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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楼市/秘密处决的政治局常委/五千年孔子和秦始皇影响最大/将军县
發佈時間: 10/7/2016 8:48:29 PM 被閲覽數: 16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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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他是被中共秘密处决的政治局常委 灌醉

后枪毙


京港台:2016-10-7 02:58| 来源:党史纵横 |   


 


  卢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在被捕后迅速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一员。建国后卢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专题)中被康生秘密处决。文史作家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撰文指出,康生叛变说并无史料支持,但他处决卢福坦的举动却引人怀疑。

  

  资料图:卢福坦

  

  资料图:文革中的康生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卢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抓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

  那么,能够受到康生、谢富治两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特别“关照”的卢福坦究竟是何许人也?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呢?这还要从卢福坦与康生的微妙关系说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做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卢福坦在这种情况下向王明毛遂自荐,要求代替向忠发,出任总负责人。王明没有立即答应卢福坦,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当时,王明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夫、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从结果上看,王明并没有实现卢福坦的意愿。

  在临行前,王明还对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卢福坦要求担任总负责,除了找王明谈话之外还找了周恩来,可见周恩来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周恩来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常委会”,但这并不影响稍后他进入事实上的“常委会”(即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4人)。这段时期我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混乱,党史上经常出现“总书记”、“书记”、“常委”各种不同的名称,而根据后来党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进入书记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常委。

  没有实现政治目标的卢福坦后来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最高职务曾做到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相当于股长)。在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出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专题)。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其他人提及过,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在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专题)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他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事件办公室负责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来事情似乎就此了结了,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专题)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说到康生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被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其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依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变节和赴死这两条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考察康生是否叛变。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深度好文;莫谈楼市,北境传檄!



2016-10-04


作者:成吾

来源:握瑜轩

握瑜按:这是一位有良知的博士写的文章,和博士的相识源于他的公众号《经济与投资研究》,因为经常发一些对于经济比较敏感的话题,多次被封,此篇为博士的原创作品。特此转发,表示敬意。

本周是中国国庆节假期,在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国梦的普天同庆盛世歌声中,有媒体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十一黄金周各省旅游收入排行榜,据说是山东排第一。还有媒体认为中国人全球“扫货”是一种旅游幼稚病,号召国民将钞票消耗在国境线以内。不过这些事情很快将不再重要,因为本周发生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在国内,全面限购开启,已有15个城市开启了楼市限购政策,开始打压高价楼市。9月30日晚,京津二地赶在长假交易休息周之前公布了调控政策,昨天国庆节当天,成都和郑州也公布了限购政策。连地产大王王健林都出来发声:中国面临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王健林的声音似乎是被揪出了万达向大连某高管行贿的事实后,开始撕破脸有意对着干?当然,也有可能,其言论是摘除自己与地产泡沫的关系,为未来的地产大洗牌发声自保。其实,一线城市的限购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将资金引导进入三四线城市。

此轮楼市大涨中,由于资金的逐利本性,只有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在上涨,中央原计划中的几千个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事实上,资金此后一个阶段能否被行政命令引导至三四线城市,造成房市的新一轮板块轮动效应,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受到大环境影响,这些城市本来的经济发展就不好,加之自身格局所限,北方小城市往往局限于几个大型国企带动,南方小城市往往以中低端商品贸易为主。在出口贸易全面熄火,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失业大潮风起云涌,人口结构老化的宏观大形势下,三四线城市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去库存压力,这些城市能否有接盘的能力,以及离开一线城市的资金能否会真正流向这些投资标的物,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明显。

资本天生是逐利的,出于利益考量显然这些资本不会进入毫无炒作题材的三四线城市,而更有可能进入大宗商品和粮食期货市场。蒜你狠,姜你军的时刻可能会再次到来!原油、贵金属等交易市场可能会更热。调控方面未来应考虑的是如何在交易规则方面限制期货市场中对于预期的炒作,个人投资方面应该注意充分分析研究,把握这些品种在迎来较大波幅的过程中更多的投资机会。前几天传出天津金属交易所诱导投资者炒原油导致损失几百亿的事情,说明国内游荡的资本为逐利已经不择标的,甚至将最基本的资金安全性抛之脑后。国际上那么多合法受监管的交易经纪商不去选,却投资给一个外汇原油黄金零售交易领域从未与国际清算方面接轨的国家中,民间商人自己开设的内盘交易所,已不仅是智商不够的问题,这是对天朝经纪商的爱之深切已至盲目,这种后果显然只能由投资者自己去承担。

这边厢楼市暴涨到不得不限购,游资已蠢蠢欲动准备炒作新一轮题材,旁边的邻国却放出了一大招。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庆祝韩国军队建军68周年的隆重集会上,呼吁朝鲜军民逃往韩国。

