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克林顿。The New York Times）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你可能会发现有那么几天，甚至是数周、数月，或许是从头到尾，自己完全迷失在双方的争斗或者模糊不清的现实里。你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到占据当下的事件中。一切都变得巨大而喧闹，而候选人——本来就很有名——在你面前时，甚至不再像人类一般。
    
    本月早些时候，我去俄亥俄州的托莱多(Toledo)跟希拉里·克林顿见面，跟她坐下来聊了会儿，谈到了她所经历的严酷考验。那时距离波诡云谲的选举日还有五周的时间。它不仅对于克林顿的选举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文化罗夏测验、性别动态和内嵌的政治瘢痕组织来说，也莫不如此。这都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不同于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一个曾经如此接近权力宝座的人。
    
    在全美100座大城市中，位于俄亥俄州西北部的托莱多位居经济最贫困城市的第四名。根据计划，克林顿要在该城一个破败的地段举行一场集会。有许多挣扎度日的白人工人阶层住在那里，正是因为他们，使得俄亥俄州对于克林顿来说，是一个需要打硬仗的地方，但对于她那位亿万富翁对手来说，却令人惊奇地成为他的福地。
    
    克林顿的活动在一个老火车站结束之后，我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她正要结束《好运美国》(Good Luck America)的采访，那是Snapchat上面的一个政治新闻节目。
    
    我有一年多没和克林顿当面交谈过了。她热情而活跃，但两眼耷拉着，看上去有些疲惫。毋庸置疑，她仍能感觉到肺炎留下的一些影响。和总统似乎每在白宫里住四年就要老八岁一样，你能看到这场竞选——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出人意料地构成的挑战、电子邮件事件和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以及特朗普百无禁忌的攻击——造成的后果。她挨着我在会议桌旁的一把旋转办公椅上坐下，重重地向椅背靠去。从一开始，她对特朗普的鄙视就很明显，远比在讲话和辩论中表现的更强烈。那远不是大选候选人在谈到竞争对手时往往会表现出的竞争热情。“的确感觉很不同，”她说。“请不要误会，如果我是在和另一名共和党人竞争，我们也会有分歧，我也会拼命证明自己。但我不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胃里像是打了一个结。”她清晰地发出其中的T（“knoT in the piT”），就好像是把这些字从嘴里吐出来。
    
    “在过去多年里，我有幸见到过许多位总统，”克林顿说。“我和他们也有分歧。但我从来没有哪怕一毫微秒怀疑过，他们不是每天早上醒来就在思考，该怎么走才最有利于这个国家。”至少，她接着讲道，“他们是正经人”。
    这种有着崇高道德目标之感在她的整个竞选过程中显而易见。每当我拜访克林顿位于布鲁克林的竞选总部时都会发现，在一股可以感觉得到的不安暗流推动下，其幕僚的年轻活力和信心正在发酵。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要么帮忙选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确保她青史留名；要么就会输给唐纳德·特朗普。我问克林顿，她会不会害怕11月8日的到来。“不，不会，”她慢悠悠地答道。我明确表示我指的是她输掉大选的可能性。她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不会输的，”她向我会心一笑。
    
    这是被问及对失败的思考时，政治人物会给出的标准答案，不过克林顿似乎是认真的。“我不会走到那一步，”克林顿说。特朗普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已经打破了那么多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具有强大的操控媒体的能力，能使其活跃有趣起来。这由始至终一直都是这场比拼的关键特征。他狂热地想让自己被人看见、听到和提及，事实证明，这种狂热与当下这个时代极为契合，也许两者是共生关系。
    
    

（9月30日，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炮制出了一个带有怀旧色彩的宏大口号，“恢复美利坚的伟大荣光”，它轻而易举地成为了继“是的，我们能”以来最有识别度的竞选名片。克林顿的口号则是“团结起来更强大”，她在跟我交谈时告诉我，她对这个口号非常满意。尤其让她引以为豪的是它慎而又慎的出炉过程：冥思苦想，真正厘清她想要主张的东西。“它有些沉闷，但管用，”我说。她点了点头。
    
