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穷为首”观点当然是一种无知，这种无知的观点表面上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物质决定精神意识”……而中国人的这种无知真的就始于马列主义吗？始于共党专制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其思想根源，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导致人们专制极端的思维方式。我们把一切精神上的缺失与堕落的根本原因都归咎于贫穷，其实这就是“万恶穷为首”的意思，事实上这与“万恶淫为首”只是概念上的区别，而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也就是其结论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充满了感性色彩和专制极端意识，没有逻辑，无法论证，同时也没有事实依据。与这种思想方式相对的，恰恰是理性思想和科学精神，其正在于遵循逻辑，有举证，有事实依据，有论证和论述的过程。

比如我们谈美国普通家庭收养中国残障儿童，这是中国人绝对不会做的；比我们谈美国民众对正义精神的诉求，这是中国人所不如的；我们谈美国民众对文化、思想和艺术的态度和关注，这也是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总之，如果和他们说美国，他们就说那正是因为美国人富裕、有钱，所以他们才拥有高于中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而我说两百多年前，美国富裕吗？那里人只不过是一群被流放的罪犯，并且过着被殖民的生活。那时，请问他们有钱吗？富裕吗？那他们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精神、意志、信仰、道德、思想呢？而最终他们为什么又变得现今这样富裕呢？对于我这样的提问，中国人普遍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原因，更没有想探求究竟的欲望，而只是极为简单粗暴的说，国情不同，不能拿中国和美国去比较。这暴露出来的已经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了，就是缺乏真诚和勇气。也就是说，这不仅仅只是无知的问题，而是无耻的问题。

无论是“万恶穷为首”还是“万恶淫为首”，不但充满了无知野蛮的专制意识，同时也是充满了无耻而狡诈的机会主义思想。他们因为信仰的缺失、道德和文化的虚伪，缺乏求真的意志和智慧，所以他们只需要在“集体认同”的条件下寻找任何一个借口，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为自己的罪恶进行狡辩，自欺欺人，愚人愚己。

无知之所以无知，正在于人不知道自己无知；无耻之所以无耻，也正在于人不知道自己无耻。无知是知识逻辑的缺陷，是属于愚昧的范畴，而无耻是道德的缺陷，是属于愚蠢的范畴。无知和无耻，愚昧和愚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人对于自我和客观世界没有明确的认知，或说缺乏认知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智慧和意志的，是直接来自于精神信仰的。无知是可以靠启蒙来解决的，而无耻则是不可以启蒙的，朋霍费尔说愚蠢只能靠救赎，然而，中国社会拿什么来救赎如此庞大的愚蠢群体呢？！所以，中国社会现在很多人在说谈启蒙的问题，邓晓芒先生还提出第三次启蒙的概念，其实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也正是无知的。因为想启蒙别人的人并不存在道德问题，恰恰他们具有正义精神，有对公义的追求，然而他们的无知恰恰没有看懂中国人普遍的无耻，以及没有厘清中国人无知和无耻的根源。由此，我们看看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那是在有信仰、有宗教、有道德、有法制、有勇气…….的条件下去谈启蒙的。这一点也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道德主体”，中国首先是“道德主体”的缺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实社会不可能具备正义的实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启蒙，不是无知又是什么？陈丹青先生说中国社会灾难是反复革命的报应，现在邓晓芒先生说的第三次启蒙不也是反复启蒙吗？那是否也会有相应的报应呢？！这里顺便说一下革命的意义，革命并不等同于杀人、暴力或者是推翻某个政权，而是一种精神信仰和思想的转变而带动的社会体制的变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十五世纪的君主立宪制，有杀人吗？有推翻皇室吗？但人家是人类第一个步入民主的国度。所以，革命并非只是一个求变的意念，或者是一个求变的意图，而是一个整体和系统的改变，从精神信仰、文化思想、人格体制的彻底变化。中国的辛亥革命，严格说只是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是类革命性质的东西，而本质上还是起义和造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像陈丹青先生说反复革命，那是对革命概念的无知，正如邓晓芒先生说启蒙是对启蒙条件的无知。关于革命概念和意义的问题，我会在其他的文章里去讲。

