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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魯迅活著/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老子提倡言论自由/从读书运动到窃国运动
發佈時間: 11/25/2016 12:38:08 AM 被閲覽數: 14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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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廖偉棠:假如魯迅活著—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



成為統戰人質的陳映真,驗證了魯迅如果活下來了可能遭遇的最糟糕景況,比自殺的老舍、被殺的王實味更不自由。(魯迅像/仙台市博物館/維基百科)


陳映真先生去世,整個華語文化圈不分陣營不分左右,均覺大悲痛。港台文學人,親炙其人者必為其人格魅力折服,讀其小說及受《人間》啟蒙影響一生寫作風骨者,不在話下;連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跨越信仰分歧表示:「如果心目中有某種理想的知識分子類型,那在中文世界一定是陳映真了。」(許知遠的悼語)。


但我的感受是五味雜陳,自己問了自己一句:「你愛陳映真,可是陳映真愛你嗎?」那是在讀過多篇陳映真先生在本世紀初、臥病之前所寫檄文,回想起10年前通讀全部《人間》雜誌時所景仰的先生,兩相比照之下的痛苦一問。我並非統獨兩分的站隊者,我理解他的統一情結,但始終難以理解他晚年對北京權力的擁抱。


 


在台灣,一個死硬統派,贏得多方尊重,先生恐怕是唯一一位,不能不說是文學的力量。沒有經歷過兩陳論戰等風雲的後輩們,選擇熱愛前期異見作家陳映真、寬容後期中國作協副主席陳映真,是時代的進步。擁有權威的老人對年輕人寬容是罕見的,年輕人自己應該寬容,如果年輕人不比老人寬容,社會才真正沒有希望。


 


但也有的論者認為,是陳映真的忠於信仰贏得他們的尊敬,而不是他的文學成就。這讓我想起在魯迅逝世一周年時,即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發表的《論魯迅》講話,裡面說:「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他的思想、行動和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一論斷,要是放在既愛魯迅也愛毛澤東的陳映真先生身上,想必他會感到矛盾的痛苦—因為他本質上是魯迅這樣的自省者。


 


但是時代沒有給他自省的機會,或者說他錯過了。也是毛澤東,1957年被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問及:「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他可怕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見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傾慕魯迅終生的陳映真先生,在國民黨時期做到了「關在牢裡還要寫」,在北上時期卻選擇了「識大體不做聲」。



不,令人痛苦的是,他不但對中國大陸的許多黑暗不做聲,還做聲譴責了質疑前者的聲音。2004年發表在苦勞網的《在香港看「七一」遊行》,對香港民眾的民主示威的諷刺和對「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的強調,香港人看得心寒,但我仍然佩服他對香港民主派的虛妄一面的洞察。至於反駁龍應台並不高明的《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文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則更加粗疏,許多論辯與今天大陸流行的「五毛文」無異,諸如「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這種唯經濟發展至上論調,出自一位資深左派、人道主義者口中,令我難以置信。


 


陳映真先生的極端,來自他早年對白色恐怖的反彈,也來自於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去過蘇聯之後,紀德與沙特的反應是不同的,紀德選擇了說出真相,沙特選擇了識大體繼續挺法共,最終與另一個堅持真相者卡繆反目。陳映真先生也選擇了沙特曾經選擇的,他在1989之後北上,獲當政者禮遇,蒙蔽了他理應目擊大陸重重傷痕之眼,竟把鎮壓學生的政權與當年台灣鎮壓左翼的政權區別對待,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堅信陳映真先生與後來的「左統」不一樣,他絕對不是投機者。也許存在某種程度半推半就的裝糊塗—以他辦《人間》之犀利,不可能不察統戰部門的粉飾太平伎倆,但他有自己的籌劃,竟以為可以互相利用?因為先生的確有匡國之志,而不是其他號稱愛國的人的國師情結。此後先生的種種言行,我視之為一種英雄於困頓中的自我欺騙,念之沈痛不堪。


 


