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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夜空将上演“星月童话” 肉眼可见火星合月(图)

新华社


原标题：5日夜空上演“星月童话” 肉眼可看到火星合月

新华社天津12月4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文专家介绍，5日晚，夜空将上演火星合月的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用肉眼即可看到红色的火星与半个月亮相互辉映、齐放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颜色呈红色，在我国古代被称为“荧惑”，而在西方古罗马神话中，则被比喻为“战神”。火星与地球十分类似，有四季变化，是人类最为关注的行星。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合月”是广义上的。即月亮正好运行到和一颗星的经度相同时，就可以说这颗星合月，是观赏亮星很好的机会。

他提示说，5日19时火星合月。届时，人们会看到，农历初七的“上弦月”挂在西南方的低空，在月亮左下方3度处，有一颗红色的星星，熠熠发光，这就是火星。火星与明月，在苍穹中深情相对，上演精彩的“星月童话”。



天文专家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的类地行星。天文爱好者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火星合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星看起来像个橙色的大球，非常美丽。

据了解，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编写了许多“火星人”的幻想小说；近四十年来，更是陆续成功向火星发射了二十多个火星探测器。“未来，人类有望登陆和移民火星，把它改造成另一个生命繁衍的文明星球。”赵之珩说。

     稍微熟悉一点文革历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广西是重灾区。在广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的指使下，军队和武装民兵屠杀了近六万“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使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高达十五万，居全国之冠。甚至还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吃人的风潮。但是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作为大屠杀的自然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出现了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集中迸发。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披露：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二百二十五个案例之多。按民间调查，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对受害女性戕害的多重性  
                       
     这有两重含义：一、对施害者来说，他们不仅劫色，还劫财甚至害命。一般说来，这种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古代野蛮民族在入侵中国时的暴行，在杀戮了男性被征服者以后，便占据他们的妻女作为战利品。二、而对被害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的被占有，更有永远无法消除的精神创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的整个“处遗”工作中，因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广西文革惨绝人寰的丑闻和罪行，对施害者的审判和处理基本上是“宽大无边”的。在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里，只正式枪决了十人。但就是在这仅有的十名死刑犯里，有三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的。他们是：一、李超文，原广西容县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二、徐善富，贵县大岑公社柳江大队民兵营长；三、王德堂，原广西凌云县武装政委，现役军人，后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李超文和徐善富来讲，共同点是在陷害和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强奸被害者的遗属数十人。而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告发，他们都还进一步策划杀人灭口甚至灭门绝户。有时，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给群众暴力批斗）为威胁，在女性受害者的极度惊恐之际达到肆意奸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为例，他先是诬陷归国华侨周恒志“藏有炸药”，将其打成重伤。又在持枪押周恒志回家时，以搜查为名，强奸了年仅十六岁周的妹妹周惠炎。为了防止周恒志和家人告发，他又策划杀害了周和其父亲周德两人。接着，周恒志的母亲也被迫自杀，其妻也被迫至神经失常。这样李超文就达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与上述两案相比，王德堂案则更具有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占有失败者的妻女的色彩。在所谓的“一月夺权”中，王德堂以武装部政委的名义动用军队和武装民兵夺了原县委书记赵永禧的权。但因为赵其实刚到凌云县才工作了一年，又为烈士之后，民间要结合他取代王德堂的呼声极高。这样，赵永禧和支持他的干部群众便成了王德堂的头号政敌。为了保持自己的夺权成果，王非但策划谋杀了赵永禧，还残酷迫害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群众。在战胜政敌的过程中，如他的死刑判决书所述，他“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取威胁等手段，先后多次强奸被害家属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其中被杀害者之妻四人，被批斗者之妻二人，凌中女生二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属一人，还调戏猥亵妇女五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死刑犯在犯罪的当时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虽然他们并不是得到上级的指令实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伴生物，而他们的身份又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国家机器施暴的无法分割的责任。
    
