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华人如此吐槽：中俄生活差距

实在太大了！

京港台：2016-10-4 05:37| 来源：政商之声 |   

　　许成钢：文革会不会重演？类似悲剧会不会重演？私有产权、对私有产权保护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

　　文化革命是一场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它有着典型的群众运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与其他极权制下发生的群众运动相比，文革又有其明显的独特性。

　　极权主义依赖恐怖统治社会。这种恐怖统治分两类，一类是由党和国家的统治机器直接进行，例如斯大林用秘密警察监督全社会，这是极权制的常态。秘密警察是极权主义恐怖统治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一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在一些时期也会以另外的方式呈现：由暴民操作的恐怖暴政。也就是说，不由党和国家的秘密警察来执行，而是发动群众运动，用“群众”的手清除，甚至杀害反对者。作为非常重要的发动文化革命的领袖人物，林彪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血淋淋的话，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为什么民主宪政极为重要，因为它的对立面的是镇压之权，是用镇压之权组织起来的政权。

　　

　　文革之前的数次群众运动

　　实际上，文化革命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或者说暴民的暴政。第一次是土改。土改是以煽动的方式，煽动成为暴民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农施以暴力的基础上，剥夺其财产。在全国各个地区，残暴的程度有相当的不同，大体上是北方更残暴，南方好一点，比如说江浙一带就比较温和一点，最残暴的事件发生在东北。在东北土改时，经常发生所谓的地主富农被贫下中农当场施暴致死，如乱石砸死的情景。典型的过程是召开极具煽动性的控诉-斗争大会，斗地主、富农，越斗气氛越高涨，越斗气氛越暴烈，口号从仇恨变成血淋淋，直至血淋淋的口号变成了血淋淋的暴行。这些暴民运动是在有组织的煽动下进行的。有很多活报剧、话剧等就是用来煽动的。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白毛女》。

　　文革前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是镇反。镇反一半是党和国家有组织进行的，一半是鼓动起来的群众暴行。紧跟着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也是一半有组织的，一半是煽动起来的群众暴行。在这些运动中，各个单位发动群众，煽动群众仇恨这些反革命、右派，揭露、控诉他们，直至施加暴力。

　　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在苏联、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都发生很多。德国纳粹能够在迫害犹太人和政敌上走那么远，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煽动暴民施加暴政。纳粹的暴政是一面迫害犹太人，一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迫害所有其他的党派。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本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原本存在多个互相和平竞争的政党。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煽动起的暴民以暴力去摧毁其他党。从这点看，这与文化革命时发生的事情惊人相似。红卫兵们、造反派们，在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暗示下，用暴力摧毁领袖的敌人和自己的敌人。他们用的是与德国纳粹及其相似的手段。这样的运动在东欧发生过，北朝鲜发生过，越南发生过，古巴发生过，红色高棉发生过。其中红色高棉的群众运动走得最远，这场运动杀掉了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世界上，唯一支持他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群众运动：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多如牛毛，但其中绝大部分思想都只是说说而已，从没有被尝试过。极权主义是少数被执行并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极权主义制度曾经统治过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付诸实施的，极权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变异，是从一种极权主义到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运动。极权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极权主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是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这个问题，学术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在世界上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有一个相同的成分：群众。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群众”的概念，其来源和含义，与在中国常用的“群众”的概念（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非常正面的基本概念）大相径庭。但首先需要认清，群众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群众”是从英文“the masses”翻译而来（对于任何真的要反对西化的人来说，“群众”这个西来的词和概念应该被从汉字中消灭）。群众指的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数众多的群体。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的意识的群体的突出表现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没有基于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的团体，例如，行会、商会、业主会、宗教团体等。

　　在政治学里，一个刻画“群众”特点的用语，叫做“原子化”（atomization）。原子化的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利益的意识，而且经常没有知识。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我意识的原子化的人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煽动、被利用，易于互相煽动，是暴民的基础，是暴政的基础，是极权主义的基础。

　　“群众”这个外来的概念涵盖各国历史上的重要相似现象。例如，19世纪欧洲的一些暴民组织，20世纪欧洲的许多群众运动，以及中国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群众在社会里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只有自己选举出来领导人的才可能代表自己，而误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天赋的。但有群众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袖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领袖和他的组织的引导和煽动。因此，极权主义运动永远都有领袖和群众。群众创造领袖，领袖创造群众运动。领袖和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一对。

