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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消费与施舍/中苏边界战争真相/赛金花是大忽悠/叶剑英文革期间逆袭
發佈時間: 12/2/2016 9:18:32 PM 被閲覽數: 13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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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 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优秀的民族
2016-12-02 世界民意網
               

所谓的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优秀的民族。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歷史證明,上至王侯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無時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




保持距離選擇趨避者尚有良知。泯滅人性、充當爪牙、混水摸魚者不在少數。例如:在文革時期,紅衛兵學生批鬥老師,打死老師遍地皆是。老師于你何仇?非不報恩,卻忘恩負義。幾千年來表面推崇儒家文化,實際是忠、孝、仁、義、禮、致、信為外表,厚臉皮、黑心眼為實用。每個人自以為聰明,更美其名曰:為了生存。但幾千年的歷史證明,上至王侯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無時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道理很簡單,同胞之間缺乏誠信,內心充滿互害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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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罵一次,那就是爲什么所谓的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优秀的民族。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齐白石想和妓女葬在一起 赛金花是大忽悠



2016年11月28日



    
    来源:北京晚报 
    
    齐白石想和妓女葬在一起 赛金花是大忽悠
    名妓赛金花与魏斯炅结婚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1936年,正值“国防文学”口号甚嚣尘上,夏衍的名剧《赛金花》连演22场,轰动一时,鲁迅特意写下了这句话。这句话发表后3个月,赛金花逝于北京。
    
    赛金花,清末民初名妓,被称为“中国第一乱世佳人”。
    
    自曾朴的《孽海花》起,赛金花的故事便成文人热衷的话题,陆士谔的《孽海花续编》、张春帆的《九尾龟》、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争先恐后,越编越离奇。
    
    此后有了一些“正本清源”之作,如曾繁的《赛金花外传》、沈云衣的《赛金花遗事》等,特别是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系采访赛金花本人而成,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刘半农的误导下,“赛二爷救了北京城”“救了一万多人”“赛金花是老北京的守护神”等说法至今流传,连林语堂都说:“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黄濬(音同俊)曾一语道破:“夫欲从老妓口中征其往事,而又期为信史,此诚天下之书痴。”
    
    偏偏刘半农当了这样的傻瓜。

    赛金花嘴里没真话
    
    赛金花,本名不详,出生地不详,出生时间亦不详。
    
    赛金花生前多次接受刘半农、曾繁采访,很多报社记者也采访过她,面对不同人,她给出的说法完全不同。
    
    曾朴说赛金花是江苏盐城人,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生于1872年。可赛金花对曾繁说她是安徽休宁人,本姓赵,父亲是轿夫,对刘半农则说“生长姑苏,原籍是徽州,家中世业当商(即开当铺)”,1874年出生,因“出条子”(指瞒着家里人)上花船当幼妓,冒姓为“富”,讹传成姓“傅”。
    
    清末赛金花曾入狱,被解送原籍,官方记载则是安徽黟县二都上轴郑村,姓郑。
    
    赛金花自称14岁嫁给洪钧,但据晚年陪伴她的佣人顾妈说,赛金花临死前承认,她平时说年龄时自动减去10岁,她其实生于1864年。
    
    赛金花的名字更是一笔乱账,有赵彩云、郑彩云、傅彩云、傅钰莲、春菲、洪梦銮、曹梦兰、赵灵飞、魏赵灵凤、赛二爷、灵飞、三宝等说法。
    
    至于赛金花诨名的由来,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赛金花在苏州当妓女时,当地有名妓金花,赛金花有更胜一筹之意;另一是赛金花曾在天津租住金花妓院旧址,组织了“金花班”,故自称赛金花。
    
    1897年,李伯元(即《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曾主持花榜评比,传说赛金花得了状元,据王晓玉记,赛金花在颁奖式上还秀了一把英语:“Thankyou.Pleaseaskthebandfollowme!”(谢谢您,请让乐队跟着我)但事实上,赛金花连参选资格都没有,且该赛主办方是李伯元一人所办的《游戏报》,压根就没钱搞颁奖式。

    洪钧没把赛金花看成公使夫人
    
    1887年,赛金花嫁给洪钧当三姨太,洪钧时年已49岁,因丧母在家丁忧,此时婚嫁属大不孝。
    
    洪钧是同治三年(1864年)状元,丁忧结束后被任命为驻德、俄、意、奥公使,因正妻王氏不愿出洋,赛金花陪他至柏林赴任。
    
    《孽海花》中说,途经彼得堡时,赛金花遇到年轻英俊的德国武官瓦德西中尉,二人常到叶尔丹公园幽会,后来瓦德西还给赛写信,称“林鸟有情,送我哀响······海涛万里,相思百年”,瓦德西时年近60岁,汉语功夫竟如此了得。
    
