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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周恩来掩盖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读远藤誉教授《毛泽东勾结日本真相》有感

2016-09-23 22:03

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王康

昨天，跟《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作者、日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一起参与“自由亚洲电台”北明主持的电视节目，笔者提到75年前一件旧事。

1941年8月30日，日本陆军航空军第三飞行师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27架零式轰炸机，低空飞行轰炸重庆南岸黄山蒋中正军事指挥本部“云岫楼”，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当天蒋中正正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1995年，西南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牟之先教授等重庆地方史学者集体撰著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笔者据此著拍摄了九集电视纪录片《抗战陪都》。这部近700页著述在165—66页记述了轰炸黄山经过，并披露，“离任回国的意大利大使”提供了黄山云岫楼确切位置及屋瓦颜色。笔者当时就置疑这项“披露”的真实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已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集团，意大利大使馆至迟在1940年底已撤离中国。即使意大利大使确知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挥部秘密位置，也不可能获悉近一年后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

根据1937年国共合作有关条款，国民政府将向中共提供日本军事情报和国共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八路军驻渝办事处1938年初即在重庆注册设立，《新华日报》在重庆公开发行，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初即在重庆秘密建立，在“国统区”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特科”创立者和情报系统最高指挥者，与国民党上层、各界社会贤达、地方实力派及盟国军政人士的关系，无人能及。任何盟国使节都不可能获取黄山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但对于1938年即在重庆的周恩来，并非难事。

笔者在访谈中简述了二十余年前的质疑和判断，1941年8月30日（即苏德战争两个多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月前），日本轰炸黄山蒋介石指挥本部的情报，只能出自中共。理据如下：

一，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曾反复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销毁所以电报密码、机密挡案及“国统区”工作人员名册，尽速返回延安。毛泽东已决定，不再维持与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怕决裂不怕内战”，立即对国民党全面展开政治和军事进攻。因此，消灭毛的头号死敌蒋介石及其军事将领，具有最重大的战略价值。

二，远藤誉教授在其书中第七章，记述了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日本退役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情节。远藤三郎向毛泽东赠送日本军刀，毛泽东回赠齐白石竹画。并首次感谢日本“进攻”（最后一次致谢的对象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日本国比远藤三郎资历更老、影响更大、军阶更高者众多，初知外交惯例和礼仪者皆知，跟1931年到1945年全程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中级军官远藤三郎会面并互赠礼品，与毛泽东的地位太不相衬。其间必有特殊缘由，远藤三郎当年轰炸蒋介石军事指挥本部，应是最关键因素。

三，1939年，毛泽东、周恩来已经拥有向日本提供国民党重要情报的人物和渠道。远藤誉教授新书的中心人物是潘汉年。潘是中共情报战线仅次于“特工之王”李克农的人物，曾说动鲁迅公开支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骨干杨度加入中共，策动宋庆龄加入共产国际、两广军阀联共反蒋，以及与陈立夫谈判红军改编事宜，是中共情报战、隐蔽战的传奇人物。但潘汉年一生最重大的特务工作，是执行毛泽东皖南事变后“联日联汪反蒋”战略决策。他出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与日本陆军武官影佐帧昭交往甚密，并两次晋见汪精卫，这使他1955年身陷“高饶反党集团”且必死无疑。

众所周知，汪精卫不仅是毛泽东的提携者，且是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联合对象。没有毛泽东的密令，潘汉年决不敢私见汪精卫，他也不会空手拜见毛泽东的政治恩人和反蒋盟友。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离关押，他在《岁暮念妻》中绝望留言：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虽然中共在他死后五年为他平反并拍摄电视剧，但潘汉年恐难瞑目：其特务生涯的最高成，是1941年在上海向日本情报机关或在南京通过汪精卫向日本提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机密。——这一几乎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惊人事件，乃是中共所有情报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殊荣。

如果有有心人愿意考证日军黄山轰炸真相，笔者建议，可从三个渠道入手：一，查询意大利二战档案，落实有关情报真伪；二，深入核查日本战时档案、尤其远藤三郎轰炸黄山详情及会见毛泽东缘由；三，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汪伪政府有关档案。

