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纪实

作者：张辉灿 《陕西党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红卫兵在一起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把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让人们从中得到历史的启迪和反思是我应尽的责任。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作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主席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原来的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7时半开始，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了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清晨5点钟，毛主席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为准备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1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6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做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8位。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突然地、大起大落的变化（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是使人们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的震动很大。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地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敛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未招手、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他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来去不过3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也很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过了一阵子，傅崇碧把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这些红卫兵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下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楼上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期望值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很难掌控局面。当主席从检阅台西头向东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的姓名，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跳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

　　过了一会，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这时的毛泽东也未能想到，他支持的红卫兵运动会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走向反面。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善于倾听和尊重群众意见的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的接待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8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由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一八七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承担接待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