    有人问曾朴从何得知,曾承认不认识赛金花和瓦德西,“故虚构来迹”,“言已大笑”。
    
    赛金花对曾繁说:“他(瓦德西)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悉,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认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可她对刘半农却说:“同瓦(指瓦德西)以前可并不认识。”
    
    对于曾朴,赛金花的回应是:“为了失恋(指曾朴爱上赛金花,被赛拒绝),所以写那部书(指《孽海花》)出来糟蹋我。”曾朴则发声明,称未接触过赛金花。
    
    从当时驻德使馆工作人员张德彝的日记看,洪钧在重大外交活动时从不带赛金花,并未将她视为公使夫人,二人仅共同外出过一次,赛金花单独外出也只有一次。不过洪钧宠爱赛,使馆从国内带了叔侄二人来当厨师,赛金花对叔叔的手艺不满,致叔侄反目,叔叔申请回国,洪钧亦未怪罪。赛金花在德国怀孕两次,第一次流产,第二次生下女儿德官。
    

齐白石想和妓女葬在一起 赛金花是大忽悠

    因八国联军进了北京
    
    1890年,洪钧回国,向清政府报告说:“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认为中国应“修明政事,讲究戒备”,预警了一战爆发。
    
    洪钧精通元史,对西北地理颇有研究,他在俄国发现一张地图,觉得有价值,便请人刻板印刷,却不知此图将大片中国领土画入俄界,1892年,中俄领土争端,俄国人拿出洪钧刊刻的地图为证,使中国损失12万平方公里领土,洪钧因此被弹劾,1893年8月病逝于北京。
    
    光绪皇帝称赞洪钧“才猷练达,学问优长。均能尽心职守”。
    
    洪钧一死,赛金花再度下海为妓,洪钧遗孀王氏认为有碍家族名誉,函托上海官场干涉,责令赛金花三日之内关门、改嫁,否则将予处罚。赛金花只好关门,她欠下各种债务达二千多两,状况凄惨,李伯元曾撰文为赛金花打抱不平。
    
    赛金花后与天津人孙作舟(京剧大家孙菊仙的族侄,人称孙三)合作开妓馆,1898年,赛随孙三到天津开办“金花班”,并与京城巨商卢玉舫结拜,因赛年龄小,称作“赛二爷”。赛金花两次想把“金花班”迁到北京,但南城脏乱,此外巡城御史衙门下令禁娼,均未能成功。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金花班”散伙,孙三与赛金花先逃到通州长发客栈,继而进了北京。
    
    瓦德西压根不认识赛金花
    
    据赛金花自己说,到北京后不久,八国联军入城,到处烧杀抢掠,她劝瓦德西整饬军纪,“瓦德西到底是一员深明大义的大将,对于我的话竟然赞许”,赛金花因此救了“一万多人”,但事实上,瓦德西此时还在欧洲,两个月后他才进北京。
    
    据赛金花说,瓦德西深恨慈禧,“非得把她的肉剁成一块一块,晒成干带回国去,方能消恨”,赛金花反复劝说,最终瓦德西同意不杀慈禧。
    
    赛金花对刘半农说,她和瓦德西清清白白,“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可对曾繁又说她和瓦德西在中南海仪鸾殿“住了4个多月”。
    
    给德军当过翻译的齐如山曾撰文说赛只会几句“下等德句”,“赛之德语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弄懂而已”。齐如山说,赛金花只能和德军的中尉、少尉来往,连上尉都见不到,因“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齐如山与赛金花在德国军营曾两次邂逅瓦德西,瓦径直而去,赛连大气都不敢出。
    
    据丁士源说,当时他常去赛金花处吸鸦片,遇德军翻译葛麟,便求葛带去中南海(当时德军司令部在中南海)玩,葛说“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赛金花只好女扮男装,回来后丁将此事讲给沈荩、钟广生听,二人马上编成故事,投稿到上海媒体。丁说:“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以讹传讹,实不值一笑”。
    
    看来,赛金花只是到德军兜售食物(曾卖土豆给德军充军粮,因土豆被冻伤,遭拒)和招嫖而已。

    赛金花曾因逼死妓女吃官司
    
    1902年,赛金花在京城陕西巷再组妓班,“一时亲贵趋之若鹜”,赛金花曾说:“挂牌以后,事由果然很好,每天除去开销,能净剩一个大元宝。”可就在第二年,赛金花惹上官司。
    
