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美对抗赢家将是台湾



2016年12月06日
       
                       作者：谢选骏
    
    网文《评蔡英文川普通电: 中美对抗输家将是台湾》曰，川普团队的发言人接受CNN采访，为川普不按规矩出牌，与蔡英文通电话做辩护，指川普“充分理解议题”。台湾当局方面一边为川普说出“台湾总统”弹冠相庆，一边急忙出来试图稳定两岸关系，表示“良好的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对台湾一样重要”。
    
    “电话门”在美国引起震动，也令世界困惑。美国主流媒体全都提到台湾问题是最敏感的东亚问题之一，有的分析还指出，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战争”的。对川普这么做是否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质疑的声音很多。
    
    看来川普要利用他“不按常理出牌”这一竞选中的名声借势发挥，故意要任性，借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搅一搅浑水，从中美关系的存量中开发一些美方的主动性，为他上台后同中国进行新的讨价还价创造条件。
    
    美国已很难制造撬动中国的新杠杆，可以打的旧牌也在减少，所以川普或许觉得晃动晃动，搅搅局对他有利。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因素也需注意，即川普确实没有外交经验，他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多严重，利弊之比如何。他的团队中，多数人也已多年未实际操控美对华政策，对美中发生新摩擦缺少切实的轻重感。
    
    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Christopher Hill批评川普根本不了解外交形势：“在前总统里根执政8年期间，从来没发生过类似事件。布什执政8年期间，也没发生过。克林顿8年、还有奥巴马的8年执政，都没有”，“川普不了解外交就莽撞行动”。
    
    可以肯定的是，川普没想与中国战略对撞，那既非他的执政抱负，也不在他对选民的承诺之中。如果说他与蔡英文通电话确实不是“没搞明白”，他就是在试探中国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大致可以看做一种撒娇，目的是贪小便宜，为下一步从中美关系中捞取更多利益造势。
    
    看看川普夜间发的第二条推文，他说，“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应该接个恭贺电话，真有趣。”从“耍小性子”的角度看，他的这种情绪成立。但是他身为侯任总统，任何情绪都要服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契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中国需要讲究策略，积极沉着地应对川普的出招，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川普发推文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谢谢你！”
    
    之后川普又发了一条推文：“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应该接个恭贺电话，真有趣。”
    
    中国已就川普的出格之举进行了严正交涉，我们还需有进一步的行动。由于川普尚未正式就任，北京现在针对中美关系采取行动会有错位之感。我们主张，当前的惩罚行动应当打向台湾当局。这同样是与川普的一种对话。我们要让后者看到中国大陆的力量，不是随便可欺和可以恐吓的。
    
    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与川普通10分钟电话的代价。这也可以看做是北京对民进党当局这段时间搞“隐性台独”的综合警告。大陆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对台湾的影响已经大于美国政策一旦调动对台湾处境的影响。而且中美如果就台湾问题对抗，最大的输家也将是台湾。这些都需让台湾社会逐渐搞明白。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大陆还可加强在必要时根据《反分裂国家法》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并对外公开展示我方军事活动，向台湾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北京不宜与他高调冲突。但是我们需做好迎接他上任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一些震荡的准备。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川普有可能刺激中美之间的政治乃至军事紧张，作为要求中国对美做更多经济让步的筹码。中国的姿态应当是，决不做不合理的经济让步，川普和他的团队应当死了这条心。
    
    中国需要加快战略核力量的建设，尽早将东风-41战略核导弹在军队列装，并让这一“杀手锏”及其他先进战略工具必要时亮相，削弱美对华进行战略挑衅的气势。这是一项长线工作，同时加快它的进程也刻不容缓。在川普上台的第一年，中国应当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形成新的姿态。
    
    川普毕竟是美国新任总统，争取与他沟通成功应为上策。因此台湾问题应当是中国帮助他上的中美关系的第一课，而不是两国关系的一次宣判。然而与川普打交道的方式大概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充分的清醒。
    
    ······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据说出自造谣机关《环球时报》，按照正话反说的原则，其所言应该是：中美对抗赢家将是台湾。
    
