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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不少平民派政治家利用平民的支持，获得了暂时而辉煌的胜利。著名的平民派，包括格拉古兄弟、克洛狄乌斯、克拉苏，以及大名鼎鼎的凯撒。
    
    不过，如果我们知道格拉古兄弟、克洛狄乌斯和凯撒的悲惨的结局的话，就会知道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并不意味着社会中下层的决定性胜利，而是意味着特朗普即将面临重大选择——全力兑现承诺，量力而为部分兑现自己的承诺，还是与华尔街贵族们妥协？如果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部分兑现自己的承诺，是否冒着触犯华尔街贵族们的利益的风险？还是和当年的亲朋好友们握手言欢，出卖当初投票给自己的选民，把当初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彻底扔到一边，或者象征性地做一些事情敷衍对自己给予厚望的选民。
    
    

    
    半月前看到消息：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届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可以预料，到时台湾也会有相关隆重纪念活动。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触：越是看似口耳相传很熟悉的历史人物，越是了解得非常有限，有的仅仅只是不断地听说过那名字。从这点上说，不知道孙中山算不算一个？做今天这次微信，多少是“冒险”的：文章长，又是学术的，据说网络时代轻松闲适的短文更受欢迎，当然，我们也没想着为追求点击量而做，如有一两千人读了，觉得受益，那就心满意足了。
    
    长文选自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蕴茜教授在2009年出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经作者授权使用。她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自选题确定以来，孙中山符号研究就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我沉醉于搜集资料、发现问题的愉悦之中，以至于搜集资料上瘾，家人与朋友戏称我已经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玩’。的确，七年来，‘中山’二字时时伴随我的学习甚至生活，每到一地，就去找孙中山相关资料，去寻孙中山纪念物，每发现一座中山公园、一条中山路都如获至宝。‘中山’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于我则是二十年治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符号。”
    
    追溯历史记忆，解析孙中山崇拜的形成过程，从中可以洞悉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解一位位已是或将是“偶像”的建构与传播，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现实。文章很长，分为上下文呈现。文章中个别词汇无法保存，只能以拼音代替。
    
    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文 l 陈蕴茜
    
    孙中山崇拜是民国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个人崇拜运动，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既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产物，更是国民党建构与传播党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孙中山崇拜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社会特征，并对现当代中国社会及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孙中山崇拜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孙中山崇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一种崇拜现象，是民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的产物。
    
    孙中山崇拜体现了深刻的传统性。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对权力的崇拜，是对个人权威的服膺，反映了中国传统zhuanzhi社会政治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孙中山崇拜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个人崇拜的继承，而且在形式上也大量吸收了传统的质素，从而使孙中山崇拜的传统性较为明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社会各界，都努力将孙中山神化为超越历史、超越世界的政治领袖，这一做法本身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迹。而在推广过程中，国民党将纪念仪式神圣化、类宗教化，进一步体现出传统性。
    
    然而，孙中山崇拜毕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文化运动，因此，也必然反映时代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的共同特性。其中，国家对社会和国民的控制空前强化和严密，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控制体系内，社会迅速被国家权力所渗透和掌控，人们不能也无法摆脱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有别于王朝国家松散型的控制，是一种细胞式的控制。国民党执政后，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权力机构，大力推行统一化的制度，进行时空重组，包括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就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而言，国民党充分利用该党掌控的国家权力，采用各种现代性的手段和方式，自上而下地将孙中山符号推向社会各层面，从而形成特定的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主导和影响国民的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笔者归纳，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现代性主要表现有：
    
    1、国家通过占有时间、设置政治时间，推广孙中山崇拜。
    
    正如吉登斯所言，“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且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这种方式是以前的社会所没有的。······一个时间表就是一种时—空秩序设置，而时—空秩序设置则是现代组织的核心”。国民政府规定，全国统一推行公历，建立革命纪念日体系，孙中山崇拜被有效地纳入时间控制之中，总理纪念周的设置和推广，更体现了政治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的高度统一，充分展示了现代国家权力在时间维度对国民的控制。对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是现代国家特有的控制机制。国民党正是通过国家对孙中山纪念时间的设置与操控，从时间维度影响并促成人们形成有关孙中山符号的认知和记忆。
    
    

    民国课本中的总理纪念周
    
    2、充分施展空间权力技术，实现孙中山符号的空间化与普及化。
    
    随着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资源的掌控，市政建设被纳入国家建设体系，空间遂成为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场域。孙中山符号在多维度空间的充分展示，集中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及党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国家成功地通过空间微观权力的运作，将孙中山符号普及至全国众多城镇、学校，塑造了人们关于孙中山的记忆。同时，国民党还透过各种仪式，对人们进行身体的规训，构建集体的崇拜动作及服饰规范，从身体层面展示了现代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3、运用现代传媒宣传和灌输孙中山符号，实施知识暴力。
    
    现代传播技术是建立并维系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阅读公共读物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国家便极力介入传媒，借此实现对国民及社会的普遍控制。有学者指出：“没有考虑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和出现”。民国时期报纸、书籍、电台等传播技术已有相当发展，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控制和经营各种媒体，建立了强大的官方传媒网络，并严密监控民营媒体的政治方向，从而形成官民结合与互动的党化意识传输体系。因此，孙中山崇拜可以通过这一传输体系，实现其文本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孙中山崇拜理解成国民党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刻意推出的重要政治文化运动。国民党精心设计和组织，倾力投入，终于将孙中山崇拜书写成一场宏大的国家戏剧，旨在塑造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1936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进一步明确“利用无线电及电影，以宣传党义，普及教育”。
    
    可见，国民党对于传媒的宣传功能具有清醒的认识。在传媒宣传方面，国民党特别重视出版。该党为加强传输党化意识，宣传孙中山符号，大量出版有关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书刊。每当孙中山纪念日或其它纪念庆典，更突击印制和出版各类孙中山纪念特刊与纪念书籍。一般而言，书刊可以有效而长久地记载、传播孙中山思想，它比仪式的宣传功能等更具有持久性。因为仪式是现场的、直接的，受到时空限制，并且需要通过人们的亲身参与才能达到促成记忆的目的，而文字却可以超越时空局限，成为永久宣传品与纪念品，是可以直接、也可以间接使用的传媒工具。因此，现代国家均会透过传媒宣传官方意识形态。在印刷技术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国家都会透过对传媒的控制主导社会文化取向，藉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精神力量。现代国家权力对教育与传媒的控制和操作，牢固掌控了意识形态的传输管道，使官方话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包括国民的知识教化，官方传输的知识成为一种特殊的暴力，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控制社会及国民文化思想的做法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特性。
    
    在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力的主导和运作，官方精心打造了一整套关于孙中山的知识体系，包括生平、事迹、史略、纪念日、纪念仪式、三民主义概念、总理遗教等，将它们制作成官方的规范版本，再透过媒体的反复宣传和灌输，在全国迅速形成有关孙中山符号诠释的统一和流行的话语系统，并且造成强势的话语霸权，左右广大国民的政治文化生活。而且，这一系统配合空间形式，对人们形成一种知识暴力。这样，人们按照国家强制性的主导，从学校和社会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关于孙中山符号的记忆规训，从而对孙中山产生认同和崇拜心理，进而认同国民党、中华民国。
    