    一般说来，在农村的大屠杀结束后，四类分子或“阶级敌人”的妻女常常被强行分配给凶手们为妻，这更给受害的女性带来了长期的精神创伤和无穷尽的灵魂折磨。她们常常轻则外逃重新嫁人，重则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金秀县金秀区长二公社党支书、“文革”主任莫志光，为了达到奸淫和霸占青年妇女莫秀云的目的，召开群众对敌斗争大会，当场打死陶明荣（莫秀云丈夫），又逼死了莫的父亲，还活埋了莫的母亲莫女娇。然后，莫志光又以莫秀云的孩子为威胁，如愿以偿地奸污了莫。最后，莫秀云为了不甘长期当莫志光的性奴，只好离乡背井，逃落他乡。再如，在天等县一九六八年三月的“祥元大屠杀”后，杀人凶手黄正建等人把被他们害死的农会冲女儿先进行轮奸，后强迫她给凶手农朝丰为妻，还将被他们害死了的农良权、农良宁两人的妻子分别嫁给凶手黄正建、蒙加丰为妻。但不久这些女性无法忍受和杀父杀夫的凶手一起生活而出逃改嫁了。
    
    因受辱而自杀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如扶绥县城厢公社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挖掘所谓的“反共救国团”中，把妇女梁美霞诬为“反团”成员，斗打她之后又奸污了她。梁美霞性格刚烈，于八月二十日含恨投河自杀。几乎是同时，扶绥县山墟区“革委会”在宣布破获所谓“反共救国团”时，杀害了被冤枉的邓太梅和邓安德，凶手们又“结伙轮奸死者邓安德之女邓美兰（十六岁）、邓太梅的儿媳何连（三十二岁）以及本村被管制的邓太良之女邓娥嫦（十七岁）等三人，少女邓美兰不堪羞辱欲上吊自尽幸亏绳索拉断而不死。”
    
    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沖淡这些精神上的创伤，以致在文革结束后还造成了作孽深重的多重悲剧。上思县思阳公社一个妇女，丈夫被杀后，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凶手占有为妻，还为其生下两个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她终于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的凶手，悔恨交加，不想为仇人留下后代而将两个无辜孩子砍死，自己也疯了。
    
    对于不愿意嫁给凶手的女性，施害者一方面逼迫她们改嫁出门，以便没收她们家的全部财产；另一方面，还向她们征收匪夷所思的“改嫁费”，以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一九六八年五-六月，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的大队“文革”主任黎亦堂在指挥民兵杀光了当地的地富分子以后，便规定凡被杀害了的地富分子的老婆要改嫁、女儿要结婚的，必须经过他批准，并到大队民兵队交所谓“证明”款后，才准办理结婚手续。据有账可查，该大队有六名妇女出嫁，被大队民兵队、生产队勒索所谓“证明”费共八百九十四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相当的一笔巨款！但这还远不是全部，档案记载：“除此之外，该大队民兵队还抄没地富家庭的现省一千三百五十八点四○元，没收地富物资折款一百六十五点六○元，没收外地在该大队搞副业人员的物资折款八百五十三点三○元。据统计，黎亦堂等在杀人前后，指挥民兵抄没、勒索地富物资折款和现金共三千二百七十一点三○元，这大批钱物均被这伙杀人凶手分赃吃光。”
    
