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超狂新座驾曝光？网友：史上最

猛(视频)

京港台：2016-11-30 22:12| 来源：YouTube |

新任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过去豪气放荡的行事作风，经常引起媒体关注，而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外界更是放大检视他的一举一动；而川普未来的座驾会是什么样子？一名南非导演透过“电脑动画”技术，模拟出川普风格的“空军一号”及“陆军一号”，让网友直呼超符合川普的风格。 　　南非导演Neill Blomkamp曾执导过电影《第九禁区》、《极乐世界》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一名专业动画师，在他的创意下，“新空军一号”采A380客机打造，除了有“全景天窗”的空中绿洲，也装上大量武器，不只能自保还有强悍的毁灭能力；至于“新陆军一号”则大走奢华炫富风，全车包上富丽堂皇的镀金造型，看起来就像是移动的赌场喷水池，车头还有骑着老鹰的川普雕像，而大炮也直接设置在引擎盖上，影片推出后让众多网友莞尔一笑。 　　 　　 >> More Videos

　　

　　毛的妻子江青与其说是他的妻子，倒不如说是个忙碌的家庭主妇。她关心着毛的健康、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毛的秘书）、待人接物、饮食、散步。江青对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7日第A14版，作者：佚名，原题：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

　　斯大林再次要求给他提供这位“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斯大林更加担心：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危及他的霸权。他对毛泽东和一般说来所有中国人所持的几近于疯狂的疑心病进一步加重了他的恐惧。“斯大林不信任我们，在我们头上打了个问号。”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想让中共建设社会主义，至少是在苏联自己强大到无须担心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竞争者以前。

　　表面看来，情况似乎是，斯大林只不过是在谨慎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义行事。根据他的说法，一个特定的、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花费的时间，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换句话说，经济上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将不得不经过比苏联所曾走过的更长的道路，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过渡时期将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似乎赋予了这个理论以超自然的魔力。其实，如我们所知，他本人在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有关的一切问题上都持极端激进的观点。

　　在这两位领袖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晤中，斯大林主义的这些固有倾向以其特有的力量浮出水面。会谈的时间特意安排在这位“各族人民的父亲”的70大寿期间。斯大林终于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请他前来给自己祝寿。

　　不用说，他是认真对待中国领导人的这次访问的。总的来说，斯大林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在毛来访前夕，他再次要求给他提供有关这位“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报。令他感到惊喜的是，这一次，除了一堆负面报告外，他还收到了毛的医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提供的正面信息。

　　摘自1949年12月10日第8497号资料

　　1942—1949年在中国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医生的捷列宾

　　(安·雅·奥尔洛夫)同志的报告

　　绝密

　　关于中共个别领导干部的一些个人意见。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要是通过自学方式获得的）。他不懂外语，非常熟悉中国、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心理；很了解军队、中国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条件。

　　平时言语不多，举止谨慎。他的这个特点体现在各方面：从容不迫，甚至显得慢腾腾的。他能体会中国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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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饮食、穿戴、日常习惯、居住等方面极其朴素，待人礼貌且把握分寸。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能扮演所需要的角色，他会与他的熟人（有时是好朋友）谈论这个问题，还笑着问他们自己表演的效果如何。当与熟识或关系亲密的人在一起时，他非常健谈，喜欢引用中国的典故或生活中的实例。在谈话期间，他往往会有意暂且回避开始时的话题，转而言其他——谈第二个、第三个话题，但最终仍会绕回到最初的那个话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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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的妻子江青与其说是他的妻子，倒不如说是个忙碌的家庭主妇。她关心着毛的健康、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毛的秘书）、待人接物、饮食、散步。江青对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舞会期间，江会让不同的妇女去做毛的舞伴。她时刻关心着毛的健康和服饰。如果江长时间不在，毛的生活就会有麻烦。但毛还是想让妻子有机会去治治病、休息休息，见识一下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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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英与毛泽东妻子的关系不好。江青常向毛哭诉岸英的不是。

　　毛对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科利亚的态度，我感到也不太亲热。现在，科利亚正在学中文。李讷和塔尼娅也在中文学校上学。

　　毛工作不久便会感到疲惫，总为失眠苦恼，频繁地服用安眠药，经常感冒。他的住处兼办公地点是（北京的）中南海。这个地方不太好，穿堂风过多。

　　毛喜欢穿棉衣和棉裤，不愿待在温暖的房间。他的主要病症是血管神经官能症。每当工作过于繁忙和着凉，病情就会恶化。这时，他的情绪就会很糟，步态不稳。照毛的话说，在这种情形下有时“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毛不喝酒，但烟抽得很凶。

　　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很乐观，爱听戏（京剧），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跳舞。

　　近年来，毛身体胖得厉害，人也老了许多。

　　他不习惯也不太了解苏联饮食。饮食简单，不喜欢吃过多的肉食，喜吃水果。

　　这些情报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斯大林的疑虑。相信他的情报人员可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奥尔洛夫毕竟也曾指出，毛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而这位领袖现在是不是在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欺骗斯大林同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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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贿选、选票明码标价、一人包办上千张选票、怪诞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标准、暴力干预选举、议员急着回家抽鸦片、暗杀……