    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皇帝崇拜，孙中山崇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具的政治文化，具有更强的话语霸权和社会渗透力，因此孙中山符号得以深度植入社会生活的深隐层面，从而使民众无可逃避地习得有关孙中山符号的知识，形成普遍的孙中山符号社会记忆。
    
    

    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二排右三）等人提出在武汉塑造孙中山铜像。
    
    孙中山崇拜与民族国家认同
    
    国民党执政后，通过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将孙中山符号贯穿于人们的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兴起了旷日持久、遍及全国的孙中山崇拜运动。笔者的考察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团体、学校是崇拜运动推广的重点，对官方的推广规定均能严格推行。即使基层民众也因当地社会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的介入、公民宣誓的推广而被纳入孙中山崇拜体系，一些未被纳入的城镇居民也因孙中山符号在空间维度的充分展现以及集会庆典的举行，或多或少地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总之，孙中山崇拜运动充分彰显了现代国家巨大的动员能量。而且，为迅速、深入地推行崇拜运动，官方运用了时间、空间、仪式及现代传媒等新型手段和方式，而重组时空、发展教育、操控传媒则是现代国家传输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法，因此，孙中山崇拜运动就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国家与社会及个人关系紧密化的重要体现，现代民族国家也为孙中山崇拜运动提供了现代性基础。
    
    孙中山崇拜在现代时空重组与仪式操演下，促进了国民对中华民国的集体认同。这一现代国家认同，一方面源于孙中符号逐渐化约为国家的政治象征，另一方面源于国民党在构建和宣传孙中山符号时，始终将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显现了强化国家认同的特质。其实，国家认同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国家象征构成被认同对象，并经过对这些符号、象征进行仪式化宣传和操演，以达致国家认同。
    
    在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时，国民党专门制定了宣传大纲，集中体现了宣传国家认同的政治目的：“现在我中华民族，虽已得从封建的恶政，军阀的宰割，与夫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得救出来，开启了中国前此未有之新局，然本党现处之地位，一方有喁喁属望之人心，一方仍有反动势力之觊觎”，因此，要“向着民族国家远大目的而前进”，国民党要努力“树立中华民国未来之丕基”，要求全国人民继承总理遗教，“同心同德，协力为中华民族，谋革命之实惠与福利，并促进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以竟成总理所未竟之革命大业”。口号有“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拥护中国国民党！”“实现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平等！”这些话语无疑都在阐明孙中山与国家、国民党之间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1929年6月1日，国名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图为孙中山灵柩登上中山陵
    
    事实上，在整个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国家始终是“在场”的，无论是党旗、国旗与总理遗像并列，并接受各种仪式参与者行三鞠躬礼；无论是国人在总理纪念周和其它集会仪式中演唱由孙中山作词的党歌演化而来的国歌，还是人们群情激昂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口号······这一切都在提醒着人们国家符号的存在。而且，各种崇拜仪式的组织者也都是国家的代言人，因此，人们在孙中山崇拜过程中感受着国家的“在场”，国家认同必然在崇拜运动中得以强化。同时，官方强制规定了全国性统一的纪念时间、纪念日，规范了各种仪程仪式，也在强化国人对国家 “在场”的体认，从而不断加深他们的国家观念。
    
    就崇拜运动的话语体系观察，在各类纪念活动中，在反复叙述的孙中山革命历史中，国民党都有意融入宣传其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史，从而使孙中山崇拜与对党国认同融为一体。总理遗嘱是孙中山临终前最经典的政治话语，被国民党尊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并要求官民普遍记诵和遵循，它包含了有关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精义。于是，人们在反复诵读和领悟总理遗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树立为国家奋斗的理念。
    
    客观而论，民众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孙中山符号，是国民党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成功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社会基础。正如布迪厄所言：
    
    符号权力的具体特征就在于它只有通过被这种符号权力支配的人们的合谋才能被行使。这种合谋是相当肯定的，因为承受这种符号权力支配效果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合谋，也许我们应当说这种合谋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的。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因此，民众对于孙中山符号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基层民众更多地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主要认同孙中山符号的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寄望于国民党能够真正贯彻总理遗教，改善民生。
    
    史实表明，孙中山崇拜运动最大的成效在于国家认同的强化，国人在记忆孙中山符号的过程中，强化其原生的民族主义情感，进而形成全民性的民族主义思潮。抗战爆发后，人们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自觉到中山陵谒陵、哭陵，呼吁政府抗战，并借此表达抗日御侮的决心，即使南京沦陷后，国人依然在节日与孙中山纪念日举行庆典时，朝向中山陵遥祭。显然，孙中山符号成为鼓舞国人坚持抗战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战斗号角。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慰劳淞沪将士抗日电》称：
    
    我淞沪武装同志，奉命守土，秉总理精神教育之遗训，为民族生存而牺牲，喋血赴难，视死如归······总理以忠义仁勇之精神勉吾同志，吾同志必誓死发挥之。
    
    电文突出孙中山遗训的民族主义意涵，以此激励将士抗战到底。抗战期间，各地继续修建中山公园与中山纪念堂，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象征。人们自觉在中山公园内建孙中山铜像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抗战动员大会、抗战献金运动和出征宣誓，利用总理纪念周进行民族主义教育与抗日动员，还在孙中山铜像前建造汪精卫跪像，表达国人对汉奸的鄙视和声讨，以加强民族气节教育。抗战胜利后，人们从各地到中山陵谒陵，各地重建或新建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纪念堂，并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庆祝活动······这些都反映出国人普遍理解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此时，孙中山崇拜与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合而为一。
    
    就文献资料及笔者所做访谈，许多人在小学时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看总理遗像、背总理诵遗嘱、读三民主义，都记忆深刻，有些人士由此走上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奋斗之路。看来，孙中山崇拜运动最直接和明显的成效，是教化国人形成国家认同，这也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兴起崇拜运动的重要预期目标。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新兴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它在抗战中发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和动员功能，支持着中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并赢得最后胜利。
    
    政治象征表面上仅是一种想象，实际上却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中国，君主zhuanzhi延续了两千余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缺乏民主、共和的土壤，需要构建和利用统一的政治象征符号凝聚中华民族。国民党执政后，只实现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却打着国民党旗号行割据之实，因此，蒋介石遂将孙中山作为统合各方力量的政治象征符号，而各派系也利用孙中山作为幌子，通过举行孙中山崇拜仪式或建设孙中山符号空间，表明对中央的归依，或利用孙中山作为政治资本，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无论如何，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存在，促进了中华民国的统一进程。即使中共也推崇孙中山，因此，孙中山符号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象征。
    
