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经历了很复杂、曲折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被打败之间，中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还有很强的自信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不如别人，但我们的文明程度比你高，不像你们这么野蛮，我们的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有序。但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对中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刺激非常大：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学习西方不过30年，就把中国给打败了。这个刺激非常深，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中国不光是技术上不行，制度和文化上也不行，由此才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出现了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真正地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中，日军出动的松岛舰

　　从一开始的高度自信到丧失自信，再到重新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文明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轨迹。怎么看待中国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很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的传统文明认识很难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一开始认为一切都好，后来认为一切都不好，到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对过去的传统文明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知。

　　客观来讲，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中华文明，到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中国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有几个标志性因素：一个是生产力，传统农耕文明靠自然力量生产，靠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达到了巅峰；第二是农业产出，中国古代创造了很高的GDP，到19世纪前期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在欧美兴起，但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仍然接近世界的1/3；第三是能够创造比较发达的小商品经济。中国从秦汉以后，尤其到唐宋以后，生产资料高度商品化、市场化。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买卖也高度频繁，过去有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主”。此外，雇农、佃农的大规模存在也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与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从唐宋以后不仅租佃制盛行，且已经发展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高度分离，即“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并发展出“永佃制”，甚至还有押租制、买青苗等。中国的纸币也出现得最早，但使用上有问题，最后没法持续下去。这样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耕文明，其他国家均没有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这是第一点。

　　

　　农耕图

　　第二点，上层建筑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共生的地理条件下，与发达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古代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多年，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到隋朝以后这种官僚政治更加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形成了通过考试而不是血缘选拔的治理国家的专业人才队伍。这种制度相比其它农耕文明国家实行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要先进得多：上下阶层之间的人才流动性很强，底层人通过科举制可以进入统治集团甚至能上到很高的位置，如出身低微的范仲淹一路做到了北宋宰相。这种流动性使得这种政治统治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稳定性，而且形成的统治集团不仅有专业知识，还有一定的抱负和信仰在里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文化上，中国经过几千年高度农耕文明发展，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的世俗文化，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和敬天法祖的道德规范，比起农耕文明时期那些政教合一的宗教为主体的文化，应该是先进的。所以孔孟思想到今天还在用，是世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社会上更多追求的是理性。这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展的三个表现，而且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高度的自洽性，所以不仅能够融合同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即使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也有很强的抵抗性，这是我对中国文明的客观认识。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和畜力为标志。图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农耕文明，但和工业文明相比还是落后的，而且农耕文明的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自洽，也为中国向工业文明的转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当人对世界改造能力越弱时，就可能是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越强。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农耕民族始终与游牧民族交错在一起，这之间肯定存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但也肯定存在战争、杀戮。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抵御灾荒的能力要强些，游牧民族更是靠天吃饭，即使养了很多牛羊，一场灾荒下来就全死了，肉又不可能储存很长时间，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更不稳定。中国历史上很多次游牧民族南下，都和天灾有关系。所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定居的农耕民族始终面临着流动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战中，和亲成为一种缓和手段，图为昭君出塞。

　　由于农耕民族是分散的定居和生产，而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既流动性强又需要聚在一起，因此在冷兵器时代，区域性、小规模的农业居民很难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就使得农耕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提供保护。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郡县制下的官僚集团统治，必然高高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权力没有制约，使得它容易因腐败和效率低下陷入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其表现就是朝代兴衰和周期性的更替。而且，历史上，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大部分财富都拿去西北打仗和维持统一了，加上周期性政府腐败和社会动乱，民间很难有长久的财富积累，这也给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思享闲谈现场，武力老师正在发言（右）。

　　在谈论古代中国的经济辉煌时，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发展除了总量，还有质的问题，即产业结构的问题。农耕文明虽然创造了非常高的产量和财富，但毕竟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高度分散的手工和畜力小生产上，这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以现代能源、动力和材料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是完全不同的。科技的进步需要两个因素，一是人类对它有非常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刺激社会资源和社会人才往那方面集中，二是科技发展从理论、实验到应用、推广，有一个从量变道质变的临界点，科技进步没有积累到这个科学革命的临界点，就不会爆发工业革命。

　　中国从汉代以后，在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航海上都有很大进步，但自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是追求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不是想征服自然，朱熹就说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我很同意这样一句话：当人类征服不了自然时，更多地是想办法适应它。中国直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产业革命的临界点。

　　（作者：武力；编辑：胡子华、张宁。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经济开拓”活动发言实录。文中图片皆系编辑所加，图片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曾编辑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独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合著）、《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江苏无锡玉祁镇调查报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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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年的中共上海情报科，那场无妄之灾的火星，原本与它相距十分遥远。那颗火星，最初在日本东京暗中闪现。

