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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统李鸿章/毛泽东遭软禁真相/斜陽下兀自照耀的陳映真/资本主义将走向终结?
發佈時間: 11/29/2016 12:58:27 PM 被閲覽數: 12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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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山農專文】斜陽下兀自照耀的陳映真








記憶是種凝視,凝視的是對記憶客體最清晰、最難抹滅的烙印。那麼以此審視近日在北京溘逝的作家陳映真,他留存於我腦海的影像又是什麼呢?








1994年1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在誠品書店舉辦了一場「從四○年代到九○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第一天午後議程主要討論西西、陳映真和施叔青三人的作品與意識,但所有人皆知當天的焦點/箭靶絕對是陳映真。祇見眾人不約而同先肯定陳大頭(識者對他的暱稱)的文學成就,繼而大肆批判他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批評者採取的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的二分法,陳大頭是讓人敬而遠之的瘟神,供上神殿祭拜即可。但陳大頭怎可能任人擺布,他以一敵百的聲勢力主他的文學思想與政治行動合一,不可遽然切割,否則就不是陳映真!場面既挑釁又悲壯,這唯有陳映真可以如此。


陳大頭身形碩大英俊,頂著一頭濃亂密髮,擁有一副嘹亮、低沈的嗓音,言談不逸軌輕佻,總循序牽引出家國民隱的無限承載,這是渾然天成的巨匠明星,他的圖影像極了法國解構主義巨擘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但與其接觸又不覺他是巍峨參天的遠方神祇,而像心質璞、性天真的大哥哥,即之也溫。當他言談時,你/妳會悉心聆聽;他的思辨結論常讓人難以接受,卻又激盪人不得不認真回應。這是天生的克裏斯瑪(chrisma)!


徐復觀不知何時何地基於何因讚譽陳映真是「海峽兩岸第一人」的說詞,不用放到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層面來高談闊論。陳映真的外在和內涵就足以構成如此的條件,放眼整個台灣文壇(乃至整個華文世界)祇有唯一沒有其他。


研討會那日,陳映真深陷重敵,那布滿憤怒與悲愴的臉龐,我迄今難忘!然而,何以陳映真愈走愈孤涼,終致西出陽關成異人呢?祇因政治統獨意識形態歧異嗎?


多年來,陳映真的無限崇拜者(首先,他們是統派,而後才論及文學種種)一再連結陳映真與魯迅,賦予他人間性格、中國本位、反現代主義、反資反帝,彷彿映真不出奈天下蒼生何?陳映真與魯迅的傳承,是中國情、左翼性的密合,既是陳映真本人自詡,追隨者依樣畫葫蘆似也沒錯;但老實說,這種連結也是硬湊,以致陳映真的靈動與社會實踐成了單面向的傳輸,殊為可惜!


話說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以「刺蝟和狐狸」形容知識分子的兩種主要類型:狐狸知道很多東西(博學),刺蝟卻擁有一個絕招。他認為托爾斯泰本性是狐狸,卻自以為是刺蝟,並一心追求刺蝟的理想。準此回顧陳映真一生的文學路、藝術理念,以及他念茲在茲的社會實踐、民族大義,似可看出以基督教為甲冑、馬克思主義為刺矛、寫實主義為前導的陳映真,果真較貼近托爾斯泰而非魯迅。


作為一名小說家,陳映真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不遺餘力,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軸就是現實主義VS現代主義,他作為寫實主義的旗手早是眾所周知;然而弔詭的是,陳映真小說最吸引我的不是什麼「華盛頓大樓」系列批判跨國資本主義的〈雲〉、〈萬商帝君〉,而是早期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等滿是青澀、蒼白、鬱積、死亡印痕的現代主義時期作品。看似不成熟、筋脈未通,但亟欲破繭重生的多方嘗試,遠較直白的寫實鋪陳更富藝術想像力。


真正震撼我心的是〈山路〉,那是一段關於白色恐怖的側擊叩心故事。少女千惠因著二哥的背叛,致使數十革命青年喪命或無盡的囚禁,她遂以浪漫、懺悔、自苦的心情投身於一個非親非故的貧下家庭來趟贖罪之旅,終致苦盡甘來讓貧下家庭的子嗣有個物資豐饒的人生;然而,曾經的戀人出獄的訊息,驚醒了初老的千惠,「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起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既對資本主義愛憎交雜,也吐露出對社會主義革命墮落的動搖,於是喪失生命意志的千惠就此逐漸死去!