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学者，比如秦晖先生说《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还有一些人说民主与文化、信仰、道德无关云云，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知和浅薄。因为这样的结论和观点是经不起逻辑追溯的，比如：民主的核心是什么？权力制约只是一种手段方法，而其思想观念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那自由和平等的意义是什么？来源哪种文化？个人意志与独立思想、科学精神是在什么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我们现有的一切具有文明意义的根源都来自于别人的创造？人家的民主而不是向中国或亚洲人学来的？这些问题都是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和系统性的，这些人都视而不见，或者给不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抬出台日韩来说事。我已经在好多篇文章谈过台日韩的民主，他们都是被动的民主，或被称作“刺刀下的民主”，原因就在于他们或被动、或主动的接纳了那种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在现实里而且几乎都是被强迫走向民主之路的。具体的说，亚洲的民主，特别是日韩台都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才走向民主的。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深奥，比如日本是亚洲相对较早觉醒的，并且提出《脱亚入欧论》，但最终也没能完全依靠自己走向民主，而是在二战后在美国的强迫下才得以完善民主的。这很难理解吗？但是很多学者依然顽固的认为传统文化是好的，把中国问题归结为只是一个体制问题，并且还要谈启蒙，还抱着改变社会的理想，道德上没有问题，但思想上和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同时，他们也仅有的只是一个意图或者是意念，并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他们形成具体的方案和方法，所以在我看来也是极其盲目的。

就此，我只想说，中国社会不仅仅只是无知的愚昧问题，更为严峻和棘手的是无耻的愚蠢问题。正是由于无耻愚蠢所以不会被启蒙，也正是因为不能被启蒙所以才无知愚昧，也正是因为无知又无耻，愚昧又愚蠢，所以中国社会的灾难才会周而复始，轮回于几千的强权王道的漩涡。

在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人们至少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是整体落后的，所以还有进步的可能。而目前的中国，主流话语充斥的是崛起、复兴和盛世，世界第二……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已经步入了发达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并且因此骄傲和自豪。一些人呢，认为中国人虽然在精神上极其贫乏，但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变得富裕，未来的精神改观是可期的。大部分人甚至认为精神并不重要，信仰与道德毫无意义，艺术只是有钱人的游戏……整个社会并不能深入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的层面，把中国与之西方整体的比较，陷入目前盲目无知与无耻的一种状态里，才有了这样愚昧和愚蠢的现实。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敢大胆预言，并推断中国社会以及华人不远的未来，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

沈志华：美国中情局眼中的林彪

作者：沈志华

　　

　　沈志华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毛泽东在党内的第一副手于（1966年）8月份出现了。在这个角色上他取代了刘少奇这位长久以来一直掌管着党的各级机构的人物。林彪现在是唯一被北京媒体描述为毛“亲如手足的同志”的人。他仅次于毛的名气已经营造起来，显然，他正被培养为毛的接班人。

　　尽管林有过一段长时间的病史，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好长时间，但他还是得到了提升。他最主要的资本是他握有军权，这正是毛极为看重的，以及毛对其他领导人明显地日益不信任。在一个强调党控制军队的国家，林的军事背景曾经也被视为他政治前途晋升的一大砝码。现在这个因素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随着许多领导人的降职和撤职，党组织的权威已经下降。

　　林彪和军队在反对党的机构的这次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在这场清除异己的运动中，他具体的角色仍不清楚。他或许只是毛利用的工具，或许是和别人在一起干，也或许他自己是这场运动背后的发起者。他是否已经建立了足够强大的个人权力基础，以便在毛去世之后能得以生存，这一点仍不确定。从目前看，他无疑会是毛之后的当权者。可以想象，如果毛的统治已急剧下滑，那么林可能已是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人了。

　　背景和健康

　　林彪被认为是中国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之一。18岁时从黄埔军校光荣毕业为他赢得了军事理论家的赞誉，并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他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南昌起义，1934年，他带领共产党先头部队从华中长征到陕西。在1937年的山西平型关战役中，他打败了日军板坦师团，赢得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首次大捷。他对战役的评论文章被选入了教科书。

　　1942、1943年，林随同周恩来参加了国共之间的重庆谈判。打败日本之后，中国内战迫在眉睫，他被委以重任，即巩固满洲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基地。

　　1949年共产党上台的时候，他是一名全国知名的英雄，但身体欠佳使他难以在北京政权中发挥积极作用。自1937年起，他已好几次长时间地从公众视线中淡出，在很多场合也都有官方报道他生病的消息。

　　1937年他受伤很严重，在苏联接受治疗，1950至1954年间，他属下的组织先后四次在不同的场合致“慰问函”给他——说明他当时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1960年，一家中国媒体报道他“相当虚弱”。

　　在苏联接受战争创伤治疗的3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已被诊断患了结核病，在40年代和50年代，活跃性的结核病再次复发。从1950至1956年，林退出了公众视野。1957年，他只出现过一次，但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他出现过许多次。可能是过劳了，因为从1962年初一直到1966年夏，他的公开活动急剧减少。

