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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網 :上海人事大變局︰一年四位一哥/中國人正陷入一種莫名的亢奮中
發佈時間: 12/13/2007 12:04:22 AM 被閲覽數: 10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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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從2006年9月24日陳良宇被立案檢查到今年10月27日俞正聲入滬履新,13個月內,包括韓正、習近平、俞正聲在內,上海前後有四人擔任“一把手”,絕無僅有。
這一年,上海是如何度過的?
歲末上海灘
俞正聲,上海新領導人,這座城市13個月里的第四位“一把手”,入滬第一站,與他的前任習近平一樣,選擇參觀一大、二大會址,那里是中共誕生地。
之後,俞正聲旋即開始了密集的調研。盡管報道寥寥,但“俞氏風格”已震動上海官場——下去調研不為肯定成績,只為尋找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11月10日,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為“提問式調研”稱好》,稱︰領導干部如何帶著問題去調研,而不是圖形式、走過場,對調查研究能否取得實效至關重要。
一官員回憶俞正聲不久前的浦東調研,“直入主題的尖銳提問,令當場接待官員無法招架”。被廣為傳播的細節還包括,俞出行棄用市委一號牌專車,喜歡坐副駕駛位置,不用警車開道,不喜前呼後擁。
多日前市委書記突然造訪工商聯時,“一共就三個人,輕車簡從,不走任何程序。”上海市工商聯黨組書記季曉東回憶。
歲末,社保案余波仍在延續。國慶期間,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被曝擁有24處高檔房產;11月,上海文廣集團副總裁康燕接受調查,據稱與申能集團副總經理王維功案有涉。
11月30日,曾經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一審獲刑16年,而其律師表示繼續上訴,周本人則認為自己無罪。
在滬全國政協常委鄧偉志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該查的案子還將繼續查處,反腐沒有終點。
這個歲末,另一新聞是,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實際舉措競相出台,江浙滬三地高層會商國際論壇。這一早于2005年即被列為國家“十一五”規劃試點的舉措,一度“雷聲大,雨點小”,終在習近平任內實質性重啟,現在則由俞正聲急速推進。
上海在變,甚至社科院安靜的大院內,繁忙的氣息也隱約可察,“我們承擔長三角信息中心的網絡建設工作,上面要求快,快,快!”一位工作人員說。
人事調整
坐落在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與陝西南路上的馬勒別墅,一度是上海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標。人事調整成為這里最撩人的主題。
2006年9月24日,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立案檢查,前後十余位市管干部相繼下台。
領導層的調整接踵而至,市長韓正迅即接任代理書記一職,原副市長楊曉渡調任統戰部部長;原統戰部部長沈紅光調任組織部部長,原政府秘書長楊定華填補副市長空缺,原組織部部長姜斯憲調往海南,原市委副書記王安順調任北京。
半年後,習近平被任命為上海市委書記,中組部部長賀國強親自主持交接,並稱“中央對上海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對韓正同志這段時間的工作是肯定的。”
被寄予厚望的習近平在上海只工作了七個月零四天,但他任內主持召開的上海九屆黨代會,順利完成了中央對上海領導層的最終布局。
四位新常委出現,其中包括兩位出生于1960年代的年輕官員。值得注意的還有,新一屆上海市委委員,由55名擴大至83名,上海市19個區縣的書記和區縣長第一次同時入選。
市委擴容力度之大,被視為“有意識加強上海市委的集體領導”。
局勢得到進一步穩定,到了6月,著名證券公司申銀萬國,在其投資風險報告里稱,“社保風波已定,習近平的到來宣布上海即將步入正軌。”
