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国号就没有太祖 毛泽东1965年后悔

莫及(图)

京港台：2016-10-13 03:57| 来源：章立凡 |    

2006年，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撰文《“国号”系铃人周善培》披露，1965年，毛泽东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不改国号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专题)小朝廷问题等。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时，毛泽东身边的一名清朝遗老向毛旁敲侧击:“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 　　 　　201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67周年国庆，解放军护送国旗走向天安门广场升旗台（图源：新华社） 　　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一、国号之铃，至今无解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45年出席旧金山(专题)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25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1991年6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1949年9月25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1949），但不禁用（38）”。此处"38"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30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2004年10月27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168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二、官场商场，轮番投注 　　上网搜索了一下“周善培”，其生平事迹如下：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巴蜀网） 　　周善培在清末属于维新派，为官任内积极兴办实业，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专题)，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麐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4页）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视频）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1页）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爱新觉罗·溥仪《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02页）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三、遗老善舞，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于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于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专题)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猫式和亲及施琅式意淫，越发显得稚嫩可爱。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叶剑英之女披露父亲早年鲜为人知的奢华生活(图) 京港台：2016-10-12 11:08| 来源：书摘 | 　　“在那个年代，父亲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生活也极其优越。当时行军时跟着一个班的人伺候他，除了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行军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等，真是八面威风。他的薪金是相当高，如果就这样做官做三四年，怎么说也可以赚到上百万美金。”本文摘自《我的父辈》，张黎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9月，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大发表讲话（图源：VCG） 　　我父亲叶剑英在很多人眼里，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经历也是吸引人的写作题材。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又在父亲的身边生活过四十多年，要写关于他的电影剧本，我比别人的条件应该更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期而至迈入老年的我，现在对父亲才真正更加理解，也更爱戴他——叶剑英之女叶向真 　　品味他的人生路 　　他一生变换过几次队伍，不变的是他一生对天地的承诺：做人民的好儿子！青年时，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后来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其他人通通不可以。当时，蒋介石委派父亲做他新编第二师师长，可见他对我父亲与众不同。 　　可是父亲曾对我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革命的工人，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不能跟随这个背叛孙中山先生宗旨的司令官，他要反对蒋介石投身革命，为此他辗转反复整整想了三天三夜，在那个年代，父亲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生活也极其优越。当时行军时跟着一个班的人伺候他，除了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行军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等，真是八面威风。他的薪金是相当高，如果就这样做官做三四年，怎么说也可以赚到上百万美金。还没有计算他是当时南方沿海的盐税总管可以捞到的钱。即使那时抽身挂冠而去，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衣食无忧一世。 　　但是，当看到蒋介石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大举屠杀共产党时，他明白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未来，人民翻身的希望要靠共产党。于是经过三天三夜慎思的结果是，奋起通电反蒋。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挺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冲他放弃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草鞋的这种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理解，他们会认为很傻。但是，父亲义无反顾地服从了自己内心，“做人民的好儿子，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一宗旨。正如他诗中所表达的“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一个伟岸又平凡的军人，要将自己的一生，最终集结在正确的旗帜下前进。而对于蒋介石个人，父亲倒时常讲述他训练学生有方。父亲说他提倡：平时当作战时看；战时当作平时看。所以他说蒋介石有作军事教育的可取之处。当时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尚且像星星之火一般，那支藏在深山里的队伍虽然象征一种希望，但是也代表缺衣少食的现状，更意味着生活上必将经受异常艰苦的磨难。他在井冈山生活的境遇与他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时真是天壤之别；在当年当师长时，行军中找不到水洗手就用白兰地来消毒；更无法想象当年做盐税监管大员的父亲，在井冈山根据地连吃的一点点盐都找不到。就像过去电影《党的女儿》中演的那样，山下的地下工作者交党费就是设法把盐弄到山上，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食物，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简直和嚼树根没什么区别。甚至几十年后他看见笋都怕，以至多少年都不吃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出所料，历史演变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民族、民生利益为旗帜的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横扫天下，全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8岁的我随他来到了北平，父亲荣任北平军管会主任暨北平第一任市长。 　　1950年8月，六十年前的北平市，也是这样一个秋天，解放了的人灼，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大典。如同1925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之时，作为副教育长，安排好学校各系的课程及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他悄然离开踏上了“东征”的战场，去打背叛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军阀陈炯明。北平第一任军管会主任，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完成了首任接管北平的任务，筹备好国旗、国歌、场地、礼炮开国大典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交代给第二任市长聂荣臻，再次南下踏上征途，奉命担任南方局第一书记的任务。我也随父亲一同南下，一路随部队解放中南、华南的进程最后来到了广州。 　　1950年广东解放后，父亲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长、广州市长等等。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我祖母的照片，父亲一拿到照片，就在下面题了几个字：“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看得出他对母亲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房里曾挂过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一个农村模样的母亲在给孩子喂奶口父亲说这很像他的母亲，六十多岁的人会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老母亲，并学习母亲的善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把祖母仁爱、惜老怜贫的故事讲给我听。从小我就觉得“阿婆”就是最高大、“最共产”的人，自己没吃的也要把仅有的一碗饭端给更贫寒的人。所以我爸爸想当然就该是共产党嘛！ 　　父亲是一个极其孝顺父母的人，进而扩展到孝顺自己的人民，人民的需要就是他的使命。他少年时就仰慕像文天祥、岳飞这样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英雄。父亲平生把“孝、悌、忠、信”融入了自己人生的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