    可见，孙中山符号最终成为中国的民族国家象征，是促成国民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社会学家指出：“终极价值观、社会结构和社会团结所依赖的情感，是通过仪式的作用才不断地‘变成’力量的状态，从而有可能有效地控制行动和分派社会的诸种关系。”中华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着日军全面侵华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能够调动各个阶层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政治象征符号，孙中山符号则契合了国家、社会和国民共同的政治需求。总体而言，孙中山崇拜运动促进了国人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有助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积极的政治文化功能和重要的历史作用。
    
    国民党权力渗透与孙中山崇拜地域差异
    
    孙中山崇拜运动随着国民党权力渗透逐渐向全国推展，但该党控制各地权力的时间、力度和强度并不同一和均衡，而是存在着强弱差距，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地域差异。
    
    1. 城乡差异
    
    中华民国是党治国家，国民党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党化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崇拜随着国民党党权的扩张而不断推展。但是，就党员构成与党的组织形态观察，国民党政权是权贵型和精英型政权，其党员构成、地域分布都体现出城市化与精英化的特征。据王奇生的研究，国民党党员职业构成主要来自上层精英，1937年前全国党员受中等以上教育者占46.5%，受初等教育者占35.1%，未受教育者仅占7.5%。就当时国民教育的整体状况而言，这显然是精英政党。同期党员的职业构成是，“农业”党员仅占10%，即使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区域——江苏省，农业党员也仅占约13%。农业党员是指居住在农村的党员，其中主要是农村的精英与权势人物。因此，1937年以前，约90%的国民党员居住和生活在城市，广大农村很难见到党员的身影。
    
    当时舆论也证实：“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其实在广大农村难以实行，招致党内革新派的批评，称“党离民众，民众离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这应该是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真实写照。
    
    不仅党员大量集中在城市，而且党员人数有限，更加制约国民党基层组织力量的发挥。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几乎没有大规模吸纳社会新生力量，党员数量没有大的增长。如江苏省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心省区，到1937年仅有党员1.7万人，当时江苏61县，平均每县仅有党员270多人。这样低比例的基层党员人数，显然无法承担执政和党治的职能。而且，国民党规定，县党部为有官方编制的基层组织，县以下党的组织机构都由无薪俸的党工组成，基本流于形式。
    
    相对而言，政府在区乡执掌政权，行政权力较为强大。虽然国民党标榜“党权高于一切”，但由于党的组织规模及力量微弱，行政机关与党部间存在着权利争夺，而且在经费、施政、人事等方面打压基层党部。因此，各级地方党部难以发挥“党治”功能，在农村基层“党治”更徒托空言。大体而言，国民党对乡村控制较薄弱，“党化”进程未能有效推展，地方政府只得依靠保甲制度及地主士绅的支持，与前清、北洋乡村政权基本类似，因此，国民党基层政权仍旧比较弱化，“党治政权”只是具文。
    
    由于在乡村控制能力薄弱，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官方教育系统设置三民主义课程、举行总理纪念周及孙中山纪念日活动，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及党化教育，实现对乡村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教育系统与保甲训练等管道实现对普通农民的思想控制，如抗战期间，举办公民训练，包括公民宣誓、国民月会等形式，动员农民参与这些活动，藉以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其中，植树节是乡村地区影响最大的孙中山纪念日，农民通过参加植树节典礼，在现场接受孙中山符号的教化，进而产生崇拜意识。其实，广大乡村能够上学的青少年为数极少，多数并未纳入教育体系，民众学校、农民夜校的数目有限，因此，相对于城镇而言，乡村的党化教育难以普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薄弱，孙中山崇拜的推广程度影响较小。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城乡差异成为社会局限的重要内容。
    
    2. 地区性差异
    
    国民党执政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也基本建立了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的局限，党内派系纷争，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甚至多次发生混战，加之列强侵扰和分裂中国，因此，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组织基础比较薄弱。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央对一些省区失控。如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杨森，西康的刘文辉及边疆地区政要，表面服膺中央，实际割据称雄，处于半独立状态。国民党中央在这些省区政令不行，中央党权无力向地方覆盖和渗透。因此，国民党在各地的渗透力不同，导致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存在颇多差异。
    
    蒋系掌握了中央权力，主要控制区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蒋介石自奉孙中山传人，遂利用中央旗号，主导全国各地党政部门，大力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蒋系所辖省区，崇拜运动成效显著。
    
    广东是孙中山故乡，又是国民党革命根据地。自孙中山逝世后，全省官民深切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崇拜运动最为高涨，各种纪念活动频繁举行，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与中山路等纪念空间充斥全省各地，堪称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模范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虽然不是蒋系控制的省区，但官民继续热心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控制广东时间最长的“南天王”陈济棠，竭诚信奉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是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积数十年之学识经验而成的，揆之千古而宜，准之于今而合”。因此，“以三民主义为标准，便是有了中心思想，把三民主义实行起来，便是恢复民族精神。这一点便是百年的大计”。于是，陈济棠极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在任期间，完成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中山路的建设。而且，陈氏主张将三民主义“归纳于各种社会科学之中”，“平日尤须注意于实际之训练。”
    
    

    1926年1月29日，梧州中山纪念堂在梧州市北山举行奠基典礼，该纪念堂为第一个中山纪念堂。典礼参加者除梧州各界人士外，还有汪精卫、谭延恺、甘乃光、李宗仁、黄绍弘等。
    
    但是，陈济棠崇拜孙中山也有个人的政治考虑。他多年割据广东，为凝聚全省民心，遂利用孙中山故乡的地缘优势，抢夺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作为分裂割据的象征资本，并联合胡汉民等党国元老及西南省区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抗衡。1933年1月，李宗仁、胡汉民联合陈济棠，与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签订了《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宣示“依共信互助之原则，共存互勉之决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策三省之安全，进而达到抗日、反蒋，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于是，三民主义成了两广反蒋势力走向联合的重要政治象征基础。
    
    冯玉祥是冯系军事集团首领，他长期控制的河南也是孙中山崇拜盛行的省份。这与冯氏本人景仰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有关，但也表明冯玉祥不愿承认蒋介石的孙中山传人身份，并直接借崇拜孙中山抬高自己，与蒋系中央抗衡。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立即下令所属部队下半旗致哀，并主张孙中山安葬于北京，将Tian An Men内作国葬场，建议再将黄兴、蔡锷均移葬于此，以鼓动革命精神。冯玉祥强调“孙中山临死之时，犹言余是其好朋友也”。显示他与孙的特殊关系。其实，孙中山生前与冯玉祥只有几封书信往来，但后来冯氏却引用这些书信的说辞与蒋介石对抗。因此，在北方各省，河南的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广最为深入。在冯氏控制陕、甘等省时，同样大力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发动官民修建了众多孙中山纪念场所。
    
    与此相似，广西是新桂系地盘。该系首领李宗仁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得到孙中山提携，对孙一向景仰和崇拜，因此，他在广西极力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借此争取和整合广西民心，增强桂系的凝聚力，同时，与粤、冯、阎等反蒋军事集团，以及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等政客连手，打着崇拜孙中山的旗号，集体与蒋系控制的中央抗衡。广西也由此成为推广孙中山崇拜较为深入的地区。
    