後來先生的中風難言,既喪失了最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機會,也斷絕了他進一步墮落的可能,雖然實際上他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悲乎先生!他這10年,驗證了魯迅如果活下來了可能遭遇的最糟糕景況,比自殺的老舍、被殺的王實味更不自由。也算是一種求仁得仁嗎?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上報】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


   谢选骏
   
   网文《欧洲议会通过“反俄”动议 普京怒极反笑》说,特朗普当选对美俄关系的缓和还未可知,但俄欧关系的确越发紧张:2016年11月24日普京对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发表了一个。因为在23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反俄”动议,称俄罗斯正在鼓动一场反欧宣传,并将俄罗斯反欧宣传与极端组织宣传激进思想相提并论。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不满,称俄欧关系在倒退,欧洲议会的粗暴作法充分说明了西方社会是怎么理解“民主”的。他还对俄罗斯媒体工作者表示祝贺。


   
   据今日俄罗斯网报道,11月23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以304票赞成、179票反对、20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EU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o counteract propaganda against it by third parties)动议。该动议号召欧盟和所有成员国反制俄罗斯的信息宣传战。
   
   欧洲议会表示,强烈谴责俄罗斯近年来有意干扰欧洲统一进程的所作所为,以及俄罗斯在欧盟内部扶植支持反欧盟势力,比如一些极右翼政党的做法。欧洲议会还指责俄罗斯政府资助某些媒体,故意报道、散播虚假新闻,在西欧地区鼓吹欧盟怀疑论,从而实现俄方的目的。
   
   欧洲议员称,俄罗斯利用各种工具包括多语言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对欧洲的民主价值进行攻击,试图分裂欧洲,制造一种欧盟东部国家虚弱的印象。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在审议通过这项动议时,把所谓的俄罗斯反欧宣传与极端组织的激进思想宣传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份动议既呼吁欧盟和所有欧盟成员国反俄,又呼吁他们反极端组织。
   
   欧洲议会以动议形式谴责俄罗斯“鼓动反欧宣传”尚属首次。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批驳欧洲议会的做法是“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
   
   普京表示,“人人教育我们怎么搞民主,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训话,对付敌人最恶毒的方式就是禁止他们。”
   
   普京指出,而这和民主原则恰恰是相反的,说明西方社会的民主问题越来越大,“如果你跟我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决定好了,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已经堕落。”
   
   普京表示,希望人们有常识和判断力,不要对俄媒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
   
   普京最后还“怒极反笑”,对俄罗斯的媒体、主播和记者们表示祝贺:“居然能让欧洲议会如此大动干戈。为此,我要恭喜他们,他们的工作积极有效、极富才情。”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娅·扎哈洛娃回应指出,欧洲议会针对俄媒的动议案是信息犯罪。今日俄罗斯正研究把欧盟告上法庭的可能性。扎哈洛娃称,当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形式的现实威胁存在,和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形式的培养环境存在时,把国际社会视线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犯罪。
   
   法媒报道称,自从欧美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参与乌克兰危机而采取一波又一波的制裁措施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处在冷战以后最糟糕的时期。加上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打击欧美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使双方的关系更加难以调和。
   
   ……
   
   谢选骏指出:欧洲议会因为他们的选民和俄罗斯人多少还有些血缘关系,所以还是有些护短。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不仅普京政权是一个极端组织,而且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俄罗斯从来都是邻国的灾难,还原一下,俄罗斯就是一个欧洲版本的“伊斯兰国”。为什么说“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极端分子控制下的恐怖组织。俄罗斯不解体,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这样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2016年11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日于一场电视直播的地理知识颁奖活动上开玩笑称,“俄罗斯的边界没有止境。”
   
   此场由俄罗斯地理学会举办的颁奖活动,出席者包括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当9岁男童米洛斯拉夫与5岁男童季莫费上台受奖时,主持人介绍说,这两名男童多次在电视地理节目中赢得比赛。
   