事实上，为推翻国民政府，中共还有诸多勾结日本的嫌疑，如1942年攻占重庆的“五号作战计划”（因太平洋战局对日本极为不利和指挥官冢田攻中将死亡而搁置），以及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等。

威廉·夏伊勒在其不朽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序言中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年，甚至100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作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但是，“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随纳粹德国战败发生了：德国外交部485吨档案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的时候，为美国第一军团所缴获。这批档案，包括德国最高统帅部全部秘密档案，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讨军事形势的“元首会议”速记记录，以及希特勒在战时同他党内老伙伴和秘书们饭后酒余谈话的完整记录，包括6万卷德国海军档案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日记，甚至可以回溯到1868年现代化德国海军建立之时的全部德国海军的信号、舰只的航海日志、个人日记、备忘录等等诸如私人日记、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和通信，甚至还有纳粹领导人电话中谈话的记录，这是赫尔曼·戈林在航空部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所窃听收录的。

威廉·夏伊勒指出：

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

他特别指出，把第三帝国内部所发生的赤裸裸的，怵目惊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呕的事实——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国会纵火案，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德奥合并，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西方、巴尔干各国和俄国的进攻，纳粹占领下和集中营中的恐怖，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记录下来或作一番描述并不困难。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大部分是我们所无法获悉的。

过了四十年，我才真切感受到威廉·夏伊勒这些文字的份量。这段文字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全部历史，也完全适用于中共窃夺中国前的全部历史，尤其适用于毛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历史。七、八十年过去，人们才艰难而有限的了解到些许抗战实情。

如果说，1989六四镇压、苏东易帜后，邓小平使用“韬光养晦”之术，让中共得以度过共产主义全球破产的危机，毛泽东则在八十年前就早已“韬光养晦”，死里逃生。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武装割据，以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苏联式国家。七七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作出四项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统一于国民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俨然偃旗缴枪，洗心革面。

实际上，毛泽东一天也没有“取消”其根本目标，全部策略即韬光养晦，保存实力，扩充壮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时，在斯大林支持下（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后），离间美蒋、“联日联汪反蒋”。这就是毛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战略战术、毛泽东从抗战韬光养晦转入公开决裂和全面内战的历史。习近平近年全部所作所为，应作如是观。

远藤誉教授1941年生于长春，亲历中共对长春“久围长困”的苦难。几十年后，历史借重这位日本孱弱女性发出叩问：谁背叛了中华民族？中共之所以不仅维持到今天，而且有席卷全球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成功遮蔽和篡改了历史，包括抗战史。所以，一切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都具有革命性，都是中国人抗御精神奴役、反抗中共建立红色帝国图谋的必须，也是人类的共同义务。

国庆遐想:中国人到底信不信宗教？

谢盛友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皇帝自身便是国教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但民间的各种信仰也会被容忍（只不过其僧侣的政治发展空间会被缩减）。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强烈对比，在欧洲教会压制了现世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和人民所抱持的信仰都是一样的。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

中国宗教衡量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而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中国人世代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信不信宗教？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都不信，又好像都信。我认为这与宗教的本质有关。宗教有一个人们司空见惯而又常常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解决很多世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简单。人们对世俗的一种观念、伦理，或者一个法律的认同都要经过一番论证，而宗教不需要这样，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验证的，上帝是不需要验证的。

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麽，活着有什麽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

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在古中国，神的慈爱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

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中国人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关大心到生命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了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人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民，只有比我们更文明些。

中国人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後，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

中国的文人、君子，他们的理想是很实际的：正因为它很实际，所以也是不稳固的。因为现实生活在不断地变化，你讲天人合一，看起来好像很稳固，天和人不分嘛，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嘛。但是实际上，你把人世的变化看作就是天道的变化，你必须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信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可以追求，它都是随时代而变、随环境而变的。比如说爱国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历来是跟忠君分不开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它总是跟现世的某个当权者、某个君主联系在一起，爱国忠君嘛。从屈原到王国维，都是这样的，用忠君来代替爱国。

《经济学人》文章：全球化只有富人和精英阶层得益吗？

经济学人

自由贸易在全球陷入了低潮，但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只有公司和富人得利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相比起封闭经济体，开放经济体中机会更多，也更多样化，并且有更大的机会令人民富裕。