    施害的前设性和预谋性
    
    如果我们对那些案例稍作挖掘，便不难发现它们常常带有一定的前设性和预谋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杀发生以前就对被害的性对象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关系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过嫌隙和冲突。而大屠杀则给了他们不可多得的宣泄和报复的机会。例如，合浦县白沙公社发生残忍的杀人事件。指挥杀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队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对地主朱有莲漂亮的大媳妇垂涎欲滴，扬言：“我们贫下中农老婆都没有一个，地主仔竟娶到这么靓的老婆”。于是他在大屠杀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莲的大儿子抓去大队部后院，以其“调皮捣蛋”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尔后又传其媳妇到大队进行调戏骚扰，要她嫁给他。因朱有莲的媳妇不答应，他又连续杀了她丈夫的四个兄弟，灭了他们家的门。为此，朱有莲的媳妇赶紧逃回她马山县的原籍。沈还不放过，跨县去威胁朱的媳妇。为了摆脱色狼的纠缠，朱的媳妇只得远嫁草江大队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尽管命运如此多蹇，朱的媳妇总算逃过鬼门关，有的妇女则因此而被灭口残杀。例如，天等县都康区多信乡民兵黄全瑶曾于一九六二年向黄全秀求婚被拒绝，一九六八年三月，黄又窜入黄全秀卧房实施强奸，被黄全秀反抗未遂。此后，黄全瑶存心报复，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与民兵营长黄全通合谋将已怀孕八个多月的黄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里去活埋，“使黄全秀在坑下挣扎惨叫一个多钟头才死去”。
    
    施暴者的性虐狂和性变态
    
    机密档案揭示了相当数量未成年幼女和少女被强奸或轮奸案件，如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武宣县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宝指挥凶手覃锦必在批斗会上乱棍打死了农民王德欢后，覃锦必、覃世松等四十五人到王德欢家，轮奸了正处豆蔻年华的女儿王凡珍。在天等县“巴览屯杀害红军遗属及奸污孙女事件”中，被凶手轮奸的老红军赵维奇烈士的孙女赵笑浪仅十二岁！另一个少女，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孤女李兆仙被凶手强奸也只有十三岁。因为她们尚未成年，这些少女的命运更为悲惨。浦北县北通公社的凶手们在杀害了刘政坚父子后，九人对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刘秀兰轮奸了十九次，事后又勒死刘秀兰灭口，还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和阴部食用。即便是未直接受害的少女，也有的因过度惊吓而发疯，有的甚至被迫走上性犯罪的道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宾阳县甘棠公社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干部关有志等杀害了王宗博、王宗升兄弟。八月三日晚，姚尚强借抄家为名，对王宗博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强奸。两晚后，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强奸未得逞。极度的恐惧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王丽竹改嫁到邓村大队。但因为未成年的王丽竹受到极大惊吓，结果神经失常了。
    
    其次，机密档案还揭示了相当多的孕妇或被奸污，或被蓄意拷打杀害，以致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队革委主任牙永庭召开的杀人现场会议，农民班龙显因参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龙显死后，其妻韦氏平已怀孕三个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于同年九月间两次闯入韦氏平房间强行奸污。”贺县信都公社信联大队在“刮台风”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罗亚银夫妇。因罗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劳动未回来，当天只好批斗罗亚银一人，并要其女陈冬兰陪斗。在群众批斗会上罗亚银被乱棍活活打死，跪在尸体旁边的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冬兰被凶手打死后，见陈冬兰腹部在动，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陈冬兰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最后，机密档案还记录了：施害者们即便无法奸淫，也不放过受害的女性。他们在刑讯中有意着力于故意伤残女性的乳房和阴户，直接导致被害者惨死。而被害女性死后，尸体更遭性暴力和侮辱。如一九六八年秋，南丹县车河公社龙藏大队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的假案时，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斗批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容盛强亲自拷打十五岁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裤脱光，用灯去照和用火去烧她的大腿和阴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唤地，那淒惨的叫声，那悲痛的哭声，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泪。但人面兽心的容盛强还厚颜无耻地威胁容秀梅：‘你给我搞，保险你没问题；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另一个案例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合浦县石康公社在许平志（公社代理书记）、莫家俊（公社武装部长）等人的策划和主谋下，召开了全社万人批斗大会，屠杀四类分子。其中圩镇大队陈国莲，丈夫劳改后，她携养一子一女，被诬作风不正，大队“文革”组织一千多妇女开展批斗，迫其承认乱搞男女关系，她衣服被剥光，被凶手用棍捅其阴部致死。无独有偶，马山县被称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加方公社‘三∙二’事件”中，兰普吉（加方公社营业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负责人被武装民兵打得死去活来，他太太兰卢美金见此情况就跑来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凶手打，还被人用一条尖木棍捅进她的阴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尸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灵山县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方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把她的衣服剥光，并用木茹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再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思县思阳公社主任陆巨吉布置残杀南宁展览馆押送回来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虏。从南宁押送回来的女青年陆玉江和四个男社员活活打死。陆玉江死后被裸体陈尸路旁，并把竹木插入阴部示众。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的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因为她长得漂亮，凶手就还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况难以言状。被害者死得惨，死后更惨。
    