2007年9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文章,《“更加大氣、更多和氣、更添銳氣喜听上海新濤聲”》,總結並肯定上海自社保案後的系列工作。
國慶期間,總書記胡錦濤赴上海出席特奧會,並走訪上海各地。
上海市委一官員回憶說,“終于有了雲開放晴的感覺”。一個月後,習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湖北前省委書記俞正聲入滬履新,成為13個月里,上海的第四位“一把手”。
“這是上海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事調整密度,”在滬工作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稱,“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安排。”
上海市工商聯黨組書記季曉東則連用不尋常、不平凡、不容易歸納過去的一年。
監督官員
陸家嘴的跨國公司們,謹慎地觀察中國,而弄堂里的市民則談論物價上漲和起伏的股市,這座工商城市自開埠以來,已有了自己的邏輯,也許,政治,對普通人來說,是遙遠的事情。
但官員們則不然,外灘邊的上海檔案館新館成為最熱鬧的參觀地,8月開始,以社保案為內容的專題片《貪欲之害》,成為教育官員的“活教材”。
主辦方獨具創意地把投影機裝置于古鐘里頭,輪流“上場”的“腐敗官員”就投影在地上,寓意“正義之鐘”,籠罩罪惡。
已經有超過12萬人次的官員來到這里,包括3000人次的廳局級干部,他們還被要求在“專題組織生活會”上發表個人感想。
虹口區一位官員說,全區黨員干部已撰寫了一千多篇警示文章。
而上海的決策者,也在表達他們的姿態。2007年1月,上海“兩會”,代書記韓正向代表們稱,要“以刮骨療毒的決心清除腐敗毒瘤”。
在總共39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韓正用了7頁篇幅談“政府自身建設”,篇幅已創紀錄。
至習近平任職期間,“思想教育”和“制度修復”成為推進反腐工作的重點。
滬上《新聞晨報》曾披露,受社保案影響,過去一年群眾舉報對象的重心發生變化,縣處級國家工作人員的線索下降,而涉及廳局級以上干部的舉報線索上升。2007年第一季度,涉及廳局級以上干部的舉報線索比去年同期急升16%。
一份名為《關于進一步加強對局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監督的若干意見(試行)》的文件得以于8月份高調發布,全國罕見。
而紀委對所管轄單位直接派駐紀檢官員、國資委向國有企業委派董事監事等模式也在虹口等區悄然試點。
在滬全國政協委員趙國通說,歲末,上海巡視組已入駐上海市經委系統,開始為期兩個月的巡視工作,社保案中近半數涉案官員在該系統有任職經歷。他被通知,背對背听取意見,“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而明年初上海“兩會”換屆的人事資料也已發至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手中,就屆時的人事任免征求意見,並公布了反映情況的特別通道。
趙國通說,按以往慣例,往往要等到會前幾天才象征性地征求意見,“今年提前了三個月”。“這一年,在干部廉政,黨內監督的力度深度上,確實前所未有。”趙樂觀地認為,上海恢復的速度比預想的還要快。
新形象
在滬全國政協常委鄧偉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年上海的信訪量增幅回落到4%左右,而前兩年高至兩位數。“這得益于政府強調和諧,易堵為疏。”許多細節顯示,持續一年里,政府正著力打造新形象。
2007年上海“兩會”間一次聯席會議上,當主持人按慣例請“韓市長作重要講話”時,韓正立即糾正“我是今天發言的第十九位人大代表”。
這也是歷屆大會中發放車證最少的一次。代表、委員們不再乘坐專用大巴,開道的警車也不見了蹤影,改成了普通公交車,“為民讓道”。
習近平擔任市委書記期間,則以高密度深入一線的調研、接訪,以及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措施贏得良好口碑。
楊浦區的一位市民有幸在家門口,向接訪的“習書記”直接反映小區道路損壞出行難的問題,並得到習的批示。
甚至上海南站的路標混亂問題,經曝光後,也為習近平關注,整改措施旋即出台。
上海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對此感觸尤深,每年,他要出台一本厚厚的社會發展報告藍皮書,2007年他已經確定的主題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發育。
