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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羅的女兒/謙卑者的傲慢/評《我不是潘金蓮》/卡斯特羅如何統治古巴
發佈時間: 11/29/2016 1:17:55 PM 被閲覽數: 13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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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卡斯特羅的女兒:我三歲就有了逃離古巴的衝動


在卡斯特羅反對者聚會上,訪問他逃出古巴的女兒。



Alina Fernández。
Alina Fernández。攝:Allen Eyestone/Palm Beach Post/ZUMA Press via Imagine China


編者按:卡斯特羅的女兒阿林娜·費爾南德斯(Alina Fernández)是他最著名的「叛逆之女」。阿林娜與父親一直不合,三十七歲那年喬裝打扮離開古巴,歸入美國。她接受CNN聘請,成為駐邁阿密撰稿人。2015年5月初,作家周勍在意大利米蘭DE ANGELI家族莊園舉行的一次反卡斯特羅聚會上,遇到阿林娜,在翻譯Mexi Can的幫助下,進行了以下采訪。這是兩人的對話第一次發表。


和父親的反對者們聚會,我有種贖罪與解脫的交織之感


問:在意大利典型的資本家莊園裏和你父親的反對者們一起開會,你覺得荒誕嗎?


答:剛剛開始和他們接觸的時候,當然覺得有些怪怪的,不過現在好了。剛開始( 1993年)時,我用西班牙假護照騙過邊檢人員,從哈瓦那機場飛往西班牙的馬德裏,然後再輾轉到了美國並獲得政治庇護後的那個時期還是比較艱難的——每當我在公共場所出席活動或者會議,這些現在已成為我朋友的同胞們(她邊說邊看着身旁陪同的古巴流亡者們衝我壞笑)不是大聲呵斥我閉嘴,就是對我嘻戲嘲弄。他們有時也會用西方民眾對付政客的雞蛋,對我劈頭蓋臉狂砸。每每面對頭上、身上粘糊糊的雞蛋汁液,我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憤怒,因為我當時還算年輕,年輕的女人都愛美呀,何況這又是在公共場合,你想那有多狼狽呀。




不過隨着和這些流亡的同胞們接觸時間愈久,這種感覺就開始慢慢消退了,到後來甚至有種解脫和贖罪交織的複雜——因為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我父親革命時期的戰友,隨後卻被我父親迫害、甚至是很多年的黑獄關押,出獄後為了要逃避我父親的繼續迫害,冒死偷渡流亡美國。忍受這幾十年背井離鄉不能和家人相見的苦痛,更可怕的是這種苦痛漫漫沒有盡頭。


他們當中的不少普通流亡者,也大都遭受了牢獄、酷刑甚至家破人亡。而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悲慘故事,我在古巴是聞所未聞的。後來隨着大家一起舉辦抗議古巴當局的聚會等活動,我們逐漸相互了解,不少人還和我成了不錯的朋友。


我能來到這個世界上,源自看管我父親獄卒的一次故意使壞


問:能否談談你所知道的父母感情經歷?


答:我的母親叫雷韋爾塔,是當時我父親那個革命圈子裏有名的大美人兒:飄逸的長髮,深綠色的大眼睛,漂亮的咖啡色肌膚,性格浪漫,熱情似火。我母親的戰友們後來都當着我的面,誇讚那個時候的她確實是人見人愛呀。


多年以後聽媽媽講,我能夠順利來到這個世界上,還要感謝當年看管我父親的一個獄卒一次故意使壞——我父親在1953年入獄前已經有了婚姻和子女,可他在1952年遇到在一家大公司當秘書的母親後,兩個熱情似火的理想主義者一見鍾情,立即電閃雷鳴,火花四濺:他們在一起談文學,談革命,憧憬着古巴的未來。


但好景不長,我父親很快就因參與革命而入獄,他在獄中難耐對母親的思念,不斷給她寫情書,獄卒就有意識地把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遞給了父親當時的妻子,使得父親的婚外情曝光。


而我母親對愛情也非常勇敢,1955年父親獲得大赦出獄那天,在歡迎的人群中,母親興奮高呼父親的名字,忘情地投入了他的懷抱,兩人立即便不顧一切的生活在了一起。


我1956年出生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醫院裏。在我出生前一年,父親才獲得大赦出獄。而在我母親懷我時,父親又離開我母親去了墨西哥建立游擊隊。隨着我的出生,父親和母親就再也沒有生活在一起過。


2016年11月26日,一幅卡斯特羅的畫像懸掛在哈瓦那一家工廠。
2016年11月26日,一幅卡斯特羅的畫像懸掛在哈瓦那一家工廠。攝:Enrique De La Osa/REUTERS


三四歲時,看動畫片成了我後來叛逃的最早原動力


問:你的童年過得如何呢?


