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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从《戚本禹回忆录》说起

2016年10月13日

      作者：周晋

     今年四月二十日，原文革时期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在世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整整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文革至此划上了人事句点。在戚去世的前一天，他的六十余万字共七百七十二页的回忆录《戚本禹回忆录》分上下两册在香港出版。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和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对这两件重大事件，中国官媒集体保持缄默；毛泽东逝世之日，习近平回母校庆祝九月九日教师节，没有去祭拜毛泽东。此时此刻读戚本禹的回忆录，是对文革的另一种回顾、对毛泽东的另一种“纪念”。

    戚本禹其人其事

    戚本禹出生于山东威海，是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后人。一九五零年五月，年仅十九岁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在毛泽东的秘书班子工作。文革开始时，戚本禹接替田家英出任毛泽东的秘书，还暂代过中央办公厅主任。

    我第一次接触到与戚本禹有关的事，是小学三年级时大喇叭里广播戚本禹的成名之作《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八月）。虽然我听得懵懵懂懂，却记住了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指责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叛徒”。近三年后文革爆发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戚本禹成为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声名遐迩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又被选为这个文革时期手握“尚方宝剑”、权倾天下的小组的成员，一跃登上了中国最高政治舞台，在小组中戚作为“中央首长”的排名还在后来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之前。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约一百二十余次“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秉承毛泽东、江青等的指示精神，大批“走资派”、号召并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夺权，成为文革中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大帅”是历史上对戚继光的尊称）。记得当时红卫兵油印的各种小报上，常常刊登有戚本禹的“重要讲话”，广播里也时常能听到戚本禹的大名。再后来，在毫无预警之下，大街上刷出醒目的大标语“打倒王关戚！”，戚本禹一夜间继王力、关锋之后迅速倒台，自此戚即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声匿迹。我曾对戚本禹的倒台感到震惊，但在那个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斗争那个的混乱时代，这次震惊很快就被湮没在后来更多的震惊中了。

    介绍几篇戚本禹得以扬名立万的重要文章

    戚本禹在文革前和文革前期陆续发表了几篇影响力很大的文章，这些文章为文革大造舆论，对文革的方向和进程影响很大，毛泽东因而将戚本禹与“文痞”姚文元并“誉”为“南姚北戚”。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在学术界引发很大的争议，但毛泽东却对此文批示“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毛对戚文的高度评价不是无的放矢，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最擅长利用历史案例借古喻今、借题发挥。此时毛泽东正酝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倒刘（少奇）”运动，因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的嫌疑，《评李秀成自述》早早为毛营造出了整肃党内“叛徒”刘少奇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准备，为日后将李秀成头上的“叛徒”帽子顺利移植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头上早早埋下了伏笔。毛高度评价戚文还有另一目的。毛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强调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都要与毛保持高度一致，即“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保持晚节，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也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这些“老干部老革命”大多数是与李秀成一样的农民革命英雄，且文化不高，对他们而言，“晚节不保”的李秀成易于他们对照自己，更是一个最佳警世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戚在回忆录中称该文“在阶级立场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是一致的”，毛更称该文“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后来“成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戚本禹回忆录》语）。此外戚本禹还发表过《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等文章，它们都曾是如雷贯耳、洛阳纸贵之作，对引领当时的文革舆论“厥功甚伟”。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一日，戚本禹在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相继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戚发表这篇文章源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是毛泽东认为这部影片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刘少奇则认为它是宣扬爱国主义的；二是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路是不同的。刘少奇在抗战胜利后就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中共建国后，刘少奇要依靠的是资本家和西方援助，他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刘少奇的同路人，所以文革初期会提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毛泽东则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苏联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走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戚在回忆录中所说，《清宫秘史》的要害是：“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刘少奇的替身—笔者注）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批判影片《清宫秘史》，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在那个年代，走与毛不同的路线、实行与毛不同的方针政策是会被株连九族的弥天大罪，所以选择批判《清宫秘史》作为打倒刘少奇的重大突破口和“战斗号角”绝不是偶然的。

    戚本禹在这篇秉承毛泽东旨意撰写的批《清宫秘史》的文章中，首次向全国不指名地点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为之震动。该文是戚本禹的系列“名文”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是他政治上的巅峰之作。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高度评价了该文，将《清宫秘史》的发表视为文革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如果说江青是文革的旗手，张春桥、姚文元凭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列为点燃文革火炬的主火炬手，那么戚本禹凭撰写上述系列文章，是当之无愧的点燃文革火炬的“常务副火炬手”（戚本禹差点也进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班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戚本禹不是在文革前期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由于王力、关锋已被打倒，毛逝世后被抓捕的就是包括戚在内的“五人帮”，戚的“排名”很可能还在姚文元之前。就这一点来说，戚的提前倒台，究竟是福兮还是祸兮？

    对毛江周的正面评价，为自己辩护

    戚本禹长期在中国最高权力中枢中南海工作，在接触最高机密的同时，也得以近水楼台地观察了解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虽然戚本禹“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但他终生都是虔诚的“毛粉”。加上中国人为尊者忌、为逝者讳、为自己辩的传统价值观，戚本禹的回忆录始终为毛泽东和江青等人辩护，把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初期发生的重大错误和动乱主要归咎于刘少奇、邓小平乃至叶剑英、彭真等。对这些错误和动乱，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就是受蒙蔽，俨然把毛泽东当作阿斗一般，令读者完全无法接受。在如何看待自己上，戚本禹通篇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辩护诿过、评功摆好，说他在文革期间尽量只做好事，从没做过坏事，错事则大多是受人指使被迫干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站在那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如他那种身处高位者能如此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吗？

    读《戚本禹回忆录》，不难看出戚这块文革“活化石”仍然活在过去，是“死不改悔”的文革遗老，他的许多观点和价值观仍带有强烈的旧时代的烙印。尽管如此，《戚本禹回忆录》仍有重大参考价值。戚本禹从高高在上一夜间被一撸到底，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八年人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后，他当然有很多心里话要说。尤其是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人生最后一程，戚本禹没有必要再说违心的话、编造历史事实，他的回忆录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戚的回忆录中，他以文革重要参与者与决策者的身份，回忆了文革前及文革中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他以毛泽东、江青、周恩来贴身近臣的身份，如实地写出了对毛、江、周长时期近距离的观察。这本回忆录为读者和历史学家打开了另一扇历史之门，让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也为后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文革史、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毛、江、周等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字遗产。

    最后顺便指出的是：尽管在本书《后记》中有名有姓的整理文稿者就有五人，但这本书错别字不少，也有一些错误。如上册第五十页最后一行“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这里申纪兰是山西劳模；再如上册第八十八页“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这里“越剧”应为“粤剧”。

    （原载《争鸣》2016年第10期，有修改）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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