    “中美对抗赢家将是台湾”？
    
    何以见得呢？
    
    君不见二次大战皆因波兰而起。
    
    不惜为了“斯拉夫贱种”波兰而向“日耳曼同胞”宣战的英国，虽然打败了德国，自身却遭到帝国解体的命运。投机取巧的法国钻了裤裆，本土虽然受到蹂躏却逃过了重创，但海外殖民地还是因而尽失。唯有波兰，浴火重生，还从德国搜刮了半壁江山。
    
    按照这个事例来看，中美对抗赢家将是台湾。
    
    因为我们虽然生存在急剧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小国时代，直到一个全球政府的出现。 [博讯来稿]

      

兰德報告：想不敢想之事，與中國開战(組图)

2016-12-04

来源：多維

　　2016年8月，美國頂级智庫兰德公司發布了一份名爲《與中國開战：想不敢想之事》的報告，警告稱：“中國軍事实力提升意味着，一場战爭將未必會像美國的战爭規劃者所計劃的那樣展開。盡管曾几何时美國看上去可能會贏得勝利，但是現实表明，這越来越可能會是一場結果不确定的沖突，唯一确定的是，雙方都將損失慘重。”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翻譯了這份報告，發表在其官方微信公衆號“IPP评論”，雖然兰德報告主要是供美國決策者阅讀，但中國決策者也可以以此思量一下中美战爭的可能發展態势和結果。以下是報告的第二章。

　　

　　2016年6月6日，第八輪中美战略與經濟對话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习近平(專題)與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握手。（图源：Reuters/VCG）

　　我們假設中美間的战爭將會是高科技條件下局部的常規战爭，它將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战機、無人機和導彈）、太空以及網絡空間這四大領域展開。盡管地面战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發生（例如，因朝鲜(專題)半島统一而爆發战爭），但我們还是排除了在亚洲爆發大規模地面战爭的可能性。我們假設战爭在東亚地區展開，並限于東亚。

　　几乎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會部署在東亚，潜在的交战地也在此地區。雙方不斷增加的區域內远程打擊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斷增强的跟蹤和打擊敵方的能力，將會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淪爲战場，並給經濟帶来災難性後果。核武器應該不會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規战爭中。没有一方會認爲其战爭代價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賭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報复的風險来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考慮到中國常規武器的現实状況，我們也認爲中國不大可能攻擊美國本土，除了網絡攻擊。相反，美國針對中國軍事目標的非核攻擊將是全面的。

　　两大變量將極大地影響战爭的類型：强度（從低到高）與持續时間（從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們在上文介紹了四個案例。關于强度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領導人在一開始就是否授權予軍方爲实現其計劃而對敵對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關于持續时間的決定因素如下：假設雙方都拥有足夠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場持久战爭，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喪失战鬥意志或者估算繼續這場战爭將得不償失。

　　我們將各個案例的影響分爲軍事、經濟、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几類。軍事損失包括飛機、水面艦艇、潜艇、導彈發射器和儲備，以及在面對網絡和反卫星战时顯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揮攻擊系统（C4ISR）。經濟損失包括贸易萎縮、消費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鎖已計入了贸易萎縮当中）。一旦網絡战爭從軍事領域擴展到民用領域並影響關鍵的信息基礎設施，那么經濟活動將進一步被扰亂。國內政治反應包括支持、反對、搖擺不定或破坏战爭的嘗試；國際上的反應包括支持某一方，甚至幹預，或對某一方施压迫使其停战。

　　近年来軍事科技進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雙方的網絡战與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預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現的巨大變化，使得2015年與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經濟領域同樣會出現巨大變化：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爲最大經濟體，中國海外投资持續增長以及两國經濟都將比以往更加依赖計算機網絡。盡管這还不足以在性质上改變战爭對經濟的影響。想要嘗試说明十年之後战爭對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影響則需要更多的深思熟慮。因此，對2025年，僅僅在軍事領域分析其與2015年的差別。

　　以中美的角度思考战爭

　　關于中美雙方對战爭的思考，雙方都預計沖突會是激烈的，中方希望沖突是短期的，而美國則認爲战爭持續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勝利。公開的記录則顯示，雙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過一場長期的战爭會産生什么影響，或是想過是否能相互之間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國的軍事思想，自毛澤東思想的對不同意识形態國家的“人民战爭”和“殲滅战”以来，已經有所演變。中國新兴的觀念反映其不斷增長的实力，和傾向于在不與美國開战的情況下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在周邊实現有限的目標（例如阻止台灣(專題)獨立和执行海洋聲索）。但是，中國不能排除與美國開战的情況，一旦開战，美國可能會對中國進行直接打擊，造成驚人的損失，甚至導致中國最终的失敗。所以中國應当做好准備，如果無法阻止美國的幹預，那么就要准備如何避免失敗。