　　发动群众运动的核心就是发挥领袖的作用。领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代表一种意识形态。领袖鼓吹意识形态，群众追随着领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将群众和领袖紧紧结合在一起。

　　无条件的忠诚于领袖，忠诚于党，这是极权制中的基本成分。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无条件地完全地忠诚？这些人一定是孤立的，孤立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庭，甚至没有熟人，他才可能忠诚。他名义上可以有家庭，名义上可以有朋友，名义上可以有熟人，但是无论是家里的人，他的朋友，他的熟人，一旦他发现这些人违背了他的忠诚的原则，他一定要告密。从这意义上讲，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在这种忠诚之下，这些人不属于家庭，不属于朋友，不属于自己任何熟人的圈子。他只属于运动，他只属于党。而且他认为只有当他属于运动、属于党时，他才是一个人，他才重要。所以，他们的野心和志向全都属于运动、属于党。这样的人就是群众的骨干。

　　哈耶克在1945年，基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察，对极权主义和群众运动有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群众和群众运动是19世纪末产生于欧洲的概念和现象。群众和过去所有的社会群体相比最不同的地方，是群众没有财产，不属于任何阶级，也不属于任何文明的传统。除此之外，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人数众多，并且一体化。前面用“原子化”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他们都是一体化的。在什么基础上可以众多的人像原子一样相似？如果他们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人会辩论，会有独立的不同的看法。而群众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水平低、趣味低、见解水平低。甚至道德水平也低。这里说的没有知识，指的不是工程技术知识。一个群众可以在工程技术上受过相当的训练，可以是技术专家，但是，他对于社会没有知识，对于人没有知识。事实上，破坏道德标准，保持低下的道德水平，是告密的先决条件。在极权制度下，告密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甚至可以告发自己的家人，这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

　　群众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没有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群众在面对外界的鼓吹和灌输时，极容易接受外界的观点。有自己信念和意志的人，当外界鼓吹的时候，本能的做法是辩论，辩论本身就是抵制。但是群众缺乏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很容易接受外界的鼓吹。

　　第三个普遍的特点是群众的仇恨心态。仇恨有多种多样，纳粹时期仇恨的对象是犹太人，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任何不同意纳粹党的人，哪怕他是白种人或雅利安人，暴民都可以把他这个异见分子打死，不用判刑而处极刑。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下，群众的仇恨称为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如此的残酷暴烈？因为群众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什么文化革命时候，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可以把她们的校长、老师、不相识的“阶级敌人”活活打死？因为他们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从哪里来？其实他们什么阶级也不是，这都是灌输和煽动来的仇恨。暴民（或称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是最没有道德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其中最骨干、最残暴的个人、领袖或者小团体，通常都有这个特点。

　　群众并非在任何制度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人权的制度，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从来就被剥夺时，这些个人从来就依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崇拜领袖的信徒。产权是所有的个人权利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是决定绝大多数人自我意识的基本权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成为群众的人，大都是没有产权，或者其产权被剥夺的人。反之，拥有坚实的产权的个人，在其产权被剥夺之前，很难成为群众。作为对比，在北欧、澳洲、北美和英国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下，虽然也存在符合群众定义的人群，但是不仅人数少，产生能使群众崇拜的领袖的机会更少。因此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极其微弱。剥夺产权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首先，被剥夺产权的人的精神和自由，立即因此受到深刻影响。在剥夺产权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称剥夺个人产权为了造就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但国有经济的运作和计划，归根结底意味着要将某个特定意志强加给全体国民。当国民对经济运作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国有经济的统管者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国民已经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权，他们也已经丧失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制下群众运动的相似点与主要差异

　　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国民都已经丧失个人的产权和政治代表权。从来未曾有过产权和政治权等基本权利的青年人，从不知道自身利益所在，充斥他们教育内容的是阶级仇恨，以及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他们中的精英们等待着领袖和党的召唤，等待着为其效忠。文化革命与所有其他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的共性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决定了领袖是完全不受任何法、规、道德约束的，领袖的至高无上决定了社会里的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内最高的其他领导人都只能完全服从他，只要有稍微的不服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