网络舆论将此言论视为美韩对朝鲜的宣战书,成吾深以为然!朝韩边界放开后,由于传统上一直有将叛逃朝鲜人移送回朝鲜接受肩胛骨穿铁丝惩罚的传统,饱受饥饿与压迫的朝鲜军民,一定会出现向南方韩国地区的大规模逃亡,而这将很快终结朝鲜的统治基础。

朴槿惠的发言,意味着历史性的一天,韩国在朝鲜南方宣布拆除铁幕!想当年,里根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对戈尔巴乔夫呼吁“拆掉柏林墙吧,给人民以自由!”于是柏林墙很快就倒了,东西德分裂45年后实现了统一!朝鲜这种只有职业红歌手司马南希望移民的国家,担心的不是有人要打他或者自己耗尽资源,其唯一担心的是治下人民的觉醒和反叛!没有了铁幕的封锁,朝鲜军民在战争面前自会权衡考虑,根据人性做出追逐自由和安全的选择!未来,Vfor Vendetta 将在朝鲜真实上演,每个人朝鲜人都是大V!

从经济角度来看,朝韩边界打开,将意味着一段时期内东北亚局势将不再平静,正义与和平不会随着边界开放突然自动到来,未来可能会出现一定烈度的局部战争!北方战事一起,中国的楼市可以无需再谈了!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政治稳定,北方这个邻国未来的局势变化,将对天朝的经济形势产生深远与现实的影响。最近的几个其他消息是:美国大选近在咫尺,东亚韩国与之呼应宣布开放朝韩边界,另外有官方舆论称要四年内武力解放TW。绝大部分政治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利益的考量。所有这些信号,都表明可能存在一场对世界史上最大经济泡沫的围剿!最直接的波及方面是楼市和汇市,也包括大宗商品市场。前两者可能会在某个历史性时刻出现大跌,而后者可能会借势暴涨!成吾在此提示各位投资者,睁大眼睛看清形势,谨慎选择交易品种!

本文的最后,成吾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临终诗篇《国殇》,赠与渴望南北统一的韩国人,和对生存充满绝望的朝鲜人,还有这两天怒恨当年蒋公之失的中国人。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見兮,

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見兮,

永不能忘。

天蒼蒼,

海茫茫,

山之上,

有國殤。




观点:中国五千年历史,孔子和秦始皇影响最大



2016年10月06日


    原题:中国5000年历史 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是他们俩
    来源:搜狐博客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再到如今,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人物。对于诸多历史人物来说,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造成了的影响,比如在三国时期,周瑜等人指挥从赤壁之战,直接关系到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当然,如果要说到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人物,显然不能局限在一场战争和一个事件上。对此,在笔者看来,文有孔子,武有秦始皇,这两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
      首先,孔子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祖籍在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在春秋这个周礼崩溃的年代,孔子被不少人视为迂腐的代表,但是,这不妨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一方面,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为中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孔子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不少成为春秋战国各诸侯的大臣。
      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孔子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当然,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有赖于董仲舒等后人的发挥,比如在汉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迎合汉武帝的需要,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推行的治国理论。除此之外,孔子的后人,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比如西汉的孔藂曾领军夹击项羽楚兵,东汉末年的孔融为建安七子之一等。
      三
      对于孔子来说,影响主要体现在“文治”上,而就“武功”来说,当属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嬴政还是秦王的时候,也即战国末期,其奋六世之余烈,完成了对齐楚燕魏赵韩六国的统一战争。伴随着秦朝的建立,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得以终结。当然,仅仅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王朝,并不是秦始皇的全部功绩。在大一统的秦王朝下,秦始皇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
      四
      最后,秦始皇指派蒙恬等人修筑长城,并北击匈奴,尤其是秦朝时期修建的长城,成为中原王朝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在向南上,秦始皇修筑灵渠,沟通水系,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动数十万大军南征百越,将岭南地区纳入秦朝疆域,从而奠定了中华版图的雏形,更让大一统成为历代皇帝坚持的准则。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2016年10月06日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这是徐向前元帅对湖北红安县的题词。日前,新华社发文介绍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在革命年代,这里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以及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
    
    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授衔的有61位,居全国之首,红安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据公开资料,红安原叫黄安,1952年9月正式改名为红安,是仅次于井冈山、延安的中国革命圣地。红四方面军队列里,每3个人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4位英烈中就有1个红安籍。“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现有2800多个县城中,以“红”命名的县,这是唯一一例。
    
    那么,红安县出过哪些著名的将军的呢?
    