    总理遗教是孙中山符号的基本内涵，也是极具政治价值的象征资本，因此成为国民党各派系力图争夺的资源。各派系首领争相标榜自己是总理信徒，积极推广孙中山崇拜，争夺孙中山符号象征资本。国民党执政后，西南诸省军阀摄于国民党的强大实力，遂相继表态归顺中央，并在辖区做点推广孙中山崇拜的动作，以应付中央，其实，并不普及和深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西迁重庆，中央对西部省区的政治控制不断强化，孙中山崇拜运动因此在西部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路、中山堂、孙中山铜像、纪念周、公民宣誓、国民月会等崇拜形式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视域，对动员西部民众投身和支持抗战、树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
    
    山西省的孙中山崇拜运动较为沉寂。军阀阎锡山以山西王自居，长期盘踞山西，对三民主义及中央政权并不真心诚服和认同，对孙中山一向若即若离。国民党执政后，阎锡山多次参与反蒋联盟，有时充当盟主，图谋争夺中央权力，因此对孙中山符号和总理遗教较为冷漠，不愿积极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仅就纪念日而言，山西省举办了中华民国成立纪念、农民节、妇女节、儿童节、禁烟节、新生活运动12周年纪念大会等，却无总理逝世及诞辰纪念，显然不够重视孙中山系列纪念日。在空间的建构中，以孙中山符号命名的公园、纪念堂、道路、学校等均较少，但是，山西却充斥崇拜阎锡山的文化场景，体现了阎锡山自立称雄的政治野心。至于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则因军阀或宗教领袖控制，孙中山崇拜现象也不普及。
    
    盛世才盘踞新疆多年，惯于政治投机，对孙中山崇拜的态度也充满实用主义。他一度表面归顺中央，其弟婚礼大厅还悬有孙中山遗像，但后来转向亲苏，遂“禁悬总理遗像和总裁肖像，并通令销毁与三民主义有关的党义书籍，同时更禁悬党国旗，改悬六角黄星的红旗，名为六大政策旗。各学校亦严禁授教党义，取而代之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等学科”。此外，在一些城市内部，又存在着差异，主要是指有租界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的租界主要由外国势力控制，国民党权力未能深入其中，孙中山崇拜也难以推广。
    
    客观而论，各地方实力派对孙中山及其主义并无多少体认，只是将孙中山符号作为象征资本，根据自身利益和政治需要，决定对待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做法，如盛世才等人，就会不断变换手法，时而崇拜，时而弃置，显示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地域差异与国民党权力渗透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孙中山是各派势力均能接受的政治领袖，因此，孙中山符号遂成了国民党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象征。
    来源：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蕴茜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半月前看到消息：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届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可以预料，到时台湾也会有相关隆重纪念活动。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触：越是看似口耳相传很熟悉的历史人物，越是了解得非常有限，有的仅仅只是不断地听说过那名字。从这点上说，不知道孙中山算不算一个？做今天这次微信，多少是“冒险”的：文章长，又是学术的，据说网络时代轻松闲适的短文更受欢迎，当然，我们也没想着为追求点击量而做，如有一两千人读了，觉得受益，那就心满意足了。
    
    长文选自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蕴茜教授在2009年出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经作者授权使用。她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自选题确定以来，孙中山符号研究就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我沉醉于搜集资料、发现问题的愉悦之中，以至于搜集资料上瘾，家人与朋友戏称我已经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玩’。的确，七年来，‘中山’二字时时伴随我的学习甚至生活，每到一地，就去找孙中山相关资料，去寻孙中山纪念物，每发现一座中山公园、一条中山路都如获至宝。‘中山’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于我则是二十年治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符号。”
    
    追溯历史记忆，解析孙中山崇拜的形成过程，从中可以洞悉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解一位位已是或将是“偶像”的建构与传播，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现实。文章很长，分为上下文呈现。文章中个别词汇无法保存，只能以拼音代替。
    
    孙中山崇拜与国民党zhuanzhi统治
    
    孙中山崇拜运动是国民党运用执政的权力强势推向全国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该党zhuanzhi统治的产物，同时又为国民党实施zhuanzhi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资源，因此，必然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作为一种个人崇拜，孙中山崇拜鼓吹对孙氏个人权威的服膺，无疑带有浓厚的传统帝王崇拜的历史积淀，体现了王朝zhuanzhi的政治文化。而且，国民党极力神化孙中山，将总理遗教与三民主义定于一尊，作为全体国民的指导思想，甚至视为国家根本大法，不容讨论，不得僭越和违拗。国民党仿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严禁非党化意识形态，将孙中山比照孔子，定位为三民主义教主，显然是zhuanzhi文化主义的体现。因此，在国民党的政治思维中，孙中山符号应该是一党zhuanzhi的象征资本，蒋介石更将该符号视为个人集权的合法性来源。
    
    1. 利用孙中山“以党治国”理念，为实行国民党zhuanzhi统治制造理论依据。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以党治国”理念。之后，他主张，“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他认为，“以党治国”应坚持民权主义，认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因此，必须杜绝“以党专政”。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滥用孙中山“以党治国”的训政理念，将党权凌驾于国家之上，又将蒋氏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国之上，孙中山主张必须实行的民权主义则弃之如敝 。早在1927年，冯玉祥就曾批评蒋介石的做法，并依据总理遗教指出，“以党治国，非以党员治国，乃以党义治国”，主张“中央委员，应有限制”。可是，国民党不仅是党员治国，而且是党魁治国，完全与孙中山生前的“以党治国”理念相悖。
    
    

    1914年4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以党治国”理念。图为1915年9月25日，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合影。
    
    2. 利用孙中山训政设想，为实施zhuanzhi性训政寻找法理依据。
    
    孙中山认为，从革命党武装起事，到革命完成、实现民主共和，需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其中训政阶段应由革命党训政，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8月，国民党宣告统一完成，由军政阶段转入训政阶段，实行“以党治国”、“以党训政”。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代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训政阶段政权托付于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领导国民行使；治权则托付于国民政府行使，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中政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
    
    法案还特别规定，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获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换言之，如果不服从、不拥护国民党，就不能享有国民之权利，并禁止国民组织政党。实际上，否认其它政党存在的合法性，胡汉民对此宣称：训政就是由国民党来领导，不仅“党外无党”，而且“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国民党《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更直白：
    
    所有军政训政，皆由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负其褓母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在人民未经政治训练及未完全了解实行三民主义以前，唯有党能代表全国人民负建国之大任。
    
    训政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原因是“人民未经政治训练及未完全了解实行三民主义”，只有恭请“褓母”国民党代表民意执政。这套荒谬的说辞完全是国民党自说自话，居然成了一党专政的借口。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的任务是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展开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凡一省之内所有各县已实行自治，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但直到1931年，国民党才颁布《训政时期约法》。之后，也从未认真实施地方自治。1935年，国民党承认：“全国一千九百余县在此训政即将结束之际，欲求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犹杳不可得，更遑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
    