　　在這種情況下，便引發了中國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兴趣，在常規战爭中，它要求中國發展並提升其定位技術。A2AD提高了美國在涉及中國的沖突中進行幹預的門檻和成本。通過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威胁，A2AD創造出一片能让中國更加隨意使用武力的領域。美國的軍事优势，使中國在考慮战爭的时候轉向主動作战、獲取短期收益，降低美軍的打擊力量，隨後限制沖突的地域范圍、武器和目標數量以及持續时間。雖然中國認爲美國的航母及其在該地區的空軍基地是其首要打擊目標，但中國也發現美國的信息通讯指揮攻擊系统（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爲此擴充其武器庫且計劃針對包括網絡和卫星的攻擊。

　　然而，中國嘗試造成這樣一個既成事实的風險，是美國會反擊（或率先攻擊），擴大並延長沖突，利用其軍事优势摧毀中國，切斷中國與海洋的聯系並迫使中國求和。中國也該擔忧，如果自己没有准備好，一場長时間的战爭會引發其內部的不稳定和分裂主義。總之，中國的既定計劃是前期對美軍的快速打擊和快速結束战爭状態，且不容有失誤的空間。

　　在思考如何與美國進行這一場战爭的同时，中國的軍事战略家對“战爭的控制”這一理念産生了兴趣，這一理念旨在寻求如何能在不放棄使用武力且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避免失敗。中國對战爭控制的思考是這樣的：國家的稳定與發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標，這點在战爭期間的適用程度不低于在和平时期，這要求在战爭爆發的时候中國能夠對其做到控制和限制。軍事行動應当與

战爭的規模和過程相適應，並让敵人能按照中國提出的條件結束战爭。不僅要防止战爭的擴大、升级和延長，还要引導战爭朝着以最小的代價和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因此，軍隊和具體行動需要由明确國家最高目標的政治領導人来掌控。在這整場战爭中，中國需要评估其進展，並抓住機會結束战爭，收獲稳定結果，這一結果是要能保護中國的獨立、領土主權完整、國家制度稳定和保護國家的經濟命脈。

　　這确实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尤其是在與一個更爲强大的國家發生沖突时。中國人明白這是一個挑战，而他們也經常谈起他們之前曾以劣势擊敗了比他們更强大的軍事大國。中國對战爭控制的重視已不新鲜，而現在他們對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這源于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强，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軍並非不可战勝且美軍在沖突中並不能保證一直掌握控制權：“不管一個國家有多强大，亦不論其軍事实力有多强，它都不可能始终掌控整場沖突。”美國現在仍陷于其發動的阿富汗战爭和伊拉克战爭。

　　中國愈發相信其有能力主動管控危機和战爭，而不是被動地應對或挑起爭端，這點會使中國在和平和沖突中表現得更放得開，這同樣會影響中美战爭的走势。與對美軍的前期打擊概念一致的是，战爭控制的概念还考慮沖突的“整體性”，包括战後的中國、亚洲乃至全球層面。它表明中國人十分注意战爭發生後在战爭的目的和花費上取得平衡。更具體来说，中國可能意识到控制沖突的規模、范圍和持續时間對于常規沖突而言更爲關鍵。這種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國的文人領導將盡量保持战爭是有限的，並希望美國的厭战情緒能提供一個有利于中國的解決方案。而不管如何，习近平主席努力加强對解放軍的控制是能夠做到战爭控制的先決條件。

