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价失控、实业凋敝、中产绝望 崩盘在即?




2016年10月05日


    
    2016年，注定是中国房地产史上地标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连靠房地产起家的首富王健林都承认，中国的房产泡沫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特别是最近2个月的这波房价猛涨，已经击穿人们最后的心理防线，不断有传闻传出，实体经济几百家上市公司利润不抵一套北京房子，卖一套房子救活一个企业。全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恐慌抢购情绪，特别是这一波房价前年就开始上涨，56月份达到高点后国家一度出手调控，减少信贷，人们以为之后会迎来冷却。没想到在高调调控之下，7，8月份房价不降反涨，继续保持迅猛势头，多地房价同比涨了60%，深圳甚至比去年涨了1倍。房价似乎越过了人们心理最后防线，正式宣布与收入水平脱钩，中产阶级刚需则完全绝望。这是中国楼市从未有过的。一时间从官方到民间，媒体上各种绝望惊呼，各种分析文章，满满的刷屏。人们甚至更多的开始讨论泡沫破裂后的场景，有些人则开始行动逃离大顶，甚至转移资产，换外汇或移民。
    
    这样的场景，几个月前博闻社曾讨论过，但未曾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迅猛。中国经济的末日危局拉开序幕了么？中国的楼市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暂时吸纳过剩资金，助中国经济度过严冬的一剂良方？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CATO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让两位夏教授为您解读“投机恐慌”中的中国楼市。
     博讯

快跑！美国快破产了 欠债近20万亿



2016年10月16日
    
    来源：凤凰国际 
    
     知名财经博客Zerohedge近日撰文称，当全社会都在关注特朗普时，我们注意到一件更严重的事，远比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的口水仗重要的多。美国政府债务的水平已经达到19.7万亿美元的水平，逼近20万亿大关。美国快破产了，美国人民应该准备好把财产转移至海外。
    
    更让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债务在8天的时间里增加了1700亿美元。这看上去是奥巴马有意在其明年1月离任前将政府的债务水平达到20万亿美元。　　
    
    
    2016年4月至10月，美国政府债务走势图。
    
    当然，媒体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报道，因为媒体都在忙着讨伐特朗普。但是债务问题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尽管政府债务并不那么有趣。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就好像人们在泰坦尼克沉没时仍在争夺船上乐队指挥职位的戏剧。
    
    美国公共债务水平在过去8年激增9万亿美元，从10.6万亿美元增长至19.7万亿美元。2016年财年在2周前刚刚结束，2016年财年政府债务增长1.4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此外，政府债务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政府却毫无作为。
    
    政府今年并没有像去年那样将钱花在打击伊斯兰国或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上，而仅仅是挥霍掉了。
    
    在对一家公司的财政状况下判断之前，除了债务，我们还应该考察其他因素，例如资产，收入和增长。
    
    举例来说，新加坡政府的债务水平非常高。乍看上去，新加坡政府处在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你对新加坡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分析你会发现，新加坡政府有着大量的现金储备。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些现金储备，新加坡政府的债务规模为零。
    
    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是这样。美国财政部印发了包括收入，开支，资产和债务的财政报告。政府每年的收入是负数，而且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根据这一资产负债表，美国政府的资产为3.2万亿美元，债务为21.4万亿美元，净亏损仓位为-18.2万亿美元。上万亿美元的负债显然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经济学家都质疑联邦高速公路系统，军事和联邦税务机关不应该被算作资产。这三大块资产价值数万亿美元。这可能是真的。人们也应该将高速系统的维修看作债务，这一部分价值上万亿美元。此外，战争花费了上万亿美元。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债务则超过40万亿美元。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债务增长的速度要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
    
    当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为73%。现在这一数字为105%。尽管美国经济在增长，债务增长的速度更快。　
    
    

    1970年至2016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走势图。
    
    从任何方面看，美国政府已经资不抵债，而且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政府仅有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故意忽视债务非常的趋势，并自我催眠当前债务的持续上涨将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或者我们应该承认债务水平的不断上涨将会负面影响，并对此早做应对之策。
    
