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馊主意/半字哲学/八大山人/这张悲惨的照片/四大方言区/证婚词
發佈時間: 12/3/2016 2:34:46 PM 被閲覽數: 15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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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悲惨的照片,震惊了世界



据报道,伊拉克摩苏尔攻城战自10月31日起已持续近4周,伊拉克反恐部队目前正在市区东部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展开激烈巷战。武装人员利用平民充当“人肉盾牌”,除此之外,被困平民还面临着缺乏食物的残酷考验。最近,两名难民营中摩苏尔儿童的照片震惊了世界:这两个穿着女孩衣服的男孩是兄弟俩,分别为2岁和9岁,但是长期饥饿导致他们只能躺在床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肋骨和膝关节都在皮肤下清晰可见。

兄弟俩看起来都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带他们逃出摩苏尔的母亲说,看到两个儿子的样子让她心碎,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她说,“这对我来说,对我丈夫来说,对他们来说,都太艰难了。我觉得他们已经死了。我不敢相信他们还活着。”


八大山人:国画极简的最高境界


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



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

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却神情毕具。

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

八大山人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

从构图来看,八大山人非常善于利用空间。画面上出现的大面积空白,不仅为了造成视觉上的形式美,而且留给观众丰富的想像馀地。大幅宣纸,或绘一条鼓腹之鱼,或画一隻孤零之鸟,无水,却似水中游;无靠,却冥冥中有倚。通过大面积的空来凸显小面积的实,也暗示著画家对故国的思念。

他笔下的物象大多是不完整的形态,用线来分割空白,形成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其中物象占边的多少非常之讲究。

此图占了三边两角,一边是整边。八大山人的画面善于只画出了荷叶的少部分,给观者的感受是藏而不露,十分含蓄的表达方式。荷叶的“不似”与荷花产生了一种对比,含蓄而使人生无尽的联想。

画面中荷梗的“线”与不完形荷叶组成的“面”相结合,使画面富有了变化。荷花用干笔写出形状,其右下角的荷叶是用湿墨画出,左上角未展开的荷叶是用浓墨写出,而荷梗是用淡墨写出的,墨色的干、湿、浓、淡,都在仅有的物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馊主意?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馊主意?

  历史上不缺神机妙算的人

  也有一些人是要来打酱油

  出些馊主意给你瞧瞧

  顺便改变历史

  不信?

  客官请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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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捻玉

  袁绍对何进说:“要不咱让董卓进京吧!”

  ▼

  举个小栗子

  王振对朱祁镇说,皇上去亲征吧~

  ▼

  Aramishchan

  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各种猪队友政策:启用李景龙,召回徐辉祖,放走朱高煦。噢,还有那句不得伤害我叔父。

  ▼

  雨的午后

  贾诩出的馊主意:让败退的西梁军阀又打回洛阳,生灵涂炭。

  ▼

  那时清风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提议“围园劫后”,用武力废黜慈禧太后,引发戊戌政变。

  ▼

  阿芙乐尔

  清末山东巡抚毓贤告诉慈禧天降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以灭洋人。于是八国联军侵华,于是……

  ▼

  骁骁&隐士

  何国舅谋诛宦竖,绍曰:可招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

  ▼

  闫六七

  元丰八年,司马光借高太后垂帘的便利,全面废除新法,将“保甲法、免役法”等良法废除,公然激化矛盾,挑起大规模党争。 这还不算,司马光要求将种谔等将领辛苦打下的边疆重镇无条件拱手让给“友邦西夏”。

  ▼

  宋小奇

  奇袭珍珠港

  ▼

  慧纸~

  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在河南郑州花园口决开了黄河大堤

  ▼

  侯大帅

  岛国倾全国之力造的那几艘巨型战列舰也挺蠢的吧,大和号,武藏号都算。中途岛被打成那副鬼样了还迷信大炮巨舰主义。

  ▼

  阿弥陀佛么么哒

  很多专家说房价会血崩,让人不要买房……



中国四大方言区的有趣规律


什么方言区易出作家

  中国有四大方言区,常出好作家。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这个规律。

  第一个是北京方言区,最著名的作家是老舍。我们都读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完全用北京方言去写。后来,北京方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一口新京片子。北京方言代表了北京的一种皇家文化。过去北京四九城说话是不一样的,东城和西城的人说话都比较提着;南城的说话都呜哩呜哩,有些连我(本文作者马未都)也听不太懂。我们小时候,某个同学一张嘴就知道他是东城的还是宣武的。