作者提供
作者提供

多不真實的故事!卻字字沁入肺腑、賺人熱淚,這是魔幻寫法而非一般定義的寫實手法。也就是說,那是陳映真奠基於現代主義,並活用日式漢字而別立的新文體,當代台灣的寫實主義奉行者都遜色許多,至於有人數十年來以追索白色恐怖為念,卻祇能去血肉、搞樣板,〈山路〉是這種人永難企及的高度。


平心而論,陳映真各階段的小說未必全讓人激賞,像「華盛頓大樓」系列的作品,已有太多人指出那都是「理論先行」的鋼架陳列,少了血肉與轉折;至於〈趙南棟〉之後的政治小說〈歸鄉〉、〈忠孝公園〉等都因野心太大,以致文字肢解、臃腫不已。但這絕不是說陳映真小說名氣名不副實,而是作為一個先行者難免嘗試錯誤,同時後繼者的腳步尚遠遠落後,所以沒有被超越的問題。


在創造「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同時,陳映真也忙著在「人間副刊」與漁父(殷惠敏)就「依賴理論」爭議大打筆仗,雖然讓「理論先行」的譏評更熾烈,敏思如陳映真,似覺「理論先行」未必疑無路,於是創發《人間》雜誌的意念勃興,事後證明《人間》給予新生代的啟蒙再造可能遠甚於小說本身。不僅彼時《人間》的參與者在報導文學、社區再造、陰翳發掘上依舊生龍活虎,如今投身弱勢議題的媒體記者也多半受《人間》影響甚深。所以「理論先行」的弱點轉到報導文學一途,反倒繁花再開、百鳥再聚,能說陳映真沒有狐狸性格嗎?


且在《人間》雜誌熄燈後,他另行創辦人間出版社,推出「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包括塗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等經典大書,儘管書系的影響力似不如小說和雜誌,但其觸角之廣和意欲科學論辯的用心,都在在證明他豈是獨守一隅的刺蝟!


同樣地,向來關注省籍衝突(〈將軍族〉的主題)與熱衷於克服民族內戰的陳映真,1988年創「中國統一聯盟」用以親共反獨,這和他著力於地下黨人小說(〈鈴鐺花〉以降)的用心可說一體兩面。祇因台灣本土自主意識沛然莫之能禦,而中國共產黨的狼性作為完全和島嶼人民的意向相悖,所以陳映真在政治實踐上的努力就全然失敗。


陳映真政治反獨之所以落漆崩解,又可以和他無視中國現行政權的專斷、走資而不予批判有關。英國馬克思派大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生都以英共成員自居,他且不斷替史達林美言,但畢竟他僅僅就基於情感因素如此,而智性上他可承認共產黨實在太貧乏、無識見;然而陳映真的反獨親共,莫說台灣絕少有附和者,即使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也難以苟同,祇因他執持的共產理念根本是毛澤東文革作風,所以他自然難以說服人。有人說他是共產烏托邦傳人,但就及身而止,因為太荒誕不經。但陳映真何以如此擇惡固執呢?


文藝作家通常最缺自我批判與思辨,以致自吹自擂蔚為常態;但陳映真的自我批判向為人稱道,他以「許南村」之名先後撰寫〈試論陳映真〉和〈後街〉兩篇力作,前者直批自己早年是市鎮小知識分子的作家。「當其升進之路順暢,則意氣昂揚,神采飛舞;當其向下淪落,則又往往顯得沮喪、悲憤和彷徨,陳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現出市鎮小知識分子的濃重的感傷的情緒。」後者則剖析自己數十年來的創作歷程。這不但提供後人參照,也是作家自惕自厲的本事呈現。


當然,過度自我批判是否藏匿著更多不能曝光的陰暗面呢?近年陳明成著書《陳映真現象》,揭露陳映真家族非但不是什麼中華民族意識的持有者,更且在皇民化運動中扮演協力者角色。文藝圈對此書所揭竟是一片沈默,殊覺詭異!殘酷的歷史真相與作家的自我純粹化似乎扞格鑿枘,但於家族如此,於共產政權亦如是差異書寫,或者這正是狡獪狐狸的藏心,但這一切猶待更多人的齊力解析,我不敢進一步妄言。