    我们应该针对巨大的风险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购买火险来保护我们的房子，购买人寿保险来保护自己的家人。当然，大都会人寿或盖可保险公司并没有保护你免受资本管制，社会保险违约或是陷入经济危机影响的保险政策。
    
    

    当然还有无数可以保护我们的其他选择。
    
    前提很简单：如果你的国家将要破产，不要将自己所有的资产保留在这个国家。
    
    如果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存在风险，而且偿付能力存在问题，不要在银行中保存100%的存款。最重要的，一定要有B计划。
    
    例如，人们可以合法的进行避税；将一些资产转移到状况更好，利率更高的海外银行；或者是拥有一本别国护照，例如爱尔兰或是波兰。
    
    很难想象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后，人们会遭受进一步损失。像其他保险政策一样，这些措施不仅仅能抵御风险，还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经常会投资保险作为一种资产投资。
    
    但是拥有B计划并不意味着可以免收危机的冲击。任何预期世界末日的人们都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规避风险是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刻。

汪丁丁：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2016年10月15日

    

(扩展的阿西莫格鲁框架内中国政治演化的未来可能路径。)

    在扩展的阿西莫格鲁与罗宾森框架里，我试着讨论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的未来可能路径。图1展示的那条从原点出发指向“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的粗箭头，代表一条正常的社会演化路径，它是我想象的中国未来各种可能演化方式的参照路径。我需要解释沿着参照路径发生了哪些事件或存在哪些“阈值”（二级相变的临界点）。

    首先是确定演化的开端，即图1标示“鸟笼经济”的区域。回顾中国改革思想史，在图1的框架内，我给出这样一个定义：鸟笼经济就是将公民的经济自由限制在公民政治权益不超过引发根本性政治变革的限度之内。这一限度，由“经济自由-政治权益”平面内的红色矩形表示，这里假设压制成本是零或足够小以致可以忽略。

    　　事实上，这里出现的是中国政治的未来演化的第一种可能性，即政治经济社会始终在这一矩形之内徘徊。不过，一个社会若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状态，它的公民智力水平必须长期维持在某一阈值之下。但只要有经济自由，经济生活必定导致知识积累与智力增长，于是政府必须采取长期措施抑制知识积累与智力增长。但这些措施很可能降低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发展。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十年前我提醒我的读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已开始拖累中国经济发展。

    　　与第一种可能路径对应的是图1的“经济自由-压制成本”平面之内标记为“P1”的曲线，它假设压制成本随经济自由增加而降低。在鸟笼经济矩形之内接近原点的区域，压制成本可能相当高以致政府与公民达成妥协——沿着正常的演化路径优先发展经济。根据改革思想史的考察，这正是“文革”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从最近的报道判断，这也是北朝鲜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P1的意思是，鸟笼经济矩形内的技术进步，更倾向于降低压制成本，以致当社会演化接近经济自由维度上的阈值X2时，压制成本最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视角下，与P1对应的是鸟笼经济在政治权益维度上的阈值X1——越过这一阈值就意味着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不过，许多案例表明，即便在根本性的政治 变革之后，仍可能发生对变革成果的颠覆。所以，在这一维度上还有一个阈值，X3，一旦越过这一阈值，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即压制成本足够高，以致统治者只能通过与公众达成一连串政治妥协来维持统治，虽然双方都明白，政治妥协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公众的政治权益，从而进一步增加未来的压制成本。

    　　与X1和X3对应的，是“政治权益-压制成本”平面内的曲线P3。这条曲线假设，当政治权益超过阈值X1时，压制成本开始增加，并且当政治权益超过阈值X3时，压制成本以足够高的速度增加，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

    　　未来第二种可能路径，基于假设P2，这是位于“经济自由-压制成本”平面内的另一曲线。它的意思是，压制成本随经济自由增加而增加，并且——这一性质非常重要——当经济自由接近鸟笼经济的边缘X2的时候，压制成本增加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致政治权益超越阈值X1成为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蒂利报告的那些案例研究可知，第二种可能路径其实已在一些国家发生过，或许，这些越过了阈值X1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没有机会越过X3，于是，政治变革的成果后来被颠覆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似乎正处于 X1和X3之间，即改革可能被逆转，也可能进入不可逆转的演化阶段。