答: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1959年1月1日他以傳奇英雄般的經歷奪取古巴革命勝利時,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了他,當時我剛剛三歲。母親告訴我電視上那個經常講話的人就是爸爸。我對他的印象很模糊,就像黑白電視屏幕上經常閃着雪花的兒童動畫片中的人物。


問:你父親經常回你母親這裏嗎?你的成長過程是否得到過父親的特殊照顧?


答:父親經常來我母親這兒,一般都是晚上很晚了才來。而他來的時候,電視上就又開始播放動畫片了。因為我要等着電視上父親講完話繼續看動畫片,也就睡得很晚,所以經常能見到他。他本人和電視上區別並不大,而且他每次來都會給我帶不少好玩的玩具,因而對他我既不驚訝,也不陌生。大概是在我10歲左右,才知道他是個大英雄,如何如何了不起。因為我學的書本上和我周圍的人都這麼講他。


我在古巴的生活還是很不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多照顧,從小周圍的人們都知道我和父親的父女關係,自然對我也就非常驕縱和溺愛。每年我的生日都會收到在當時古巴罕見的很多禮物,而這種特殊待遇在平常的生活上就更不用說了。


問:你何時有了逃離古巴的想法?


答:說來大家恐怕都不會相信,我在三、四歲時就有了離開古巴的衝動——當時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樣,非常喜歡看電視上播放的動畫片,可每每當我看到緊要處,父親就從電視屏幕上跳出來,大聲而激情地講着我聽不懂的話題,而這時候正在播放的動畫片不得不中斷,我便守在電視旁等着他講完後再繼續看動畫片。可往往是我等得實在熬不住睡了一小覺醒來,他還興致勃勃地在電視屏幕上講着,我就很沮喪。


後來聽從墨西哥回國定居的鄰居小朋友講,在他們那兒,動畫片是連續播放的,甚至還有個專門給孩子們看的頻道,我就有了一個強烈的念頭:能到那裏去該有多好呀,可以持續不斷地看動畫片。等我長大了一定要去那裏——能連續看動畫片的地方!所以誰也沒想到,看動畫片竟然是我叛逃的最早原動力。


我的三任丈夫不是被父親關押,就是遭遇他的冷落


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和你的父親有分歧的?


答:大概是在我14歲左右的時候,父親看不慣我的打扮和叛逆行為,而我也正處在叛逆期,覺得古巴很不自由,就萌發了逃到外國去看看的想法。可當時年齡小,也沒有什麼出逃的渠道,只限於少女爛漫的幻想而已。


真正和父親發生衝突,是在我中學畢業選擇專業的時候——父親主張送我去莫斯科學化學,而我自己卻想學醫或者學文學。我們僵持着,各不相讓。最後父親還是讓步了,可結果中途我又休學、退學地折騰,其間又在哈瓦那做了兼職的攝影模特兒。這一消息不知怎麼就讓外國媒體捕捉到了,還發了個標題為《卡斯特羅私生女大獲成功》的聳人聽聞報導,惹得父親暴跳如雷,弄得我也很不舒服。


隨後而來相關我的戀愛和婚姻問題,把我和父親的關係推到了崩潰的臨界點上——我的三次婚姻都因父親強烈且粗暴的幹預,以失敗告終。而我的這幾個丈夫不是被父親關押,就是遭到他的冷落。


對我的三任丈夫,我的母親每一個都不喜歡。儘管父親不斷有各種女人,母親卻對他情深意濃,再加上母親是父親信仰的堅定支持者,而我早已不信任父親的想法和信仰,因而和母親的關係一直不太好。