  第二个是四川方言区,像巴金、郭沫若都是。四川方言今天也可以读到,一些文艺作品喜欢用四川方言来表现。比如姜文拍的《让子弹飞》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四川话版。你会觉得四川话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魅力。

  第三个是湖南方言区。我们知道的大作家有沈从文、周立波。湖南方言极具魅力,尤其在写优美的景象时。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就能感受到他语言的那种魅力。

  第四个是陕西方言区。出了许多作家,比如柳青、路遥、陈忠实、杨争光等。

  这四个方言区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好作家呢?因为他们的方言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既有特色,又能看懂。有人会问:上海话有没有特色?太有特色了!上海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份报纸全是用上海话写的,但是上海人自个儿都看不懂,必须找人用上海话念一遍才能明白。

  其他方言区不是不出大作家,依然可以出,但是他会写得很辛苦,他必须抛弃从小熟知的方言,用另外一种语言,即普通话来写作。因此,其他方言区的作家写出名的相对少一些。

  今天40岁以下的作家,从小都受普通话教育,基本都是用普通话写作,已经失去了方言的魅力。像《金瓶梅》,语言非常有特色,有人通过研究其中方言的运用,确认是山东人写的。

  记得在上海坐出租,我跟司机说右拐,结果司机说“小转弯”,我听成了“向左弯”。我说右拐,他又说小转弯。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拧着呀!后来我才知道,上海人说大转是左拐,小转是右拐。

  哪些方言有利于经商

  中国还有四大方言区出商人。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第一个是潮汕方言区,以李嘉诚为代表。第二个是宁波方言区,今天的宁波出了很多商人。第三个是闽南方言区,历史上有陈嘉庚。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温州方言区。

  这四个地区的方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难懂。温州话除了温州人谁也听不懂。有个笑话说,当年在越南战场上,温州人可以随便传话,跟密码一样。再比如,闽南话也很怪异。闽南话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古老语言,有人还说唐朝时闽南话是国语呢。

  因此,这四个方言区的商人利用各自的“语言密码”,在经商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今天,我们可以当着别人的面自由交换信息,怎么交换?发短信。而过去的交流系统都是当着人谈价钱。那么,如果你多了这套方言系统,第三方听不懂,就你们俩明白,你就会占便宜。所以说这四个方言区容易出商人。

  闽南地区出过一个大商人,他叫黄奕柱,活了78岁。他出身贫寒,小时候学了一门手艺——剃头。后来闯南洋,到了印尼,天天给人剃头谋生。后来,他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金主,但这个人给他的是道理,不是钱。他说你剃一辈子头,可以谋生,但不能发财,你要想发财,就要去做生意。黄奕柱说我做生意没有本钱啊,他说本钱我可以借你,但你必须表一个决心,你得把这个剃头挑子扔海里去,断了走回头路的念想。

  结果,黄奕柱真这么干了。这个人就借给他五块大洋。此后,黄奕柱踏上了商业之路。他是个经商的天才,一战期间经营糖,发了大财。当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让他交巨额的税,要不然就赶他走。黄奕柱毅然决然卖掉所有财产,带着现金回到了中国。

  他带回了多少钱呢?一亿美金。他是福建南安人,回到家乡后,他开始投资,厦门的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都成了他们家的。他在厦门岛上一共有160栋别墅。黄奕柱最重要的别墅在鼓浪屿岛上,1949年后曾改为鼓浪屿国宾馆,接待过很多世界级的领导人,尼克松、邓小平等都去过。

  民国时期,中国的银行多如牛毛,但具有发钞权的只有三家。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交通银行,一个就是黄奕柱他们家的中南银行。你想想,民国政府居然允许黄家的银行发钞!黄奕柱当时在中南银行占股70%,超级大股东呀!这个闽南人当真是富可敌国。

  温州也出商人。温州人的发音,连字都写不出来,只能听,也只有温州人自己能听懂,所以,温州很难出作家,但温州商人遍天下,法国最多,据说有五万人。

  娱乐上哪种方言占便宜

  什么方言在娱乐上占便宜?大家熟知的首先是什么呢?东北方言。东北方言有一股味儿,叫大糙子味儿。什么叫大糙子?就是老玉米豆粉碎一下。大糙子煮粥,反复地熬,特别香。东北话是什么话呢?是说侉了的山东话。过去山东人闯关东到东北,山东话到东北那儿被东北人改造了。