初識陳映真時間頗晚,約略是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但幾年之後就逐漸與他疏遠。原因不僅於統獨意見南轅北轍,此時的作家是全面的反主流時潮,於是消費主義、後現代說詞、情欲書寫於他都是崇洋、墮落、虛無的表徵。而我們一群朋友合辦的《島嶼邊緣》,標榜後現代、新左路線,據說他頗為不悅,認為這是走上歧路的左翼,於是分道揚鑣自是難免。要知道,陳映真雖與人親善、樂於提攜後進,但胸襟畢竟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對蘇慶黎與陳菊等獨派人物的情誼,始終耿耿於懷;他在和陳芳明論戰後,密電中國的台共老成員莫提供資料給陳芳明;他為和王拓打對台,另行召開一場「郷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研討會」……,從此走上孤孑荒原不再回望。


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係「人間副刊」於2001年6月,邀集陳映真伉儷、楊青矗父女、陳若曦、陳淑瑤、許正平等作家前往南投參觀慈濟功德會主辦的九二一校舍重建工程,見面略為寒暄當然有之,但互動已少熱絡。爾後幾年他涉入統獨議題更深、更惹議,然後中風、前往中國定居。其實,當年前衛出版社推出「台灣作家全集」,陳映真堅持「民族立場不同」而不願列名其中,這已現自我放逐癥候。不過,他的故鄉究在何地,中國?台灣?這都淪為意識形態爭辯,或許哪裡都可以,也許今世再無他容身之所。


當作家在北京二度中風之際,若非他熱愛的祖國因為他特殊的身分極力搶救,恐怕訃聞輓歌早在十年前就傳出;但就算他這十年間不能言語,因陳映真之名掀起的風暴從未少過,今秋年輕小說家兼文評人朱宥勳挑戰意欲打造陳映真金身的趙剛,老中青壯知識人的理智、情緒都受到波及,那牽動不會僅有統獨,更是記憶板塊的衝撞推移,且爾後這種爭辯必會循環再現。


置身戰後台灣文學界,陳映真確實扮演著諸多不可取代的角色,但將他定位成「台灣當代文壇上唯一賡續五四傳統的一個作者」,這就是去脈絡的造神運動,完全輕忽他的狐狸性格。同樣地,輕忽他對寫實主義的改造之功、報導文學的深拓,以及在政治社會實踐的一以貫之,恐怕也看不清他「但開風氣並為先」的先鋒本色,在這一點上,他不像魯迅反而神似胡適了。


中國文評家黎湘萍以「台灣的憂鬱」來描繪陳映真的詩意性格,以異端挑戰本土,終至祇能以「最後的烏托邦主義」飄浮,於台灣/中國皆然。我的看法是,執基督教教義、馬克思主義和寫實主義三位一體的陳映真,這根本是一種外掛的道統傳承,面對這種三位一體,景從者必然是一路掉漏。而且弔詭的是,看似激進雄辯的面貌底下,守護的其實是保守主義的道統脈絡。他如美國的保守主義捍衛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也是民初中國的梁濟、王國維的傳人。世人但看他左翼的一面,卻不知他的右面承載是何其艱辛,於是什麼愛國文人、左翼作家、人間精神的背後俱是空無。


還有,文學家若祇循著文學水文探悉陳映真,必是抽刀斷水的無聊之舉;政治意識形態的追隨者,若祇依五四、中國、社會主義的留痕想尋蹤造神,最後必渴死於荒漠。陳映真太複雜、太矛盾,不先釐清他激進背後的保守道統,不先理解他以現代主義轉進寫實主義的挪移大法,不理解他善用日式漢字的魔幻之功,那麼要將他蓋棺論定恐是空話!

鏡傳媒






美媒体:中国总统李鸿章




2016年11月28日


    
    来源:网络 
    
    美国人错误认为李鸿章穿的黄马褂是龙袍,而龙袍只有中国皇帝才能穿着,所以当时美国媒体认为到访的是东方大国的中国最高领袖。当地一些颇有影响的报纸,甚至报道了“中国总统李鸿章到访”,甚至还刊登了“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新闻消息。一时间国内朝野上下议论哗然,而光绪皇帝更是为此震怒不已。
    
    
    李鸿章是和西方列强谈判的中国代表(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898年美国一家媒体不仅大肆渲染“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八卦绯闻,而且还把“中国总统”的桂冠戴在李鸿章的头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八卦绯闻?历史真相是如何发展?
    
