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鲁迅之后，如何做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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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11/12/2016 2:18:27 PM 被閲覽數： 26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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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毅 南方人物周刊

　　

　　图 /姜晓明

　　“我想为更年轻的一代留下记录，告诉他们，在2016年前后，有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么认识问题的”

　　钱理群住在北京昌平的养老院里，很少出门，很少接待来访。住到养老院，他觉得更能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他希望沉浸到历史中去。所以，他没有答应面访，而是通过电话回答我的问题。10月1日晚上这次电话长谈中，他清晰、精准、干脆、饱含热情地说话，就像他曾经在大学讲堂里所做的那样。他曾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

　　他是许多人眼中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最近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岁月沧桑》。前两部是《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中研究，他打算就此告一段落。这三部书的写作，他花了20年。“在这20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乃至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他比较满意。

　　我想到他研究鲁迅的一本书——《心灵的探寻》。这个标题可以统领他的研究中内在动力的那一部分。201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0周年的日子。许多关于鲁迅的研讨会开始了。钱理群说他不会去参加纪念活动，“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纪念的时候我就不纪念，大家不纪念的时候我就纪念。不要跟潮流跟得太紧了，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1985年，46岁的“青年学者”钱理群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叫“我之鲁迅观”。当年，初出茅庐的他曾经在武汉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说，“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被许多“仰视”惯了的与会者视作狂妄之举。多年以后，又恰恰相反，一些毫不在乎的年轻人认为钱理群过于谦卑，要“俯视”鲁迅才行。钱理群觉得这是自己的命运——一辈子都处在各方的质疑中间，两面受夹击。

　　1990年代末，已经成名的钱理群，开始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忽然集体冒了一下头，影响了许多年轻人的视野和认识。就像他笔下的鲁迅和更多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原本的研究计划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还要宏大。研究了鲁迅、周作人、曹禺、“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之后，他在1997年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原打算写7本书，经过排列组合之后，形成了现在的三部曲。

　　1948年，鲁迅已经去世12年了。这一年的12月，沈从文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写道：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写作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是值得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来从事。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然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证实，来促进。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这是沈从文思考的转折点，也是钱理群思考的节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的问题。”

　　

　　探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钱理群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自救和自赎。

　　知识分子精神史

　　人物周刊：《岁月沧桑》是“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新书的开头写的是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在《1948：天地玄黄》也写到了沈从文精神上的困境。他的精神困境从何而来？

　　

　　钱理群：1948年是历史的转折点，旧的时代快要结束，新的时代快要到来。《1948：天地玄黄》里的许多人物，在《岁月沧桑》里都有延续。1948年之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没有到台湾去。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是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是有期待的。沈从文认为，“思”的时代过去了，进入了一个“信”的时代。沈从文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觉得没必要跟着一艘船一起沉没，就留在了大陆。留下来之后，他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适应这个新社会？恐怕这是那时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想的问题。

　　人物周刊：如你的书中所写，作家废名“上书”，表达自己的建国政见，也是找契合点。

　　

　　钱理群：在某种意义上说，废名比沈从文天真。建国是大家的共识，怎么建？像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这个社会，就“上书”了。他当时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儒家建国，另一个是无为而治。

　　人物周刊：废名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希望国家不要过多干涉农民。像书里写到的梁漱溟，是希望通过乡村建设走改良的道路。

　　

　　钱理群：梁漱溟为什么很有底气？因为梁漱溟是主张从乡村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共产党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吗？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治国道路跟共产党有相当一致之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治国的理想。

　　梁漱溟在1949年前就开始思考农民问题了，但是在1949年后，他被打压下去，以后就没有更新的东西了。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真的在思考农民问题的，有自己独立见解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赵树理了。赵树理的特殊性在于他本身是共产党员，他相信社会主义，他思考的不是一般的农民问题，而是思考一个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问题，但他的思路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他是有另外一个思路。

　　人物周刊：你写邵燕祥的时候引用了屠格涅夫的《门槛》：“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这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慨？

　　

　　钱理群：我所有的文章当中，投入最多的是写邵燕祥这篇。我跟赵树理、梁漱溟这些人是有距离的，没太大距离的是邵燕祥，因为我们的经历比较接近，我们当时都向往革命。许多人都是念着屠格涅夫的《门槛》，跨进了革命的“门槛”。这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可是，后来我们从这个门走进去，从那个门走了出来。我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内在逻辑。

　　人物周刊：这种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钱理群：有两样东西贯穿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历史：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坚守。改造和坚守，是我这本书的两个主题词。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会相当自觉地接受这个改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你不改造不行；同时有内在原因。这批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另一个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让他容易接受改造。我在写邵燕祥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分析。