前者源自過去一年,政府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覆蓋面正在或即將擴至回滬人員、郊縣失地農民,甚至外來常住人口等等。
年中結束的市委九屆二次全會上,包括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以及擴大廉租房的受益面等十項事關民生的政策措施,高調公布。
身兼人大代表的盧漢龍透露,剛剛結束的政府部門行風評議排名中,曾經飽受詬病的社保局今年上升兩位。
而後者,社會組織發育,最為盧看重,“這是政府職能的歸位”,他說,政府職能不在于自身做強做大,而是提供社會細胞參與的公共平台,完善善治結構。
過去的一年,他已經調研了上海的官方色彩和純民間的社會組織形態,“相關部門正醞釀措施,以求突破”。
這一年的11月,人大沒有通過市政府提交的醫保修改方案。
近一年來,可見的變化是人大代表的意見越提越尖銳,市人大一官員坦言,“甚至副市長在人大听取意見,都會被代表質問得無言以對。這在以往不可想象。”
工商界的信心
這一年,黃浦江邊的環球金融中心已封頂,492米的高度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陸第一,8月份48樓的一場意外火災,看來無關大礙。
陸家嘴金融區擴容工程已經啟動,上海曾經是遠東金融中心,1992年後,上海再次拾起曾經的夢,沒有什麼能阻礙國際金融中心的既定計劃。
頻繁的高層調整中,每一個領導人都將工商界確定為重點工作對象,他們不斷地提醒後者,要增加對上海的信心。
一位世界500強企業中國首席代表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上海多年的開放環境,已經形成內在驅動力,“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投資者仍然對中國有信心,同樣會對上海有信心,誰會相信上海被拋棄?
而民營企業界,社保案中所涉張榮坤以及周正毅,皆來自該領域,案發後一度使部分民營企家對投資環境產生不確定感。
上海市工商聯一位官員說,社保案初期,浦東一家民企本想追加投資一億元,還有企業考慮項目,究竟落戶上海還是杭州,出現了猶豫。
而這些似乎已在上海高層的視野之中,強調經濟大政策的不變,成為重點。
3月底,在第二屆上海市非公經濟、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在國際會議中心門口守侯,一一與獲獎者握手致意,在市委安排下,《解放日報》破天荒地不惜版面一一介紹獲獎者的經驗。
習近平當晚說,要把上海打造成投資樂園,這一提法與其在浙江任內如出一轍。上海市工商聯黨組書記季曉東說,破格的禮遇和重視,讓大家打消疑慮。
在上海,民營經濟一直是軟肋,只佔經濟總量的六分之一。習近平為此專在九屆黨代會報告中強調,切實消除上海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而另據媒體報道,沉寂數月的上海國企改革計劃年內重新上路。2004年12月,當時的國資委負責人曾豪言,要用三年時間,完成國企改革,並明確了整體上市、資產整合等改革路徑。
但這個時間表可能要延後。浦東新區一國企監事說,今年以來,以浦東四大開發區為代表的國企,人事調整極為頻繁,“因為新領導有個適應過程,決策速度正在放緩,不輕易拍板。”
重新定位
早在3月下旬,《解放日報》新闢署名申言的評論文章,已開始檢討上海的缺點或問題,並屢提學習和借鑒字眼。
“申言”被認為直接體現市委主要領導的意思,甚至有些文章直接來自主要領導的講話或授意,如《上海要有更寬廣的胸襟》。
另一串否定句,比如要認真“做事”而不是“作秀”,要真正“造福一方”而不是“造勢一時”,解放思想,絕不是鼓勵闖紅燈、打擦邊球,被反復提及。
習近平試圖從根本氣質上重新定位上海形象,將上海城市精神擴充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
定位新上海呈現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方向,對上,與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九屆黨代會新常委見面會上,習近平曾專門強調,要自覺維護黨的權威,確保中央政令在上海的暢通。
而橫向,則體現在與周邊友鄰的融合上,最明顯的體現是重啟長三角一體化,以及強調世博的共辦共享。
上海市人大系統一位官員最直接的體驗是,以前上海官員到各地訪問,都是備受尊重,往往是經驗的宣講者,現在,則總被要求低調準備,多談學習對方。“此前,長三角地區,大上海地位居高至上,與江浙兩地,競爭態勢超越合作”。上海社科院專家楊建文稱。
5月15日,溫家寶總理親臨上海主持召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並提及鄧小平及江澤民當年的重托。