    早在十九世纪末叶,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出访美国期间,一直把大清皇帝钦赐的黄马褂当作无比荣光的资本用来炫耀。据大清王朝的规制,只有对朝廷有重大功勋的元老大臣才可以赐穿黄马褂。纵观大清王朝二百多年间有此殊荣的的没有几人。而李鸿章凭着他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功勋,获得了朝廷赏赐的黄马褂。对此李鸿章非常珍惜,只有重大节日或者皇上召见他才舍得穿上。这次出使欧美,李鸿章觉得非常荣幸,同时也觉得是炫耀自己的最好时机,因此,李鸿章到了美国后,就一直把黄马褂穿在身上。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美国人竟然错误认为李鸿章穿的是龙袍,而龙袍只有中国皇帝才能穿着,所以当时美国媒体认为到访的是东方大国的中国最高领袖。当地一些颇有影响的报纸,甚至报道了“中国总统李鸿章到访”,甚至还刊登了“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新闻消息。一时间国内朝野上下议论哗然,而光绪皇帝更是为此震怒不已。
    
    据说,《中国邮报》报道说,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在1898年9月22日上午成婚。随后,这对新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均予拆除。新婚夫妇们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这使中国年轻的皇帝光绪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与愤怒之中,因为他的母亲、中国的皇太后再次结婚。她在一个名叫“新发”的小寺庙中嫁给了中国最具声望的政治家李鸿章。根据这样来历不明的消息,美国媒体不仅大肆渲染“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八卦绯闻,而且还把“中国总统”的桂冠戴在李鸿章的头上。
    
    其实,这家美国媒体不久就发现这个消息只不过是八卦新闻而已。于是,就在报纸上更正说:《李鸿章没有结婚》(Li Hung Chang Not Married),并明确地指出:显然,这是一则东方玩笑。由此看来,美国媒体报道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八卦新闻具有历史传统并非浪得虚名。至于所谓的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报纸的消息,恐怕也是只是美国媒体为了掩盖自己虚假报道而开的一个西方玩笑吧!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赔款12亿马克,约合四亿五千万两白银。1902年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才回到北京。而此时,瓦德西早已结束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的任职,回国已经半年有余了。这位嗜好八卦绯闻西洋鬼子竟没有见过慈禧太后一面。这恐怕是他在侵略中国战争的罪恶活动中最遗憾的事情了。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全中国人民“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不仅自己接受了这个侮辱,而且也让所有中国人接受了这个侮辱。签字回来的李鸿章,悲痛欲绝,便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签订《辛丑条约》整整的两个月后,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就病逝于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消息传来,慈禧泪水潸然,不禁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弥留之际,曾留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不难看出,“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只不过是美国式的八卦新闻,但是,慈禧这位大清的皇太后对李鸿章政治上的倚重是无人能敌的。



FT中文网:资本主义将走向终结?




2016年11月29日



    来源:FT中文网 
    
    
FT中文网:资本主义将走向终结?

    每当时机来临,同样的陈词滥调就会卷土重来。对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誉主任、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这个陈词滥调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内,有无数知识分子预言过资本主义会很快(或者至少将最终不可避免地)终结。资本主义却一直存活下来。然而,施特雷克认为,这一次,情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处于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或是已死,或是即将死于自身的过度发展、但因为没人有能力将其腐朽的身躯挪开而仍明显活着”。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复的论文集结而成的著作。本书预见了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缺乏一套较为协调并具备最低限度稳定性的机构,来维持社会成员生活的正常化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类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伤害”。这样的社会将给“寡头和军阀提供丰富的机会,同时让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就像是始于公元5世纪、现在被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长的过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预言家于一身。作为分析者,他质疑民主制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作为道德家,他厌恶一个建立在贪婪之上的社会。作为预言家,他宣称这种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天堂必将到来。相反,他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反乌托邦式的——不是伴随着一声巨响,而是伴随着一声呜咽。他主张,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再将私人恶行转化为公共利益,其“作为一种自我繁殖、可持续、可预测以及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就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太资本主义,到了对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认为,战后普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联姻正走向破裂。通向这个结局的道路经历了几个连续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债务爆炸式增长;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债务上升;之后的金融危机(其后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宽松、公共负债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伴随资本主义的是“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演变的财政危机”。早期的“税收国家”变成了“债务国家”,现在则变成致力于通过降低开支来削减赤字的“整固国家”(也就是“紧缩国家”)。
    