   普京问米洛斯拉夫,“俄罗斯的国界到那里为止?”男童回答:“俄罗斯和美国的边界到白令海峡为止。”普丁随即笑搂小朋友说“don’t end anywhere(俄罗斯的边界无止境)”,现场响起一片笑声及欢呼声。
   
   普京接着说:“这是一个玩笑。”但其实这不是玩笑,而是他的心里话。
   
   俄国在2014年3月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又于数个月后对俄驻外大使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讲。普京称:“我想对你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家将继续努力保护俄罗斯人和海外同胞的权利,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以及包括采取一切符合国际人道法律和自卫权利的手段。”
   
   北约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一直指责克里姆林宫向乌克兰东部派遣正规军并向当地的亲俄罗斯叛军提供重型武器,但俄对此予以否认,并声称在乌东的任何俄军都是志愿者。
   
   普京的言行表明,“俄罗斯的边界没有止境”,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

此文于2016年11月25日做了修改





老子提倡言论自由?



叶鸣



2016年11月24日




    作者:叶鸣
    
     溪谷是一个小黎鸣,他在《为什么被洗脑》说:“道可道,非常道”是言论自由精神。此前,他还说:“圣人不仁”,不讲核心可走向共和;老子思想与自由、民主、平等、宪政法治、独立、个人主义等思想高度一致。  
                       
     今天专门驳斥溪谷的“老子提倡言论自由”的歪理邪说。
    
    一,老子反言论自由源于他的自然神信仰
    
    老子强调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说,人要效法天道、效法自然之道。
    
    天道是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不知道。《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感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胸怀宽广而善于谋画,上天所布下的天网虽是宽广的,稀稀疏疏,却丝毫没有漏失!也就是说,天道是不言不争,应付自如。换言之,天道就像会成事的哑巴。人要效法哑巴,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
    
    大家应该明白:天不言而善谋、善应、善胜,实际上是说天是一个不说话的神,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神崇拜思想,和龙凤图腾崇拜一样原始。正因为有这种落后的自然神信仰,所以,老子不可能提倡言论自由。
    
    二,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即不争功(否则“二桃杀三士”),不争贤,不争是非,要忍让,要“大辩若讷”。这哪里有“言论自由”?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教人都不愿意说话,认为说话就不能反映“常道”,语言都是些垃圾,“言论自由”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乱糟糟的争吵而已。所以,老子提倡“不争”。《道德经》第56章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懂的人是不说的;说的人是不懂的,也就是说:说出来的言论都是垃圾。既然语言是垃圾,语法、逻辑和理性就无法产生于中国,中国社会就只好依赖于暴力了,这就是吴思的暴力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文化背景。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目的就是不许民争论,不许民争吵。这显然是反言论自由的。为达此目的,要求“民老死不相往来”,废除文字,废除商业。庄子更干脆,计量工具砸了,象野鹿一样最幸福,野鹿会说话吗?还提倡言论自由?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义”。
    
    《老子》今通行本19章的“绝圣弃智”与“绝仁弃义”,在郭店竹简《老子》中,作“绝智弃辩”与“绝伪弃虑”。张岱年先生指出,从年代上看,郭店《老子》比比马王堆早100多年。······应该是《老子》原本的说法,“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后人改动的。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反对智慧、反对辩论(言论自由)的新证据。
    