我的第一個丈夫,我們是自由戀愛,當時我16歲,他30多歲,是個很棒的舞蹈家。我熱烈地愛上了他,可他一直顧慮我父親的態度,最後我們的婚姻在父親的幹預下無疾而終。我的女兒阿林娜·薩爾加杜是上帝賜給我的最好禮物和安慰,她是我和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兒出生後,我的父親還是幹涉我們的生活,同時我還要照顧孩子,就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沒有別的辦法,我很愛我的女兒。


我的第一次婚姻讓父親十分生氣,父親對我生活的幹預也令我非常不滿,從此我就成了他「最叛逆的女兒」,我們兩人經常爭吵。


後來我相繼有過三次短暫的婚姻,第二和第三個丈夫都是軍人,父親似乎滿意了,可他們與我的生活和興趣卻格格不入,婚姻關係很快解體。我的第四任丈夫是個南美人,來美國後結的婚,也沒有維持多長的時間。所以我離過四次婚,三次是在古巴,一次在美國。


不少拉美國家有悼念卡斯特羅的活動。2016年11月26日,智利有民眾拿著古巴國旗及卡斯特羅肖像上街悼念。
不少拉美國家有悼念卡斯特羅的活動。2016年11月26日,智利有民眾拿著古巴國旗及卡斯特羅肖像上街悼念。 攝:Rodrigo Garrido/REUTERS


假扮貴婦,我成功出逃了


問:請談談你的逃亡過程?


答:我從14歲開始叛逆,經常和父親發生衝突,就有了出逃的想法,也試過幾次都沒有成功。等稍微又長大了一點,接觸了古巴文化界的一些異議分子,這種想法就更強烈了。期間我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幫助過一些異議分子和政治犯。


1993年12月19日,我在一個古巴移民阿莫斯和他妻子的幫助下逃離了古巴。那天,在一番精心準備之後,我頭戴假髮,穿着昂貴的衣服,打扮成貴婦模樣,憑一本西班牙假護照和濃重的卡斯蒂利亞口音,騙過邊檢人員,從哈瓦那機場乘飛機去了馬德裏,然後轉到美國的邁阿密住了下來。逃出來以後,我還和阿莫斯夫人在俄亥俄首府哥倫布市共同居住了好幾年。


我在美國出版回憶錄,父親阻止過,流亡者也不高興


問:能不能談談你在美國的生活?


答:在美國我有一個廣播節目叫Simplemente Alina(簡稱阿麗娜),工作地點就在邁阿密。每週二和週四播出,是個綜藝類節目。訪問對象主要是古巴流亡美國的畫家和音樂家,偶爾也談談古巴的政治與現狀,而這類談話總是沈悶和憂傷的。同時,也去一些大學和機構演講,這也就是我在美國的主要收入來源。


1998年我出版了回憶錄《卡斯特羅的女兒:古巴流亡記》,主要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古巴長大和一些生活細節。比如,三歲左右電視上被打斷的米老鼠記憶等。我的書出版前,父親也和我聯繫過,試圖說服並阻止這本書出版,我沒有答應。隨後古巴當局就非常緊張,害怕書中有批評古巴政府和揭秘我父親的內容。他們通過各種管道經常搞些小動作,直接影響到了我在美國的生活和工作。


由於我在書中也寫了父親人性化的一面,書出版後古巴流亡美國的反對派也有少數人很不高興。幸好英文版賣的還不錯,也翻譯了其他多種文字的版本。


女兒成為美國公民, 是我最高興的事


問:你女兒來美國以後適應嗎?


答:我的女兒阿林娜·薩爾加杜,在我抵達美國後當即就請求父親允許她能到美國來與我團聚。幾天後,16歲的女兒也到達美國和我生活在一起了。後來女兒有了個男朋友,他是個音樂家,還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獎學金。


最讓我高興的是2004年2月16日,女兒正式成為美國公民,這時她已經隨我移居美國11年了。當時共有6000人在邁阿密海灘會議中心宣誓成為美國公民,我的女兒阿林娜·薩爾加杜就是其中之一,這時她正好27歲。


2006年8月3日,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宣布聘用我為撰稿人。此後,我雖然受僱於CNN,但並非是想與父親作對,而主要是點評古巴政局、講講父親的故事。我對自己家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能力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我知道我在說什麼和該怎麼說。


現在古巴正處於歷史轉折點,我非常希望全世界都能關注古巴現在的局勢和她的未來。CNN是一個全球化的媒體,可以輻射到最大數目的觀眾群。我已經十幾年沒有見到父親了,而我當初對父親的怨恨也隨着時間的推移轉換成了思念。


父親去世後古巴不會馬上崩潰,叔叔勞爾遇事不會走極端


問:你的父親去世後古巴政府會馬上崩潰掉?他去世後你會回去看看嗎?