　　美國對战爭的考量同樣在變化当中。有些时候，美國非常自信地認爲其無比强大的軍事实力能迅速擊潰中國軍隊。当然，即使摧毀了中國的海空軍力量，美國也明白如果在中國的土地上與之展開地面战，美軍將陷于苦战並付出沈重代價（由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Gates)提出的著名觀點）。由于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不斷提升，美國開始考慮在損失打擊力量前對他們先發制人。由于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這樣一個事实——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將會增加事態升级和危機不稳定性的風險，因爲那樣會促使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除了反映中美軍方的學说，战爭的强度和持續时間还依赖于雙方C2（指揮與控制）系统的規則與训练。美國的C2系统越来越强調靈活性、前線部隊的主動性、對情势的反應、聯合作战，以及尚在政治領導下的委任授權。盡管面對軍方C2系统的分散化趨势，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仍然會對中美敵對行爲的细節有着濃厚兴趣，無論他們能否接管軍事行動。

　　與美國新兴的C2哲學不同，中國的C2傳统上强調層次、對領導的尊重、對中央指揮的依赖、冗杂的組織、對全權授權的拒絕以及對原計劃的遵守。盡管中國意识到要爲C2系统松綁以提高靈活性，来應對战爭的不确定性，但對战爭控制的需要却反复强調了自上而下的指揮的重要性。在雙方高層都對軍隊拥有絕對控制權的緊张關系中，軍事計劃和軍隊都傾向于發動迅速、猛烈的軍事打擊，正如前文已經論述過的那樣。雙方都不愿意卷入長期战爭：中國方面是因爲隨着他們遭受来自美軍越来越沈重的打擊，他們的勝算將與日俱減；美國方面則是因爲他們不得不愈發重視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2AD）；最後則是雙方都意识到曠日持久的战爭可能帶来沈重的軍事和經濟代價。然而曆史一再表明，战爭策劃者和政治領導人總是傾向于宣稱战爭將很快結束，但最终與現实相去甚远。我們必將看到，中美战爭的级別越高，持續的时間將越長。

　　盡管存在高强度沖突帶来的軍事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怀疑高昂战爭代價所帶来的後果跟恐懼能否让對方限制敵對行爲。雖然中國分層化的C2系统比美國分散化的C2系统有着對軍事行動更多的政治控制，但两國的領導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誘惑。一方面克制的敵對行爲可以因爲領導人決心盡可能地減少損失和避免事態升级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爲國家能夠承受其損失或難以做出让步而持續下去。

　　沖突的原因和結果對交战雙方来说越不重要，領導人就越傾向于避免殘酷的战爭。但战爭可以引發政治動荡，造成思維混亂，改變思維方式等。正如中美間爆發的战爭難以被計劃，它同樣難以預測。基于此，這份研究將避免預測和细節情況，以有利于分析變量以及由這些變量支撐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結果。

　　战爭的變量

　　中美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强度和持續时間来定義。盡管衡量强度的標尺的高低两端之間有無數個點，但是選取其两端就可以滿足我們研究的需要。

　　低强度意味着對手段的严格控制，包括軍隊的授權，武器的使用，打擊的目標、地域和節奏。低强度沖突可能以零星的战鬥、偶然的損失，以及爲寻求优势、試探對方或釋放信號而虛张聲势。由于中美两國都有能力進行激烈的战爭，所以如果战爭是低强度的，那也許是因爲中美領導人都選擇了這么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傾向于盡量減少破坏和避免事態升级，以及對敵軍目標手下留情，即使這意味着失去軍事优势。由于這種让己方，而不是對方，限制反擊的力度可能性極小，且很不稳定，堅持這樣做的意愿也許就需要在文官和軍方領導之間通過語言或行動進行沟通。事实上，一個低强度的战爭意味着交战雙方共同控制战爭，缺少任何一方都將無法实現目標。

　　高强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無限制地使用各種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過摧毀對方軍隊来獲得決定性的优势。如前所述，這樣的战爭必然意味着雙方都有能力和動機去發動這種常規战爭。高强度的沖突意味着對勝利的渴望超過了對代價的擔忧。它还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對方的战鬥意志，而對战爭是否適度没有更多考慮。所有常規武器都將被用于攻擊敵方目標，無論是機動部隊、运輸部隊、使用中的基地、後勤力量和基礎設施，还是海空軍基地、計算機網絡、卫星、各種傳感器、軍方的C4ISR系统，只要能被任何一種己方武器探測和定位的就會攻擊。未来，針對軍隊、軍民两用目標和民用系统的網絡战爭將會在激烈的高强度的战爭中顯示其重要性。

