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成为敏感话题，这里仍然是点到为止。文革不应该成为敏感话题，而应该是教育年轻人珍惜从改革开放的一路走来的不易。文革被极左极右的炒作，毁掉了文革这个教育年轻人的最佳教材，右派比左派派的责任大，左派否认文革中的灾难，年轻人还只会半信半疑，而右派把文革受难者的真实的苦难，添油加醋，画蛇添足，非炒作到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期而很难理解的年轻人，不再相信文革中真实的灾难。文革的知名受害者，毫无例外的被加工创造，特别是女性受害者，都加工成为迎合性变态狂的下流的地摊文学。

文革的起因：1956年，因斯大林死亡，苏联和东欧的变化，让毛泽东自信找到的一条不再跟着苏联的新路，其实这是1949年后的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尝试。毛泽东明确的提出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入生产斗争，就是明确的提出了把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同时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毛泽东式改革的核心。

毛泽东的改革彻底失败，失败的国际国内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民主派，或右派的愚蠢，自大而不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不肯配合。说中国人在压力下是顺民，压力轻了就是刁民。这不只是指无文化的底层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如此，国民党时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到49年后都沉默了，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远大于国民党。在土改镇反，肃反等杀气腾腾的时期的沉默还情有可原，但当开始出现能够说话的时刻，不珍惜，不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知道对方让了一步，自己也应该让一步，而步步紧逼，非逼的对方退无可退。当年右派即使没有有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也情不自禁的指点江山，舍我其谁。本来就对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革不满的底层工农兵干部，和右派的自鸣得意和合击，断送了毛泽东的改革尝试。

熟读中国古书的毛泽东明白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49年后的经济他没过多干预，但毛泽东的农村合作化等政治措施即使中国最大的经济行为，57年后在右派最刺激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内行。是促使他直接插手经济，开始了三面红旗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得大跃进。

中国的问题是彻底改变一剪刀差的从农民身上挤出钱养工业，而应该是给农民离开土地的自由，进入工业化。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农民的浪漫主义乌托邦。不懂现代化，不懂经济的毛泽东配给制到人民公社仍然用的是战争手段搞经济。违背经济规律的全面疯狂的共产主义的穷过度惨败。根本改变了1949年后自信的毛泽东，种下了文革的隐患。

大跃进的惨败，特别是出现的彭德怀事件，让毛泽东从自信的统治者，变成为疑神疑鬼，觉得下面都是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这就是文革的根。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判，最不能让毛泽东容忍的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大跃进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尝试，尝试再错，动机无错，而文革的动机就不能用大跃进的理想主义狂热来解释了。文革的实质就是把少奶奶的钥匙抢了过来，交给了通房丫鬟。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皇帝依靠宦官，秘书等离开皇帝屁也不是的小臣，取代功勋昭著，人脉关系网庞大，对皇帝有威胁的权贵。

文革的打击对象是刘少奇为首，其实在高岗事件中早暴露出，以农村，农民，士兵为一边的，和以白区城市，知识分子为一边的冲突，所谓的打天下座天下的冲突，但毛泽东在开始支持高岗后，180都的转变抛弃了高岗，而非常巧妙的掌控了整个局面。但矛盾只是掩盖而不是解决。大跃进的失败后，刘少奇等成为毛泽东真正的，或是现象中的心腹大患。

文革不是民主运动，只是奉旨造反。毛泽东需要天下大乱时，红卫兵可以打砸抢，串联，毛泽东不再需要乱而想收官时，红卫兵被上山下乡赶到农村，红卫兵不过是运动的工具。
文革不是民主运动，是因文革不是有了更多的民主，而是有了更多的专政，就是砸烂了公检法，取而代之的群众专政比国家机器的广度，残忍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的另一个主线是接班人的问题：文革从整接班人开始，到立接班人为高潮，再发展到整接班人，再立新的接班人为结束。
赫鲁晓夫烧了斯大林，给毛泽东一个不小的刺激。他和他的高度肯定的秦始皇一样想着千秋万代。毛很在意他的身后的评估。他自然十分关注接班人的事。

集权国家的头，是有第一，没有第二，或是有一群第二。而接班人都不在这些第二中，而都是第三、第四流的人物。就是因为这些第二的互相制约，所以接班人都不是那些元老。斯大林、赫鲁晓夫、华国锋、江泽民都不属于第二。（林彪就是犯了大忌。他这个厚黑学的老手，也会利令智昏，当了付统帅，还写进了党章。自己把自己送进了断头台。）