　　

　　文革时林彪宣传画

　　从可得到的有关林的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完整的信息的医疗分析以及从他参加活动的情况看，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结核病的困扰。在早期，对他来说很有必要完全静养，但1950年代早期药物治疗的改善可以缩短他必须进行休息的时间。他的病情可能得到了控制，但他得限制他的工作量以免活跃性结核病的复发。

　　现年58岁的林彪，比他的战友们都年轻，但是如果他的健康记录如报道中的那样，那他的寿命预期也许就不比他的战友们长了。然而，随着适当的饮食和休息，他应当有能力在政治上多活跃至少五年。

　　管有这方面的缺陷，林仍处于党和军队的权力中心十多年。他在1955年被选入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1958年被选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作为毛最亲近的顾问的内部圈子。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取代失势的彭德怀，作为党的最高军事当局——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

　　从1959年作为毛的主要军事顾问起，林已经是毛所主张的“自力更生”、“人类超越武器”、“人民战争”等政治军事理论的忠诚拥护者，他自己的军事哲学则几乎无人知晓。在毛和一些军队领导人发生重大冲突的时期，他担任的军队最高职务可能有助于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林与总政治部所起作用的支持下，军队内部党的力量得以扩充，政治灌输在全军得到了加强。

　　1964年，为了让整个国家采用军队政治思想灌输的方法而发起一场运动之后，林彪的名声在军事领域之外日益显赫。每个人都被要求学习林关于“政治统帅一切”的指示和学习毛的思想。1965年9月，林彪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公布了毛关于全球战略和“人民战争”的观点。到这一年的年底，林已被看作是思想和文化政策方面的权威。

　　到整个这段时期，林彪自己一直行事低调，即似乎是作为毛的工具及借用他的名义去加强毛泽东的权威。

　　林彪近期的提升

　　直到1966年5月，林对其他领导人来说才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那时候，《解放军报》——5月份时被人直截了当地指为林的报纸——率先攻击那些正在丢官失宠的党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权威的中央委员会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那段时期却是跟随这份军队报纸的。5月初，林在12个月内第一次露面，是和毛、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一起出场的。那次出场的先后顺序依次是毛、邓、周和林，这表明林虽然比以前向最高权力更靠近了，但他仍然未能站在最高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前列。

　　在5月初的那次露面之后，林的地位改善了。在5到6月期间，他和毛是党报引用来作为重要时局发展的权威的唯一领导人。一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与5月下旬在北京听取指示时，听说林彪是毛唯一信任的领导人。

　　然而，要采取行动反对如刘少奇那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时机还不成熟。在7月份期间，《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还在某些时候说刘少奇仍是主要的党的领导人及国家元首。

　　一场较量显然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生了。随后的事件表明，在全体会议上做出的主要是把刘少奇逐出核心圈子并指定林彪为毛的第一副手及显而易见的继承人的决定。为了达到这一点，可能在林、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进行了角力。周作为第三号人物的位置保持不变，这个位置他已经占据了多年，而降到第六位的邓只是作为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书记的头头而留在常务委员会。

　　自从那次全体会议之后，林一直以一个比毛的其他副手更优越的姿态出现。他出现是唯一被说成是毛“亲如手足的同志”，如同以前给予刘、周和邓的一样。媒体对8月和9月召开的三次大型群众集会的报道，展示了新领导人的排序，林被说成是和毛泽东“肩并肩”并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讲话的角色。

　　几位高级军官已经增添进了政治局。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公布参加北京的集会的领导人的名单显示出新的政治局领导人的阵容，说明三个高级军官——即林的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已经全部进了政治局。在之前的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林是军人以外，只有力不从心的贺龙和刘伯承。现在，政治局的21个成员中，就有6个是军人。

　　林彪的主张

　　和其他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相比，林彪几乎不为人们所了解。没有大部头的关于他的公开著述，极少能找得到他的著作——如1965年9月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也无助于评价他的态度。正如所料，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对毛主义理论的附会，因此，为了再毛之下的生存和发展，除了表现出公开臣服外，林也无法表达出他自己的意愿。

　　林与外国的接触有限。我们从1930年代见过他的人那里得到的最为详细的资料尽管提供了有关他那个时期的性格方面的信息，却无法投射出他目前观点的光影。除了去苏联治病，他从未出过国，因此，无法从西方观察家们最近的印象中讨得说法。

