

3.换位论

换位论的具体说法是:你行你上。有人搞了一个英文版,叫:you can you up. 据说,连科比都知道了这个词儿。但,科比只是付之一笑,因为,很荒谬。

你要批评他的菜,他就说,那你来做;批评他的画,他就说,你来画;批评他的文章,他就说,你来写一个;批评他的电影,他就说,你来拍一个。可是,你要批评他执政能力不行,他从来不说,你来试试。而是说,他有能力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换位论,是极其滑稽的。就像篮球比赛,你的教练说你打得太烂了。你难道说:你行你上吗?软件项目中,有专门测试人员,负责给所有代码挑错。如果,测试员找出了你的代码错误,你敢说:你来写吗?

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职业批评家。且,为了保障批评的质量,批评家必须“袖手旁观”,必须置身事外,必须利益无关。一旦艺术批评家,也开始画画,其批评的价值将荡然无存。为什么?因为,我绝对不能说同行的坏话;要是我说了你,你也会说我。为避免相互拆台而坏了圈内的潜规则,理性的做法是,互相“抬轿子”,互相捧臭脚。即便内心轻视,也不会说出来,最多保持沉默。

中国电影,就是这个状态,没有职业影评人。今天,你出了一部新作,我给你说好话;明天,我出了新片子,你也给我贴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果是,没有批评,自然没有进步。一个外国导演到中国来,问圈内人:中国有职业影评人吗?答:有影评人,但没有职业的,都是兼职的。外国导演笑而不语,言下之意:这么玩儿,中国电影能进步嘛?

所有中国圈子,大都如此;都在圈内,没有一个人在圈外,谁也不独立,谁在圈内都有利益。所以,谁也不敢发表批评意见。因为,批评圈子,就是批评自己;毁了圈子,就砸了自己的饭碗。因此,没有独立的批评家,就没有独立的批评;没有独立的批评,就谈不上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是有资格的;跳不出圈子,就没有资格批评;圈内人之间的批评,只能算是打情骂俏,一钱不值。

4.圣人论

圣人论,是指批评者必须是圣人,否则,你就批评不得。

批评者必须是圣人吗?显然不是。

如果要求批评者是圣人,事实上意味着完全消灭不同声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圣人,只要不是神,人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可,不论朝野,圣人论之应用,极其广泛。上到国家机构外交部,下到家庭内部夫妻失和,随时可见,随处上演。

比如,每当我指出我老婆的毛病,她就反驳,说你还不是这样那样。言下之意,我也有毛病;我有毛病,就没资格说她。

还有,如果有外人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外交部以及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就说:你们美国没有人权问题吗?你们有人权问题,还说我们。你们还是别说我们的问题了,还是关心关心自己的人权状况吧。

再有,如果有人说中国不民主,中国人还是这个套路,就说:民主国家就是完美的吗?你们不也不完美吗?你们不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吗?

这是圣人论1.0版。到了2.0版,进化出另一种技巧,就是:不去证明对方言论之正误,而是,抹黑对方的人格。好像抹黑了对方的人格,对方的话,也就一起变黑了一样。即:证明对方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有污点的人说话,就不被采信了。其实,这种逻辑,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调查团伙犯罪过程中,污点证人及其供词,是经常被采纳的。换言之,因为一点,而否定其余,无论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毫无根据的。

但,这种戏法,在中国频频上演。

柴静拍了个片子《苍穹之下》——攻击柴静的人,不问片子之真实性,却说柴静抽烟、开大排量汽车,等等。对付薛蛮子,照旧。不问其言论之真伪,却说薛蛮子是一个嫖客。

天下无圣人,世间是不是该禁绝批评声?人间无理想国,国与国之间,是不是彼此保持沉默,谁也别说谁呢?