毛泽东面对着死神，是怨恨和无奈。毛泽东面对着接班人，是怨恨和有奈。一个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接班人，使他感到十分地不舒服。毛的后半生，是不停地立接班人，不停地整接班人，和历代皇朝不一样的是，毛泽东没有可以接位的儿子。血缘的接班人的争夺，历史上也还有不少刀光剑影。而非血缘的接班人，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接班人，使接班人的确立的难度加大。争夺也必然更加激烈。一旦接班人确立，就破坏了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原则。第二的出现，就是本人不想拉帮结派，也自然会有一些人押宝在新的领导。这些人并不是反对毛泽东，只是同时伺候着老主子和新主子。说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梦话，如果刘少奇真的反对毛泽东，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说刘少奇有点得意忘形，是确切的。正因为刘少奇没有想反毛泽东，所以，他才会忘了在毛泽东面前，必须是小心翼翼。

文革不过是给了人们发泄他们心中最阴暗丑陋的机会，：仇恨、妒忌、对暴力血腥的满足、对别人苦难的幸灾乐祸、折磨他人时的自我优越的心理快感。不管口头上讲得多么好听，心理的龌龊是无法掩藏的。文革最能激起人民的不是《毛泽东语录》，不是社会公正，不是主义、理想，而是我不好、你也别好的仇恨的发泄，是少奶奶的牙床上，我也要滚一滚的变态狂，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暴发户心态。就好像是一群街头的小无赖，好不容易等到了，商场著了火，他们可以趁火打劫。不论他们说得多么地光明正大，意识和潜意识里，痞性是基本的动力

下面是网上的一些讨论

如何看待当年的红卫兵？我家文革中深受其害，不是死就是进监狱。家被红卫兵抄，家人被红卫兵打，但我从来不把文革的责任推给红卫兵；文革中的年轻人，除了极少数外，同样是运动的受害者。
极左和极右都把矛头指向红卫兵，西纠联动不过是文革开始的插曲，联动成立于1966年12月5日，被取缔与1967年1月17日。不过·一个月，要他们为十年的文革负责？仇富仇官的民粹把文革归之于高干子弟。同样是不清楚文革的起因和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国内外有关高干子弟和红卫兵的谣言叠床架屋。极左和极右都是针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故意抹黑造谣。有关邓榕，宋彬彬的谣言铺天盖地。一直依靠整人升官，89后流亡海外，最后有回国讲三个代表，左时吃香左，右时吃香右的变色龙千家驹，公开发表的文章【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样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被知名学者引用，媒体刊登而广为流传。

极左极右都是为否定邓小平而造了不少谣。如河南“75·8”溃坝事件 李先念电话通知邓，要求出动部队救灾，邓榕接到电话后拒绝通知。

把文革灾难归之于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不去思考孩子为什么会如此。我在监狱遇到个学生，津津有味的谈打砸等细节，他不知道抄的就是我家，打的就是我母亲；我并不恨他只是觉得他可怜，除了极少数外，文革中年轻人这一代同样是运动的受害者。

文革中母亲先看看门口有没有孩子后，父亲才出门，这些孩子会用根子，树枝抽打我父亲。但这些孩子不过十来岁，他们可以算是加害者，但要他们为文革罪恶负责？要谴责的是大人。如李振盛这些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文革后又吃反文革饭的必须谴责。

肯定文革的人，在肯定毛泽东的同时，这么可能把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元帅将军都视为反革命？蒋介石在台湾都奇怪连国家主席都是我的人，天下是这么丢的？只谈公安部：原部长和八位副部长的全部，司局长四十九人的四十三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

【这些人跟毛主席思想境界理想信念上查的太多，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过去政治上打倒一个人，一定会先把人搞臭。彭德怀被打倒也一直没能够找到他的生活问题。1927年革命最低潮时，放弃国民党团长参加革命，反而被革命成功后入党的人批为投机革命。

【彭的问题可能是个个人修养问题.】和彭德怀一起打成反党集团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也是个人修养问题？他的清廉众所周知。这些从1925年入党，从苏区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打江山后已官居要职，不是为民为国，犯得上逆鳞直言犯上？他的儿子在我101时的友谊班。

