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走过初秋，细细地品味人生

　《摸鱼儿·东皋寓居》 晁补之(宋)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注释】

　　⑴东皋寓居：词题。东皋指晁补之晚年居住的金乡(今属山东)归来园。

　　⑵陂(bēi)塘：池塘。旋：很快，不久。

　　⑶依稀：好像是。

　　⑷嘉雨：一场好雨。

　　⑸沙觜(zuǐ)：从水中突出和陆地相连的沙滩。

　　⑹渚(zhǔ)：水中的小洲(岛)。

　　⑺翠幄(wò)：绿色的帐子。这里指杨柳。

　　⑻柔茵：柔软的褥子。这里指草地。藉：铺垫。

　　⑼青绫被：汉朝时，尚书郎值夜班，官家给青缣白绫被褥使用。

　　⑽金闺：汉朝宫门的名称，又叫金马门，是学士们著作和草拟文稿的地方。此指朝廷。晁补之曾做过校书郎、著作佐郎这样的官。

　　⑾“儒冠曾把身误”：说读书、做官耽误了自己。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有“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句子，这里是借用。

　　⑿弓刀千骑( jì)：说达官贵人出行时护卫侍从很多。邵平瓜圃：邵平是秦朝的官员。秦朝灭亡后，他就做老百姓，在城外种瓜。

　　⒀觑(qù)：细看。

　　⒁“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鬓发已经白了不少。青镜：古代镜子多用青铜制成，故称青镜。星星：指头发花白的样子。如许：这么多。

　　⒂浪语：空话，废话。

　　⒃“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说像班超那样，虽然做了高官，回归故乡时已经年岁老大，有些晚了。汉朝班超少年有大志，后来在西域立了大功，封了侯，在外30多年，回到京城洛阳时已经70多岁，不久便死了。迟暮，晚年，此指归来已晚。

　　

　　【赏析】

　　本词通过对东皋景色的赞美，抒发了作者被贬后的田园生活及对官场的不满和厌恶。上片描写东皋的田园景色。开首三句写买池买地，栽树种柳，建成景色优美的东山园林的全过程。然后宕开一笔，分别赞扬雨后沙觜是鹭来鸥聚，月光下的川渚则是树荫浓密，软草铺地，这几句表现了词人对东皋的关注和热爱。

　　“嘉雨新痕涨”，观察细致，体物入微，鹭鸥、绿荫、软草为东皋带来了勃勃生机，这动静相间的描写既安谧清幽又淡远飘逸。词人陶醉在无人打扰的清静环境之中，竟然想要翩然起舞。进而写自己留连忘返，即使已经喝干了美酒，也不愿离此而去。

　　上片着重写景，但句句有情，为下片蓄势。换头后直抒胸臆。“青绫被”两句先表示自己不留恋官场的生活，接着用杜甫“儒冠多误身”诗意，倾诉自己作官没有成就，反而使田园荒芜，误了自己。“弓刀千骑”三句表示对朝廷权贵的蔑视，对官场倾轧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由衷向往，这里有悔恨、有激愤，磊落意气，倾泻而出。

　　当然最令他痛苦的是，现在清醒已为时过晚了，望着镜中白发，年华已逝，一切都追悔莫及，于是他的激愤之情达到高潮，在痛苦的反思之后，愤怒地说：“功名浪语”!他终于彻底地否定了封建士子的最高追求。

　　“便似班超”三句，借古代立功封侯的班超印证“功名浪语”的感慨，叹息归计太迟。全词慷慨磊落，洒脱豁达，使读者既可感到他在隐居生活中寻觅到的安宁憩息之情，又能从字里行间察见其被迫“闲居”的不平之气。感情爽直，境界开阔。

　　

　　此词一反传统词家所谓“ 词须宛转绵丽 ”的常规，慷慨磊落，直抒胸臆，辞气充沛，感情爽豁，词境开阔，颇富豁达，清旷的情趣，与作者的恩师苏东坡在词风上一脉相承，并对辛弃疾的词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源于《易经系辞》：无咎者，善补过也) ，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 为 “苏门四学士”(另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元丰二年(1079)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佑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与张耒并称“晁张”。

　　晁补之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他随同前往，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见杭州的通判苏轼。苏轼原先也想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 因此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晁补之考中进士，参加了开封府考试和礼部别院的考试，他都是第一。宋神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这是深于经术的，可以革除现在的浮藻风气。”他被调为澶州的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

　　绍圣初，出知齐州，后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道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的作品。题材除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

　　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

　　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他的诗风与张耒接近，以乐府诗见长，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

　　《宋史·艺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

　　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

　　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诗人陈师道称其为“今代王摩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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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的苏联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政治上专制腐败。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几个党魁尤其是总书记手里。

　　

　　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结束语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官员群体实已堕落成特权阶层。

　　经济上停滞不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牺牲农民、农业甚至国民幸福为代价，换回了表面光鲜似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称号，实际上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82年苏联经济增长率是零。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的1/5。再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垄断。苏共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严控，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成了官方操纵的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

　　面对苏联这样的社会现实，戈尔巴乔夫何去何从？人们发现，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以领导实施的几个关键性改革措施，推动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多项决议，会议决定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

　　

　　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民主选举的结果，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

　　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宝的领导地位。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终于导致各加盟国家纷纷掀起民主浪潮。1991年8月执政74年的苏共下台。1991年12月，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正式建立，苏联正式解体。

　　

　　随着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不受制约的权力，并迅速“边缘化”。他将国家推上了民主之路，自己则成了普通公民。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2006春天，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而庆幸。他对记者说，“我问心无愧”。他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是一场和平的反集权主义革命。他对记者说，他当年发动改革的动机是“摧毁否定民主和依靠专政支年持的社会主义模式”。

　　戈尔巴乔夫不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这些去追求良知。他的行为留给世人诸多启示。【《炎黄春秋》2011年07期 作者：王铁群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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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寺庙，因藏有一串佛祖戴过的念珠而闻名。念珠的供奉之地只有庙里的老住持和7个弟子知道。

　　7个弟子都很有悟性，老住持觉得将来把衣钵传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光大佛法。不想那串念珠突然不见了。

　　老住持问7个弟子：“你们谁拿了念珠，只要放回原处，我不追究，佛祖也不会怪罪。”弟子们都摇头。

　　7天过去了，念珠依然不知去向。老住持又说：“只要承认了，念珠就归谁。”但又过去了7天，还是没人承认。

　　老住持很失望：“明天你们就下山吧。拿了念珠的人，如果想留下就留下。”

　　第二天，6个弟子收拾好东西，长长地舒了口气，干干净净地走了。只有一个弟子留下来。

　　

　　老住持问留下的弟子：“念珠呢？”

　　弟子说：“我没拿。”

　　“那为何要背个偷窃之名？”

　　弟子说：“这几天我们几个相互猜疑，有人站出来，其他人才能得到解脱。再说，念珠不见了，佛还在呀。”

　　老住持笑了，从怀里取出那串念珠戴在这名弟子手上。

　　

　　这个故事，让我感悟了很久。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说清楚。然而比说清楚更重要的是：能承担，能行动，能化解，能扭转，能改变。能想自己，更能想别人，这就是法。

　　理解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理解的人，解释也没用。这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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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注1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它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注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图书出版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注4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苏共中央当时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的建议，但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想到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注5。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注6从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注7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学者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注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的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金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