　　無論是否使用網絡武器，對中國来说，优先打擊的目標將是美軍的打擊平台、基地以及區域內兵力密集處。而對美國来说，优先目標將會是主要部署在中國內陆的A2AD系统。低强度與高强度沖突的關鍵區別是：美軍會在战爭後期，而不是前期，就攻擊中國內地的目標。由于中國不可能在內陆受到攻擊时乞求和平，因而這樣的行爲只會延續激烈的战爭。

　　爲了便于分析，持續时間可分爲短期和長期，前者指數天或數周，後者指一年或更長。持續更長时間的战爭同樣有其可能性，但在這裏不作考慮。存在几個變量可能延長中美間的战爭：没有明顯分出勝負、雙方將賭注進行到底的決心、战爭到了某一節點的結果、對繼續战鬥的預期結果，以及無力達成停战協定。在高强度沖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軍事損失和經濟代價，既能促進也能阻礙停战協議的達成。這取決于難以預測的心理和政治因素。雙方都會選擇通過調整和限制战爭行動的方式来保存战力。但同时，让軍隊瞄准可以攻擊的目標的動力也同樣强烈。

　　当战爭强度依赖于美軍參战部隊和中國A2AD能力的使用與損失情況时，战爭潜力，包括增援和動员能力，也可能延長战爭的持續时間。類似的，經濟恢复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國際援助都會影響一方或雙方繼續战鬥的能力。中美两國都拥有可觀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續一場没有任何一方在軍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战爭。

　　一個關鍵的问題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場對方難以让步的激烈战鬥的早期就獲得明顯优势。美國实現這種目標能力正由于中國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與此同时，中國方面不斷增長的阻止美軍獲得迅速和決定性勝利的能力，並不必然轉化爲其能迅速結束战爭的能力。

　　因爲低强度战爭相比高强度战爭對總體作战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後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變成一種“冻結的沖突”。相反且明顯的是，長期高强度战爭造成雙方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損失比其他類型战爭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樣一個代價最高昂的長期高强度战爭並不意味着它爆發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时候這種繼續战鬥的傾向都不僅依赖于那一刻的結果、損失和代價，还依赖于對即將出現的情況的預期。只要没有一方預期己方會失敗，敵對行動就將持續。

　　目前来说，美國要比中國更有能力進行一場長期的高强度战爭。首先，美國拥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區的軍隊，能在必要时来到西太平洋參加战鬥，盡管那些地區的安全形势让這樣的行動困難重重。（多年来，五角大樓已經悄然放棄了其傳统的要求軍隊能同时應對两場主要战爭的標准。）而且，今天的美軍能夠比中國的A2AD系统更快地削弱對方。当雙方都有可能在一場激烈沖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損失时，目前来看美國的前景要好于中國。

　　未来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因爲美軍可能因中國的A2AD系统而損失更慘重，反過来中國面對美軍时遭受的損失會減少。而且，隨着美軍作战力量优势的衰弱，中國進行“本土作战”的情況將不再是負累，而是优势所在。這歸功于內部战線的沟通與動员。一個基于軍事优势轉移的推論是：隨着中國实力的增强，預期的战爭持續时間將會延長，即使是高强度战爭。原因很簡單，因爲中國將能保留更多的軍力而面臨更小的屈服压力。更寬泛地说，交战雙方实力越傾向均衡，强大的一方就越難以取得迅速的勝利。由于中美两軍的实力、管理理念、動機和預期都指向了严重的敵對行動，意味着战爭可能比預想的，或者比雙方想要的，都持續得更長时間，代價更加高昂。

　　假設一場長期的、高强度的和代價高昂的中美战爭中，2015年和2025年各方軍事实力的累計下降或損耗預計的概念图如图2.1所示，在這個时間段中中國的軍力預期將相對于美國得到提升。图2.1的虛線表示了一個假設的时間（T1），在開始的數天內（T0），一方審視己方实力並決定是否繼續战爭。出于我們研究的需要，图表把短期與長期沖突分開。T2指时間爲一年，盡管战爭可能持續得比這更長，但其損失却或多或少相似。第一個图（2015）顯示中美两國在战爭最開始階段都會遭受重大但却不對等的損失，並且隨着战爭的繼續，這種有利于美國的战損比可能進一步擴大。第二個图（2025）顯示了未来几年中國A2AD能力提升帶来的影響：中國的短期損失減少，盡管依然巨大；而美國却增加了短期損失；雙方長期損失的差距會縮小。

