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周恩来诡异的眼神或泄露其当时的诡秘内心世界。（网络图片）

1955年4月11日，万隆会议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曾震惊国际。随后真相不断披露，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预先已知道这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但周为了自保和迷惑对手，临时改变路线却让其他人作了替死鬼。

网络曾曝光一张当时周恩来改变路线后于1955年4月16日上午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的罕见照片，照片中周恩来诡异的眼神或泄露其当时的诡秘内心世界。

从照片上看，周恩来和许多随行人员在一起，大家都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唯有周恩来微仰着头，向天空张望，目光诡异。

此前4月11日，周恩来原计划乘坐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有11人无辜遇难，而预先知悉暗杀计划的周恩来则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定时炸弹

综合多方报导，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 月3日，中共接到密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中共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克什米尔公主号”依然起飞 11人遇难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丢卒保车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 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周恩来为保命让别人做了替死鬼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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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独尊”的

　　

　　摘要ID：ipress   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

　　随着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儒家文化圈”也成了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个文化圈也称为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其核心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书面语言和书写方式（汉字）也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诸国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征求已先后接受中国的文化。到了高丽时代（917-1392年），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而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国。在日本，《论语》早在4世纪就已传入，而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关于这个文化圈的情况，我们都大体上耳熟能详。这里我只是强调：这个文化圈虽然在唐代已经形成，但是在15世纪之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中国，正如陈来所说，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随后到魏晋时代，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去，甚至被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是说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因此，儒学的核心——内圣之学——的传统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中断，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才致力于把这个儒学的内在传统接续起来。不仅如此，经过汉唐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战乱和民族迁徙，连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也已部分地“胡化”了。陈寅恪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 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阳秀才卢霑，“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 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 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因此之故，《新唐书》明确地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即两宋理学，其中又以朱子（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者。其产生是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儒学自身变革的结果。在儒、道、释三教思想长期共存、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它被进行玄学改造之后，而到了此时，又被进行了佛、道的改造。改造后的儒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又吸收了佛、道两教的一些思想，以及这两种宗教的大众接受性。因此，“旧儒学”仅只限于部分学者中，而“新儒学”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然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逆转。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家学说而尊崇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以《元史》一再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皇室带头崇佛，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下令给佛教寺院的田产以免税的优待。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大建寺宇，“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年），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为尊崇。元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有12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中国尚且如此，在中国之外的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情况更可想而知。越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儒学就已传入越南，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四十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地方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交趾本地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文人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也都曾流寓安南。然而，此时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传播并不如佛教广泛，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民众接受。在越南独立初期的吴朝（939-965年）、丁朝（968-980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三朝依然奉佛教为国教，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直到李朝（1009-1225年）建立，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但统治者已改变以往唯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儒学的地位，因此佛教也在李朝达到鼎盛。到了陈朝（1225-1400年）末年，儒学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 越南孔庙供奉的孔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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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照片：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出现的重大意外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11-11

　　

　　人们常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指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在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时间分别是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 明摆着一共十次，为什么有8次之说？因为，其中，11月10、11日，11月25、26日的检阅由于间隔时间很短，均被算作一次。所以，,说八次是少了两次。其二，从当时官方报道，10月1日，不是专为接见红卫兵（文化革命师生）。第一次是“和革命师生共庆文化大革命”，10月1日一次是“庆祝国庆十七周年，接见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但明确“接见”了“文革大军”。所以这两次都应该算作“接见红卫兵”。

　　按照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接见情况和11月27日《人民日报》对最后一次“接见”报道中总结十次人数的方法，“8次接见红卫兵”来源于第一种说法。

　　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乘敞篷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的时候，车子意外抛锚，红卫兵一下蜂拥而上要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吓得林彪呆坐车中不知所措。周恩来跳上车指挥，后面的警卫员紧紧抱住了他（局部）。

　　

　　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

　　

　　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     

　　

　　热情的红卫兵们     

　　

　　此时，毛主席已经下车，林彪身后为毛主席   

　　

　　周恩来跳上车指挥，后面的警卫员紧紧抱住了他。拍摄者为人民日报资深摄影记者王东。

　　有一个老红卫兵的讲述: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那天凌晨二点，班干部敲我的寝室的门，通知立即起床”去市里开大会“，别的什么都没说。我起来以后先上了趟厕所，感觉天气不是太好，便回宿舍钻进暖被窝又睡了。那天的下午，去”开会“的同学们返回学校，我们这些贪睡分子才知道原来他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以后的十多天里，绝大多数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去全国各地免费乘火车“大串联”了，学校里几乎走空了。当然其中不乏是去各地游玩，或乘机回家里看看。（文革期间大学没有寒暑假。）留在学校里的不到100个学生，都是如我一样的穷学生，每月靠十多元的助学金活命，虽然去外地乘火车不花钱，但在外面吃喝住行，也是大开销。

　　1966年8月31日上午，传来了指示，说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午饭吃过，每人领了一顿晚饭的干粮，（两个馒头，中间各夹些咸的物质。）出了食堂便上了接人的卡车。全校能收集起来的人就这一卡车，只有三十来人。

　　到了天安门广场，没想到让我们全体上了西观礼台。我上过两次这红色观礼台，这是第一次。

　　那天的天气状况是多云，用北方话说，叫“假阴天”，没有太阳晒着，挺舒服。广场上坐满了人，留有一条环形的通路。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不好把握时间。我估计在下午四点左右，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乘坐的敞篷车开出了天安门，沿着通路缓慢绕行广场一周。目的当然是使更多的人近距离看到毛主席。但毛主席一行的车队开出来后，全广场坐在地上的人几乎都站了起来。当主席的车开到了我所在的西观礼台下面的时候，距离我大约最多仅五十米，便停下来了！究竟是车熄火所致，还是人群涌上去造成无法前行，我现在不敢贸然瞎说，但后来确实有不少穿军服的人推着车过了金水桥回到了天安门里。主席的车滞留在西观礼台下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以后我们又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等一系列的讲话后这次接见结束时，已经夜色满城。

　　除了出现这个小小的插曲以外，这次接见应当说是成功的，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完成。只是由于这件事，使得中间耽搁了一些时间。以后的几次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没有再用这样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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