　　人物周刊：书里写到了你的老师王瑶，剖析自己的老师是不是会很难？

　　

　　钱理群：我过去开玩笑说，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有三部曲。第一阶段是学生向老师学习，像描红一样，把老师的好东西全部学到手。第二阶段就是要走出老师的引领，走自己的独立道路，如果总是在老师的阴影之下，是没有出息的，这时和老师会发生点儿冲突，甚至产生一些矛盾。真正的好老师并不忌惮学生超越自己。学生也需要跳出来认识老师。第三阶段，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与老师相遇。我跟王瑶先生基本上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我在这本书里写他，是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现在不会有顾虑，对我来说，我写自己的老师不是简单的批评和不批评的问题，而是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解释其中的复杂性。我对他内心的那种复杂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有自己的体验在其中。

　　人物周刊：书中提到的王瑶的检讨书，是不是其他人很难看到？

　　

　　钱理群：王瑶的检讨书是王瑶夫人整理出来的。我当初因为帮助编辑《王瑶文集》看到的。现在大多数研究资料陆续都出来了，我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私密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公开出版的。

　　人物周刊：即便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公开资料，不同的人见识也不一样。

　　

　　钱理群：说实话，现在人太浮躁了，就是坐不下来。现在搞研究的人，资料很多，但对资料进行研究的很少。你可以注意我研究的东西，基本都是研究他们的全集，全集是很多很多的，一般人不会仔细看，很细微的部分，不用心体会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而且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加入自己的体验。

　　人物周刊：我在读你的书时，那些研究文字背后，能感受到你的存在，有一种个人的东西在涌动。

　　

　　钱理群：我的书有比较明确的写作对象。我是写给大陆的青年看的。对历史感兴趣，又不是完全熟悉历史的年轻人——这是我的目标读者。我的写作很强调和读者交流。我注重历史的细节，会有很多描述。这里面有感性的成分，主观情绪流露，这会让年轻人读起来比较顺利，而且还有一些感染力。我希望将年轻人引入历史中去，这是我所追求的。

　　我还有一类预设的阅读对象——我的同代人。因为我的书对历史有很强的反思。

　　

　　

　　人物周刊：自己的同代人里面，反思这些历史的人多吗？

　　

　　钱理群：比例小，但还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些事情。我写这些书，就是想把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搞清楚，我在这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我是为自己而写，心里清楚之后，去见上帝就安心了。我知道，在当下的社会，有机会有兴趣读我的书的人不会太多，我的书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为未来写的，就像我们现在关注民国一样，未来也会有人关注2016年的中国。我想为更年轻的一代留下记录，告诉他们，在2016年前后，有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么认识问题的。

　　知识分子的标准

　　人物周刊：你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话，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肩负因袭的重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因袭的重担”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什么？

　　

　　钱理群：我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不懈地追求真理；再一个就是独立思考；第三个是批判质疑精神。在我看来，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

　　人物周刊：具体怎么衡量和判断？

　　

　　钱理群：这里面有真假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看上去有批判性，但如果只批判别人不反省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是假的。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自我反省。我们追求真理，但绝不能把自己当成真理的把握者和垄断者。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有失误，不断反省，不断追求，这才是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你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知识分子的专制。

　　

　　钱理群：我对这个问题非常警惕，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反省性。

　　人物周刊：这种自我反省，是从鲁迅那里来的吗？

　　

　　钱理群：对，很大程度上来自鲁迅。

　　人物周刊：可能很多人跟鲁迅学会了骂别人，而没学会剖析自己。

　　

　　钱理群：鲁迅说得很清楚，“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前面是鼓励大家走出家庭，但紧接着，走出来又会怎么样？他把命题复杂化了，所以，读鲁迅的著作并不轻松，逼你不断地思考。我的书也是在逼别人思考。

　　

　　年轻人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人物周刊：我们这批人在1990年代末读了你和你的学生许多作品，隔了十多年后，我发现你当初极力推荐的一些学生走了各种道路，他们其中有的人喜欢用极端的方式来批评别人。

　　

　　钱理群：嗯，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缺乏自我反省，以为自己掌握真理了。他们现在变得和我不一样了，但这个是不必后悔的。年轻人变了，变了之后我管不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都有自己选择道路的权利，你可以不赞成，但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不愿意公开批评他们。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特别看重自己对年轻人的影响呢？

　　

　　钱理群：我很明显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多少有进化论的观点在里面，总是觉得后人是会超过前人的。我一直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问题，他们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会有倒退的时候，但总体来说，还是往前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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