答:崩潰?不會!但政府的權力會變得越來越弱。關於後一點能不能去看他,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則取決古巴政府讓不讓我回去,二則是我的工作原因,是不是到時候我會有假期等等。


問:你和母親的關係如何?是否還有聯繫?和父親聯繫嗎?


答:在古巴時我和母親的關係就不太好,因為我不信任父親和他的信仰,而母親則一直信任他。我和母親一直都有聯繫,和父親——不!




【李筱峰專欄】謙卑者的傲慢


李筱峰


本文題目原擬為〈傲慢者的「謙卑」〉,後來想想還是用〈「謙卑」者的傲慢〉較適宜,因為我要講的是她的傲慢,不是她的「謙卑」。她是誰?就是當選總統之初,宣示要「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英文總統。綠營贏得大選時,我雖然雀躍,但不敢狂歡,只和好友私下對飲「千杯,千杯,再千杯」。因為對於小英標榜的「謙卑」相當存疑。我心想,我心目中這位孤傲的年輕總統,果真會謙卑嗎?如今,小英主政逾半年,而民調大落,原來她的「謙卑」只用在對藍營人物的重用,與對舊政治勢力的姑息與妥協;但是對綠營前輩及其長期的心願,卻至為傲慢。


容我從二○一二年的總統選前說起,當時曾任僑委會主委的張富美,有感於小英與陳師孟(扁時代的總統府秘書長)之間曾有芥蒂(因為二○○八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時,陳支持辜寬敏,不支持小英),富美姊想化解尷尬,促成雙方合作,於是富美姊擬邀請師孟兄與小英餐敘,由富美姊作東,同時請幾位朋友作陪(我也受邀,始知此事),師孟兄表示非常樂意,我們幾位受邀作陪的朋友也認為此舉有助於綠營團結,樂見其成。沒想到富美姊這番美意,卻被小英斷然拒絕!


論學歷、論參與民主運動的貢獻(別忘了「一○○行動聯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陳師孟是要角),陳師孟絕對是小英的前輩,小英拒絕與陳師孟餐敘,拒絕張富美好意,只是其傲慢人格特質的一個取樣。


小英切割的,不只陳師孟,還有諸多綠營前輩。她主政後就明言,她的施政將有別於以往的民進黨。果然,她找具有新黨背景的林全組閣,內閣多為藍士舊人,民進黨內除了新潮流派系隨侍在側之外,其他重要的綠營前輩幾乎完全不在其一瞬之內。即使像選過總統的獨派大老彭明敏教授在她就職前曾寫信給她,她卻連起碼禮貌的回信都不屑。在「中華民國」舊體制下,她極力迴避獨派人士及團體,她只敢接觸死去的台獨(出席黃昭堂、鄭南榕的紀念活動) ,卻不敢接觸活著的台獨。直到民調大落,才忽然想到要聘一批獨派前輩出來擔任資政,擺個門面。


從上次提名曾經壓制民運的謝文定要當司法院長引起輿論譁然,到這次司改會委員名單依然出現許多舊勢力名單,而排除長期為司改奮鬥的人士,其依然故我的傲慢,可知一斑。


稍有歷史意識的人都知,小英能在二○一六當上總統,不只因為小英的個人條件,更是長期的民主運動犧牲多少生命、青春、財產、幸福,多少辛酸血淚的歷史累積而成。不僅三一八的公民覺醒有以致之,用年鑑學派的眼光看,早在一九二○年代蔣渭水前輩們的公民覺醒,就為台灣的民主埋下伏筆。我們要謙卑面對歷史,勇敢策勵未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自由時報


問:你父親已經交權給你的叔叔勞爾·卡斯特羅,使他一下子成為了世人關注的焦點,你對他怎麼看?


答:我在古巴時和另外7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一塊住,逃到美國以後才知道了他們的存在,因而對叔叔了解的並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比較現實的人,隨父親工作這麼多年,一直埋頭建立自己的班底和權力基礎,我估計他遇事不會走極端。但我不知道他與古巴民眾的關係如何,也不知道他在民眾中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些都對他獨立執政是很重要的。


問:最後一個問題,對你當年的出逃地——美國感到失望嗎?