　　这就是孙中山等革命家为之奔走多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近代以来，中国人从未中断过对一个完美社会、完美国家的追求，但是，站在今天回首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常常看不到探索之路该有的崇高和完整，反而迷失在充满辛酸与无奈的中国式闹剧中。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之路，始终是萦绕在国人心头的一件未了的心事。

　　

　　

　　

　　本文选自王树增《1911》纪念版

　　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大权很快落入袁世凯之手。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在孙中山的策划下，讨袁军和北洋军在江西德安接战，史称“二次革命”爆发），没以主义为旗帜，仅以政府杀人和借款为理由，从根本上不足以唤起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意识。

　　当时，国内政治混浊，但经济已开始恢复，广大商民渴望的是法律和秩序，由此导致民众非但没有辛亥年间支持革命的热情，反而在“二次革命”初起时便一致反对战争。“二次革命”也未能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各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不愿意中国再次发生战争，特别是战争发生在长江流域，所以各国均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同时，国民党内部认识不一、缺乏统一领导和军事指挥混乱等弱点，恰是袁世凯的强项，袁世凯政府不但得到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同时有统一的行政机关、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协调一致的指挥系统，再加上后勤支援充足，交通运输便利，作战的胜算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二次革命”最大的悲剧是：为共和而战，却促成了专制。

　　

　　为使局面更加稳定，袁世凯将不怎么让他放心的蔡锷和黎元洪都调入了北京——黎元洪以副总统之名赴京任职，蔡锷则被委任为陆军部编译局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

　　所有的障碍都已扫除，正式大总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制定宪法后，才能选举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等不及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借口是：各国在中国没有一个正式大总统之前，是不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如果民国迟迟得不到国际承认，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因此，选举正式大总统是巩固共和的关键。

　　在袁世凯的策划下，梁士诒出面拼凑起一个“公民党”，并明确提出这个党的第一要务就是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进步党虽然曾把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视为其主要政见，现在也改口了，提出了先选举正式大总统的议案。国民党议员们都已被袁世凯的强硬吓坏了，他们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是如果先选举正式大总统，就能加快宪法的制定，而宪法一旦出炉就能制约袁世凯。在一边倒的情况下，参、众两院很快就通过了选举正式大总统的议案。

　　选举日被定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

　　

　　袁世凯必定当选，这是没有悬念的。可袁世凯还是不放心，他被前一阵子国民党人的革命闹得疑神疑鬼。为了顺利当选，他授意组织了一个“公民团”，这些“公民们”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参加投票的议员进去就别想顺利出来，除非他们把票投给了袁世凯。“公民们”实际上都是袁世凯的拱卫军装扮的，时年十七岁的拱卫军卫士陶树德回忆道：

　　一日，拱卫军总司令李进才忽然派人到前门外等处估衣铺租来大批便服，发给事先挑选的士兵穿上（其中有暗藏短枪者）。李本人亦改着便服，率队开出中南海，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后路统领刘金彪亦由北海、府右街一带率一部分便衣队前往国会后门，号称“公民请愿”，将国会团团围住，等候大总统选举揭晓。自晨迄暮，大总统尚未选出，议员要求离会吃饭者（有些抽大烟者，实际上想回家过瘾）均不准通过，非待选出大总统不撤退。

　　之所以投票投了一整天，原因是议员们知道了包围他们的“公民们”是些什么人，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那天，参加投票的两院议员共七百五十九人，议员们本来就懒散，原定八点开始，九点人才到齐，到齐后又准备选票，直到十点才一切就绪。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投票数三分之二的选票。第一轮投票完毕，下午三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可谓五花八门：袁世凯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一百五十四票，段祺瑞十六票，孙中山十三票，康有为十一票，伍廷芳、梁启超、唐绍仪等人也得了几票，得两票的有汪精卫、岑春煊和冯国璋，得一票的有龙济光、王正延、朱瑞、张绍曾、蔡元培、章太炎、郭人漳，走红的京剧旦角梅兰芳居然也得了一票。

　　“许多议员对选举表示轻蔑，他们在选票上写下额外的、未经提名的候选人，如两位死于非命的将军和一个北京的名妓。”有外国记者目睹了那天发生在国会街的情形，认为议员们的情绪使得门外的“公民们”迅速增加到三千人，他们堵在大门口，爬上房顶和围墙，如同看管一座监狱一般。投票场内没有准备饭菜，与“公民们”关系好的进步党送进来一些点心，只有拥护袁世凯的议员才能吃上；当国民党方面企图往里面送吃的时，却被“公民们”阻挡在门外。

　　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依旧不足三分之二。

　　此时已近黄昏，从第一轮投票开始，整整十个小过去了时。第三轮投票开始时，国会宣布只能在得票最多的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进行选择，谁过半数就有效，并且唱票时不宣布被选人的名字。有国民党议员互相串通，决定一致推选黎元洪，消息一经传出，外面的“公民们”陡然增至两万，人头攒动，口号震天，说是要与国会共存亡。一位新闻记者被困在里面实在熬不住跑了出来，被“公民们”误认为是国会议员，即刻被戴上手铐脚镣直接押往军法处了。