      有三种潜在趋势促成了这种情况:经济增长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剧和债务的激增。施特雷克认为,这三种趋势相互强化:低增长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难,解决方法往往是过度借贷。他认为量化宽松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荒谬的,他的这一观点与他所藐视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致。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与右翼观点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趋势带来很多坏处,没有丝毫好处。
    
      施特雷克为数不多的精辟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对压力的反应描述为“应付、期盼、嗑药和购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强调失控的金融体系、充斥着逃税避税的掠夺性的富豪统治、将大部分公共领域转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导致的政经领域的腐败,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施特雷克也对欧元进行了强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论述,他认为欧元是对民主政治的一次冲击。“德国,”他表示,“由于其在2008年以后恢复了经济实力,以及该国因为出口强劲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实上统治着欧洲货币联盟,使其成为了一个德国经济帝国。”
    
      施特雷克指出,欧元区寻求将多个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要通过民主上具备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是不可能的。欧元将要么灭亡,要么以一种不民主的结构存续下去,屈从于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由技术官僚掌控的央行和占据霸主地位的德国来管理。
    
      施特雷克关于欧元这种机制很愚蠢的观点令人信服,但预测今天的欧洲将落入类似黑暗时代的境地似乎就有点荒谬了。当代欧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预期寿命、个人自由和安全水平,都是黑暗时代乃至罗马帝国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并非只有失败。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场经济削弱了20世纪中期民主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所达成的妥协的有效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于去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热情完全忽视了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而言。
    
      此外,虽然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的趋势和压力,以及当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点说的很对,那就是任何社会都不存在稳定的均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必须适应和改变。
    
      然而,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认为的那样不自然。相反,这两种体系都源于一种将人视为活跃的公民和经济主体的信念。在前一种角色中,人们共同做决策;在后一种角色中,他们为自己做决策。这两种体系的边界和运行模式都能够接受不断的修订。但两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没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就无法正常运行。而另一个选择,即彻底政治化的经济体制,无法正常运转:看看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明白了。市场能防止民主变得不堪重负,而民主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场经济是创造繁荣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会冲突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
    
      此外,在当今世界,面临紧迫危机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民主。人们面临的威胁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掠夺式的后民主制下的资本主义。相应地,威权主义似乎也比黑暗时代的混乱状态危险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确面临挑战:让财政状况重新变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纠正不平等、支撑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方案应该包括以下两点: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强民主政府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税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这会很难么?是的。这些方案会永远有效吗?不会。
    
      这个任务可能完成吗?绝对可能。施特雷克谴责这种“技术官僚-意志论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观”简直天真到无可救药。在看似无法管理的社会力量面前缴械投降是一类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正是这种“‘能做到’的世界观”在20世纪中期拯救了文明。这种世界观能够(而且必须)再次做到这一点,即使其过去的机构基础,尤其是工会和政党的力量都弱化了。
    
      与其说《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预言,不如说它发出了一个警告。该书的分析有所夸大,并且过于简单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面前,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选择更坏的处境,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处境。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有关一个失败体系的论文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著,Verso出版社,建议零售价16.99英镑/26.95美元,272页
    
      (本文作者马丁·沃尔夫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徐行)





中共建成后不久毛泽东遭软禁真相



2016年11月28日



    
    作者:一清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中国的《人民日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毛泽东到访的重大消息。但是,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见到毛泽东回国的报导,也没有听到中苏两方宣布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成果发布,没有什么签约之类的“头条新闻”出现,这让世界感到震惊。加之当时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工人党的九国情报局正在严厉地制裁南斯拉夫“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世界以为,毛泽东变成了共产党世界的第二个铁托:斯大林已将来自中国的共产党最高首脑软禁了。本文作者一清,原题为《毛泽东访苏“遭软禁”如何破局?》。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图源:Getty/VCG)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即着手访问苏联。此前,从延安时期起,毛就一直希望访苏,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在毛泽东心里有几分不快。之所发生这种情况,据斯大林说,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大革命,毛的访问不是最佳时刻,因而屡次未能成行。
    
    1949年下半年,新中国准备成立了。7月,刘少奇率先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斯曾主动地表示,未来毛泽东如来苏联,一定要与他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废除四年前的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中共高层认为,斯大林讲话应该是认真的。但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后,在当晚与斯大林的见面中,斯大林只字未提这曾经的承诺。没事似的问毛泽东:“你这次来莫斯科,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啊?”
    