    　　目前还在迅猛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很可能支持假设P2。目前的“恐怖主义”与各国“反恐”的策略，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P2。“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毕竟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虽然，批判的武器或迟或早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根据武器技术的进步速度，不难想象，茫茫人海，任何一名普通人可能掌握的火力很可能等价于十年前一名士兵可以掌握的火力。所以，武器的批判与反恐措施很容易形成攀比，难分高下。关键是，具有规模效应的军事技术并不适合用来对抗藏匿于人群中的少数恐怖主义者的武器。总之，P2可能是比P1更现实的假设。虽然，P1和 P2都只假设压制成本是经济自由的单调函数。或许更现实的是，假设压制成本是经济自由的非单调函数，例如先下降再上升，或先上升后下降。

    　　未来的第三种可能性，即由危机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越过阈值X1。此处危机可能有两种，我在图1右下方标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足以触发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危机，如希克斯指出的那样，它的主要效应是使中央财政的岁入枯竭。我们知道，官僚制度（不论是俾斯麦意义上不徇私情的官僚还是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官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惟其如此，它才可成为韦伯所说的奇里斯玛人物之后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制度。也因此，中国两千年官僚政治的一项重要遗产，希克斯描述过，就是元代和清代的统治者必须尽力恢复官僚政治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诺斯注意到，权力具有强烈的收益递增性质——即权力欲望随权力增加而增加从而要求更大权力。因此，官僚阶层的扩张冲动随官僚阶层的扩张而具有增强的倾向从而要求更大的扩张。对照2010年代和1950年代中国各部委和省部级机构正副职干部的数量以及下属各级干部的数量，然后估算官僚阶层需要消耗的赋税总值，不难发现，官僚阶层的扩张与官僚阶层为纳税人提供的极少服务相比而言的“净税负”，早已达到了国家规模和国民税负通常允许的上限。以往精简机构的努力不见成效，因为，官僚阶层的稳定性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越强。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视角下，经济危机的意思是引发中央财政岁入枯竭，于是可能导致上述第三种政治演化路径，姑且记为“P3”——与上述的曲线P3的涵义一致。财政岁入枯竭，在文革后期，迫使周恩来和李富春提出了关于“三个突破”的那份内部报告（脚注：即1971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李富春是党内公认的“财经大师”，周恩来和李富春内部讲话披露这三项关键性计划指标的突破，意味着经济濒临崩溃或已经崩溃，在当时引起党内极大震动从而形成了文革期间的一次“右倾回潮”）。毛泽东深谙中国文化和中国百姓的需求层次。李泽厚只用四字概括中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吃饭哲学”。压制成本可能突然增加，如果城里人领不到工资吃不饱饭或从工厂被退回农村的话。这就是“三个突破”对毛泽东的中国想象的冲击，迫使他接受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复辟”。虽然，这次复辟随后就被颠覆。事实上，文革后期，从1971年到1976年毛泽东辞世，发生了三次这样的反复。这些复辟和反复辟相当于启蒙运动，最终使压制成本上升到必须改革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初衷，也因经济的全面崩溃而达成“市场化”这一方向的共识（脚注：参阅，傅高义，2012年，《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冯克利中译本）。

    　　第四种可能性源于政治危机。海内外的观察家都明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质是以开放促改革。事实上，华国锋主政时期已开始派干部到西方考察并促成了他的“洋跃进”错误。依照副总理邓小平的指示，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率领经济考察团出访欧洲五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考察团成员——他们大多是当时领导中国经济的高级干部并由总理华国锋亲自指定为考察团成员——感受到的巨大思想冲击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这次出访被傅高义视为“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当中的第一个——“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脚注：Ezra F. Vogel，2012，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冯克利中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对大国而言，现代政治危机很少来自外敌入侵，更常见的，如谷牧和他的考察团成员们感受的那样，是精英群体长期信奉的基本观念之颠覆。当时确实有许多中共老党员，在西方考察期间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后，要么陷入沉默要么疾呼变革。

    　　如上所述的由精英群体的基本观念之颠覆而引发的政治体制改革，姑且记为P4。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进入了这一演化路径。虽然，在普京主政时期，这一时期的民主化在相当程度上被逆转（但并未完全逆转）。作为对比，发生在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的P4演化，远为充分，从而成为不可逆转的。