    党内革新派对此严厉批评说：本党“提出实行训政，并未本着民权主义的精神，实行训练民众，行使四权，致使保甲组织，只便宜了土豪劣绅的抬头，毫无助于民权之发展” 。“民权主义的理论，本来标示权能分开，五权分立，但在以党训政时期，于权能关系，实未能根据原意运用适当，以致民意不张，政治失监察之效，官僚窃弄，社会成钻营之风”。因此，“今日的本党，已为官僚主义及派系主义所腐蚀，失掉民主之精神······政府各机关多泄沓因循，虚张粉饰，丧失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各级官吏多瞒上欺下，鲜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政府机关或党务机关，一切措施多与人民相隔离，成为腐败的衙门”。可见，国民党并未贯彻总理遗教：训政时必须实施地方自治，为宪政做准备。蒋介石等党内寡头口头标榜要落实孙中山宪政思想，实际上却利用训政理论实施一党专政，建立蒋氏个人集权统治。这一事实已被当时颇多民主人士所揭露。
    
    3. 利用孙中山崇拜运动钳制思想，推行宗教式的党化教育。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革命性的思想是民权主义，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但是，国民党却违背孙中山的民权思想，通过官方运作，强势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规定机关、团体及个人，包括宗教团体和信徒，都必须参与崇拜运动，对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背总理遗嘱，唱党（国）歌，并将孙中山地位抬升至各大宗教崇拜的神祇之上。这样，孙中山崇拜被官方定位为全体国民的最高信仰，因而蜕变为宗教式政治和社会运动。这无疑严重侵害了国民“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根本背离了孙中山主张的民权主义。
    
    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真实目的并非实行孙氏遗教，而是强制传输党化意识形态，即被蒋介石等篡改、阉割和扭曲的儒化三民主义。国民党透过推行崇拜运动将蒋版三民主义理论定于一尊，并查禁和取缔其他“异端”学说，包括孙中山晚年改造过的三民主义。国民党五全大会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称，“严厉取缔曲解三民主义之著述”，“严厉取缔鼓吹阶级斗争之谬说”，规定“凡关于文学社会科学之一切著述，均须以本党主义为原则”，必须“采用各种通俗宣传方法”，统一理论，作为“拯救目前颓局之惟一良药”，将扩大宣传作为“阐扬主义，统一理论之惟一工具”。其实，在五全大会召开前，孙中山崇拜运动就已经形成宗教式的崇拜热潮，并成为颇具宣传绩效的全民性党化教育，为国民党“统一理论”、强化一党专政的思想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全大会则要求继续推展党化教育，进一步统制国民思想。
    
    在现代极权国家，一般都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执着于单一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通常由一个人即ducai者来领导。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目的是使国民在崇拜运动中确立三民主义为唯一思想信仰，由此统一于党化意识形态之下。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对人们思想的绝对钳制。早在国民党执政初年（1928），朱自清就已经感受到，“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这种思想控制和文化zhuanzhi必然使许多知识精英深感压抑与窒息。
    
    4. 蒋介石自居总理传人，夺得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权，建立个人集权体制。
    
    国民党执政后，党内派系纷争，各派首领都标榜是总理信徒，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蒋介石等更争相诠释与发挥孙中山遗教，激烈争夺孙中山政治遗产继承权。因各派势力无法整合，遂形成集体领导体制。经过长达10余年的角逐，蒋介石依恃军事优势，多次成功分化和消解了反蒋派系的挑战，逐步整合派系势力，成为新的军政强人。直到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实行战时体制，1938年5月，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策动下，推出“总裁制”，蒋氏终于如愿以偿，以个人集权体制取代了集体领导体制。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图为蒋介石在珞珈山检阅军官训练团。
    
    在意识形态领域，蒋与戴季陶连手，掌握了孙中山遗教的官方诠释权，并根据政治需要篡改与演绎孙氏学说，炮制蒋版三民主义。蒋氏以戴季陶等为文胆，将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相杂糅，推出“儒学化”三民主义。表面上，蒋介石言必称总理，到处演讲三民主义，鼓吹实行总理遗教。他说：
    
    我们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
    
    实际上，蒋介石在1930年代一度信崇法西斯主义，并与三民主义嫁接，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可见，蒋介石所诠释的三民主义，已经在诸多方面弱化或抽去了孙中山学说的民主性内核，蜕化为蒋氏实行个人ducai的资本。
    
    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模式，经过派系共治的党内集体领导体制，最后蜕变为蒋介石个人集权体制，蒋氏以党的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蒋介石终结了“蒋汪共治”体制，正式以总裁身份“行使总理职权”，从而全部继承孙中山政治遗产。于是，孙中山崇拜增生出蒋介石崇拜，全国各地出现大量以蒋介石字“中正”命名的中正路、中正公园、中正区、中正纪念林，同时举行总裁诞辰纪念活动。此时，蒋介石崇拜运动取得了政治合法性，这正是蒋氏推广孙中山崇拜的最终目标。蒋氏曾大力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为此长期奋斗，而且愈挫愈奋，终于利用战时环境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如果说，孙中山崇拜运动是蒋介石等为一党zhuanzheng和个人集权制造政治合法性有意推行的崇拜运动，那么，蒋介石崇拜运动则是由蒋氏为个人集权造势而自导自演的闹剧。孙中山被国民党推上神坛，蒋介石却是自己走上神坛。
    
    现代zhuanzhi国家如何管理，不仅仅依赖于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抽象接受，更依赖于对它的日常接受，即依赖于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这种控制也体现于普及性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曾经指出，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孙中山符号在推广过程中，除了通过组织化的仪式外，还通过市政建设如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等多种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的管道进行传布，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孙中山符号暴力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因此，这种“符号暴力可以发挥与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样的作用，而且还更加有效”。因为比之政治暴力、警察暴力，符号暴力是“软性”的，可以对人们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即是一种隐性控制，具有不可抗拒性。
    
    自孙中山逝世至1949年，国民党从时间、空间与仪式等多重维度，对孙中山形象进行建构与宣传，将孙中山符号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致使三民主义日常化，从而通过隐性权力技术控制人们的思想。于是，孙中山符号充斥于公共空间，甚至出现于私人用品之上，如书刊、日记本、墨盒、证书上，这是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侵蚀。国民党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构、独占与争夺，折射出国民党在国家统治技术方面的灵活性。这也表明，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初期，国家权力渗透方式既有表面暴力的一面，也有隐性暴力即隐性控制的一面。象征符号研究专家柯恩指出：
    
    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系社会秩序。为了要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地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地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这些符号。
    
    只有这样，象征符号才能对人的思想产生本质影响，真正为符号创造者服务。孙中山符号无处无时不在，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大符号暴力，显然，这是国民党实行zhuanzhi文化政策的产物。
    
