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史（深度好文）

来源|张宏杰著《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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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苏联70年腐败史 列宁时代腐败就已泛滥(组图)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有人说苏联的历史就是腐败的历史，话虽绝对，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有人说苏联的历史就是腐败的历史，话虽绝对，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腐败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47.8%至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

　　

　　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

　　

　　苏联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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