答:我只是對自己感到失望,而對美國則不感到失望。


(周勍,現居柏林,獲多項國際寫作獎,包括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優勝獎等。)


(編者註:阿林娜·費爾南德斯1998年出版回憶錄《卡斯特羅的女兒:古巴流亡記》後,她的姑姑胡安妮塔稱書中部分內容誹謗,侵犯了她和家人的聲譽,因此對阿林娜·費爾南德斯提起訴訟。2005年西班牙一個法庭判阿林娜·費爾南德斯及其出版商共同賠償胡安妮塔四萬五千美金。書的英文版出版時,也刪掉了有爭議的內容。胡安妮塔批評「過去吃菲德爾飯的人現在到這兒想求財求權,就不問是非,想說什麼說什麼」。她承認卡斯特羅家族部分成員應為古巴的情況負責,但同時強調「沒人能詆毀菲德爾的家庭,侮辱菲德爾」。)




評《我不是潘金蓮》

2016-11-25 
              


 


《我不是潘金蓮》電影海報


 


這些天看到消息,說由馮小剛執導、范冰冰主演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蓮》在大陸大熱,上映三天票房即破了兩億;「隨大流」看完這部片子後,又忍不住想說上兩句。


這部電影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就是由范冰冰飾演的村婦李雪蓮,懷了二胎後,爲躲避被計劃生育,提出與丈夫假離婚,以便保住這個孩子。誰知丈夫卻假戲真做,很快就與別的女人好上了。認死理的李雪蓮咽不下這口氣,找到一個在法院工作的遠房親戚要把這個理評評清楚。誰知法院根據「人證物證」判決離婚是有效的。於是李雪蓮便開始層層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人大代表會上,十年中「不小心」告倒一大票官員,但她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又被扣上一頂「潘金蓮」的帽子。要伸的冤越來越多,促使她年年去告,官員們則年年防她去告。故事基本上就圍繞著上訪與截訪在展開。


很多人說,這是一部荒誕戲,因爲告狀的理由很荒誕(她自己提出的假離婚),故事的結局也很荒誕:李雪蓮丈夫的突然死亡,使她的狀再也告不下去,她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動力,居然就去自殺……


然而,我卻想說,這不是一部荒誕戲,而是一部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現實劇。影片的表現手法,除了採用了獨出心裁的圓形畫面外,其他的,可說是非常逼真地在表現著現實:故事展開的節奏,鏡頭拍攝的手法,人物的服裝與表演,都相當接近真實,沒有任何譁衆取寵的手法,甚至連被稱爲衝擊力最強的特寫鏡頭都很少用,大部分時候是紀實感很強的中景鏡頭,讓你覺得電影中的一切,與現實生活中的完全一致。


還有人說,這部電影是范冰冰「一個女人與二十八個男人的對決」。的確,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基本上就只有李雪蓮一人。她在層層上訪的過程中,遇到的全是各種級別的男性共產黨官員。


這些男性官員,雖說有二十多人,可看完影片之後,你會覺得分不出他們誰是誰;你會覺得,這不是一個女人與二十八個男人的對決,而是民與官的對決,人與權力機器的對決,人性與黨性的對決。


爲什麼這麼說呢?影片中,你會看到,李雪蓮不管怎麼卑微,可她是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正常人。她在層層上訪的過程中,甚至在決定不上訪的過程中,雖然竭盡全力想要向各級官員表明心聲,可那羣黨官,似乎完全聽不懂人話,解不了人情,所以每一次的交流,每一次的溝通,都以失敗告終,因爲雙方本來就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李雪蓮的世界裏,她不過就是要討一個說法,要讓丈夫承認當初的離婚是假的,要讓世界知道她不是潘金蓮;而在那羣黨官的世界裏,李雪蓮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麻煩,一個問題,一個會影響到他們的仕途、影響到「社會和諧」和「文明城市」評定的「瘋婆子」……


從來沒有人試圖去理解她的內心,黨官們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內心。於是種種的荒誕,就在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必須發生交集時發生了……