兩個月後,習近平即親率四套班子及其他負責人造訪浙江。《東方早報》評論,上海正以全新的政治生態和發展心態打底,醞釀多年的長三角區域合作,有望漸入佳境。
上海正主動放下“老大哥身段”,卸除“老大哥包袱”,被習近平要求“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他同時批評以鄰為壑的短視做法。
還有兩年即將舉行的世博會,習上任後明確強調國家主辦概念,與兄弟省份共辦共享的原則,一年前世博籌辦一度被國展局主席吳建民批評為“未給外省市更多參與機會”。
上海市委一官員說,最典型的就是屆時數以千萬計的參觀者,本可利用兩小時車程內的甦浙的接待能力來分解,但上海一度傾向于自建賓館、酒店。“這給世博會後上海會否接待能力過剩帶來了風險”。
現在,上海已宣布,將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免費提供600平方米的室內展示面積,供自行策劃布展。
上海轉身
上海的下一步,正成為政府和學界共同研討的熱點,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說,社保案表面上是干部作風和貪腐問題,背後則是上海既往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上海面臨的挑戰則日益顯見,航運中心建設,短短一兩年里,江浙沿海已經出現大批港口群。
天津近年的一系列金融創舉,黑馬之勢明顯;而浦東的綜合改革配套實驗區,也並非獨此一家,現在有了天津濱海和成都重慶等諸多新對手……
履新不久的俞正聲在一次公開場合用爬坡比擬上海現實的處境,上任感言中曾鼓勵在民主氣氛中發表意見,現在上海各系統、各研究機構均收到類似通知,市委公開納柬,“言論無禁區,只要建設性即可”。
11月中,三場市委組織的務虛會悄然進行,發展、改革和社會民生成為主題,務虛會來自執政黨的歷史傳統,主要探討具體事務之外的方向、戰略等宏觀問題。
上海市政府咨詢專家,社科院學者楊建文解讀為,“不是清舊賬,而是著眼未來”,楊說,時間緊迫。
目前來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被視為上海的重要出路之一。習在任內還曾關注到崇明島的開發,並出具課題請上海社科院研究,可惜未及實施,人已調任。
但從既有的發展路徑中真正轉身,何其之難?
“首先是政府層面干部相關的知識結構和行政能力欠缺,上海干部多工業基礎設施建設經驗;其次是改革的內在動力足不足,上海多年來一直有政策依賴的習慣,需要拋棄。”楊建文評價。
看來,留給新領導人的難題並不簡單。 | | 中國人正陷入一種 莫名的亢奮中
2007/12/12 | 中國人正陷入一種莫名的亢奮中
北京正在陷入一種莫名的亢奮中,空氣中彌漫著那種不可扼制的自大與傲慢。 對于民族主義情緒的強調,在中國仍是商人們熱衷的方式,盡管人們已不再使用“愛國就買國貨”這樣赤裸裸的口號了。在楊利偉登上太空之后,我看到了“強壯中國人”的牛奶廣告﹔在二環路上一處樓盤邊,矗立著「盛世中國”的巨大標語﹔而如今這家叫“愛國者”的公司,則試圖說明,這個小巧的電子產品,關乎中國昔日的榮光和明日的驕傲。 如果,你生活在此刻的北京,可以輕易地感受到彌漫在空氣中,除了汽車尾氣與高密度的浮塵,還有那種不可扼制的自大與傲慢。北京正在陷入一種莫名的亢奮,人們談論“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大清帝國”的熱情,就像房價上漲得一樣快﹔我們將四十八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邀請來此,并准備在一年后舉辦一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媒體上“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中的帝王朮,似乎都再次變成了“中國智慧”----他們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于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蜂擁到世界各地的中國游客們發現,倫敦的房子太舊、白金漢宮怎?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上海陸家嘴的金融區,美國人真笨竟然搞不清天津在哪,柏林的購物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如果再說下去,他們的抱怨就令人想起乾隆皇帝在二百年前口氣:“我天朝物產丰富,無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貨物……” 情緒真的轉變了。二十多年前,中國人還為未來墜墜不安。