　　第二是，在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中，煽动、仇恨和暴行紧密结合，三合一。领袖之所以会如此的至高无上，原因不仅仅是有秘密警察，更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群众运动里，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仇恨。没有仇恨，就没有这样暴烈的群众运动。群众的仇恨被煽动到如此程度，为了他们爱戴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些可以杀害自己家人的、朋友的性命，更不用说自己的敌人、对手或不相识的被冠为敌人称号的任何人。彼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仇恨是“阶级”仇恨。所有人接受的教育就是仇恨阶级敌人。谁是阶级敌人呢？首先，任何对伟大领袖有丝毫疑问的人都是阶级敌人。但是，“阶级”本来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里，某个人的阶级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来源而决定。例如没有财产的人为无产阶级，依赖工资收入的工人为工人阶级，主要收入依赖资本的叫做资产阶级，主要的收入是从土地而来的叫做地主阶级等等。在文革之前，阶级的概念普遍被用来塑造阶级敌人，用来统治社会。所谓阶级路线是全社会中所有人就职、升迁、升学等有关前途的决定因素。在文化革命期间，所谓“阶级”的概念则更推到了极端。把任何要在政治上打击的人都称为阶级敌人。德国纳粹时期在这点上与文革时期非常相似。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纳粹仇恨的敌人是犹太人，以及任何不信纳粹的，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人。

　　仇恨离不开对群众情绪的煽动。煽动的目的是创造仇恨的情绪，创造暴力。煽动既包括领袖对群众的煽动，也包括群众之间的互相煽动。所以，煽动、仇恨、暴力三者合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清楚显示整个运动的本质是暴民的暴力活动。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清肃。清肃的对象非常宽，包括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一样。在这方面，文化革命的清洗范围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群众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知识界所有的的精英全部受到打击，连中学老师也大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击面之宽是世界唯一，没有任何一个极权制度会打击到这么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可能是唯一例外，而红色高棉是学习文革的产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文化革命与其他极权主义体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由领袖来煽动群众，从制度上全面自我破坏的运动。这个全面自我破坏初看很奇怪，但这不是神经分裂。领袖的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旧社会就是官僚制度统治的极权社会。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幅度削弱过中央官僚体制的权力，但遭到了中央各部委的各种抵抗，尤其是事后。在1962年清算大跃进的错误（或灾难）时，在全国所有县级及以7000党政官员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并放弃第一线领导权。到了文化革命，他不仅要打倒所有这群耳闻目睹他自我批评的官僚，而且更要被破坏给予他们权力的制度。文革不仅把中央的党政官僚人员的多数都关进牛棚，送到农村去种田，而且更从制度上，正式关闭了中央的多数部门。

　　第二个巨大差异是文革破坏旧制度的方法。文革能“砸烂旧世界”，靠的是“群众运动”。领袖和他的助手们通过创造“群众”，煽动群众，制造“阶级斗争”，制造全面的混乱，摧毁破坏他们自己建立的极权制度。在1967年发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高指示”中宣称，现在全国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天下大乱。不在其中的人们一定觉得很疯狂，领袖自己搞得天下大乱，怎么会称其为形势大好？毛的解释是，文革乱了敌人。即，用天下大乱的方式，文革不仅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官僚统治的极权制度。

　　第三个差异是，在全面系统地破坏了中央的党政官僚机构的同时，文革大规模地向地方放权。领袖理想的新社会是没有官僚制的，或极少官僚制的，高度向地方分权的，依赖地方在经济上自治的极权制。在这个制度里，领袖可以直接在精神上和政治路线上统治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无需借助层层官僚体制。我把文革创造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或分权式极权制。对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分析有待下文。

　　文革的暴民运动导致过千万人死、伤，过亿人受迫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年）。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三十多年改革以来形成的私有产权，2004年宪法规定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与私有产权和开放密不可分的文化、意识形态已经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化等等，都朝着给我们信心的方向发展。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于杜绝上述的“群众-领袖-仇恨”三位一体现象。这取决于制度的改革。

　　注：本文代表作者看法，作者感谢黄磊和史颖波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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