    　　审慎考察中国现状，我认为上述四种可能的路径，很难判断哪些是具有更高概率的路径。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它们是等概率事件。不过，由于社会演化的复杂性，我不应排除上述四种可能性之外更多且更复杂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复杂社会更容易崩溃（脚注：参阅 Joseph Tainter，1988，《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海南出版社2010年邵旭东中译本），所谓“墨西哥湾一只蝴蝶振翅频率的改变可引发德州的一场热带风暴”（脚注：参阅 Edward Lorenz，1993，《The Essence of Chao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可是，经济发展就是劳动分工及分工的协调方式不断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工与协调知识分工不断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也因此，我曾判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大约从2003年以来就进入了高风险时期——这一判断几乎立即获得了经验支持，即以往十几年发生的食品、衣物、交通、水源、土地、住房、医药、空气污染以及几乎一切日常生活的安全危机。在我的判断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迅速官僚化的时期。官僚化程度越高，中国社会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就越低。

    上述情形或许促使中国的精英群体形成旨在“去官僚化”的改革共识，如果精英尚未普遍失灵的话——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相当普遍的判断是，中国不再有精英——要么精英失灵要么精英错位。于是，求解根本问题之前，有必要寻求新的对话平台并使对根本问题保持敏感的社会成员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总结我这篇长文：（1）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不可避免的前途；（2）各国经验表明，中国的民主化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才可趋于稳定；（3）目前学术界应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在各种未来可能的政治演化路径中探讨那些更应选择的和实际上可以选择的路径，而这些选择敏感依赖于，（4）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官僚制之间寻求怎样的混合才是合适的。（来源：财新网，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节选自《再谈民主——兼议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发表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2期。本文刊登于《财新网》）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之第十章

作者：荆楚

   本文开始构思于1995年，前八章也于1997～2002年之间断断续续地写完了。最近几年以来，我一直想把讨论机会主义人格的这一章写完，以作为本文的总括性命题。但总是不能如愿，有负诸多读者的殷殷期待（见附件《<自由中国BBS>网友对<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八章的批评择要》）。而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机会主义人格，可谓是在在皆有，却又千头万绪，使人难以把握。就像漂浮着的空气，虽然充盈乎天地之间，却让你抓不住摸不着，而又时时相伴在你的周围。

   几年来，我被这个问题熬得衣带渐宽，我被它熬得不知肉味。几年来，我写了撕，撕了又写，却一次也没有成功。为此，我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表达方法——我是将学术论文用抒情散文的方式来写，用文学语言来描述人文和哲学的命题，就像司马迁用抒情散文的方式来描述枯燥的史料一样。用原有的表达方式，能否表述出这个相对庞大繁难而又见微知著的命题？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即打破这种一以贯之的抒情格调，采用一种较为“学究气”的学术论文的范式来写。

   为了照顾一以贯之的脉气，在语言上，我尽量使这种抒情格调贯穿始终，不致产生明显的缝隙。我的这种努力能否获得成功，这要由读者来评判。如果我的这种努力使这一章比较难读，特恳请诸位读者多多见谅。

   下面我将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范式，先说明机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定义，再分析它的哲学渊源，再描述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危害程度，再讨论它的普遍性存在，最后才提出自己疗救的主张。

   本文前九章所列的九种病态人格，归根结底，都与机会主义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麻木冷漠、二重人格、草民意识、奴性人格、意识形态上的掩耳盗铃（文字游戏）等，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人格的直接衍生物。而马屁人格，饕餮人格，官本位制观念、王权意识（特权思想）等，则与机会主义有共生共“荣”的关系。

   进一步追本溯源，中国人机会主义观念的异常浓郁，则是中国血腥恐怖的专制制度异常坚固和酷烈的直接后果，是频繁的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副产品。中国频繁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造成了中国人的自私、猥琐，造成了世态人心的卑劣、畏葸，造成了中国人的不仁不义和麻木冷漠等。而这一切，都被任不寐先生总括性定义为“灾民理性”。而笔者所说这种机会主义人格，又是这“灾民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确实想通过这一章的文字，将这个“灾民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机会主义人格，进行形象化的描述，以帮助读者加深对《灾变论》的理解。