　　然而，可得到的少而不全的信息还是可以让我们对林的观点下一些暂时性的结论，他的这些观点可能可以反映出他对主要的政策问题的总体看法。这些判断大体上是基于对林彪在1950年代中期升至权力中心的权威位置之前的了解，因此，必须小心对待。时间的流逝和责任的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没有办法确认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影响林的观点的。

　　然而，有件相当确定的事情就是，他如年轻时候一样接受她基本的革命信仰。他正好在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之前出生，在随后的政治动乱中成长。在这个时代，对社会变革和新的坚定民族主义的追求，成为塑造中国青年思想的强大力量。

　　林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小地主家庭，排行第二，他父亲还是当地一家小工厂的业主。1921年，他被送去武汉——中国最早的工业中心之一——上中学，读书期间，林加入了一个由后来成为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的人领导的名叫“社会福利”的组织。在武汉的四年时间里，林可能在思想上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时代周刊上的林彪

　　当林彪投身于使以往所有的排外游行示威活动都相形见绌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他的思想中又多了一层现代沙文主义的痕迹。

　　这次社会动乱是因上海外国租界的警察向一群抗议外国控制的示威者开枪引起的。罢工、抵制和激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由学生鼓动者领导——在全国爆发并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关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没有确切的信息，但他显然受到很大影响。

　　受双重力量的驱使——渴望社会改革和希望消除外国统治的耻辱——林彪选择了军事生涯来实现他的抱负，并于1925年末进入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这所军校，培养出了一批在未来的岁月里执掌中国军队的军官。

　　在黄埔军校期间，林彪学习成绩优良。1926年，他宣布放弃成为国民党成员，而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他在蒋介石征讨军阀的“北伐”军中任排长。当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之后，林彪加入了由朱德领导的共产党的军队。从那时起，他提升很快——20岁任团长，两年后任师长，24岁时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官。

　　从那以后一直到1955年被选入政治局，林的角色主要是军队指挥员，一个忙于训练军队和指导军队在战场上作战的职业军人。在这一点上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哪个领导人能不关心政治，而他在打游击战方面很成功——林在这方面已证明是行家里手——靠的是宣传艺术和政治操控的高超技巧。20世纪40年代初，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领导期间，林运用了这些艺术。然而，林彪的自豪显然是他作为一个战略家和谋略家所取得的成就。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妻子1937年在延安和他长谈后报道说，虽然林在某些方面是缺乏自信的人，但他还是自夸为常胜将军。

　　1960年底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指令——由西藏游击队获得并收藏的秘密文件的一部分——包含林彪的指示，他提出他的方法是基于职业军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基本方法。他号召指挥官们要认识到训练的重要性，并且为了应付由现代武器产生的日益出现的问题加强训练。林常被引用的话是：“现代武器远比旧武器复杂。我们的军人需要进行充分的训练才能对付这些武器。如果训练得不好，突发事件就会在和平时期发生，随即在战时失败。”他宣称政治的确要“挂帅”，但补充说军事要求是军事训练的“主要部分”。

　　由这一切组成的图案仍缺乏鲜明的界定，但还是提供了一个在重要方面与那些正在领导着北京的事业的理论家们不同的轮廓。林是作为一个老革命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仍然相当熟练地操着马克思主义象征性的语言，并穿行于政党政治的迷宫中。尽管他已多次表明他自己支持毛的主张，但他是否完全与中国近几年的荒谬思潮相一致还是一个疑问，这种思潮坚持认为，在锻造军事机器——或在处理任何类似的实际问题方面，学习毛思想比战地演习更重要。

　　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可能是怀疑和敌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这段时期，和他打过交道的美国官员发现，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谈判对手，自那之后没有记录表明他对西方的态度有任何改变。林可能是全心全意地赞成毛认为的应当从战略上藐视美国的主张，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他有可能会更认真地采用“纸老虎”命题的第二部分，即从战术上更慎重地看待当今的形势。

　　

　　城楼上的毛泽东和林彪

　　林彪的将来

　　在8月和9月份所作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中，林彪都宣称前面的主要任务是再搞倒一批党内有权势的人物。这既说明他感觉到离他完全巩固自己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也表明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相当的自信。很多方面对他有利——毛的信任、军队的支持、周恩来和政府机构显而易见的合作，还有他与党机构中一些领导人的默契。

　　然而，在目前不稳定的形势下，林的位置也注定是不确定的。他的体力就是个问题。毛的健康和控制可能正在下滑。没有毛的支持，如他突然去世，林是否能挺得住也还是个问题。最近已与许多老同志翻了脸的毛，甚至也可能下一个就会与林反目成仇。简而言之，在毛最终消失及林——或者其他某个竞争者——完全巩固其他地位之前，预计形势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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