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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澎湃新闻
       
                       9月19日上午，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暨第六届上海市信息安全活动周（以下简称“宣传周”）开幕，在本届宣传周中，关于网络电信诈骗的内容是市民关注的热点。
    
    2016年8月19日，山东临沂的“准大学生”徐玉玉被6名电信诈骗分子以发放助学金为由，骗取了学费9900元，在报案回家的路上，徐玉玉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虽然徐玉玉案已经已于日前告破，但人们对于网络电信诈骗的讨论并未终结。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表示，电信诈骗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其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诈骗“年产值”达1152亿元。除了落实“实名制”，从源头上遏制外，也应明确电信诈骗定罪量刑标准。
    
    业内人士也难免“中招”
    
    “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信息安全的同业人士，认为自己肯定不会上当。” 9月19日，复旦大学教授杨珉在宣传周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从山东徐玉玉案说起，“有人认为她上当受骗的原因是缺乏人生经验，但实际上有人生经验的人能避免被欺骗吗？”对此，他认为“不一定”，并举例。
    
    2016年8月29日，一名53岁的清华大学教授没能躲过一次电信诈骗。杨珉说，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刚刚卖了一套房子，回到家立即就接到了诈骗电话，称他漏缴各种税款等等，各种恐吓威逼，然后一步步中计，结果1760万全部被骗走。“骗子可以精确地告诉你，网签合同的编号是多少，各种交易中很细节的一些信息，骗子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增强说服力，杨珉另举了一个例子，曾有一名业内专家的手机被带有木马病毒的短信击中，向多名好友发送一条信息，短信内容为“我是某某某，这是我帮你拍的一个小视频”，并附上一个链接。一夜之间，这名专家的多名好友点击链接，造成财物损失。
    
    “要知道这个专家是网络信息安全的资深人士，他的朋友也有很多是信息安全相关的从业人员。所以无论是天真少女，还是有经验的社会人士，或者是信息安全从业人员，都很难逃过电信诈骗。”
    
    已成产业链的“地下江湖”
    
    电信诈骗为何屡屡得手？杨珉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隐私信息泄漏所引发的。以2013年为分水岭，中国的移动终端用户首次超过了台式计算机，同时无线上网的费用更便宜和普及，智能手机可以任意安装软件，可以搭载各种传感器，传感器可以把物理设备当中的东西通过数模转换变成数据。
    
    “信息安全背后是一个地下社会，一个江湖的形成。”杨珉表示，有人专门设法把病毒塞入你的手机里，有人专门从你手机里获取重要信息，有人把东西打包起来进行交易，利用信息进行诈骗、盗窃，有人甚至把盗窃来的东西，比如电子货币等，通过各种变现的渠道把它洗白，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使得‘反病毒’就变得更为困难。”
    
    “人们时常习惯于享受应用软件带来的便利，往往不在乎它的风险。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软件装上之后意味着什么？”杨珉强调。
    
    他还提到，国内有关部门曾针对300多款常用软件进行了检测，60%涉及到个人隐私数据泄漏的问题，而且这些软件都是一些常用软件，没有哪个杀毒软件会将它列入黑名单。
    
    “我们在打开一个软件界面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输入账号信息，银行卡相关的信息。这些软件会对用户进行精确的数字化分析。一旦这些软件本身的信息化安全能力不够强大，所造成的泄漏量可达百万甚至上亿级的用户规模。这些数据的泄漏不仅牵涉到个人损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上的大隐患。”他指出。
    
    “谁收益，谁担责。”按照杨珉的说法，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除了个人用户须加强信息安全意识，扎紧篱笆防狼之外，尤其要明确责任主体。监管部门要在法规的层面上强化责任主体意识。数据由谁拿去，谁就要对确保数据安全负法律主体责任。此外，提升信息安全治理还要强化立体的全方位测控，惩治犯罪，必须破除地域和部门的界限，建立由公安部门牵头，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共同参与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形成协作共享和快速反应联动机制。
    
    上海用户识破诈骗最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法分子常利用黑客手段进行网络诈骗、网上淫秽色情、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影响互联网安全的突出问题。
    