　　

　　战爭的强度和持續时間主要分別由T0和T1決定。在敵對行動開始的那一刻，中美两國領導人選擇是否授權执行軍事計劃，即在敵方軍隊攻擊己方之前先發制人。而替代選擇是雙方都決定沖突必須被严格控制和限制——換句话说，就是低强度。因此，在T0那一刻的決策就可能決定战爭的强度。图中假設從T0到T2战爭强度不斷增强。在T1时刻，經過數天激烈的战鬥，两國領導人會盤算其損失、剩余的軍力以及預估未来的損失，並決定是否繼續战鬥。实際上，他們會在介于短期和長期之間做出選擇。不過，僅有一方決定要停止战鬥就相当于其要投降。我們注意到中國在2025年得到提升的A2AD能力會在T1處縮小與美國的战損比。由于在T1處勝負變得更加不明朗，相比2015年，2025年的一個高强度战爭更有可能延續下去，盡管代價在上升。

　　這些考慮凸顯了一個謬誤，即認爲非常激烈的敵對行爲不會持續很長时間（像欧洲領導者1914年以爲的那樣！）。此外，中國也青睐和計劃了一個短暫而高强度的战爭，因爲他們認爲唯有此才能避免失敗。然而，這樣的觀點忽視了美國眼中的一個镜像：經過短期高强度的战爭後，美國預期的損失會比中國小。但是如果美國至今仍然認爲一個高强度的战爭必然會是短暫的，因爲隨着战爭的持續，中美战損比的擴大，中國的損失會超過美國，那么美國着实需要三思了。

　　進一步说，中美需要考慮一場高强度的、長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毀滅性的，但並不明朗的沖突的可能性。如果战爭以某種方式爆發並且雙方都面臨這樣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們通過協議停止战爭。曆史並不支持這樣一個論點，即對手間陷于慘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爭中时，會同意盡快結束战爭，即使那樣才是理性選擇。因此，常規力量中固有的自動性和不稳定性給予了政治領導人去檢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個作战計劃的重擔。

　　由于政治領導人會在由軍事指揮官提供的選項中做出選擇，無論是長期还是短期的战爭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因而我們考察所有四個案例。與此同时，一場長期低强度战爭看起来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强度战鬥引起，而非由高强度战鬥引起。與此相反的是，一場高强度战爭隨着战爭的持續依然會維持其高强度。畢竟，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暴行，战爭伴隨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胀。当然，不能排除一場战爭激烈開場，而後又因雙方均推斷自己無法取勝，需要減少損失却又拒絕让步而使战爭降至更低强度。

　　領導人在決定战爭强度及持續时間时面臨的最麻烦的權衡是战爭的代價和失敗的代價。前者會促使限制沖突即使這意味着喪失优势；而後者則會促使用盡必要手段取得勝利，包括加劇、擴大和延續沖突。舉例来说，美國也許有充分的自信認爲它在對中國的高强度战爭中能獲勝，但面對如此沈重的代價它會更傾向于限制战爭並接受没有取勝的結果，盡管獲勝可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相反，中國也許會認爲雖然在台灣问題上對美战敗的代價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夠承受一場高强度的，也許还是長期的战爭的代價。從廣義上讲，隨着雙方對明顯的勝利的預期在下降，在未来可能的战爭案例中雙方都會更加重視战爭的代價，這正是雙方都必須謹慎思考战爭會帶来什么結果的原因。

　　沖突的代價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續时間的作用的産物。最少的代價，很明顯来自于短暫的、低强度的战爭；而代價最高昂的無疑是長期高强度战爭。代價的類型隨着时間的變化而變化：起初，軍事損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間後，經濟代價會擴大，而軍事損失會隨着軍力的損耗而減少。國內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許在一開始就發揮影響了，但這些因素可能會得到加强並在軍事和經濟損失不斷攀升时改變領導人的選擇。類似的，國際反應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責、反對、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變化等——會隨时間延長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用强度和持續时間作爲描述战爭類型的主要變量意味着會有四個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長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長期高强度。（其他可能性不納入考察但會間接涉及。）每一個案例的假設如表2.1所示。

　　