    “它管用，”她的话带着点儿辩护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真的相信它，好吗？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人们克服这重重阻碍？”
    
    克林顿一直与近些年的政坛中几位最有天分的演说家和“解释者”——奥巴马、乔·拜登(Joe Biden)以及比尔——有着密切的合作（还嫁给了其中一位）。这三个人都同时擅长大主题和小叙事。至于克林顿自己，则极为谨慎、中规中矩。她相信，选民对现实生活的担忧以及她那些提案所附带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终将胜过宏大叙事。“到最后，人们会在11月8日投出选票，”她告诉我。“不管喜不喜欢，问题实际上都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她的行事方式不会让她在电视上有什么精彩表现，但她多年的从政经验让她对任何形式的曝光都很警惕，尤其是在事情不受她控制的时候。大众的审视是危险的，披露内幕极少获得回报。如果说特朗普把媒体视为展现自我的工具，克林顿所展现的就全都是超我。她乐于把那个领域留给他，即便这会让她显得无聊，甚至是被忽略。
    
    特朗普的拥护者沉迷于刺激和娱乐，而特朗普本人既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嗜好，又为他们的这种倾向推波助澜。刚参加竞选时，在共和党党内初选期间，他几乎对想要让他在电视节目中或杂志上露脸的人来者不拒。他乐此不疲地争取记者们的支持，游说他们报道他。不可否认，他可以表现得非常有趣，在某种程度上还很富于魅力。
    
    克林顿是特朗普的对立面。她不是政坛新秀，作为公众人物或是面对大规模的人群时也不是特别有趣。她和她的竞选团队知道这一点，并且明智地没有去装出另一种样子。特朗普的巨大阴影和愤怒机器甚至让她变得稍微有点迷惘，这或许是好事。她渐渐消失了，就算没有彻底默默无闻，至少也成了一个背景。这减少了她极其不喜欢的密切审视。在某种意义上，克林顿是在刺激选民研究她的立场、倾听她的答案，并且不要指望从她这里获得娱乐或情感冲击。在2016年，这可能看上去几乎是在冒险。
    
    “我阐明了所有这些政策，却看到人们差不多是在拿它开开涮，因为‘哎哟，她又拿出了一项政策，’”克林顿对我说。“我在努力进行一场能够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的竞选。”一个有着希拉里·克林顿的知名度、履历和资源的候选人，被迫要把自己的竞选描述成一个“替代方案”，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我丈夫和我有时候会在看《鉴宝路演》(Antiques Roadshow)时发笑，”克林顿说的是自己很喜欢看的一档关于古董鉴定的PBS节目。“有时候，我们感觉说到政治，我们自己就是节目现场的古董。”
    
    前不久，克林顿对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人群表示，多年的从政经历对她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树起了一些防御，”她说。对她来说，这算是吐露心声。“说到公共服务，”她说。“我更擅长服务，而不是公共。”克林顿对公共生活可能会带来的隔离做了很多思考。新的科技工具，如智能手机甚至可能会加剧这种隔离。它们理论上能够促进联系，但也能把公民和公众人物的接触非人化。
    
    几天前，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演讲后，克林顿上飞机前在机翼下停留了几分钟，和随行的媒体工作人员中的摄影师聊天并合影。克林顿谈到了“自拍”现象如何改变了自己和选民之间的见面。她一向擅长迅速和警戒线外的人建立感情。即便交流非常简短，他们也会向她说出自己的故事。过去这些年里，我多次观察过克林顿和警戒线外的人交流的情形。我可以证明她在这些场合非常高效，不过还没达到她丈夫那种充满活力地与人握手的水平。
    
    “我从这些简短的见面中学到了很多，和人们握手，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毒瘾，失业，”我们在托莱多交谈时克林顿对我说。“我觉得那就像一种持续的教育经历。”她说那是她怀念的东西，因为现在，这种见面的背后只有一个吞没了一切的动机：自拍。
    