　　第三轮投票，袁世凯终以五百零九票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

　　晚上十点，宣布选举结果时，议员连鼓掌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疲力竭的他们在“公民们”高喊的“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中仓惶离去。

　　中华民国首届大总统选举被载入中国民主政治史册。

　　

　　当选大总统的袁世凯与各国大使合影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日。袁大总统向参、众两院议长、议员以及文武官员、各国公使、清皇室代表、商界巨绅、在野官僚、各界名流和报界人士等发出了参加就职典礼的请柬。典礼时间是十日上午八时，地点是故宫太和殿。同时，外交总长孙宝琦也发出了请柬，定于当晚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大型庆祝舞会。

　　两份请柬都特别注明：出席者一律着晚礼服。

　　在太和殿安排位置时发生了一点争执。按照原来的设计，太和殿里分设东西南北四个席位区，北面为大总统宣誓用的主席台，东西两面是两院议长和议员们。参议员议长王家襄认为不妥，因为民国的总统是公仆而不是皇上，应该向代表人民的议员们宣誓，所以议员的席位应该坐北朝南，袁世凯应该站在议员们的面前宣读誓词。但是，袁世凯坚决要求如同当年的皇上一样坐北向南面对“群臣”。争执到最后进行了折中，袁世凯还是面南宣誓，议长和议员们也和袁世凯一样面向南——声称代表人民的议员们和袁世凯并列站一起面对一片空旷的天空。

　　那天下雨了，满街泥泞。

　　数百名嘉宾入席后，典礼开始。

　　十时才过，招待人员扬言总统将至。这时有戴全金线军盔、着蓝色制服、佩戴军刀的卫士三百二十名排队走入大殿，分两排站列在距东西两席前约十数步处，形成了一个警卫的胡同。卫士立定后，先来了四人抬的彩舆四座，从彩舆走出来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皆着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皆着鈷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最后袁世凯乘着八人抬的彩轿到来，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礼服亦鈷蓝色，金线装饰甚多。袁下轿后，由梁等四人拥护前行，登主席台南面入座。

　　少顷，大礼官黄开文见诸事齐备，即著赞礼官程克赞礼。袁应声起立，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誓曰：“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誓毕，袁鞠躬。这时文武官员都高呼“万岁”。

　　袁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赞礼官继续唱礼，由黄开文递上长篇宣言书，袁重起立宣读。读完，礼毕。一面由梁士诒等随总统召见各国公使及清室代表等，一面由招待人员等引导庆贺人等同至武英殿茶点。

　　

　　袁世凯宣读的就职宣言很长，他读得辛苦，大家听得也辛苦。宣言开头便标榜自己“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并说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夙夜彷徨，难安寝馈”。接着，从平息国民党人的“暴乱”开始，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很想回家务农的初衷：

　　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会会议群相推拒，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之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立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

　　然后，袁世凯宣布了执政要点，涉及法律、道德、预防暴民、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利用外资、忠信笃敬和勤俭节约才等等。在宣言的最后，他向他的国民们表示了最诚挚的“亲爱之意”：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清皇室宗亲溥伦代表退位的宣统皇帝致了贺词，而袁世凯则“像臣下对主子那样恭恭敬敬地向陛下谢恩”。

　　那天外国人也来了不少。

　　被袁世凯聘请为顾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也参加了就职典礼。

　　莫理循日记:

　　让人断魂的雨天……我戴着二等嘉禾勋章，但稍感羞愧。在典礼上遇见代理英国驻华使馆馆务艾斯敦和日本公使、嗜酒如命的山座元次郎。从我来中国到现在，使馆从未管过一个有失身份的人。出席的人很多，但大厅中并不拥挤。总统再次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救治演说。梁士诒也参加了仪式，不过他的装束有点古怪，高帽一直戴在后脑勺上。

　　就职典礼结束后，袁世凯午睡到三点，然后乘坐两人肩舆登上了天安门。两万北洋军人在那座城楼前的小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袁世凯邀请英国人艾斯顿和他的朋友站在他前面观看，外国人本以为这是中国大总统的礼貌，后来才听说这是因为袁世凯“害怕有人仍炸弹”。

　　典礼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招待酒会，酒会的菜单上写着：燕窝、鱼翅、虾、炖鸡、菠菜、蛋糕、炖鱼、炖鸭、咖啡、罐头水果和新鲜水果。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世界各国争相承认中华民国。当天宣布的有日本、荷兰、葡萄牙，第二天宣布的有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丹麦、西班牙，随后瑞士、挪威等国也相继宣布。

　　

　　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将近七十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奉承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自己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而遭到贬黜甚。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

　　

　　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

　　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

　　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

　　

　　

　　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

　　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基上动摇着苏共执政的合法性。

　　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

　　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

　　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

　　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

　　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下面的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75.0

　　政党首领：57.2

　　议会领导：60.2

　　政府部门：74.3

　　地方领导：82.3

　　商界精英：61.0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在册权贵”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深思。　(来源：阿尔法工场   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