5. 双轨制

“双轨制”在中国,不仅在实践上大行其道,在争吵中,更是频繁登场。

具体表现为,“伟人”一个标准,老百姓一个标准;个体一个标准,集体一个标准;国内一个标准,国外一个标准;昨天一个标准,今天又是一个标准。

杀人十恶不赦。但要是皇帝,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杀人就不仅不是罪孽,反倒成了功劳,且,杀人越多功劳越大。基督教没有这种“双轨制”——基督教教人:要宽恕,要爱你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多数国家取消了死刑。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杀人是罪恶,为什么必须以消灭敌人的肉体来彰显正义呢?倘如此,不也是一种罪恶吗?这就是单轨制,是逻辑一致性。

在中国,为了给杀人这样一件最大的恶洗白,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做法,贴标签:是阶级敌人?还是朋友。要是敌人,就杀无赦,不仅义正词严,而且,功劳大大地。但,悲剧在于,人不是全善的神,被贴上“阶级敌人”标签的,根本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与你有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均足以为证。

当我们不能善待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就不能保护我们自己了。为什么?因为,有权势的人,会随时赏你一个“阶级敌人”的标签。换言之,我们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敌人,并非出于我们的善心,其实,是出于保护我们自己的私心。

这个道理,在中国,有几人能懂?

“双轨制”是中国特色,古已有之。当今,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

美国的情况,就比中国好。克林顿是大总统,但,一样不能偷情。偷情了,照样被抓,照样上公堂,照样被弄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在中国,那就是“浪漫的革命主义”爱情了。但你要是小民,非抓你个卖淫嫖娼,不可。

6. 成败论

成败与是非无关。换言之,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其有理。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只问结果不择手段的古国,成功几乎是流氓的代名词。你没有成功,只能说明你不够流氓,说明你手段不够黑,脸皮不够厚。

但,可笑在于,中国人倒果为因,以成功证明其有理。

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女生。和我争论时说,你说人家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不好,水平不高,但是,你要知道,人家艾跃进的书,不愁卖!你说你的书好,怎么销量没几本呢!

说别的,也就罢了。

这么说,我真是怒了。只是看在她是女生的面上,我忍了。否则,我只想明确无误地告诉她,她就是一个白痴。

成功和有理,是两回事。成功,不一定有理;就像成吉思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但,并不代表他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样。恰恰相反,他代表的,是破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7. 片面论

片面论,不是辩论,而是逃避。你说的是A面,对方偏说B面,说的本来就不是一面,谈何辩论!“片面论”者是一个游击战士,从来不和你面对面、针尖对麦芒地交锋,而是绕弯子。你说阳面,他说阴面;你说光照过强,他说阴面好像还行。

在中国式争吵中,片面论几乎是最有效的“反击”武器——试想,无论你多么周详,你能做到360度全覆盖吗?难啊。既然,你不能全覆盖,那就是不全面;不全面,自然就是片面。足见,“片面论”给自己一个树立了一个百发百中的靶子,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你说国有企业是没有效率的,历史上中国的官山海、盐铁专营,都是不成功的;近代洋务运动的官办、官督商办,也是彻底失败的;世界上,也少有国企经营良好的案例,即便在集体主义精神最强的日本,国营的邮政企业,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对如此铁证,中国人依然有话讲——他们说,要全面地看待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职能。

看,你说的是效率;他们说的是社会职能。

这是一个问题吗?不是。但他们以此反对你的观点,他们说你不全面,他们才是全面的。你看问题是片面的,他们是全面的。全面的,自然要“完胜”片面了!

所以,当有人说你片面时,讨论即可终止。多一句,都是浪费。

8. 立场论

立场论,也不是什么新发明。都是老祖宗用过的、用烂的,慈禧老佛爷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立场——凡是外族、外国的,都是坏的;东西不好,人也不怀好意;凡是中国的、汉族的,都是好的;东西好,思想好,制度好,人物好,万古不易。当下的人,啥也不必作,只要把老祖宗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就是本分了。

上个世纪,有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是立场论的变种——因为,我们搞得是社会主义,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的一切,都是好的;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坏的。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立场论的最高形式,是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一旦和“爱国主义”结合,就拥有了核武器和无限开火权,无敌于天下了。凡是,说中国不好的,都是“汉奸”;凡是,帮助外国的,也是“汉奸”。——2008年奥运会,郎平执导的美国女排,曾经和中国女排交锋。这可如何了得,帮助“境外敌对势力”和中国作对,一夜之间,郎平就从原来的民族英雄,变成“汉奸”了。

不要以为“汉奸”只是郎平那样的大人物,才有幸荣任。小老百姓,一不小心,也就成“汉奸”了。你买了新西兰奶粉,汉奸;你买了日本车,汉奸;你去国外旅游,汉奸;你去国外旅游且消费,更是汉奸。为什么?因为,你支持了外国人的产业,而没有支持“民族工业”。这就是你的罪!你就算喝三氯氰胺,也不能买外国奶粉。因为,三氯氰胺是国货!国货,就是好的,就要支持。

国人做的事儿,就是对的,就要支持。

这就是立场论——对方有这种思维,你还和他辩吗?