反全球化人士
为什么他们错了
全球化的批评者称它只对精英阶层有利。实际上不那么开放的世界对穷人伤害最大

1843年9月，《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报道了该市一次大规模的自由贸易集会。利物浦皇家剧场内人满为患。新当选下院议员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滔滔不绝地论述取消食品进口关税的好处，呼应了彼时新生的《经济学人》的观点。布莱特对听众说，在拉票时他已经解释了“如果英国的贸易受到限制，石匠、鞋匠、木匠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会遭什么罪。”他在利物浦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彩。

而173年后，很难想象一位主要的西方政治家会因捍卫自由贸易而受到称颂。美国大选中的两位候选人都不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语无伦次，对这一点倒很明确：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竞争已经消灭了许多国内的就业机会。他威胁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希拉里·克林顿现在也开始抨击她参与谈判的TTP，令她信誉尽失。在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的德国，成千上万人在本月初涌上街头，抗议欧盟和美国之间拟议的贸易协定。

对开放经济影响的焦虑无处不在，对贸易的强烈反对只是其中一个表象。英国退欧公投显示了人们对移民自由在公共服务、就业和文化方面影响的担忧。大公司因利用国外避税天堂逃税而备受抨击。此类批评含有一些事实：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那些经济开放过程中的输家。但改进全球化和逆反其方向完全不是一回事。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只有公司和富人得利的想法是大错特错。

真正有益穷人的政策

首要证据是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全球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这靠的是全球贸易的爆炸式发展。货物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50年为8%，在50年后则提高至近20%。出口带动的增长和外国投资让数亿中国人脱离贫困，从爱尔兰到韩国，各个经济体也因此面目一新。

坦白地说，新兴市场国家命运的非凡转变让西方选民不太舒服。但在他们的国家，自由贸易的总体效益也无可置疑。相比只服务国内市场的公司，出口企业生产力更高，付的薪水也更多。美国一半的出口都流向了与它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到全球GDP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贸易保护主义会伤害消费者，对工人也无所助益。穷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富人为多。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如果跨境贸易终结，最富裕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而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人群则会丧失63%。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在2009年奥巴马断然对中国轮胎征收反倾销税之后，美国消费者转购非中国产轮胎的成本是每年约11亿美元。这样平摊到因反倾销而“拯救”的1200个工作岗位上，相当于每个工作岗位的代价要超过90万美元。

开放还会带来其他好处。移民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还能支持东道国的经济：自2000年以来，进入英国的欧洲大陆移民一直是国库的净贡献者，从2001到2011年，他们为英国公共财政贡献了超过200亿英镑（34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竞争、技术、管理方法和就业岗位，而这便是为什么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过于谨慎的举措令人失望。

你近来为我做了什么？

以上种种并不是为了说明全球化毫无缺点。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直知道，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会受惠，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成为输家。而对这些人的帮助一直都太少。从1999到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了600万左右，其中可能有五分之一源自中国的竞争；这些失业人员有很多没能找到新工作。事后看来，对于欧盟东欧新成员国移民对公共服务的压力，英国政客也太过掉以轻心。尽管对短期资本快速且变化无常的流动还没有街头抗议，但资本的跨境涌入和流出确实经常造成损害，尤其是在欧元区里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

正如我们本周的专题报道所指出的，必须做更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在再培训工人并帮助他们再就业的政策上的支出少得可怜，仅为其GDP的0.1%，相当于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没有提出政策帮助因贸易或便宜技术而失业的人，这实在可悲。在移民方面，仿效丹麦的做法，把移民数量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挂钩，以此缓解对学校、医院和住房构成的压力，这很合情合理。许多人把将贸易协定绑定签署国的做法视为对民主的侵犯，但还是有办法让共享的规则强化国家主权。对如何向跨国公司征税建立协调一致的规范可以让各国政府对其公共财政有更大的控制权。协同控制短期资本的剧烈流动将能恢复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掌控。

这些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鼓吹者的明智回应。最糟糕的答案可能是各国转而反对全球化。保持开放的理由和本刊初创时支持废除《谷物法》（the Corn Laws）时的情形差不多。相比起封闭经济体，开放经济体中机会更多，也更多样化，而且总的说来有更大的机会令人民富裕。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相信封闭经济体有利于权贵阶层而会伤害劳工阶层。他们那时是对的，现在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