可以說,影片的人物塑造相當成功。除了范冰冰的表演可圈可點外,那二十八個「老幹部」則是像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清一色的面目可憎,清一色的可嘆可悲。那個最高級別的、連個名字都沒有的中央「首長」出來講話時,我一恍惚間,以爲自己看到了周永康:他的服裝、作派、氣質、髮型、整個人的感覺,甚至長相,都非常像落馬後一頭白髮出庭受審的周永康……


出國時間長了,天天見到的都是正常社會、自由世界中各種各樣的正常人,忽然在電影裏看到這麼多「黨性十足」、面目可憎的黨官時,真有點像看「西洋景」一樣不真實,覺得那些黨官們與我們所應該擁有的世界和社會是那樣的格格不入。


然而,中國社會現在就是被這樣的大大小小面目可憎聽不懂人話的黨官充斥著,那麼在那樣的地方,能不天天上演荒誕劇嗎?


其實,現實要比電影更加荒誕。99年底,中共鎮壓法輪功數月之後,筆者回四川老家探親,就聽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時,爲防堵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爲法輪功喊冤,黨員幹部們都被下了死任務,防堵上訪承包到人。結果,一個四川綿陽郊區的村長之類的幹部,爲防本村的一名法輪功學員去上訪,逼著這名學員住到自己家,與村長同吃同睡同進出,以便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視,睡覺時還要用一根繩子將兩人死死拴在一起,以防這名法輪功學員趁村長熟睡時跑掉……


另一個防堵上訪的招數是:要求旅客在登上開往北京的長途汽車或火車之前,從放在地上的法輪功師父李洪志先生的畫像上踩過去,拒絕踩的就被認定是法輪功學員,就要抓起來。


還有的警察,會在很多人等車時往人羣裏扔石頭,然後觀察誰罵人誰不罵人。罵人的,尤其是罵髒話的,警察就會放心的放他上車,因爲他肯定不是法輪功學員。不罵人的,不肯說髒話的,警察就不會放他過去……


200235日,長春發生了法輪功學員在八個有線頻道插播法輪功真相節目的壯舉,四、五十分鐘之長的真相節目戳穿了中共的彌天大謊,撕破中共的重重黑幕。一時間,長春市風聲鶴唳,不止是人,連電線杆都被承包了,二十四小時有人看守,以免再發生類似的「電視上訪」事件。


筆者2000年初在北京還曾碰到一名年輕的女法輪功學員,她剛剛從吉林四平精神病院出來。她說,是她父母主動送她去的,因爲有人跟她父母說,如果她留在家裏,就會被抓走,不如送到精神病院去躲一躲,總比抓起來強。父母信以爲真,就送她去了。


結果,到了精神病院後,一切就由不得她了。這名女孩子被逼吃了很多破壞神經的藥物,吃到最後,人都傻掉了,不但什麼都記不住,有時上完廁所,連衣褲都沒整理好就出來了……


後來父母看她被折磨成這樣,後悔的不行,才又千言百計弄她出來……


這些,都是發生在現實中國的真實荒誕劇,而且十幾年來一直在發生。


當然,更加荒誕的是將那些「上訪者」關起來,當作活體器官庫,然後在有人需要移植器官時從這個活體器官庫中尋找血型合適的,再活體取器官賣大價錢。活取器官的過程和行爲,自然就成了「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按需殺人」。據估計,每年這樣被殺的,就有六到十萬;十幾年累積下來,就是上百萬的數量級……


沒人敢相信的荒誕劇就這樣天天上演著,只是,這樣的荒誕,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還不敢有人去表現。


不管怎麼說,馮小剛能拍出《我不是潘金蓮》這樣的影片來,還是值得稱道的。這部片子跟之前姜文的《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一樣,都是有良心的藝術家們,在荒誕的現實中,在有限的範圍內,用他們可以運用的方式和語言,做了一點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


說書的人說了他們故事,聽書的人聽到了什麼,那就是見仁見智了。


曾铮




卡斯特羅如何統治古巴?