    1903年4月,赛金花回苏州办理弟弟丧事后回京,带来6名南方妓女,并找了一个叫凤林的北京妓女,凤林常与赛金花顶撞,被赛痛殴,第二天正好户部尚书鹿传霖的儿子约定在赛金花的妓馆请客,早晨凤林吞食大量鸦片,赛金花怕搅局,竟将凤林拖到赛家车厂藏起来,第二天凤林去世。
    
    审理该案的档案至今犹存,按法律,赛金花的行为属买良为贱且致人死亡,应“杖一百,流三千里”,但赛金花“刑部里的一般人差不多我都认得,便得了些关照”,“一点罪也未曾受,部里的诸相好给我预备得太周到了,连澡盆全有,还许抽鸦片烟”。
    
    最后赛金花只被罚银三钱七分五厘,并解送原籍。回去没多久,赛金花便又去上海开妓院。
    
    1910年,赛金花结识了比她小3岁的曹瑞忠,双方正式结婚,赛金花还花了2,000银圆替曹买了个铁路提调的官,1912年,曹瑞忠病逝。
    
    1913年,赛金花又在上海与李烈钧的部下魏斯炅同居,魏曾任国会议员,1917年,二人结婚,婚后搬到北京,这一年赛金花还为魏生了一个儿子,从赛临终时自称的年龄推断,似不合理。
    
    1921年魏斯炅病逝,魏原有一妻一妾,赛再度被扫地出门。

    齐白石想和赛金花葬在一起
    
    1933年,赛金花化名魏赵灵飞,因拖欠房捐几百元,巡官唐仲元上门追缴,才知她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赛金花,见她生活落魄,非常同情,后经《实报》主笔管翼贤公开报道,引起社会关注。
    
    据汤炳正先生回忆:“‘九一八’后北京命运,不是眼看要历史重演吗?因而,当年在八国联军时曾做了几件同情人民之事的赛金花,虽已多年蜗居北京,渺无声息,现在却突然被人们所注意。”
    
    刘半农说: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为表达对“慈禧”的不满,刘半农有了采访赛金花的念头,可惜无人介绍,恰好北京美专教务长郑颖荪说:“你忘了我也是安徽黟县人,与赛金花是同乡。”
    
    几天后,刘半农与赛金花在郑家见面,以后双方又见了10多次,可惜书还没写完,刘半农便因病去世。
    
    不仅刘半农误信了赛金花的话,学者张竞生也给赛金花写信说:“我常喜欢把你与慈禧并提,可是你却比她高得多呢······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张竞生随信赠给赛金花25元。
    
    赛金花是何等聪明之人?她顺坡下驴,四处题赠她的“墨宝”:“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被时人推为“燕山三怪”(另两人为吴佩孚、齐白石)之一。
    
    1936年,北京书画家李苦禅等人在中山公园义卖自己作品,准备捐给赛金花,恰逢赛金花病逝,所得转为她的丧葬费。赛金花葬于陶然亭,齐白石为她书写墓碑,并赠一画以为奠资。齐白石本打算死后也葬在那里,与赛相伴,后未能如愿。
    
    论心机,文人真不是风尘中人的对手。(作者唐山,原题为《比心机,刘半农斗不过赛金花》)






消费与施舍

   谢选骏
   
   表面上,消费与施舍是相对的,事实上,消费与施舍是相通的:你花掉一块钱,等于把这钱施舍给了卖家;你施舍了一块钱,等于从受施者那里购买了感激。
   
   (一)消费与消费者主权


   消费,有时俗称花钱、买东西等,是人类社会特有,指人类通过货币购买有形或无形商品或服务,并从中得到个人欲望满足。人类消费活动或许是心血来潮(例如人们路过餐厅,挑起食欲),也可能对某些消费习以为常(例如一些家庭每天都买报纸),然而消费或者购买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决策过程,消费者根据他的收入、个人喜好、社会习俗、甚至身边朋友、家人购买行为对消费者本人产生影响。有些消费本身也是带有“不可避免”性质的,例如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问题;有些消费则具有可选性,例如购买金银首饰和私人汽车。如果被购买的是昂贵货品,还会驱使消费者作出货品和替代品之间的比较,才会出现消费的行为。
   
   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即是说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环境之下,市场内的产品价格由消费者决定。因为企业只会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MC=MR)的条件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所以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消费者能够掌握决定价格的权力,被称为消费者主权。
   (二)
   