    “这是一种损失，”克林顿说。她理解人们为什么想得到自拍照。“它让我和他们一起参加活动的时间变得真实。把它放在Facebook上，让Instagram上关注他们的所有人，他们能接触到的所有人看到。”她自己更喜欢手写的内容。过去，她会收到很多，从小纸片到好几页活页纸，上面是一个个美国人的笔迹，他们想向她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
    
    “这听起来有点极端，但它就像进化发展，对吧？”克林顿对我说。她说，你的社区必须从小规模开始发展——这跟她在1996年的书《举全村之力：希拉里谈教育》(It Takes a Village)中陈述的理念完全相同。她说，你的身份最初在家庭中形成，然后是在邻里，在更大的社区。“过去，它完全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不管怎样，你学习跟人打交道，”她说。她将这种方式与现代社交媒体文化相比较。人们用“朋友”和“粉丝”这样的词来描述从未见过的人，以为自己知道那些人的身份，但那些身份甚至可能并不真实。“你的确获得了情绪和智识方面的经历，”克林顿说，“而且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经历都不同。”
    
    

（10月3日，克林顿在俄亥俄州托莱多。The New York Times）
    
    这场总统大选一如它所身处的大文化环境一样，也被飞速前进的闪现图像和仓促判断所淹没。个人陈述被淹没不见，而候选人的陈述可能在一片眩晕中变得扭曲。克林顿称，我们可能比以往都更具互联性，但却缺乏关联。特朗普对倾听选民的故事没有多大兴趣——这一点可能很明显。他很少与单个选民直接沟通，讨厌跟人握手。他总是在发推文，不停地观看自己在电视上的表现。他在很多方面跟克林顿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在托莱多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询问克林顿是否认为这次竞选中散布的怨恨和暴露的分歧会让美国变成一个更难管理的国家。“不，我们面临一些艰难抉择，”她说。我马上会意地笑了——她201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其国务卿经历的回忆录就叫《艰难抉择》(Hard Choices)——我以为她要宣传引述书中的精彩片段。但她却转向一个令我意外的方向。
    
    “有些棘手的潮流主体上不是政治方面的，”克林顿对我说，“更多的是文化、心理方面的，但我们必须去应对它们。”之前，她曾提到，尼尔·波兹曼(Neal Postman)1985年的书《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谈到电视越来越多地将政治变为娱乐。她还引用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的话，后者是《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的作者。她说，这些作者“当时在努力应对，在互联网之前，努力理解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经历一定程度的疏远和分离”。
    
    她对我说，她当选总统后的首要目标将是鼓励联系，进行真正的交谈。克林顿总是更喜欢从细微之处开始讲述：从细节开始，让信息慢慢呈现。她对救世主似的言辞、夸张的口号和浮夸的演讲没有耐心。这可能会让她不太适应这个竞选环境，更难实现突破，毅然决然地不那么炫目。
    
    不过，克林顿称，建立联系的关键在于领导人自下而上地建立一种共同使命感的能力。“它要求真正的故事讲述能力，”她说。“我觉得作为总统我能讲述那个故事。作为候选人难度更大。”我以前听到的话往往正好与此相反。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他的助手们叹息称，在竞选时讲述故事、传递信息比在白宫要容易得多。他们称，作为总统，你在不断对事情作出回应，大多是受事件支配——套用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的老话，“竞选靠诗歌”，“执政凭散文”。
    
    克林顿设想了一个更适合自己技能、更让自己舒适的模式。它也可能预示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总统风格——没有贝拉克·奥巴马的宏大主题，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道德确定性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阐述透彻性。希拉里·克林顿在白宫能比在竞选舞台上更鼓舞人心吗？没有特朗普在旁边代表她所反对过的一切、恐吓支持她的选民，她会更轻松还是更艰难？“不要搞砸了”——克林顿对我说，她最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或者类似的话。在竞选之初，克林顿下定决心打破最后一道障碍——玻璃天花板。结果却发现，让她当选总统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竟是去成为一道障碍、一个堡垒，抵御那个让人全然无法接受的替代选择。我结束采访要离开时，她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留给我一句随意的提醒。“就像我对人们说的，”她说，“我是挡在你们和世界末日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