五十年前,當中國大陸被文革的風暴席卷得天昏地暗時,加勒比海的社會主義島國古巴也經曆了一場類似的大折騰。本文擬根據當時的曆史材料對這場運動作一個總的介紹。

曆史背景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ico Batista)獨裁統治後,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掌握了武裝,采取了一條激進的社會改革路線,導致在推翻舊政權中建立起來的聯合戰線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紛紛離開政府或出走他國。

在武裝鬥爭時期,卡斯特羅一再宣稱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決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他掌權不到兩年,古巴就成爲一個由“七.二六”運動獨攬大權的高度計劃經濟的國家。同時,古巴又向拉美各國輸出革命,派遣遊擊隊,訓練各國激進份子,展開遊擊戰。
 
古巴的這種內外政策,使它在國內和國際都付出沈重代價。在國內,古巴自1961起就面臨嚴重的經濟萎縮和商品短缺,雖然美國的封鎖有一定作用,但美國拒絕供應的能源和拒絕購買的蔗糖都由蘇聯東歐集團包了下來。

導致古巴經濟困難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集團毫無基本的經濟知識和經驗,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經濟,同時把“社會主義覺悟”作爲生産的基本動力,否認個人的物質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資實行了配給制。
 
在國際上,古巴輸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國對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古巴陷於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個國家和它保持外交關系。

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國蘇聯集團的關系也變得緊張起來,其原因是蘇聯當時在國內實行了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國際上有“和平共處”的主張,反對盲目輸出革命,這些都和卡斯特羅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極左路線發生沖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勝利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國內長期的經濟短缺日益嚴重;國際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殺後,卡斯特羅的拉美“大陸革命”計劃破産,蘇聯集團和歐美共産黨對格瓦拉的犧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熱諷,卡斯特羅一怒之下宣布不出席蘇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慶典,蘇聯則以撤走部分專家和減少燃料供應作爲報複。

在國內外空前孤立和困難的時候,卡斯特羅不但不檢討其極左政策,反而准備用更大規模的運動來強化其路線。
 
粉碎“反黨集團”

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國內的氣氛十分緊張,社會上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謠言。一切迹象都顯示將要有一場大變動。

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國人民都集中在電視機和收音機面前收聽卡斯特羅的重要講話,他宣布在黨內揪出了一個以中央委員埃斯卡蘭特(Anibal Escalante)爲首的高級幹部反黨集團。

埃斯卡蘭特是原古共領導人之一,他奉蘇聯之命在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從事武裝鬥爭時實行議會鬥爭,反對暴力革命。卡斯特羅上台後,蘇聯要古共和卡斯特羅結合,卡斯特羅也看在蘇聯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時將一部分前古共領導人結合進中央委員會。

埃斯卡蘭特一夥的罪名是主張物質刺激,反對卡斯特羅所主張的“道德動力”;汙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險家,說他要爲古巴的經濟困難負責;攻擊卡斯特羅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臍”(意爲世界的中心);以及預言古巴來年的一千萬噸糖的計劃會破産,等等。結果,這個小集團的多數人被判處了徒刑。

從這些材料來看,埃斯卡蘭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內外交困時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幹部的認識,也間接反映了蘇聯的態度,而這都是卡斯特羅所不能容忍的。藉著這場黨內鬥爭,他不但壓制了不同意見,同時也向蘇聯顯示自己在困難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著黨和國家。

向小販開戰

卡斯特羅發起的這場黨內鬥爭不過是爲一場1959年以來最大的運動掃清道路,預先消除反對的聲音。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大學發表了向全國實況轉播的講話,宣布革命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小販宣戰。 他先公布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個關於街頭小販的調查報告,結論是絕大多數的小販都是反社會、反道德的,他們要爲古巴的經濟困難和多數人生活物資的匮乏負責。

小販們的罪惡是:不參加革命組織,不參加義務勞動,利用攤販非法贏利、剝削人民,目無物資配給制,從黑市進貨等等,而且在小販中提出移民美國的人最多。

卡斯特羅宣布革命不是爲了做生意的權利,古巴必須消滅所有私人商業的形式。他的這次演講一直持續到午夜。

當演講還在進行,古巴的“保衛革命委員會”(一個以街坊爲基本單位的負責動員基層群衆、貫徹政府各項號令和監視敵對份子的組織)和民兵就緊急行動起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私人小店和街頭攤販,沒收他們的財産。同時,私人酒吧也被占領。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釀造的蘭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給客人,和中國的茶館差不多,是古巴當時唯一沒有被組織化的場所。這些私人業主都被集中起來,統一分配到各個勞動地點。