　　1941年，随着向亚洲其它国家或地区扩大军事侵略，日本国内增强了清查反战势力尤其是日本共产党的力度。这年9月，警视厅通过翻查档案，拘留了曾在1939年被捕的前日共党员伊东立的妻子青柳喜久代。她承认自己属于日共妇女支部，供述中提到她是北林智子的外甥女，而北林智子与美国共产党日本科有关连，主要工作是搜集日军的情报，再通过美共组织送往莫斯科。日本警方通过这一重要线索，随即抓捕了北林智子。由于北林智子曾在美国洛杉矶生活，还租过房子给一个名叫宫木的人，招供时提到了他，警方怀疑此人也有美共的情报关系，在10月11日将他逮捕。没想到，第二天宫木供认自己是一个名为“拉拇扎”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是隶属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间谍组织。日本警方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斩获喜出望外。接下来，通过监控宫木的住宅，警方又逮捕了担任情报员的宫木的女儿久津见子和译电员秋山。至此，这个小组的外围已经扫清。

　　10月14日，警方逮捕了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尾崎秀实，没想到他当天即供出实情，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尾崎秀实以中国问题专家身份成为近卫文麿的亲信，进而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获取了许多苏联所需的重要情报。涉案的日本人，还有望族西园寺公望之孙西园寺公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等，震惊日本朝野，近卫文麿随即宣布辞职，被软禁在帝国饭店，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上台，内阁全部改组。

　　

　　近卫文麿

　　在这之前，苏联红军秘密情报人员、“拉拇扎”小组核心人物佐尔格收到一张报警的小纸条，警告他危险正在逼近。他决定和日本情人石井花子一道逃离。可是他没有烧毁那张小纸条，而是随手扔在了路边。尾随他的秘密警察捡到小纸条，并作为他的间谍罪证之一。

　　10月18日，佐尔格在石井花子家中被捕。差不多同一时间，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全部被逮捕。佐尔格在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1933年9月奉命前往日本建立情报网，以“拉拇扎”为代号，经多年努力发展到39名成员，这个团队分属4国国籍，掌握9种语言，分布18种岗位，为苏军统帅部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计划和日军在远东的战略意图等重要情报。

　　“拉拇扎”小组成员中也有数名中国人，但与中共没有直接联系。按佐尔格的说法：“不能与中共直接接触，这是莫斯科的严格命令。”所以，日本警方审理该案时，一开始并没有产生与中国的联想。但当调查越来越深入后，警方发现其中的日籍成员尾崎秀实与中国有联系，他涉嫌将包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信息发给了身在上海的中西功。查究下来，尾崎秀实与中西功的渊源很深，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中西功每次从中国回到日本，都会与尾崎秀实相约见面。于是，警方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将尾崎秀实在中国的关系人纳入了监控的视线。

　　

　　佐尔格

　　沿着尾崎秀实与中西功这条若明若暗的线索，那颗火星慢慢燃到了一水之隔的中国境内。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几位日本人当时正活跃在隐蔽战线上，是中共上海情报科获取重大战略情报的重量级成员。中西功在情报系统的战友中，化名就叫“大王”。

　　“中共上海情报科”，一个很像地方性情报单位的名称，却是从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情报科（简称“特科”）演变而来。由于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于1931年3月被捕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撤往江西苏区，特科进行了改组，后受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1936年3月至1937年秋，由王学文负责；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特科改组为上海情报科，由徐强领导，名义上从属远在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因客观形势的变化，上海情报科主要从事对日本的战略情报收集。为此，组织和人员也有所扩充。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裔成员，就是在这个阶段参加工作，并在庞大的情报网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日本人之所以会成为中共上海情报科的重要成员，与特科前负责人王学文的未雨绸缪密切相关。王学文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曾在日本留学、生活17年，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时，有意识地对来华留学的日本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如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的学生参加侵沪战争，但共青团支部在校内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遭遣返日本。

　　精通中文的中西功回到日本后，随同尾崎秀实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很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而西里龙夫则继续从事进步活动，一度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1933年春，出狱后的西里龙夫到上海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第二年，他找到老师王学文，并加入了中共，开始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顾问、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最大的日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总社调查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移至上海，又设法调到满铁上海办事处，还通过西里龙夫联系上王学文，于1938年加入中共。他兼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顾问和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驻上海委员，又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设立调查室自任主任，安排程和生等上海情报科成员任职这个特殊的日本驻华情报机构，利用工作之便对机密情报明取暗窃都易如反掌。王学文赴延安之前，向组织移交了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的关系。

　　