    毛泽东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是这样。斯大林当时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事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毛甫到,也不好表示异议,但也用毛氏风格的话语提醒了斯大林:“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双方打着哑迷,谁都清楚各“要搞的”是个什么东西,但谁都不挑破。
    
    斯大林终归是斯大林。毛泽东等着斯大林表态,但人家心劲儿好,就是不往深里说。毛泽东又旁敲侧击,想将话引向深处:“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让周恩来过来,就是要谈同盟条约的事。斯大林听罢,立即拒绝了毛泽东让周来莫斯科的建议。两大国的首脑第一次见面,就闹了个不愉快。双方立即陷入僵局。5天后,即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这次来莫斯科本来议题之一是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当然参加了祝寿庆典。但席散后,双方谁也没有再理谁。二十天的时间里,就这么耗着,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冷战”。当然,这中间斯大林也派过莫洛托夫来看望过毛泽东。毛向莫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党内斗争,人家莫洛托夫不感兴趣,一言不发,毛泽东自感无趣。斯大林又派此前与毛泽东有过比较多联系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来看望毛。毛泽东想到这多天的冷遇,不免发作:“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钓鱼台档案NO.2中苏(俄)之间的重大国事风波》)
    
    放在今天的中国,放在今天的世界,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的首脑,在他人的国家里,一住就是几十天,没有主人的接谈,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中间虽然不存在着屈辱,但是,毕竟新中国刚成立,万事开头难啊。毛泽东也不得不在那儿耗着,虽然有气。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中国的《人民日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毛泽东到访的重大消息。但是,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见到毛泽东回国的报导,也没有听到中苏两方宣布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成果发布,没有什么签约之类的“头条新闻”出现,这让世界感到震惊。加之当时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工人党的九国情报局正在严厉地制裁南斯拉夫“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世界以为,毛泽东变成了共产党世界的第二个铁托:斯大林已将来自中国的共产党最高首脑软禁了。
    
    最先报导这一消息的是英国电讯。在一份电稿中,他们以惊人的大标题向世界报道: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起来!
    
    毛泽东知道这则消息,是国内出版的参考消息,以电报的方式发来莫斯科的。对于这则消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倒没有感到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天天在看电影、写书法作品,怎么可能被软禁了呢?因而没有将其当一回事。
    
    但毛泽东一看这则消息,知道来了机会。这一个多月来,毛泽东用莫斯科的时间,处理着国内的大事,包括“渡海作战”致林彪的信,包括“江青要去解放区看一看”致刘少奇的信,都是在这儿处理的。没事了,看看贴,写写字,用毛自己的话说:天天吃饭、睡觉,无所事事。正郁闷着哩。毛泽东以他洞察秋毫的眼力劲儿,发现这是一次能打破会谈僵局的极好机会。他即以此条电讯为契机,挥毫成就了一篇《答记者问》,以这一篇文章张明了毛泽东访苏要解决的各项问题(把问题摊开),以及为此将要在苏联逗留的时间(挑明决心)。并强调指出,来苏联的目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文章一写完,立即电报发往北京,并要求国内马上见报,以逼斯大林按照毛的时间解决中苏间的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问题。
    
    毛泽东这一招果然凑效。斯大林坐不住了,有关毛泽东被他软禁的消息,将会给他以及在共产党集团里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好在有毛泽东的《答记者问》,把谣言给破了,斯大林只好顺驴下坡,主动出面来打破会议僵局,重提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并同意周恩来尽快来莫斯科。
    
    毛泽东一招致胜,立即拟就“周恩来赴苏时间和谈判准备工作给中央的电报”:要求周恩来务必在一月二十日前到达莫斯科准备“谈判”。
    
    谈判工作是认真的,也是极其保密的。毛泽东为此给中央发电报:“请注意两件事:(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项问题在政务院会议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请嘱到会人员保守机密。(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毛泽东一月九日下午九时。(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
    
    把这事办好后,毛泽东放下了心,便离开斯大林别墅,到列宁格勒等地参观去了。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即与苏方谈判,就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问题一一交流意见。最终达成一致,并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约仪式在克林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约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离开了莫斯科,并于2月底抵达哈尔滨。结束了为期60多天的苏联首次访问之旅。至于毛泽东在苏联是不是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软禁,这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了。因为“软禁”这个词确实很“软”,可以有多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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