【彭德怀一直不说，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无知还如此自信的人真多。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私信，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宋彬彬？是那个跟校长卞仲耘之惨死有很大关系】除了谣言，你还有什么根据？又说高个子女都是刘少奇，彭真等领导的保皇派，又说在彭真线上的卞仲耘【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是他们杀死的？看不出来矛盾？

中国亿万富翁居世界之首 捐助指数全球排倒数第二



2016年9月25日     
    

    德声报道，根据去年的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已接近600人，居世界之首。但在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为社会公益或他人提供捐助的人却非常少。
    
    英国慈善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去年年底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CAF World Giving Index），中国人的捐助意愿在全球145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排在最后的是非洲国家布隆迪。
    
    该基金会在全球145个国家进行了调查，这些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96%。捐助指数由3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为公益事业捐款、参加志愿服务以及帮助陌生人的居民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以2015年统计数据为基础的这一排行榜中，经济不发达的缅甸位居榜首，美国和新西兰紧随其后。德国排在第20位。台湾排名第35。
    
    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人2014年共捐款约合140亿欧元，占全国GDP的0.16%。而在同为新兴人口大国的印度，国民捐款比例要高的多，占到GDP的1%。
    
    中国人更吝啬吗？
    
    联合国发展署（UNDP）认为，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社会传统上的一些因素也是造成中国人捐助意愿不高的原因之一。德国《世界报》引述一份报告称，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家族之内相互帮助是很自然的，但外人就得不到什么援助了。
    
    报道说，中共开始执政后，认同慈善活动更被视为间接承认政府无能。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俄罗斯人为何对捐助兴趣不大。在前苏联，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存在贫困的。从捐助指数看，俄罗斯排名129，比中国靠前15位。
    
    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捐助热情不高的状况。报道引述德国中国协会的主席格雷戈尔·保尔（Gregor Paul）教授认为，许多中国人的财富是在较短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还比较"年轻"，中青年企业家更愿意给公司或家庭投资，而不是捐给别人。首先考虑自己和家人的资产保障，就是自私吗？保尔教授指出，法制不够健全，人们没有安全感，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博讯综合报道]

何清涟:德国的戏剧 默克尔王座下的民意基础




2016年9月25日

    
    

    9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党柏林败选后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时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难民政策。因为近一年对德国有密集观察，我认为，昔日“欧洲女王”的这番话，与其说是缘于她对难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说缘于王座不稳产生的危机感。因为柏林毕竟是德国左派大本营，那地方原本没有德国选择党（AfD）一点立足之地，基民党败选可视为德国政治的转折点。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有民意基础
    
    有人将德国的难民困境归因于默克尔一人，但我认为，德国陷入难民危机，有默克尔个人的因素，但她绝非一个人在“战斗”，支持她守住难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国一众左派，以及德国公法媒体罔顾事实的赞歌；给她信心的，是欧美长期奉行、且已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霸权，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声。她在这些力量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台灯光让她完全不愿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现实。
    
    默克尔宣布接收难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计很多人都“忘了”两个多月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国电视一台一个谈话节目中，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难民小女孩里姆在节目中向默克尔陈情，她一家人从黎巴嫩到德国避难已经4年，很可能被遣返。针对里姆的述说，默克尔回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时，政治就是很残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从非洲来吧’，我们将无法承受。有些人必须要回去。”这一回答令里姆当场哭泣。这段2分钟的视频让默克尔受到了汹涌如潮的指责，认为她太冷血。
    
    8月24日，内政部属下的移民局经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国基本法给予避难的个人权利的条款，对叙利亚申请避难者单个进行审理，而是给予所有叙利亚人庇护，将“都柏林规则”废除，且移民局还将此内部操作方式于8月25日在推特上公开。此外，德国还撤销了驱逐此前避难被拒的叙利亚难民的决定。9月5日，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让所有难民进入。她的这一决定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支持，被誉为“尊重欧洲团结大局的一举”，全世界的左派更是为之沸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政府首脑纷纷向默克尔表示敬意，并声明要向德国学习，欢迎难民来本国。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赞誉，欧洲女王默克尔很难再保持冷静，面对接收无上限的犹疑，她在9月20号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能做到”。德国民间的“欢迎文化”成为主流，民调显示，86%以上的德国人都表示欢迎，谁要是提出疑问，重则被骂为纳粹、种族主义，轻则被斥责为没有人道关怀。一些德国专家更是争先恐后地论证：难民将极大地解决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甚至臆想出叙利亚难民中有不少医生、工程师等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有报道说，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的统计，如今身处希腊的叙利亚难民，竟有高达4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说英语，这就减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碍。而实际上，开姆尼茨工大的研究显示：自愿参加智力测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即对德国民众所宣传的“难民工程师”，实际水平只相当于实科学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经济学Wößmann教授的调查显示，只有10%的难民是受过高等教育，其余基本不会读写，是母语功能性文盲。
    