   如果读者对此问题有深入研讨的兴趣，建议再参阅《灾变论》一书。

   所谓机会主义人格者，是指罔顾道义、良知，也没有是非、善恶，一切以钻营竞奔为能事，一切以投机取巧为手段，一切以获得自身投机利益为终极目标之心理状态也。机会主义观念看似简单，其实它有较为深厚的“学理”上的根基。如果不弄清它的哲学基础，不斩断它的精神脐带，就贸然对其进行批驳，很可能被它反咬一口，让你自己处于尴尬之中。

   大家看过《动物世界》就会知道，在那非洲丛林之上，成群结队的角马、羚羊、麋鹿等动物，在遭受狮虎豹等猛兽追逐时，为了不让自身成为猛兽口中的“盘中餐”，个个都本能的知道狂奔逃命……但当狮虎等猛兽扑住了一头自己的同类时，这些羚羊、角马、麋鹿们，立即就停下不跑了。因为有一只自己的同类已经落入了狮虎们的口中，它们也就本能的知道自身的危险暂时的消除了。因此，它们就安之若素地就近停下觅食了，并在一边无动于衷地欣赏着，心安理得地看着狮虎等猛兽的尖牙利齿撕碎自己同类的躯体，一边低头自顾自啃食青草。这时，这些角马、羚羊、麋鹿们的潇洒悠闲，会让人感到万分惊讶！就像刚才那危机四伏的狂奔逃命没有发生过一样。

   动物毕竟是动物，在动物的世界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切都服从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一切都服从于达尔文主义。

   但人类社会则完全不同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同情之心，有恻隐之心，有怜悯之心，有羞恶之心，有正义之感，有道德之观念，有美好之追求，有宗教之信仰……当人面对以强凌弱时，就天然的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当人面对强暴和不公时，就天然的产生不平之气；当人面对不义和无道时，就天然产生道德的义愤；当人们面对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自责的羞愧……没有这些基本的情感，那就算不得人类。而没有这种情感和观念的社会，也就算不得人类的社会。而只能算作两脚动物的“丛林世界”。

   因此，人类社会与丛林世界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有人硬要将丛林世界的价值观放在人类社会来运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是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非常有害的毒素。

   对此，世界文明早已把它驳斥得一无是处了。这确实是一种反人类的过气的“学问”。记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精神脐带和哲学根基的。而这些冷酷凶残的主义，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空前苦痛，带来的血泪和灾难，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令人闻之色变，仿如昨日。而目前“硕果仅存”的，也只有这个马克思主义，还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根基。这早就可以放进“思想博物馆”里，而让后人去吸取血与泪的教训了。

   你看，“见风使舵”、“看菜吃饭、见山唱歌”、“识时务者为俊杰”、“猫论”等机会主义的论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是多么的具有直接的精神亲和力！所以，机会主义人格的哲学根基，也部分的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人类精神的伟大，灵魂的高贵，大多来源于一种神性，来源于对人类生命的敬畏和珍视，来源于人道、人性、人权价值观的认同，来源于上帝信仰的虔诚，来源于基督理念的体认……而在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人的生命，不过是一堆器官功能的集合。就像外科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病人一样。

   而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一切以自身的物质享受为目的。他们对整个世界都持一种“为我所用”的自私加自负的观点，什么天地良心，什么天良道义，什么人格伟大，什么灵魂高贵，什么信仰的虔诚，什么未来的责任等等，都见鬼去嘛！你看，这些机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多么的容易亲近！