  东北话虽然满嘴大糙子味儿,但它非常有意思,比如“这事老稀奇了”,“这个东西老好了”,“你嘚瑟什么”,这都是东北话里常用的。

  方言在传播中,最有力量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听懂,其次是要有你的个性存在,东北话这两点都具备,所以这些年跟很多人就很熟了。

  第二种娱乐方言是什么呢?天津话。天津人天生就哏儿。

  北京离天津近,天津过去是北京的门户。我喜欢古董的时候,古董都不让进京,被天津拦住了。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收藏文物都是奔天津去。一到天津就有意思。最早是坐火车去,后来条件好了,开车去。开车去就得问道儿,北京人方向感很强,干什么都说东南西北。可北京人跑到天津就瞎了。天津那路没一条直的,我每回到天津都问道儿,问问就问熟了,因为有人认得我。上来说,呦,您还收藏家呢,连道儿都找不着啊!我说冒牌的,您就告诉我怎么走吧。每次都是经过人家反复指路,才能找到常去的那个地儿,这事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天津人特逗,有自嘲精神,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跟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都是大爷,晃晃悠悠,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天津人不是,天津是码头文化。

  我老说天津是一个土洋结合最好的城市,它既有洋房,也有特土的码头文化。有一回去天津,开着车到那儿,警察招手,我心说坏了,警察拦了,不知道啥事。一拦下来,那警察就说:“哎,天津黑吗?”我心说什么?天津什么黑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警察是要黑我们还是怎么着?我们说不黑啊,天津不黑啊。他说:“不黑开着大灯干嘛?”才明白,我们那车一直开着大灯。

  典型的天津话的笑话是这样的,说是一个小苍蝇问老苍蝇:“妈妈,咱为嘛老吃那粑粑呢?”这就是天津话的自嘲精神,它描述一个童话的景象呢,用这样一种调侃的口气。

  天津话的这个特征,就衍生出了天津快板。现在好多说相声的演员,尤其北京和天津的,若不会打快板,就不是相声演员。

  山东话、唐山话、河南话的魅力

  第三种娱乐方言,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山东。

  山东快书的历史也就百十年。山东话非常有特点,我爹是山东人,说一口胶东话,可我死活学不会他那口话。我生在北京,一口京片子。山东人管伙计叫力巴。我说小力巴,你把那个东西踢个稀碎。这就是山东人说话,非常有力量。所以,在过去的相声演员中,模仿山东话的非常多,比如侯宝林先生,他说的很多山东方言,每次都令人喷饭。这就是山东方言的魅力。

  再有就是什么呢,唐山话。唐山话大家在电视上没少领略。比如马季先生卖的宇宙牌香烟,然后是赵丽蓉的精彩节目。我觉得赵丽蓉是个大师,她把那个民间文学演绎得非常到位,她说一口地道的唐山话。

  再有,我觉得可以媲美的就是河南话。河南话我小时候听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豫剧《朝阳沟》。河南人很有意思,他经常无缘由地发感慨,比如河南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叫“咦——”,他先来这么一个长声,不管他是生气,还是惊讶什么的,他先来这么一个长声,这就是他们语言的一个特点。

  南方娱乐方言的局限

  南方也有有影响的方言,上海有滑稽剧,广东有粤剧,浙江有越剧,但那都是区域性的,很难在全国造成影响。因为听不懂,确实听不懂。

  我最怕听吴语系的,再有就是潮汕跟闽南话,那就干脆听不懂。闽南人管吃饭叫“驾崩”,  “驾崩”就是死了,对吧。完全是两个意思。早年去福建那会儿,我还跟人学了两句当地方言,省得人家蒙你去买东西。我学了一个数字,到今天都记得。那时候去买衣服,不管什么都还价,人家只要一说闽南话,我就彻底歇了,我就会说一个“五十”,发音“果杂”。甭管什么东西全还价“五十”。其实想想六十说不来,不会说。

  各地方言如果不是在普通话基础上或能够贴近普通话的话,它就没法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娱乐方言。比如电影《疯狂的石头》,完全用四川话,很有意思,很有喜感。它除了表演有喜感,更多的是那种配音。如果你把《疯狂的石头》改成天津话,也非常有喜感,改成唐山话也非常有喜感,改成东北话也有喜感,那就变成另外一种喜感。你仔细想想,若把它变成英语,还能不能看了?