    国民党运用zhuanzhi权力推展孙中山崇拜运动，致使孙中山符号深入人心，国人由此了解了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取得了某些功效，这有助于一党专政的巩固。但是，国人从实践层面检视，国民党只在嘴上高呼遵循总理遗教，实际上却违背三民主义，实施zhuanzhi统治，导致国家衰弱，因而他们对国民党逐步产生失望与反感，崇拜运动随即走向发起者愿望的反面，成了解构一党专政的销蚀剂。总之，孙中山崇拜的负面效应是为国民党实施zhuanzhi统治提供了基础；但促使国人觉悟，走上反抗国民党zhuanzhi统治的道路，不断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并导致党治政权的覆亡。
    
    

    孙中山崇拜的终结：与民间社会及民间崇拜的疏离
    
    就一般意义而言，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获得了较大成功，国民普遍知道崇拜对象的姓名和中华民国“国父”的尊号。但是，就深远意义而言，孙中山崇拜并未真正深入民间，许多民众只限于感性认知，对孙中山符号的意涵和价值缺乏了解，因此，孙中山崇拜并未真正深入民众思想，从而主导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官方通过孙中山崇拜运动传输的党化意识形态亦未深植于民间社会。尤其是占9成人口的农村社会，是崇拜运动的薄弱区域。广大农民生存状态恶化，对孙中山崇拜运动相对消极，而且国民党在农村社会的控制长期弱化，推广行动乏力，致使孙中山符号与农民颇多疏离，传输绩效远逊于城市，与成功相距甚远。
    
    1、在推广孙中山崇拜时，国民党明确将孙中山定位为党的总理，并非全体国民的领袖，也不是“人民的大救星”。
    
    固然，这样的定位使国民党垄断了孙中山符号的政治资源，得以谋求政权合法性，但却造成孙中山与民众之间产生距离。因此，社会舆论对孙中山是党的总理之定位多有诟病，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强烈批评国民党强制党外民众及非三民主义信徒做总理纪念周，背总理遗嘱。而且，国民党将崇拜运动制度化、强制化，迫使人们参与，使部分民众产生逆反心理，进而疏离崇拜运动。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关心民间疾苦，关注农民土地问题，但他生前并未实践民生主义，更未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执政后，与前清、北洋政权一样，官员惟知征收苛捐杂税，并肆意贪腐，罔顾民生，“平均地权”更弃之不行。当时就有学者批评说：“更有甚者，国民党之领袖，即日日背诵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之人，身为提倡：言平均地权，则大都市之土地，日以集中于二三有力者之手，言制止投机”，但上海“沿海滩大马路一带之地皮，早已为当局均分”，而“天津、汉口、南京等处投机之风日甚。一方面高呼励行总理遗教，一方面即以身作则，推翻总理遗教。言行之背谬如此，无怪愈言治而国愈乱，愈求平而愈患不均也！”张治中身处党、国上层，对当局背离三民主义多有指责，他说：
    
    此二十年来，除对日抗战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以言节制资本，姑勿论有人中伤本党，认为本党仅一意培养官僚资本与豪门资本，即以最切近事实之看法而论，亦不能不承认本党之经济措施，实始终为买办阶层意识所支配，距离现代之资本主义尚隔天渊，其与民生主义自根本背道而驰。
    
    党内革新派也指斥当局称：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发展国营事业诸端，均未实行。只看见官僚资本，以及其它寄生者之投机横行，腐蚀国民经济，使全国大多数人民在饥饿线挣扎。
    
    土地问题不能解决，民生得不到改善，农民就不可能信仰三民主义。其实，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世代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缺少科学和文化知识，往往笃信天命，信仰流行的宗教和神灵，虔心祭祀与崇拜各教的神祇、灵物及祖先，并相信这些祭拜对象能带来精神慰藉、报功现世。因此，在多数农民看来，崇拜孙中山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故而难以形成自发的崇拜感情和行为。他们即使被官方强势纳入孙中山崇拜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崇拜心理，更难以建立宗教式的信仰。比较而言，多数农民的崇拜体系仍然停留于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新兴的孙中山崇拜虽然进入农村，但未能融入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2. 孙中山崇拜的时间维度与空间形式，有悖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现代时间对处于传统生活环境的中国农民并无约束力，进入民国后，政府与国际接轨，采行公历，构建现代时间体系。但农民的时间仍然处于以农历为核心的传统时间体系，并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公历时间生活。虽然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废除农历，但在广大农村，以农业生产为载体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并未改变，农民们依然按照传统农历时间生产和生活，未能进入现代时间体系。他们既无八小时工作制，也不遵循国家颁布的公历时间，因此，除植树节外，总理纪念周、孙中山纪念日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无关，影响力势必受限。同时，孙中山崇拜的空间形式，无论是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还是中山图书馆等，基本存在于城镇，对居住闭塞、分散的农民而言，其辐射范围自然极其有限。所以，孙中山崇拜的时间维度与空间形式，严重脱离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体，这是孙中山形象不能深入民间的客观原因。
    
    3. 孙中山崇拜形式政治化和现代化，与传统民间信仰方式脱节。
    
    国民党试图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在中国建构现代性政权，标榜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自然不会采用中国传统信仰方式宣传孙中山崇拜。早在1929年举行奉安大典前，奉安委员会办公处就规定：“凡香烛、牲醴及迷信等物，一概免送”。以后，又明令禁止为孙中山建庙和将孙中山符号用于迷信活动。这些举措意在以现代理性的形式圣化孙中山，杜绝用传统迷信的方式神化孙中山。
    
    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信仰仪式经历了不断的操演和积淀，已经渗入国人的意识深层，影响广大民众的信仰习惯，如以烧香等物化形式对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表达祭祀和崇拜的意念，这种信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定势。当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时，颇多基层民众自然也会以传统信仰方式参与崇拜运动。其中，农民的传统崇拜方式是偶像崇拜，只有崇拜仪式具像化才能吸引农民参与，并有助于形成崇拜心理。对于不识字的农民，开会前读总理遗嘱，他们会不知所云，而且缺乏神秘感与神圣感，难以形成崇拜氛围，所以，这种仪式很快被农民抛弃。按理说，中国农民具有深厚的崇拜传统，这应该为推广孙中山崇拜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但是，国民党在推广孙中山崇拜过程中，制定和推行统一规范的、属于现代理性的仪式仪节，并禁止烧香供奉，这使习惯于传统信仰习俗和崇拜方式的农民无法将孙中山崇拜纳入其固有的崇拜体系。
    
    民国中期，社会舆论普遍宣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许多地方拆毁神像，将庙宇改建为中山公园或中山纪念堂，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将孙中山崇拜置于与民间宗教对立的地位，导致官方政治信仰与民间信仰发生冲突。国民党努力将孙中山塑造为新的偶像，并向民间推广，却割断其与传统信仰间的联系，显然令恪守传统信仰的基层民众难以接受。
    
    总体而言，国民党在塑造孙中山符号时，致力于新式偶像与新传统的发明，完全忽略了广大民众传统的信仰习惯，导致了孙中山崇拜与民间崇拜及文化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崇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最终导向失败。于是，孙中山未能像岳飞、关羽那样幻化为神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始终只是一个空泛的政治符号，故而孙中山崇拜运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而消解。
    