    性暴力的“谱系说”
    
    阅读这些兽性毕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时，恐怕读者会问：施害者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回答这些和战争大屠杀有关的性暴力问题，西方学者有过一些的分析，其中比较有启迪的是性暴力的“谱系说”。这一学说认为：性暴力其实是和平和战争时期的一个普遍的暴力谱系或一个特别的性暴力谱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种更扩大的延续。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这些性暴力在某些国家里重复发生，那么常常愈演愈烈。
    
    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想到在中共建国以来（包括建国前在所谓的“解放区”内），中国农村大规模地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规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们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谱系”。广西文革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并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别的性暴力谱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晋绥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重庆独立学者谭松在他对四川东部暴力土改的调查中，更向我们描述了广西文革中似曾相识的性暴力的场面。
    
    由此可见，从土改开始，四类分子的妻女便和他们的土地一起，作为一种被合法剥夺的“财产”分配给所谓的农村革命阶级——“贫下中农”。从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里，地富及“四类分子”早已沦为政治贱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贫下中农们”和他们一起在所谓的合作化运动里被中共剥夺了土地，断绝了在这方面的分配欲望。但是，四类分子们辛勤劳动，还是有一些可怜的鸡鸭余粮的积蓄的，尤其是他们的儿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妇，他们的女儿或出落成豆蔻年华的少女，这便激发了那些“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压抑在心底的最龌龊的性欲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时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为什么文革中不来第二次再分配呢？在回答“他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这一“性暴力谱系”理论着重考察了和平和冲突时期的关联。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杀中犯下这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兽行，还和和平时期被害者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长期非人化有关。当敌人被描绘成“罪有应得”时，暴力的责任就“被转移给了敌人”。而对他们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这种“责任的转移”所产生的强大的“道德疏离”，会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标拓宽，性暴力常常应运而生。对中国大陆数千万四类分子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他们被非人化、公开被称为“应当消灭的阶级”的宣传和政策难道还不多不够吗？因而文革中出现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性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网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部门究竟有多厉害？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在《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一文中称，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中共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而当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更是风雨飘摇，因为中共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台湾了。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老衲读史ID：lldushi）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老衲读史ID：lldushi）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老衲读史ID：lldushi）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妈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刘统，老衲读史

谢选骏：毛泽东老糊涂，瞎猫碰上死耗子




2016年12月04日

                             
    作者：谢选骏
    
    网文《中苏边界战争真相：毛泽东挑起，美国人救了中国》说，“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泽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中国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力，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中国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中国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 产 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８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中国政府及中国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赞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中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
    
    谢选骏指出：老毛头本是斯大林帐下一条狗，和满洲人帐下的汉奸吴三桂差不多，哪里有什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他在他爹斯大林的继承人头上动土，是争宠的动机加上了老糊涂作祟。正所谓“年纪不饶人”，毛泽东不服也不行，不行你看，再过两年连其忠实走狗林彪都背叛他了。他气得心脏病发作，五年之后，一命呜呼。死前还向美国人跪地求饶，恳求他们帮他“统一中国”，完全不懂国际政治和中国历史。（国际政治：美国不可能放弃太平洋战争的成果；中国历史：现代南北朝尚未进入结束时期。）
    
    多亏他狗运不错，虽然已是瞎猫了，还碰上了死耗子，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尼克松和基辛格。但是仅仅通过这两个死耗子，这位北朝首领就想做统一中国的隋炀帝，不可得也。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