   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类理性尚未达到的领域，就产生一种狂妄和自负；对人类信仰领域的道德伦理系统，持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对人性天良等先决性的存在，只认为是物质世界的反映；对使人类社会和谐的天主、基督等虔诚信仰，持排斥和迫害的态度；对信仰领域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东西，则加以轻率武断的否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根本否认“天地良心”的存在，因而他们做起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完全无所顾忌。对于信仰问题，他们有时也会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于我有用时，可以拿来用一用；于我无用时，则一脚把他踢进臭水沟。你看，机会主义人格的世界观，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简直难分伯仲。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轨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也是以人性、人道、人权价值的认同为根本标志的。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往往是野蛮暴虐战胜文明繁荣，往往是“成王败寇”。如暴秦亡六国，如蒙古灭宋；如满清灭明；如流氓无赖水平到家的刘邦，战胜流氓无赖水平不到家的项羽；如彻底专制的中共，战胜了正在走向宪政民主的国民党，把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岛上等。遂使中国人看不到人类文明的光明前途，看不到走出黑暗的出路所在。从中国历史上能看到的，只是“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悲惨结局。从中国历史上，也看不到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叠加，看到的只是一次次“打烂一切坛坛罐罐，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到人性、人道、人权价值观上的文明进步，看到的只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这种征服奴役者的自负（毛泽东语）。中国历史的这种严重的“不确定性”，使大部分中国人持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观。

   再加上受数千年愚民文化和恐怖政治的愚弄，中国人的“政治”概念，早已不是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的基本定义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所反照出来的，是权诈无常，是翻云覆雨。中国残酷的现实所映射出来的，是“成王败寇”的流氓哲学，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山大王逻辑。处于这样一种冷酷血腥的制度环境之中，习非成是，遂至以是为非。因此，中国人会本能的将政治这一概念，引申成为权诈无常、阴谋罪恶的同义词。

   特别是在中共数十年反复无常的恐怖统治下，这种“政治”运作上的翻云覆雨，追求目标上的不断贬值，统治理念上朝秦暮楚，整人运动上的人鬼颠倒，党性文化上的奴性培植，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宣传系统上的文过饰非，官方媒体的虚伪无耻，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制度使思想文化趋于窒息等，更是将这种“不确定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在在皆有的“不确定性”的历史轨迹，更强化了国人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相对主义自身在“学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就使其自身也陷入了被怀疑和不确定之中。这样一来，又有什么理由使人相信相对主义本身的正确性呢？关于相对主义的批判，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警惕相对主义陷阱》一节中，已经有了深刻的揭露，我就不再耗费笔墨了。

   机会主义者坚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价值和信念，都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机会主义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上的这种“不确定性”观点，常常使之怀疑一切普适价值的客观存在，怀疑一切公正道义的真实，怀疑一切正直善良的真诚，怀疑一切精神执著和灵魂高贵，一切都是以投机利益为转移和不确定的。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不仁不义寻找“合理性”的“依据”，常常秉持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它在世界观和学理逻辑上的立足点。因此，机会主义人格也与相对主义是孪生兄弟。

   机会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不仁不义减轻道德上的压力，给自身的卑鄙无耻消除良心上的负罪感，还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为自己狡辩和抵赖。辨来辨去，他总是有理。也因为其“持之有据”，因而常常气壮如牛。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辨正法”，本质上是一种庸俗的狡辩之术，根本不具有基本概念和学理逻辑上严密性，是后世御用“学者”七拼八凑的大杂烩，是机会主义的断章取义地使用马克思邪说的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又是机会主义者进行狡辩时的“智慧”源泉。

   以上所列，是机会主义观念主要的“学理”基础。

   不要以为机会主义人格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与世道人心关系不大。非也！机会主义观念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文明、人类进步的大问题。否则我就不会如的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苦苦思索了。

   机会主义者最为显著的特点，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民主、平等、人权、公正、道义等普适价值，常常是它欺世盗名的幡子；自由、尊严、人格乃至生命，都可以成为它篡国夺权的工具；国家的文明、民族的进步等迷惑世人的口号，仅仅是它争权固位的手段。

   是故在它篡国夺权之时，它就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以获得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而当它一旦夺取了国柄民命后，就把这些东西都轻率地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一脚将其踹进臭水沟。

   是故长春围成，为了逼使手无寸铁的数十万平民与国军将士消耗城内有限的粮食，竟然惨绝人寰的封锁平民，不让百姓逃往它处以避难和逃生。起初，共军官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不是来解放穷人的吗？这些被饿死的人，难道都是一些富人？！”有的下级军官干脆自杀以舒心中的悲愤和不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一看“军心不稳”了，赶紧向毛刘周朱汇报，回电竟是：要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要服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大局。于是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把全军官兵驯化成麻木冷漠、没有人性的兽类，才算达到了目的……最后竟使数十万平民都成为饿殍野鬼。仅在两军之间的隔离带上，就有近十万具饿毙的尸骨……这是一副怎样的人类的惨景！这是一种怎样的兽性的残忍？这是一种怎样的暴虐和血腥？事后它不但毫不怜惜和反省，反而炫耀其“兵不血刃而占长春”的赫赫战绩。（参考文献：王丹《共产党是这样长大的》；辛颢年《谁是新中国》之下卷第五章；中共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大决战》的有关章节；张正隆《雪白血红》）