   施舍,指出于怜悯同情或积德思想,给穷人财物。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老有加惠,旅有施舍。”
   
   【解释】出于怜悯同情或积德思想,把财物、时间或爱心送给需要的人比如穷人、乞丐或寺庙。
   
   【例句】有一些人是靠富人施舍而生活的。
   在路上经常能看到有许多人施舍乞丐。
   
   1. 给人财物。
   《左传·宣公十二年》:“老有加惠,旅有施舍。” 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古人言‘施舍’者有二义……《左传》之‘施舍’皆赐予义。” 宋 叶适《郭氏种德庵记》:“大父施舍惠助,一乡所倚。”《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四:“ 伯皋 ,平生忠厚志诚,奉佛甚谨,性喜施舍。” 艾青《乞丐》诗:“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
   
   2. 亦作“施舍”。犹兴废。
   《后汉书·王充王符等传论》:“施舍之道,宜无殊典。” 李贤注:“施舍,犹兴废也。”
   
   3. 犹客舍。
   《国语·周语中》:“国无寄寓,县无施舍。” 韦昭注:“施舍,宾客负任之处也。”
   
   4. 免予服役。
   《周礼·地官·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凡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 郑玄注:“施,当为‘弛’。” 贾公彦疏:“施舍者,贵与老幼废疾不科役,故言弛也。”
   
   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就此而言可以理解为:作为富人而进行施舍,当然比作为穷人而接受施舍,更有福气。因为他损失的只是多余的财富,却换来了舒心的感激和骄傲的满足。
   
   在这种意义上,慈善家其实是消费者。而不舍得捐款的人也不要紧,尽管消费去好了,那也是一种慈善行为。因为你的消费拯救了许多失业的工人、亏损的店主。
   

此文于2016年12月01日做了修改





中苏边界战争真相:毛泽东挑起,美国人救了中国



2016年11月30日


    值得一读: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 2015-06-16 
     
       
                       我对朋友们说,之所以称之为“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泽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中国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力,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中国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中国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 产 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中国政府及中国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赞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中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来源:博客空间





叶剑英文革期间逆袭登上权力之巅




2016年11月29日



    
    作者:陈冠任 
    
    尽管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对叶剑英进行了批判;但在毛泽东、周恩来力保下,叶剑英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叶剑英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也是他迄今为止在党内的最高地位。本文摘自陈冠任的微信公众号,原题为《“文革”中毛主席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林彪用一计削了他的兵权!》。
      
    1966年5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此前,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林彪召开军委常委会,罢免了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且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正式复出。但他却不管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这便需要另一位副主席来承担这个重任。
    
    为什么毛泽东选择了叶剑英呢?
    
    此时在十大元帅中,彭德怀已倒台,贺龙不为林彪看好,罗荣桓已去世,朱德年事已高,刘伯承在养病,陈毅已转业当国务院副总理,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元帅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人。最终,毛泽东和林彪选择了叶剑英。对此,有人说:“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此话不无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启动之时,叶剑英进入了党中央书记处,且成为了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最高领导人。于是,他面临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了。
    
    1967年1月,在“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中,叶剑英也参加了。不过,他虽然也发难了,但不是“首犯”。
    
    因为江青说过:“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加上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是老帅们“发点牢骚”,叶剑英“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没有改变,还是一如既往。
    
    可是,江青、林彪等人却没有罢休。7月底,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标语。叶剑英的地位岌岌可危。而在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出来保护叶剑英,说他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林彪等人眼看打不倒叶剑英,便利用毛泽东说过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的话,说军委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说了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便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以削弱叶剑英的兵权。
    
    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负总责。9月底,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李作鹏。办事组对中央军委常委会负责,重大问题向常委会请示报告。
    
    就这样,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就削弱了。
    
    1968年3月24日,林彪等人制造“杨、余、傅事件”,把杨成武打倒,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开会,讨论总参谋长人选问题。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于是,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黄永胜上台后,便彻底剥夺了叶剑英等人的权力。
    
    3月2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4月1日,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4月6日,黄永胜在一次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办事组的领导权。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专门设立了一个班子,编凑了一个《“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50条,11月19日印出报送林彪、康生。
    
    叶剑英大权旁落后,年底,毛泽东便安排他和几位老帅去工厂搞调查研究,叶剑英去了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过了几个月,调查结束。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参加了大会。尽管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但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提议下,叶剑英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是叶剑英第一次进入中央政治局,也是他迄今为止在党内的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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