  (摘自《都嘟·第1季》 文/马未都)



“半”字哲学


明代文学家屠隆的《娑罗馆清言》中有言:“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阴;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这个“半”字,可以说是颇堪玩味,让人颇生感慨,实在是体现了这位作家鲜活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识。
  
  传统的中国文人,常以这样的“半”视角去观照社会世情风俗,人生百态,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的“半”字哲学、“半”字文化。
  
  “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莫扯满篷风,常留转身地,弓太满则折,月太满则亏。”“人世间境遇何常?进一步想,终无尽时;退一步想,自有余乐。《道德经》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为长久。’”这种人生经验,即所谓:“凡事当留有余地。邵康节先生诗云:‘美酒饮到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最是养身处世之妙法。”这种人生况味,你可以说它有看破红尘之感,甚或有那么一点点世故,但是,却不失为人生的一种策略艺术,一种处世方式,一种生存智慧。
  
  “半”的生存哲学,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成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行为方式。阅读林语堂、李敖的一些文章,他们都曾引用过清代李密庵的《半字歌》:“看破浮生过半,半字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开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径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饮酒半酣正好,花看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掺,会占便宜只半。”
  
  其中,平素生活,日常琐碎,时间感悟,居所建筑,劳作读书,衣食起居,自我身份,待人接物,观赏风物,心灵生活,生死观念,处世(事)态度等等,这种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种种方面,李密庵采取的都是“半”字哲学的态度。这赢得了林语堂先生的高度赞赏,“这总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
  
  林语堂主张“半半哲学”的人生,这可以说是他最为向往的生活了。从传统文化的层面说,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实则是调和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一种中庸生活。我以为,林语堂是为自己,当然也是为那些苦苦寻找人生幸福或者人生归宿的人,在理想和现实、尘世和天堂,这些人常常感到矛盾和困惑之间,找出了一条最为实际、恰切、平衡的生活出路。这就是,林语堂所说,“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锦琴也会弹弹,可是不是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
  
  我相信,这是林语堂的庸常而个性的生活写照,也非常符合他所主张和欣赏的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人生态度。我也相信,处于这样一种生活中的人,一定减少了些虚无缥缈的目标,不能实现的痛苦,功力、名望、金钱之不得的苦恼,从而获得快乐、幸福、自由的人生。
  
  其实,“半”字哲学,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半”字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倡导,我以为它的本质精髓就在于对欲望合理性的控制。现代人之所以生活问题多多,没有处理好泛滥的欲望,是一个关键。人生最大的痛苦,莫如说是欲求的痛苦。虽然说,人生没有欲求,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希望,但是,并非你希望得到的,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展开理想的翅膀,就一定能顺利抵达到你所期望的终点。何况还有那些非分之想,脱离现实之念呢?既然如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态度,或者行为方式——以这样一个“半”的角度、方式切入生活,进入现实,或许能够真正与生活达到某种默契,求得在现实中一个恰当、合理的位置。而这或许也可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处世方式,一种生存的智慧吧。


旷古绝今的“证婚词”


在很多人看来,证婚人在新人婚礼上的“证婚词”,都应该是“美言善词”。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一份堪称旷古绝今的“证婚词”,不仅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也为今人的婚恋生活敲响了一记警钟。
  
  这份“证婚词”,便是梁启超在其爱徒——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婚礼上当众讲说的。
  
  梁启超“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6岁中举,18岁拜康有为为师并参与“百日维新”,23岁发起“公车上书”,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身为新月诗派代表的徐志摩对梁启超极为崇敬,便拜梁启超为师。
  
  梁启超虽爱才如命,但却性格刚耿,率真诚挚,他喜欢爱徒徐志摩,但却看不惯徐志摩的私人生活。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结识了好友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钟情,便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
  
  梁启超闻讯后,写信对徐志摩的草率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徐志摩离意笃定,一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将恩师的规劝置之脑后。
  
  后来,因林长民父女均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徽因便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随即转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
  
  徐志摩经常陪陆小曼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或游山玩水,一来二去,两人便产生了感情。陆小曼为了徐志摩而与王庚离了婚。不久,陆小曼便同徐志摩举行了婚礼。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意儿子娶陆小曼。一是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人品行轻薄;二是觉得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
  
  后经胡适、刘海粟等人斡旋,徐父才勉强同意儿子再婚。但他提出: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否则不予承认。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梁启超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和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做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番“证婚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令“新人及满堂宴客无一不失色”!证婚词扣住了两位新人的“软肋”,评人论事可谓入木三分,不仅袒露了梁启超刚耿的为人和直率的性格,也表明了梁启超这位近代大儒对婚姻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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