    4. 崇拜形式单一化和教条化，与民间文化严重疏离。
    
    中国民众对偶像崇拜总是采取各种具像化的方式，但孙中山崇拜仪式是现代抽象化的，仪式单一化、无情感、无具像，很难引起参与大众的共鸣，反复的仪式操演使人厌倦，无法制造感人的崇拜氛围。音乐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孙中山纪念仪式除逝世悼念活动与奉安大典中运用音乐烘托气氛外，一般仪式中没有音乐。在民间文化中，歌曲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形式，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歌咏形式宣传孙中山崇拜，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孙中山崇拜宣传中，也曾出现纪念歌曲，但歌词政治化、文言化，大众难以理解和接受。最著名的是《总理纪念歌》，歌词冗长，没有运用民间广泛采用的比兴手法，曲调来自外国，调式为大调，而非中国人喜唱的小调。因此，该歌曲与《三民主义歌》一样，除非在正式的仪式场合，由经过排练的知识人士演唱，但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故无法在民间传唱。在某些地方的植树节纪念仪式中曾出现过若干纪念歌曲，如安徽的《植树歌》，采用民间广为熟悉的“苏武牧羊”曲调，但因其是地方性的，并未能成为广为传唱的歌曲，影响力较小。
    
    对于偏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农村而言，孙中山纪念与崇拜仪式颇难推广，更无法与后来的毛泽东崇拜相比。毛泽东崇拜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农民群众被广泛动员和参与到这场崇拜运动。在广大农村，家家户户张贴毛泽东画像，两旁对联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广播”，并接入各户，每个生产队（村）都有代表毛主席送温暖的“赤脚医生”，使农民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歌唱毛泽东的歌曲，从《东方红》、《浏阳河》、《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到儿童歌曲《我爱北京Tian An Men》等等，都广泛吸收民间音乐元素，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比兴手法，朗朗上口，成为流行歌曲。
    
    

    
    毛泽东曾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农民充满感激之情，崇拜自然易于推广。更重要的是，随着共产党权力深入乡村，毛泽东崇拜与民间文化紧密联系，毛泽东遂成为近现代最深入民间的政治领袖。今天湖南、江西井冈山、陕西等地汉族农民、云南丽江纳西人、四川、西藏、青海等地藏族人仍将毛泽东奉为神明，建有毛庙，或者将毛泽东像悬挂于家中，以求保佑。毛泽东崇拜成功固然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人格魅力、全能政治等有关，但也与其宣传形式的多样化、民间化密切相关。相形之下，孙中山崇拜明显存在不足。
    
    总体而言，国民党推广的孙中山纪念仪式存在着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体现出强调工具理性的特征，缺乏仪式应有的多样性、群众性、生动性与表演性，从而丧失了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与亲和力。民众在孙中山崇拜仪式现场虽然能够感受到某些政治号召力，但由于缺乏一整套与民间文化紧密链接的仪式及符号系统，因而当大众脱离崇拜仪式场域后，崇拜仪式便失去活力，难以发挥后续的精神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崇尚西方的现代国家，只能以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纪念孙中山，制定和推行严格规范的纪念程式仪式，结果与民间文化和传统崇拜方式严重脱节，造成事半功倍的绩效。其实，党内有人已经觉察这些缺失，并谋求实行某些改革，如陈果夫曾试图将孙中山列入民间崇拜的神祇，并在端午节进行祭祀。但在笔者查阅的大量地方志及民俗资料中，从未发现有关事证，显示崇拜方式改革并未付诸实践。由于孙中山崇拜方式有别于中国大众的传统方式，与民间文化严重疏离，因此，孙中山最终没有幻化为神祇而进入民间信仰系统。
    
    孙中山崇拜运动是一项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从时间、空间、仪式、教育与传媒等多重维度向全社会强势推广孙中山符号，表明该党成功地掌控和运用了向社会和民间传输特定政治符号的重要权力技术。它能够透过日常生活控制实现国家权力的延伸，应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统治方式的重要转型。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设置总理纪念周与孙中山系列纪念日，举行政治化的崇拜仪式，并通过仪式演示权力与权威，目标是使民众认同孙中山符号和党治国家，灌输党化意识形态，推行现代性政治话语与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主要方式。
    
    一旦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逻辑，尤其是当时间与空间发生置换，国家仪式取代传统民间仪式，意识形态与现代话语系统取代传统及地方性知识，现代领袖崇拜取代民间神祇及帝王崇拜，就会使人们更易受到国家权力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此时，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增强，因此，国家得以强势主导，使孙中山崇拜运动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但由于自身的缺失，造成崇拜运动与民间社会的分离，又使这场运动难以深入农村社会，孙中山也未能真正化幻化为民间崇拜的神祇，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崇拜运动并没有真正获得成功。不过，这场崇拜运动毕竟使孙中山成为中国人共同景仰的政治领袖，应是值得肯定的政治成果，也表明运动具有成功的面向。
    
    孙中山符号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政治象征资源，它不仅在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这既是国民党政府极力推销孙中山符号及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孙中山符号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特别是民族主义象征，民众积极认同并参与塑造的结果。
    
    1949年后，孙中山被毛泽东奉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仍然为中国人民所景仰，今天海内外华人将孙中山视为中华民族的伟人。每逢孙中山纪念日，大家都会聚集在孙中山故居、中山陵、台湾“国父”纪念馆及世界各地孙中山纪念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胡锦涛将孙中山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并精辟总结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可见，孙中山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象征符号而世代流传。
    
    选自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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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对胡适、鲁迅对中国人的40大批判，完全不过时！

　　

　　作者：胡适 鲁迅 柏杨   来源：儒风大家

　　20世纪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国民性批判最为猛烈和深刻的，当数胡适、鲁迅、柏杨三人。过去了这么久，回头再看这些批判，会发现依旧让人寒意彻骨、一身冷汗，不仅完全没有过时，而且就像针对当下现实猛烈投出的标枪。

　　这些批判很刺耳，而逆耳的往往是忠言。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吧，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反思和深思。批判永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能够改变、向好。相信这就是三位大家的初心，也是中国社会的方向！

　　胡适对中国人的10大批判

　　

　　胡适（1891—1962），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被蒋介石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其为人温和儒雅、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心系天下，其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主张，现在看来依然颇具指导意义，如熊培云所说——错过胡适一百年。

　　1、不讲规则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雅量小，喷子多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胡适来往书信选》致杨杏佛的信

　　3、堕落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关于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4、虚伪

　　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

　　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5、畸形的拜金主义

　　简单说来，拜金主义只有三个信条：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拜金主义》

　　6、假大空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7、不敢直面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胡适文集·二》

　　8、野蛮浅薄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易卜生主义》

　　

　　9、教育失败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胡适谈教育

　　10、没人格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胡适自传》

　　鲁迅对中国人的20大批判

　　

　　鲁迅（1881—1936），他是从中国的传统知识中走出来的，他对弱者的关注使他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所以他批判，他讽刺，他揭露，这使他为当时的政府所不容。他对弱者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文人，他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弱者本身，他希望改变弱者的精神世界使其成为强者。所以，他经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冷漠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经验》