很多人被抄家,抄出來的東西在電視和報紙上公之於衆,作爲這些小販生活奢侈的證明。一夜之間,小販和私人業主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沒收財産,很多店鋪被砸,業主被打。

在這場打擊和取締私人商業的運動中,一共有57,000多個私人産業(絕大多數是小攤販和小店)被沒收。它不僅有應付當時的政治經濟困難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曆史背景,反映了國際共運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種烏托邦幻想:消滅商業和小生産,建立一個完全由國家統一調撥所有物資的經濟。古巴黨報周刊《格拉瑪》(Granma WeeklyReview)4月初發表的社論引用了列甯的“小生産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量的産生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的名言(這句話也是70年代中國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主要“理論根據”),用它來說明這場鬥爭的性質,宣布“我們必須徹底拔除商業制度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滅了私人商業之後,並不是像蘇聯和中國那樣由國家商業機構出面組織和安排生活物資的調配,而是成立了一個由政府和“保衛革命委員會”共同負責的“人民管理者委員會”的半官方群衆組織,其職能從調配生活物資到管理店鋪和監察生活服務部門,無所不包。卡斯特羅是想以此來開創一個用群衆運動的方式管理社會流通領域的先例。

全國總動員和勞動軍事化

古巴社會自從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組織化了,除了黨、團、工、青、婦和少先隊這些從蘇聯照搬過來的以外,上文提到的“保衛革命委員會”是古巴的獨創,它在形式上像中國的居民委員會,但職能卻大得多,從監視異己份子、貫徹政府號令到監督地方學校和注射預防針,幾乎無所不包,幾成半個地方政府。

此外還有許多職能匪夷所思的組織,例如一個叫“教育的戰鬥母親”,其職能是統一監督小學生的課外作業和活動,在學校教師參加義務勞動時代替他們去教學。

可以說,古巴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在組織的管理和監督之下。正是依靠這些組織,卡斯特羅得以動員整個國家投入“革命攻勢”。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線是最大規模地動員城和居民下鄉勞動或者從事建設工程。1967年卡斯特羅提出一個“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要把哈瓦那周圍全部種上咖啡和柑桔,這個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願”勞動,從1968年開始實行。卡斯特羅的理論是:城市是靠農村養活的,革命後城市人必須自己養活自己。

他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須自己去種。”在數十萬哈瓦那人下鄉後,他宣布“哈瓦那省現在不是國家的負擔了”。

勞動軍事化是“革命攻勢”的又一條主要戰線。1968年,古共XX局和書記處的成員都作爲特派員分頭到各省去指導,省一級的書記和副手就是當地的司令和參謀長,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工廠和農場都照此辦理。每個地方和單位領導都分作兩部分:前線指揮部(設在甘蔗地或工地上,由“司令”挂帥)和後勤部(設在原來的機關,由“參謀長”坐鎮),人馬也相應分作兩撥。

卡斯特羅的家鄉奧連特省可以作爲全省勞動軍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羅的弟弟和繼承人勞爾(Raul Castro)親自坐鎮,授予各級幹部象徵性軍銜。“戰鬥”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敵入侵,警報響起,全體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壯年男子前往“戰場”(即甘蔗地),婦女在後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崗位。奧連特省還根據這個軍事化的安排舉行了若幹演習。如4月1日全省在淒厲的空襲警報下動員起來,93,000名男子登上卡車下了甘蔗地。

在城市,爲了制造真實的戰爭效果,很多工廠甚至拉掉了電源,把工人先趕到防空洞,然後再解除警報,讓他們重返車間,有的還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況下生産,意在讓這種緊張的戰時氣氛刺激工人的生産積極性。

勞動軍事化使得曠工、遲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戰場紀律”處置的問題。大量的勞動營被組建起來,收容那些受“軍法”制裁的工人,強制他們幹艱苦的工作。勞動軍事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大量的軍隊成建制地派到勞動前線,有的地方軍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長官在指揮。

總之, 古巴全國在這種勞動軍事化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營。

“革命攻勢” 的主要戰役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卡斯特羅提出的一千萬噸糖的奮鬥目標。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換取外彙、維持國內經濟的大宗出口産品,自1965年卡斯特羅第一次爲蔗糖生産制訂指標以來,沒有一次産量達標,長期徘徊在六七百萬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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