    三,老子倒果为因,毫无逻辑
    
    黎鸣、溪谷说老子的道就是逻辑,还弄出了全息逻辑等。逻辑就是指思维的规律或正确的思维形式,溪谷却说逻辑是宇宙自然规律,逻辑生出法治。在没有人类时,这逻辑怎么能生出法治?他全是哄人,其实老子就是反法治的人。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倒果为因的反逻辑的说法。“盗贼多有”是因,“法令滋章”是果。因为“盗贼多”,所以,国家制定了许多针对性的“法令”。老子认为这是“以智治国”,是祸害;以国智对人们的巧智,毫无效果。根本解决之道是愚民,是回到原始社会。老子主张根绝一切法律、道德、礼仪,将黎民百姓画地为牢,死死地困在一个地方,使他们有车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科技器械也用不上,并且绝学、毁文、愚化他们,以便使黎民百姓变得无知、无欲,只知道像猪一样吃,像牛一样劳作,如杂草一般总在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这就是老子提出“绝巧弃利”、“民为刍狗”的原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市场铁律,物少价高。难得之货,必价贵。老子不许“难得之货”价贵,显然是反市场经济。“不见可欲”,即想要的商品是不许人们见到。可见,老子要取消商品。因为市场上商品就是老子所反对的“五音”“五色”“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也就是说,让你吃饭就是最大的美德了,你还得陇望蜀想什么言论自由?老子连“五色”“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不许人们有言论自由,争吵不已。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巧,窍门,技术。没有技巧的人,照样会偷。利,利益,商业利益。没有商业利益,照样偷邻居地里的菜。为了“不偷”的社会治安,扼杀科技取缔商业,亏他想得出。这是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刘军宁说老子是自由主义者。天方夜谭!一个反对商品反对市场的人,会是亚当斯密似的自由主义者?可见,刘军宁对经济学无知。
    
    老子看到新生事物虽弱小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能最终战胜旧事物,因此要求人们装弱以麻痹对手。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其实,尸体是死后才坚挺起来,草木是死后才枯槁的。“坚强”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如果老子的倒果为因“推理”成立,那么也应该是“败兵则强,木折则强”,得先被击溃或被歼灭,军队才会强大起来,树木折断了才变得结实!可见。老子强调装弱而否定强壮,是毫无逻辑的诡辩。
    
    老子之所以倒果为因,连因果关系都弄不清,就是因为他是“天道循环”论者。他看到月亮周而复始的循环,就以为是“道”。既然是“循环”,就可以“倒果为因”;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因果颠倒,倒果为因,“循环”不已。其实,月相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一种简单的周期循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有基因变化的复杂循环,是有某种进化的循环,不能等同。
    
    四,老子的洗脑愚民术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元同。
    
    白居易的《读老子》诗云:“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我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如何自著五千文?”“言者不如智者默”,爱说话的人都是笨蛋,言者已经是没有真智慧,真的智者则缄默不言。“此话我闻于老君”,这话是老子自己讲的嘛!我也是那么听来的。“若道老君是智者”,如果说老子真有智慧,“如何自著五千文”,为什么写了五千字的书呢?他到底是智人还是笨人?
    
    “塞其兑”,“兑”是卦名,兑卦代表了嘴巴,上面有缺口的。老子说修道的人第一要不多说话,要含默不言。
    
    “闭其门”,把眼睛、嘴巴,凡是张开的都封闭起来,接受圣人老子的洗脑。
    
    “挫其锐”是把你尖锐的聪明棱角都磨掉。“解其分”即把心里的妄想除掉。
    
    “和其光”,把自己外露的光明收起来;“同其尘”,处世之道,不要显露特别之处,和平常人一样,很平凡,“是谓元同”,这才是修道人的榜样。
    
    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白话译文:我的话很容易明白,很容易实行;但天下人竟然没人能明白,没人能实行。说话有宗旨,做事有主宰。那些人对大道毫无体认,因此无法明白我所说所做。能明白我所说的,那可真是难能;能学习我所做的,那可真是可贵;因此,圣人外面虽披着朴素的布衣,但内里却怀着珍贵的宝玉。
    
    这说明老子就是洗脑教主,喜欢自吹自擂。 [博讯来稿]




谢选骏:从读书运动到窃国运动



2016年11月24日 

                             
    作者:谢选骏
    
    网文《文革五十周年: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说,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19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答: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何维凌。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的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六四前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而坐牢的往事吧。
    
    ······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我也读了不少书。但是从未听说有什么“读书运动”。那时候的读书,属于反体制行为,是个人的、分散的、秘密的犯罪行为,需要冒着抄家的风险。而那邪恶的毛泽东时代,一切运动都是当权派的玩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的参加了团伙的“读书运动”的人,后来大多走入了“先富阶层”的“窃国运动”,成为三个代表的体制构件。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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