   是故徐埠会战（毛共称为“淮海战役”）攻坚时，为消耗敌人的子弹，为动摇敌方将士的斗志，竟然驱使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去充当攻城共军的先锋。却让全副武装的共军躲在这些老百姓的后面，以便待机而动。这支刚从抗日前线撤换到这里的军队，这些以保家卫国救人民为精神支柱的军人，这些从激烈的抗日烽火中幸存下来的民族英雄们，怎能忍心屠杀这些他们曾经拼死战斗而保存下来的民族的血脉？他们有的公然抗命，拒不执行长官们屠杀的命令；有的尽管执行，却消极怠工，将子弹射向天空；有的虽然被迫执行，却闭着眼睛和满面泪水。待到国军将士心慌意乱或稍有松懈时，躲在后面的共军则一拥而上，一举拿下了阵地。这种无耻的战法的屡屡得手，被陈毅、刘伯成、邓小平、粟裕视为“宝贵经验”，受到了毛刘周朱的表彰，令其在全军推广。萨达姆先生也从中国人这里学到了这一手绝招，他也如法炮制，曾使美英联军头痛不已，吃了大亏！最后这些平民百姓冒死不听萨达姆的使唤，竟争先恐后奔向联军阵地，以求得联军的保护。这时，躲在他们背后的全副武装的“祖国”的军人，竟射击了无耻的子弹，射杀这些不再听话的平民。为此联军奋勇出击，将其予以消灭，才化解了这种尴尬，才取得了巴士拉战役的胜利。这中国文化的“伟大光辉”，像“光芒万丈”的火炬，将照亮全球。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参考文献：马森《我的三次“解放”》；潘泽庆《抗日战场上五支国军的英雄部队》）

   是故六四民运时，为了维护特权专制的稳定，面对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对国家未来有所担当的各界市民，它竟然不惜背上千古骂名，也不在乎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不齿，悍然使用机枪、坦克、达姆弹来对付。竟然要不惜“杀掉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稳定”。

   是故在它夺得国柄民命之后，由于自身的卖国无耻和来路不正，常常产生一种过敏性的心虚。于是就要想方设法的与人的良心为敌——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整人运动，让人们六亲不认，相互揭发和相互检举；让人们只认党性而不顾亲情友谊，相互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唆人们“亲不亲、线上分”，让人们骨肉相残、手足相仇、夫妻反目；与人们的记忆为敌——“解放”之后，迫不及待地大肆掩盖、阉割、篡改历史，把写实派历史学家全部打压下去，只让少数恭顺听话的御用“历史学者”奉命编造那种“以论代史”的武断的历史教条。如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之流。把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全面按它的需要来改写。继之强迫全国教学机构以此为范本进行专题扩充，以应大中小学历史教学之需……将一部中国和世界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仅仅成为篡国夺权者的脸上贴金的金粉。

   是故抗日血战之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它却一边与日本人暗通款曲，提供国军布防的情报，让日军掌握战场上的先机（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潘汉年负责，是故，毛为了掩盖这种见不得人的无耻卖国之事，政权浦定，就对潘汉年杀人灭口），还亲自动手扑杀和歼灭抗日的英雄部队；一边又在陕北大肆种植鸦片，来毒害中国军民，以配合日军侵华，销蚀军民意志，并以此来为自己扩充实力换得大把的银圆金子，以便到时顺利摘取抗日胜利的“桃子”。它还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贯彻一种无耻的“七分发展、两分宣传、一分抗日”的反动路线，实际是“七份发展、两份摩擦，一份煽动”，与日军南北夹击抗日军队，破坏抗战大局。一面从国民政府贫血的国库里伸手要钱要枪要军饷，一面却尽其所能的搜刮民财，实施法西斯恐怖。（参考文献：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彼得《延安日记》；佚名《延安的鸦片》；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主题著《毛泽东贩鸦片和勾结日寇》；辛颢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五章第四节《新四军「抗日」和皖南事变真像》；余杰《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中干了些什么？——读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是故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怒不可遏。直到彭德怀快要被其整死之时，毛仍然不愿放他一马。说彭“帮助蒋介石打日本……”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86页。）