    默克尔的名声在这时达到顶峰，成为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热门人选。

“默克尔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权，应该怪谁？
    
    难民到达接收国，其处事方式是在接收国政府与民众的接触中形成的。难民变成享有法外特权的群体，是政府主导，但不能说每道命令都是默克尔亲自下达的，比如难民在商场拿东西不付费不算偷窃，应该说是各州政府的规定；凡难民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强奸、伤人、偷窃，媒体出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考虑绝不报道，这是多年来政治正确约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征用住房安排难民时，强行将原德国住户（包括一些年迈退休老人）的租约解约。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会贴上人道标签。
    
    上述现象，我在《德国的戏剧：“政治正确”高于国家安全》提及过。难民们动辄就是“我们是默克尔的客人”，并以此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对医护人员施暴，有的还高叫“真主至大”将刀架到医生脖子上，要将医生斩首，或重伤医生，导致医生住院，由于种种暴力行为频发，有的医院被迫为医生集体订购自卫武器，让医生带着武器进手术室，不少医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极其的避难者暴力-越来越多的医生购置武器》）凡此种种，只能说是德国社会惯出来的。
    
    政治正确被发展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岁的是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后的经历为证。格伦在今年1月被性侵后报警，她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一些女中学生被难民性侵后不报警，也是出于和格伦同样的考虑。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怖也只有在德国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考虑到这位女子是个职业政客，可以推想德国政坛左得离谱。
    
    司法部门对难民的犯罪行为，也很少予以惩治。一位22岁的厄立特里亚人因各种犯罪行为被报案/起诉189次，但总是被释放。前一向，这年轻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检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释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释放 - 德国司法如此阻挠警局》）
    
    动物农庄有句著名的话：“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难民潮以后，德国实现了这种“平等”。对难民这种法律上的特殊宽纵，既害了德国社会，也害了这位年轻人。因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结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震惊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国汉堡，斯图加特等十余个德国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类似集体性侵事件），就是在难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惩 治的社会氛围中发生的。

政治正确的子弹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如果说民众缺乏眼光与通盘考虑所需要的知识，有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但是，在政治正确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很少有知识分子愿意出头。个别愿意担负起社会瞭望者责任的，往往被政界、媒体与民意三重压力碎成齑粉。我在《德国的危机：“政治正确”下的媒体失灵》中以原柏林市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原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为例，讲述了他被政治正确的子弹密集射杀的往事。2010年，萨拉辛出版了《德国的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过对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正在走向毁灭。因为这本书，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各界不在意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在意他这本书的“政治不正确”。指责他的人马当中，主力是德国政界和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领军人物。萨拉辛不仅被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局严辞谴责并辞退，犹太人社团对他进行严厉谴责，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欧洲其他国家媒体也对他发出激烈批评。
    
    短短20多天内，萨拉辛失去了社会声誉、工作以及犹太人的族群认同，即使如此，民众的愤怒仍然如波涛汹涌，不断有民众将其称为“种族主义者”，要求其“闭嘴”。现在，萨拉辛当年的预言全部实现了，但德国朝野无人向他道歉。
    
    有了萨拉辛被政治正确子弹射杀的先例，德国知识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发生后，才有一些人站出来陆续发表各种言论，讨论难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读者，考虑到政治正确对德国民众的裹挟力时，不要忘记汉娜·阿伦特在二战后反思屠杀犹太人时，提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恶”意指极权体制下人们在意识形态裹挟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欢迎文化”虽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众在意识形态裹挟之下一种无思想、无责任的行为。反思欧洲难民潮的缘起，批评默克尔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意识形态裹挟下大行其道的“欢迎文化”。（来源：VOA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 女士翻译并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