9. 较真论

愿赌服输。要辩论,就要较真,就要把对方逼到墙角,无路可逃。你有本事把我逼到死角,我服你,我为你鼓掌。

但,中国人的特色,就是哪儿都没有规矩。辩论也没有,所以,我才将此命名为争吵,而不是辩论。

当对方理屈词穷了,他又变脸了,和你说:何必较真呢?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你不想较真,就早说,就别辩。科学求真,辩论较真。较真,乃辩论的基本要求。

好比皇帝光着屁股上台,一个小孩看见了,对他说:皇帝陛下,你光着腚呢? 皇帝回答:何必较真呢?

指出对方的错谬,就是较真吗?不较真,皇帝的新衣就一直穿下去了。千秋万代,循环不已。在这个意义上,“不较真”才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端。

不妨回顾一下——汉景帝时期,黄生与辕固生关于皇权来源的辩论。若较真,或许,中国人就能走出“治乱交替”的死循环,可是,汉景帝说,别较真了。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了。而且,一搁就是两千多年,迄今,中国人也不明白,革命是要不得的。因为,革命者的最终结局,都是反革命。

以上九款,是中国式争吵中常出现的技巧,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什么呢?是不针对问题,而针对人。

什么是对人,而不是针对问题呢? 举个例子。比如,对方的问题可能很初级。针对问题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针对人的话,就会说:你真愚蠢,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措辞都很激烈,但,一个是对问题的,一个是对人的。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一般人能接受前一种说法,当然,这不是一种好的表达,但,可以接受。

可要是第二种表达,就难以接受,即使是心胸开阔的人。因为,这是对一个人的全盘否定,是人身攻击。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但,任何一个人都有所长、都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一个人,不仅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更是对个人权利的极大蔑视。

可悲的是,中国式争吵的大结局,大多是以人身攻击结束的。如,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种话,关起门来骂,消消气,发泄发泄是允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可要是白纸黑字地印刷在报纸上,公之于众,就是泼妇所为了。

概而言之,辩论双方的目的,在于把问题搞明白;问题搞清楚了,达成共识了,辩论随之结束。与此相对,争吵从来不是为了问题,而是为了证明一方比一方厉害。事实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方并不比另一方更高明,并不存在一个人拥有超出他人的智力优势,但,偏偏就有人去寻求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解。

中国式争吵,无尽无休,盖由此出。




略談毛澤東詩詞



海外逸士  消息树




文革中﹐除了那本小紅書之外﹐其他什麼書都不能讀﹐免得被好事者說我留戀封資修作品。於是只能讀老毛的詩詞。得到總的印象是﹕他的前期作品尚有可讀性﹐建國後的作品其質量每況愈下。什麼“不須放屁”都用出來了﹐而且用得不好﹐與寫“糞土當年萬戶侯”之句時﹐不能相比。大概“屁”的份量不能與“糞”相比。當時有位老先生說他的“王氣”衰了﹐所有詩詞大不如前。但老毛有的不是“王氣”﹐而是“霸氣”。“王氣”是和順的﹐“霸氣”是兇戾的。他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充滿了一股兇霸之氣﹐不給人留一條活路。後來他整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逼林彪走上對抗之路﹐都是他不能容人的表現。他要學劉邦、朱元璋那樣大殺功臣。他的霸道性格已經在他的詩詞裡反映出來了﹐只是當時沒人敢從這個角度去研究。他是註定要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他的詩詞裡沒有一點憂國憂民之情。


贵州的秋天美不胜收:梯田染成金黄 仿佛天然油画(图)

腾讯图片



  金秋时节,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从江两县交界的月亮山梯田染金,满目金黄。中新社发 王炳真 摄



  层层叠叠、形状各异、千姿百态的金黄梯田,犹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天然油画,美不胜收。



  这是9月4日拍摄的贵州省月亮山梯田美景。



  这是9月4日拍摄的贵州省月亮山梯田美景。



  这是9月4日拍摄的贵州省月亮山梯田美景。



  这是9月4日拍摄的贵州省月亮山梯田美景。




日媒引经据典论证:

日媒引经据典论证:中国和俄罗斯难以成为发达国家(图)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9月13日刊发了署名村山宏的文章《大国为何难以发展》。文章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虽被称为大国,却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发达国家。而瑞士、瑞典、丹麦、卢森堡、新加坡等小国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作者在分析了原因后表示,“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在提到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时候,都是由于过度膨胀,才走上了军事衰退的道路”,继而以中国威胁论的口吻称,“我个人相信中国不会陷入希望继续变得庞大的妄想中”。文章虽然有失偏颇,部分内容却也值得参考。全文如下:



东京的傍晚(资料图)

在当今世界被称为大国的或许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发达国家的。俄罗斯在军事层面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但未能构筑起令人憧憬的现代文明,民众的生活水平称不上富裕。准大国伊朗、南非、尼日利亚、墨西哥、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也很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相反,世界各国的调查机构实施调查显示,在国家竞争力方面排名靠前的往往都是小国。瑞士、瑞典、丹麦、卢森堡、新加坡和迪拜(阿联酋)一直在争夺最具竞争力国家的宝座,而人口只有2、3千万人的人口小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常常跻身前列。

为何小国会发展呢?答案很简单。小国在引进新技术和想法、建设新文明方面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而国土面积越庞大,需要建立众多设施和社会机制,费时耗钱。当大国终于好不容易将新文明引入各地,小国早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国的人口众多。以我的经验来看,一个人最多只能管理10名部下。超过10人的话掌握每个人在哪里做什么将变得困难。因此,100人的组织需要10名管理人员。当管理人员达到10人的时候,又需要有指挥这些管理人员的中层管理人员。而当中层管理人员达到10人时,则需要更高一级的领导。

依此计算,人口为1亿2500万人的日本至少需要1千万的基层管理人员。还需要100万名负责管理基层管理人员的中层管理人员,同样也需要10万名指挥中层管理人员的高层领导。如果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则至少需要1亿的基层管理人员、1千万的中层管理人员和100万的高层领导,还要有监督高层领导的人员。和日本相比中国的领导阶层都要多出一级。

人口庞大的中国之所以发展难度大就是因为领导层级众多。政府领导人和一般民众沟通困难。即使想要推出新的政策和改革,由于中间隔着层层官员,很容易导致政府的方针被扭曲。即使不被扭曲,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所有信息的传送以及所有官员对这些信息的掌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小国的话,首相能够很快掌握民众希望推出哪些政策,民众也能很快理解政府欲实施的政策,容易构筑协调机制。

大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了维持这一巨大的存在需要耗费膨胀的成本。分为多层的官员组织容易出现效率低下,与小国政府的单纯组织相比,运营成本更高。即使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必须让军队在各地驻守。大国在国内拥有多个民族,还需要保有抑制民族矛盾所需的强大治安队伍。

国际政治学领域存在被称为“扩张过度(over-stretch)”的理论。指的是1个国家如果变得过于巨大,将因难以承受成本负担而走向衰亡的现象。典型例子是19世纪末的英国。英国曾统治世界4分之1的领土,但在得知南非荷兰裔殖民者“布尔人”控制的地区出产黄金和钻石后,便寻求统治那个地区。

结果,英国与之前进行殖民统治的布尔人展开激烈战斗,消耗了大量战争费。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变得精疲力竭,最终走向衰退。在20世纪,苏联进攻阿富汗也是典型事例。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战争的泥潭,支撑国家的财政基础崩溃。美国虽然不像苏联那样,但也将手伸向越南和伊拉克,导致国力下降。

如何防止组织的膨胀和效率低下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像美国那样实施联邦制就是方式之一。美国的各州接近于国家,各州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独立。在这种机制下,无需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立庞大的政府和官僚体制。美国虽然是大国,但实现了发展,这是因为美国是由更小的州组成的集合体。

组织过度的巨大将拖组织的后腿,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变得过于巨大,中层管理人员将增加,将侵蚀企业利润。因此,欧美和日本的大企业不断实施重组,以将组织变小。对于企业来说,人员多或者销售额巨大不一定就能赢得更高的评价。