　　中西功

　　1939年2月，上海情报科归属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4月，该部副部长潘汉年潜赴上海，着手加强和扩大情报力量，并建立与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同年夏，徐强和妻子李云被召往延安，另一位前特科成员吴纪光接替负责。有个形象的说法：吴纪光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南京的西里龙夫是“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为“第三军”，已在汪精卫身边担任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像“独立旅”，其他在上海、南京、无锡的情报员是“游击队”。李德生负责的南京组，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站，把得到的情报由交通员张明达迅速送到上海，再通过电台发报给延安。此外，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人，等于驻华北的“野战军”。这个以几位日裔特工为经纬编织的情报网，往往从日伪高层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及时为中共中央判断时局变化和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依据，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1年10月中旬，当日本的尾崎秀实被捕前预感到危险时，人在上海的中西功接获发自东京而仅有三个字的电报：向西去。发报人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明白是尾崎秀实发来的警讯。中西功早年撰写带有左翼观点的文章时，用过“白川次郎”的笔名，这只有尾崎秀实知道。可是，他却没有向西到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根据地去，反而乘船回了一趟东京，以确认尾崎秀实等人确实被捕，同时又发现日军准备南进的战略动态。回到上海后，他继续对新的战争动态进行分析。大半年过去了，危险并没有到来，他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在1942年6月16日被日本特高课警察诱捕。同一时间，西里龙夫在南京、白井行幸等人在华北也被逮捕。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作为要犯，被押送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在狱中，他们经受了漫长的审讯，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过去一贯的说法称，中西功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报的。如果仅仅是这样，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会再有后续的事件发生。然而，7月29日，在日本警车持续的呼啸声中，上海情报科与这两位日本籍情报员有关系甚至沾点边的成员，包括在上海的情报员程和生、倪子朴、丁弢，南京的负责人李德生、情报员汪锦元、陈一峰、陈三百，悉数被捕。唯一的例外，是往来沪宁的交通员张明达临机应变，得以脱险。很明显，日本特高课的搜捕行动是有备而来，非常精准。

　　那么，这场无妄之灾，是否可以预先防范而避免呢？

　　

　　尾崎秀实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且押回日本的消息，第一时间就被中共情报系统所获知。鉴于他们与中共情报系统关系密切，他们被捕的消息就是警报。按照周恩来领导特科时期就定下的铁律，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这时，上海情报科的上级原本也应当机立断，通知所有与这两位日本同志有工作关系或有过联系的情报员立刻转移，可是上级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要求有关人员坚守岗位。

　　上级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希望通过表面的原封不动，让日方误以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清白无辜的，也得不到指控他们的证据。不能不说这个设想非常大胆，超出常人的想象，也需要相关人员具有坚强的意志。但成功的前提是，被捕者坚贞不屈，坚不吐实；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中国战友的坚守就毫无意义，反而变成冒险犯难。也许，上级觉得有关情报岗位来之不易，如程和生等人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职位，陈一峰在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首席记者，汪锦元在汪精卫身边当日文翻译兼秘书，一旦撤离，情报来源就断了，所以还存在着侥幸心理。

　　当南京的陈一峰得知西里龙夫被捕后，深感危险，向负责人李德生建议逃离。李德生对他说：现在如果逃跑，将加重西里龙夫的嫌疑，所以不可；而且也没有上级的指示，只能坚守。与西里龙夫有工作联系的固然如此，和中西功没有直接关系的竟也如此。本名金大鹏的丁弢也是情报科成员，曾与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短暂同住，但他在汪伪背景的《先导》杂志当编辑，与程和生没有横向的工作关系。他在那几天已经觉得是出了什么事，因上级在布置把资料运到别处，但既不告知也没有通知转移，结果被捕。

　　当年12月，丁弢经审讯被判7年徒刑后，与上海科的情报员倪子朴同囚一室，从对方口中获悉，是先被捕的两个日本籍成员供出了他们。到了晚年，他给一位老友写信说，汪锦元告诉他：“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

　　

　　西里龙夫

　　程和生原名郑文道，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经历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被捕后当即跳车自尽，重伤未果，经半个月住院治疗后，日本人提审他，他再次向窗外纵身一跃，壮烈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口供，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种慷慨赴死的行动，哪怕在刀锋上行走的隐蔽战线也不多见。即使平时已有面对凶险忍受痛苦的心理准备，但真的遭到严刑拷打，要挺过这一关并不容易。据1982年在日本公布的《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披载，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在审讯时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和手法，以及所获各项情报内容，供述事无巨细，十分详尽。

　　尽管李德生全盘招供，但日本特高课认为此案“危害绝大”，对东京法院量刑的建议是“严重处断”，他还是被判无期徒刑。被判无期徒刑的，还有汪锦元和陈一峰。由于汪锦元此前在汪精卫身边工作时表现得勤勉尽心，深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信任，视同家人，她力促汪精卫出面向日方说项将汪锦元等三人遣送回国，终使他们于1943年7月被押回中国，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汪锦元

　　包括上海情报科在内的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内勤外勤加在一起约为30至40人，各个时期合计也不过100人左右。仅1942年这场无妄之灾，就有各地十多位成员被捕，可谓损失惨重。尽管后来大都以不同方式出狱，回到了革命队伍中，但被捕的经历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人生。1955年3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更是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被停职拘押审查，再三申诉也无济于事，直到1982年8月潘汉年冤案昭雪后，才得以全部平反。

　　《同舟共进》贺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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