   是故为了达到煽动善良和谐的国人的“阶级仇恨”的目的，为了煽动国人相互残杀争斗，以便其达到篡国夺权中火中取栗的目的。编造谎言，愚弄人民。刘文彩、白毛女、雷锋、周扒皮等“典型形象”，其张冠李戴，其移花接木，其无中生有的高超技术，完全有资格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只可惜没有人去申请。（参考文献：笑蜀《刘文彩真像》）

   是故毛泽东起初发动国人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然后又出尔反尔地疯狂发动“反右派”运动，将那些奉命开了口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而受到国人的指责。说他是圈套，是阴谋，是秦始皇……而毛却厚颜无耻地宣称说，“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并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说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历史上任何一个君王，不管他如何暴虐无耻，但如果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肯定会羞愧无地、暴跳如雷。因为在机会主义的毛共的辞海里，只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词条，根本就没有“无耻”一词。所以他们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大笑着说“你们说得还不够，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

   机会主义政府的治国理念，也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他们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弥缝补漏，安于挖肉补疮的手忙脚乱，却不思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缝隙的根源。不愿稍稍动一动他们自身的特权利益，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非要走到山穷水尽那一天，而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看到了棺材，还不知道流泪。往往是今朝有酒今日醉，哪管他明日白浪滔天。只要护住自己的特权利益，哪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满足于文过饰非的“到处莺歌燕舞”，置“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而不顾。尽管他们手忙脚乱和疲于奔命，却不能使国家从黑暗腐败的泥潭中跳出。他们天天忙于弥缝补漏，哪有精力去考虑或设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就像挖井，与其挖一百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而能解决口渴的问题。

   机会主义的官场文化，不是钻营竞奔、见风使舵，就是献媚讨好、寡廉鲜耻，不是灵魂卑劣、人格猥琐，就是察言观色、吮癕舔痔，不是笑里藏刀、尔虞我诈，就是你死我活、白进红出的血腥恐怖。

   机会主义的官僚，一贯善于投机取巧，其兴奋点也在于能够早出“政绩”的短期行为。对于那些需要远景规划和长期努力才能取得成果的事业，他们往往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对于那些从事这类工作和努力的人们，在这些机会主义的官僚的眼里，简直是傻瓜和疯子。

   机会主义的官僚，只顾自己的舒适安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此，他们连给老百姓救命的扶贫、救灾、移民安置等款项，也敢大肆侵吞挥霍。设置重重叠叠的水陆关卡，施行雁过拔毛的公开的剪径抢掠。超额征收各种税费，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成为他们持以炫耀的“政绩”。

   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国度里，“肉食者大人”们，他们深知官场黑暗、权诈残酷，深知天畏难测、命运无常。于是便充分利用还没有“过期作废”的特权，一方面猛赚人民的脂膏，狠刮神州的地皮，赚得脑满肠肥，再将手头的现金兑换成美钞欧元……使中华大地贿赂公行，腐败异常；一方面则赶紧先将自己的直系亲属和七姑八姨送到西方定居，但嘴上绝不放过任何谴责“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然后手中紧紧攥着出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就像明天就是神州陆沉的日子，赶快逃离这艘行将沉没的巨轮。

   机会主义的官场文化，各种公开考试、公开招聘、公开选拔，变成了公开作弊和公开作秀；各种“触及灵魂”的洗脑运动，如“整党”、“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都变成了“轰轰烈烈锣鼓响、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演戏；官帽批发零售一条龙服务，使跑官买官流水化作业；连一贯自认为相对“清流”的教育文化系统，各种文凭、职资、资格证书，只要有钱或有权，都可以手到擒来；批发还是零售，听“客”自由选取；造成今日中国“博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的现象，让人大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