國門在封閉了多年之后打開了,人們發現什?都缺,不僅沒有“那些需要拯救的人們”吃得好、穿得好,建筑比他們的更破,燈光比他們的更昏暗,個人生活沒有他們快樂,甚至我們的文化都是值得懷疑的。我們曾經嘲笑他們歷史短暫、缺乏根基,而我們則是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禮儀之邦,卻旋即發現似乎并非如此,并為自己是否會被“開除球籍”、海洋文明是否必將取代陸地文明而爭論不休。 文化上的虛無主義,伴隨著那場政治風暴結束了。隨著,整個國家,從政府到個人,從無業游民到知識分子,開始忙著掙錢,意識形態破滅了,政治變革希望消退了,金錢既是生活的目標也是唯一的安全感。 我們的運氣很好。我們受惠于新的世界產業分工,技朮與產品的流通變得輕而易舉,因為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并可以輕易地引進與復制先進的技朮﹔我們也不用擔心環境污染與勞工組織,事實上,只要得到當地權力機構的默許,它們通常不被計入成本﹔我們還如此勤勞和充滿飢餓感與靈活性,想想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他們人數少得多、卻創造了如此龐大的商業網絡﹔我們也不用在乎其他的價值座標,比如在其中是否生活得幸福,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保証,一直以來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很多事都在國家權力的強制下,迅速變成了全民性的運動﹔我們遭遇了全球性的商業革命,他們都像投資股票一樣,把賭注押在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市場,而不管現在是否賺錢…… 總之,很多因素發生了作用,當我們再抬起頭時,發現自己將五十年前的夢想實現了一半,超過了英國成為了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頗為興奮,似乎一點沒注意英國是一個四千萬人口的國家,而我們則有十三億人,它的面積還沒有我們河南大,他們的牛津、康橋,和我們的北大、清華可不是一回事,他們的世界觀是《經濟學人》,而我們則是《環球時報》。 我們的血液里缺乏懷疑精神,就像中國那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唐鉞說的我們往往不考慮事情的實際狀況,只聽到一句話說得巧妙,就信以為真,經常“把感情替代理智”,沉湎于語言的快感。我們曾經沉湎于“科學”、“民主”、“共和”、“社會主義”,似乎這些抽象的概念能夠解決一切。現在,我們則開始說“大國”、“崛起”,似乎順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就逐一超越德國、日本、美國,五十年之后、甚至更早,我們就回復了盛唐景觀、四方來朝。我們沒耐心去分析,這一路我們是怎樣走來的,其中有多少偶然成份、多少不確定因素,而如今又充滿了哪些艱險。 在談論“大國”、“崛起”、“盛世”時,我們似乎對于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的警告一點興趣也沒有,他說國家實力包括地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准備、國民性格、國民道德、外交與政府的能力諸多因素,在衡量實力時切勿“給予任何單一因素以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難道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電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國嗎?一個大國也不該所有的電視台都在模仿英國的Pop Idol?看起來,我們一邊在辯解自己是“和平崛起”,一邊又率先夸大了自己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泛濫的語言狂歡中,我們似乎丟棄了謙虛的態度、反思自己的愿望和能力。一個缺乏現實態度的國家,多么容易被傲慢與偏見沖昏頭腦,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上不是充滿了這樣的例証嗎?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志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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