    董必武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董必武
    
    董必武生于1886年,青年时代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20年在湖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董必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党和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193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别的队伍,共有100多人,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还有约30名的女同志。董必武是这支妇女队的“胡子队长”,他的妻子陈碧英却服从组织安排,去广东梅县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陈碧英送给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走完长征。
    
    “政事儿”(公众号ID:gcxxjgzh)注意到,抗战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在重庆谈判中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届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期间,董必武曾3次回到家乡红安。1958年,他在家乡视察七里坪后,写下了题为《红安七里坪》的诗句:残垒犹存旧战痕,义军根据地传名。而今建设能跃进,不愧当年七里坪。
    
    李先念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李先念
    
    李先念1909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他9岁读私塾,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家乡红安领导农民参加黄麻起义。
    
    1931年后,李先念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1935年,他参加长征,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攻克四川省西部的懋功,同第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1939年,中原局派李先念率领一支部队挺近武汉外围歼敌,开创包围武汉日军的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6月,建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
    
    《宁夏法制报》曾报道,1941年夏,李先念从一亲属口中了解到自己的母亲已于1935年去世,去世前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名字,不仅潸然泪下。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赶回故乡,在母亲坟前长跪不起。
    
    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又作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领导了中原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等职。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1956年后连续当选为中共第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0年,李先念回到家乡视察。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姐姐李德琴说,“先念啊,你做了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李先念说:“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拨粮。”
    
    之后,他要姐姐告诉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
    
    “政事儿”(公众号ID:gcxxjgzh)注意到,文革中,李先念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曾秘密找到李先念,要求其向叶剑英征求意见,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陈锡联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陈锡联
    
    陈锡联出生于1915年,在李先念的影响下参加的革命队伍,14岁便参加红军。“政事儿”注意到,他和李先念是远亲,比李先念小6岁。
    
    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后,打破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李先念任第三十军政委,陈锡联任第三十军263团政委,成为李先念的直接部下。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决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其中,陈锡联率左路纵队直插皖西,在张家店歼敌一个正规旅,初步打开了皖西的工作局面。此时,蒋介石调来20多万重兵,对大别山进行“围剿”。为此,大别山上炮声隆隆,烽火连天,刘邓决定分兵迎敌。
    
    据媒体报道,反“围剿”过程中,陈锡联摆脱敌军的纠缠后,到前方指挥所汇报工作。李先念关切地问道:“锡联同志,背得动吗?”
    
    没等陈锡联回话,邓小平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不要怕烫手,这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在晚年曾回忆:“我和先念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先念同志不仅是老首长、老领导,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韩先楚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韩先楚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任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政事儿”(公众号ID:gcxxjgzh)注意到,1950年4月,韩先楚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三万兵力,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跨海进击海南岛。抢滩登陆仅14天后,40军把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解放全岛。
    
    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
    
    文革时期,韩先楚受到“四人帮”攻击,被批“上了林彪的贼船”。据他的秘书姚科贵回忆,韩先楚曾致电周恩来说:总理啊,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呀,很值得警惕!我觉得朝里有坏人!
    
    粉碎“四人帮”后,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韩先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据《开国将军轶事》一书记载,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时曾回红安探访。当时正值大雪天,韩先楚看到乡亲破衣烂衫,难以御寒,当晚告诉秘书,调一批大衣、棉衣、棉被来。
    
    秘书问,这钱从哪儿出?韩先楚答:“从老子的工资中出。老子的工资不够,从我儿子的工资出,儿子的工资不够,从我孙子的工资出。”
    
    秦基伟
    
    200多位将军竟出自同一县 一家父子3人皆授衔


    秦基伟
    
    开国中将秦基伟,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战争年代,他因作战勇敢、提着大刀只身冲上前线,他获得了“秦大刀”绰号;后来又腰插菜刀,夜闯太行山下小根村日寇炮楼,老区人民说他像“走亲戚一样”炸飞了炮楼,又获得了“秦大胆”绰号。
    
    抗美援朝战场上,秦基伟指挥了上甘岭战役等重要战役,被美军公认为最牛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另外,他还是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总指挥,曾陪同邓小平检阅受阅各方队。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期间,秦基伟无辜被关押。据《红墙大事》记载,周恩来获得消息后,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书中称: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他要见见秦基伟。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书中记述,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此后,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任国防部长。
    
    “政事儿”(公众号ID:gcxxjgzh)注意到,秦基伟的儿子秦卫江、秦天,也成为了两名将军。今年7月,任武警部队参谋长的秦天由少将警衔晋升为中将警衔。
    
    秦卫江曾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第27集团军军长等职,2010年12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12年晋升为中将。军改后,秦卫江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
    
    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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