中国的企业家多会追求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巨大,但欧美企业则追求利润的巨大。如果利润没有增加,用于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的资金也将减少,就无法创造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小而利润巨大的企业则能提高竞争力,而没有利润的大企业反而会不断走向衰退。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越是变得巨大,就越缺乏灵活性,越难以实施变革。因此,必须始终努力避免组织的臃肿化和过度膨胀。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在提到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时候,都是由于过度膨胀,才走上了军事衰退的道路。我个人相信中国不会陷入希望继续变得庞大的妄想中。



“全盘西化”的伟人福泽谕吉



2016年9月16日

    
    作者:梵天
    


    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首次负责解剖被处死的罪人的身体,日本首次证实了兰书的正确性,在日本医学界引起轰动,导致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其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
    
    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纠正了汉医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彻底摆脱了汉医学的纠缠,日本医学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在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教学由醉心于西学的武士或医生们担任,这种形态在日本全国扩散了开来。
    
    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又涌现了福泽谕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泽谕吉没有赫赫之战功,只是一介书生,其肖像印在目前流通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成了日本伟人和大英雄。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庭,其父对汉学有很深的造诣,谕吉本人早年通读《左传》11遍。福泽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1854年,19岁的福泽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转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在这里,福泽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开始疏远、鄙视封建的儒家文化。24岁改学英学。1860年25岁的福泽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一样生活。美国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
    
    1862年27岁的福泽又随幕府使节赴欧,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他深刻领略了西方的发达,深感日本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1865年32岁又随幕府使节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
    
    福泽谕吉秉持着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绝任何官方职务,一直以报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现。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福泽谕吉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拒绝成为政府官员:当时的明治维新政府“三顾茅庐”招请他入阁,但是他坚持拒绝进入仕途,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捍卫他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场受到官场和政府的牵制。他说,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福泽谕吉如果当时生在大清国,恐怕人早就“推到菜市口问斩”了。
    
    1858年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和商科,培养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了“庆应义塾大学”,这个时期长达32年,很难相信有人会这样不被官方承认,却长期地坚持办学。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大学。今天,她与早稻田大学一起,称为日本的”私学双雄”,影响力仅次于国立的东京大学,培养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内,更多的是日本的企业界领袖人才。
    
    福泽谕吉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让日本从中华儒教的愚昧文化酱缸中爬了出来,走上了尊重事实、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现代文明之路。
    
    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福泽谕吉在其所著的《文明论概略》里说:“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改变政令,最终达成有形的物质层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福泽谕吉在“汉化”还是“欧化”的岔路口,选择了“欧化”。他认为,“欧化”就是“文明开化”,就是“人的解放”。福泽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
    
    “欧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大学教育应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印刷出版不发达的情况下,彼时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劝学篇》。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里的第一篇单行本《学问的旨趣》,全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
    
    但在之后的第二、三篇《论人与人平等》和《论国与国平等》里,福泽谕吉平等的意思才开始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合流,比如“人权平等”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针对彼时日本人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在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认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泽苦口婆心地说道“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话现如今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长期奴性,听到政府就腿脚发软的日本人听起来,无异于在教唆民众去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福泽谕吉等学者于1873年6月,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着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福泽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洋文明(“全盘西化”),包括医学、金融、邮政、军事、选举、议会等。
    
    他从受儒学影响的中、朝、日三国,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已远远落后西方这一事实出发,得出儒学文明已经玩蛋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三纲五常”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子完全为他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孔子没有讲解人类的本分,没有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大半掺杂了政论,因而贬低了哲学价值,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对此,福泽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从权力制衡上,福泽认为在汉儒理论影响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
    
    (编者提醒:儒家强调忠于帝王的文化是帮派主义的立场文化。当你效忠于某人或组织,也就形成了明确立场,有明确立场通常意味着无条件站在此立场,俗称“站队”,意味着当真相与立扬不符的时候就要通过“父子相隐”的无数造假来掩盖真相,真相、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为了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
    
    福泽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全盘学习西方文明。
    
    福泽不赞成中国人的“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福泽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30多年后,1894年,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国,大清无敌舰队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些东西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更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三公消费”。甲午战后10年,它又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
    
    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1945年日本败战后,再次认真向美国学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民主主义的经济大国。
    
    在福泽谕吉身后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在书里他也认为,由于人类追求平等的内心动力,最终都会把不同文化的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人类最后的历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而当人类都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不知福泽泉下有知,会否欣慰于学说后继有人呢?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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