　　2、自私自利

　　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论”；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

　　——1935年致萧军、萧红的信

　　3、不尊重女性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阿金》

　　4、民族主义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引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

　　——《真假堂吉诃德》

　　

　　5、欺软怕硬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忽然想到·七》

　　6、不知耻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战士和苍蝇》

　　7、国粹主义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奶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随感录三十九》

　　8、世故

　　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

　　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世故三昧》

　　

　　9、迂腐折中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无声的中国》

　　10、没出息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两地书》

　　11、漠然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自序》

　　12、冷血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3、怯弱、懒惰、巧滑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论睁了眼看》

　　14、麻木者是胜利者

　　中国各处是壁，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碰壁之后》

　　15、拒绝改变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这个与那个》

　　16、多疑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

　　——《我要骗人》

　　17、看热闹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艨窗�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娜拉走后怎样》

　　

　　18、懦弱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个和那个》

　　19、阴暗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记谈话》

　　20、个人主义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柏杨对中国人的10大批判

　　

　　柏杨（1920—2008），台湾著名作家、思想家，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书中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劣根性，留下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句，尤其是那句“中国人就像酱缸里的蛆，喜欢在浑浊恶臭的环境里相互搅来斗去”，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1、热衷内斗

　　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

　　2、取媚权势

　　呜呼，由于对权势入骨的崇拜，中国同胞是把权势放在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到第二位的。

　　——《化淫棍为圣明》

　　3、笑贫不笑娼

　　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4、死不认错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

　　——《丑陋的中国人》

　　

　　5、没有是非

　　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

　　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你这样回答吗？》

　　6、好面子

　　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而“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

　　——《你这样回答吗？》

　　7、没有心胸

　　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

　　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

　　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丑陋的中国人》

　　8、混子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他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泪流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欺诈。

　　——《尿入骨髓》

　　

　　9、不敢说真话

　　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做坏事的人多，而肯说直话的人太少。

　　——《做官与麻人》

　　

　　10、不为别人着想

　　我们盼望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有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教养。珍惜友情，爱护自己所爱的人。……呜呼，别把自己的面子，建立在困扰别人的行为上。

　　——《不再托人带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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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什么当选？这是恐惧的胜利

时间: 2016年11月09日 | 作者: Julia Shaw | 来源: 环球科学

       一旦被恐惧控制，人们就会忽视证据和专家的意见了。

　　

　　2016年11月9日，美国2016年大选落下帷幕，今年70岁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大多数媒体、华尔街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反对声中拿下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此前，在各类民意调查中特朗普均落后，主流媒体更是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最终的投票结果无疑使他们大跌眼镜。这一幕在2016年全球政治中似曾相识——尽管绝大多数专家意见都表明英国退出欧盟弊大于利，但在6月24日举行的全英公投中，52%的英国人选择了让英国退出欧盟，最终推动了这一改变历史的决定。本文写于今年6月英国公投退欧之后，当时作者就警告大家：如果英国的退欧派通过恐惧得到民众的支持，美国的特朗普也同样很可能用这种方法赢得大选。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无视了专家的意见呢？政治家、退欧支持者Michael Gove说：“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太多的专家了。”

　　在52%的选民投票决定退欧之后，一切都如专家预测中的一样发展：英镑立刻贬值，苏格兰分裂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有很多人感觉被自己的祖国背叛了，而很多人投了退欧之后又马上后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而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与退欧倡导者的观点不谋而合。退欧倡导者不仅宣扬政治主权的宣扬，还通过编织谎言、谩骂难民来煽动民众的恐惧，声称要“make Britain great again”。当然，也不是说留欧派就完全没有利用大家对退欧后经济滑坡的恐惧来宣传，但显然退欧派使用的技巧在情绪上更有煽动性。

　　如果这些技巧在英国取得胜利，那么它们在美国也很可能取得胜利。英国退欧也让我愈加担心，特朗普完全有可能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当年奥巴马的竞选策略是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但我觉得在2016年的政治气候中，这样的正面策略不会再取得成功了。

　　诉诸恐惧的论证

　　特朗普和退欧派所用的政治宣传手段被称为“诉诸恐惧”（argumentum ad metum），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论证手段。比如，它试图通过以下方式论证命题P是真的：

　　P和Q中只有一个命题是真的。

　　Q很吓人。

　　所以P是真的。

　　尽管这是一段无效论证，在逻辑上毫无意义，但从表面看，它很可能看起来很有道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恐惧在记忆和决策过程中，是个影响重大的因素。

　　为什么恐惧会胜出呢？

　　情绪和记忆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不过研究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如果一项陈述非常情绪化，我们会更容易记住它。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观点中加入情绪，我们就要同时在记忆中存储两样东西：这个观点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情绪，这让大脑储存它们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就产生了更大的记忆网络，更容易在之后被唤起。

　　此外，情绪，尤其是恐惧，对决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处于恐惧状态，或者被迫专注于基于恐惧的论证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种被称为“外围处理”（peripheral processing）的状态。

　　外围处理是指我们基于一项事物的外围性质，如情绪、演讲者的长得好不好看等因素来做决策，而这些都依赖于信息传达的方式，而非信息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像“欧盟在欺负英国”呀，还有“美国可能有ISIS间谍”呀这些言论一出，很多人都不再依据客观证据来做决策。

　　为什么“普通大众”不信任专家？

　　外围处理也会让人无视专家的建议。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情绪，以及其他的外围因素，这些都会把注意力从论证本身的逻辑上移开。

　　外围处理的反义词是“中央处理”（central processing）。如果我们根据证据和论证逻辑来得出结论，这就叫做中央处理，专家使用的几乎都是这种处理方式。

　　外围处理和中央处理都是心理学“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简称ELM）的一部分，该模型表明，我们不会同时采用两种决策方式，因此，一旦我们在处理决策信息时被引入了浮于表面的外围处理模式，我们就不能采用深度的中央处理模式了。

　　当某些政治家嚷嚷着“我们不需要专家！”的时候，他们就在试图让我们从中央处理状态进入外围处理状态，拒绝逻辑，转而听命于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恐惧控制住，我们就很难再依赖逻辑行事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川普和退欧派这样的政治家总喜欢说自己代表了“普通大众”的利益。显然，所谓的“普通大众”并不存在，哪怕他们真的存在，也不可能以一个亿万富翁的形象出现。这么说的人，只是想假象出一个对手（比方说，与“普通大众”相对应的“精英”），并让人们对这个对手产生负面情绪，从而无视证据与逻辑。

　　我想说的是，基于情绪的竞选口号可能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它们会严重地侵害我们的记忆和决策系统。希望美国不要重蹈英国留欧派的覆辙（编者：然而作者的希望落空了），它们大大高估了专家和证据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如果你想竞选总统，也要注意在呼吁人们支持自己的时候，除了逻辑和证据以外，千万不要小看情绪的作用。

　　撰文 Julia Shaw

　　编译 丁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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