    澎湃新闻记者在宣传周获悉，上海公安网安部门聚焦网络风险防控问题，深入研究网络黑客犯罪特点，依法严厉查处一批利用网络攻击破获、入侵控制网站、制作传播木马病毒等黑客手段进行网络诈骗、网上淫秽色情以及网络侵害公民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截至7月底，2016年以来共侦破涉网案件218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75人。其中，8%是利用黑客手段进行的网上违法活动。
    
    这份报告还显示，普通人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而骗子们的“上班时间”却是周五到周一，即两周之间的衔接处，这是普通人闲暇、容易放松警惕的时段。
    
    报告还称，上海手机用户识破一个诈骗电话平均仅需18.5秒，识别能力居全国第一。越是经常遭到诈骗电话骚扰的地区，用户的警惕性越高，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用户几乎天天都能接到诈骗电话。
    
    犯罪分子善于设计“情景剧本”
    
    2016年以来，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始终保持着对打击网络犯罪的高压态势。从侦办的网络诈骗案件来看，2016年的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往往喜欢采用广泛发送诈骗“情景”信息的方式实施诈骗。
    
    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介绍，以往犯罪分子通常选择在春运、暑假期间，针对网上购买火车票、飞机票等，“点对点”设定诈骗策略实施诈骗，每笔金额高，但覆盖面小。
    
    “随着市民在网上买卖二手车、求职、找对象等需求的逐渐增多，犯罪分子只需设计一种诈骗情景剧本，通过网络发布，广泛投放虚假广告、信息，冒充招聘公司、婚介公司等进行网上招工、网上交友等方式的诈骗。”网安总队表示，这种方式因个体受骗金额小，往往被害人不愿报案，但因但覆盖面广，诈骗金额总量“积少成多”。
    
    网安总队今后将加强对新型网络诈骗案件的研究，加大同类案件串并，不断拓展侦查路径，着力打犯罪团伙、捣毁犯罪窝点，摧毁一批违法犯罪链，持续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专家：应明确电信诈骗定罪量刑标准
    
    今后，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护应该何去何从？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表示，电信诈骗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网络诈骗的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诈骗“年产值”达1152亿元。
    
    对于电信诈骗的治理，李建华认为，应该严查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运营单位的安全监管要求，强化信息系统保护等级保护措施，追查信息泄露责任。
    
    “加强公安、金融、电信、司法等多部门参与，统筹协作，从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推进电信卡、银行卡实名制管理、规范身份证件的使用管理。”李建华说。
    
    “法律武器少不了。”李建华特别强调，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参考金融诈骗、保险诈骗等模式，将电信诈骗独立成罪，设计合理的犯罪构成要件、合适的刑种，“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明确电信诈骗定罪量刑标准，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和同案异判现象。”
    
    他还提到，应破除各种法律障碍，落实电信实名制、金融账户实名制、电信设备和金融行业准入制度，“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犯罪。”
    
    【警方提醒】
    
    个人用户做到“三个不要”
    
    即：不要随意运行、点击陌生人发来的文件、链接，定期对电脑进行杀毒清理；不要在网上向陌生人提供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真实信息；不要浏览非正规网站并登陆注册身份信息。
    
    企业用户做到“两个健全”
    
    即：健全企业网站信息系统建设；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防范技术措施。
    
    政府、金融、教育、公共服务等重要信息系统用户机构网站做到“三个提高”
    
    即：提高防范病毒能力，安装并及时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提高对抗攻击能力，通过优化网络速度可使局域网服务器提升对抗攻击的能力；提高安全漏洞检测水平，定期对漏洞进行排查检测。

媒体:宜昌红头文件鼓励生二孩 似80年代"一胎化"




2016年9月23日


     宜昌公开信，很容易让人想起1980年代，为鼓励“一胎化”而发出的公开信。正是有着上述历史背景，现在发红头文件呼吁二孩生育，又让人生出一种现实的荒诞感。
    
    随着国家人口政策逐渐变化直至全面放开“二胎”，当年很多简单粗暴的计划生育标语、口号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比如“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要“又扎又罚”：
    
    

    
    然而时代变了，政策变了，喊口号的依然大有人在。
    
    最近湖北宜昌的政府部门居然发红头文件喊起了口号。这次口号内容是，党员团员应该带头生二胎。
    
    宜昌进入超低生育水平
    
    9月18日，湖北省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这份加盖了8个单位公章的红头文件，呼吁公职人员生二孩，“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
    
    

    

    
    9月18日，宜昌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红头文件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生二孩，目前该公开信已删除。
    
    公开信甫经曝光，即引发热议，网友质疑政府部门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鼓励生育是否合适，21日晚，新京报记者发现这封公开信已从宜昌卫计委官网上消失。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该公开信的发文单位包括宜昌市卫计委、宜昌市教育局、宜昌市总工会等8家单位，公开信的对象为“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
    
    公开信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人口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市呈现超低生育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1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给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家庭幸福带来极大风险和危害，直接后果就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加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短缺和城市化进程滞后，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新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宜昌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近些年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该地区的生育率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弹。
    
    希望公职人员做表率
    
    宜昌市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科科长陈天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出台后，2016年3-8月，宜昌市政协联合有关专家做了一项调研，发现宜昌人的生育二孩意愿并不强烈，许多老百姓仍在观望，担心生下二孩后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是否跟得上，“为了打消这一顾虑，我们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生下二孩作为表率，逐渐形成生育小气候”。
    
    公开信还提到了一些鼓励生育二孩的具体措施，如“开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进一步延长产假，建立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假期制度;合理规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扩大婴幼保育和教育容量;加大医疗保健机构妇产科、儿科服务供给，加强对高龄孕产妇和不孕不育人群的服务指导等。”
    
    此外，公开信还声称，“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激发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对生育二孩的认同感。”
    
    “公开信只是喊口号”
    
    昨日，一位宜昌市公务员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公开信的倡议和呼吁只是喊口号，鼓励生育应该出台优惠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年轻些的公职人员还是愿意生的。如果能落实生育假、陪产假等政策或出台补贴就更好了。
    
    她说，仅呼吁和倡议是没有用的，不管倡议与否，不想生或者犹豫的公职人员，不会因为一个倡议就改变决定。
    
    这位公务员认为，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生育险不能个人买，只能单位集体购买。在当地，一些企业的落实情况比较好，反而是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并没有集中购买，而是根据各单位情况给予补贴。因此有些单位没落实的公职人员就享受不到生育补贴。
    
    她呼吁机关事业单位落实集体购买生育险，虽然钱不多，但能体现政策关怀。
    
    追问
    
    用红头文件发公开信合适吗?
    
    红头文件是什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的定义是：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又称“行政规范性文件”。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关于“红头文件”管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红头文件”的制定状况混乱。此外，“红头文件”被任性滥用的案例比比皆是，甚至存在“违法现象”。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他并不认可这种做法。“这个红头文件有点奇葩，提高生育意愿有很多方式，发红头文件方式有点作秀”。
    
    汪玉凯认为，育龄夫妇考虑生二孩涉及很多原因，很多夫妇是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定。“不是说发一个红头文件，他们就要马上生二孩。这个文件只能起到号召的作用，生育意愿并不以发文者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他认为，红头文件通常是有政策指向性的，也有很强的政策界限。这不能在施政过程中想发就发，如果滥用红头文件，其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发布红头文件应该有一定的流程和程序，不应该脑袋一拍就发个文件。
    
    汪玉凯说，倡议生二孩不太适合用红头文件来实现，这不是很严肃。宣传国家政策有很多种方式，让党员和团员带头生二孩，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如何提高居民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预期中的生育高峰并未到来。与此同时，多份调查显示民间生育意愿不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宜昌公开信是生育率下降的缩影，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有这样的问题。全面二孩放开后，一些地方的生育率不一定能达到预期，面临的困难比较大。
    
    他认为，宜昌公开信是一个理念改变的积极信号，然而光靠呼吁和公开信是远远不够的。提高生育意愿，需要为育龄妇女提供生育二孩的种种配套政策，也应该在产假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石智雷曾赴湖北宜昌调研生育现状，他认为，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存在的明显地区差异，应改变过去各个省份“一刀切”的人口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力，制定差别化的人口生育政策，分类有序完成“按照政策进行生育”的目标。
    
    他表示，虽然全国整体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意愿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经济较为发达而生育率水平过低的地区，公共服务较为充足，但是二孩生育成本往往较高，人们响应“二孩政策”积极性有限。
    
    石智雷认为，适当的优惠性或扶持性政策能够进一步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水平较高、生育意愿较强的区域，人口政策可以适当从紧。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