　　需要再次说明，決定一場战爭自開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領導人是否爲其軍隊進行反擊進攻開綠燈。我們可以從制度性和理性這两個角度来推測是否會保持战爭是有限的。美國在原則和实踐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軍隊。雖然現在的中國國家主席認爲需要加强對解放軍的控制，但我們無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預估中國的文职領導們和將領們在战时是如何指揮命令軍隊的。盡管雙方都有足夠的制度保障，但战爭的邏輯是不拖延战機才是有效的，因爲犹豫會導致行動的損失和不利條件過大以至于無法完成任務，所以最安全的選擇應該是迅速發動對敵方的攻擊。

　　还需要说明的是，低冒險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于高風險和有意的行爲不太容易會促成一場高强度的战爭。此外，一場長期的沖突很可能會延續這場沖突開始时的强度。而在高强度的战爭中，盡管雙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無法保證有一個更好的前景。同樣，如果战爭賭注非常重要，那么高昂的損失不僅不能促成和解與停止，反而會起反作用。即使战鬥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發的，持續這場战爭的代價，至少在政治上，也會比立即做出让步要小。

　　上限與下限

　　在评估這四種模式的可能的花費、損失以及其他影響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战爭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間的沖突在“低强度”型之下是什么樣的。就像俄羅斯，在幹預和分割整個烏克兰的過程中同时采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國，也通過采取一系列軍事和非軍事的手段，以其鄰國和美國的利益爲代價，来推進其利益。事实上，中國正寻求一種在東海和南海(專題)强調其廣泛的海洋聲索的策略：在爭議水域幹扰其他國家的船只，装置石油鑽探設備和人工填島，並帶威胁性地提示中國與其他小國的实力差異。

　　明顯的是，中國是寻求在不觸發美國幹預的情況下孤立地向這些鄰國施压。而同樣明顯的是，美國和其盟國之間會進行一些互利行動。而在中美都參與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看到一種不使用武力的沖突形式。美國的战略是遏制中國，這一點很重要但這並不與本研究有密切關系。雖然這種帶有“灰色地帶”的沖突的花費和損失比一場温和的武装沖突还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對地區的經濟贸易还是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而在另一端，一場長期的高强度的沖突形式並不一定是這場战爭所需要的花費和損失的上限。美國和中國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個國家、最大的两個經濟體、三個最多人口國家中的两個，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難以超越的發動战爭的能力。雖然雙方在和平时期拥有許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战略互疑”。如果雙方爆發了战爭，雙方的互疑會轉變爲深深的敵對，而沖突的邏輯會使在和平时期的暴力水平、持續时間和投入成本出現不合理的情況。

　　在現代曆史中，战爭涉及大國或者是雙方势均力敵时，會卷入許多第三方國家（不只是战前的盟國），持續一段时間，轉移至其他地區，並使交战國的經濟和社會轉變爲战爭状態下的形態。國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經准備好，或是被迫投入到爲了國家的战鬥中。不只是國家，意识形態、世界觀和政治體制都會陷入到對立的状態中。不管他們的初衷是什么，战爭的結果將決定哪些大國和它的集团能生存下来。战前的國際體系將會崩塌，轉而建立起新的爲獲勝方利益服務的體系。因而，战敗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投入战鬥的成本。

　　考慮下拿破侖战爭是如何席卷了整個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顛覆了几個帝國又壮大了另外几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軍是如何徹底擊敗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而非僅僅停止他們的侵略。在這些战例中，战爭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坏大大地超過了交战國早期的意图。通常，失敗一方的體制都被消滅。而對損失的容忍程度會隨着战鬥的持續和懲罰損失的增加而上升。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普鲁士在德國统一战爭中的三次勝利和美西战爭中美國的勝利便是如此。但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战雙方的國力並不匹配，並且战爭迅速就結束了，没有拓展至其他大國。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战爭會像曆史上大國間的战爭那樣具有擴张性、系统性和不顧一切的嗎？在國際秩序下剩余的却是曾經給予雙方幫助的共同利益，會被彼此的敵對所抹去嗎？與失去這些相比，不斷上升的沖突成本會是可以忍受的嗎？對方是否會被妖魔化？普通民衆會否成爲被攻擊的目標？

　　而這些问題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正如我們將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間不斷加劇的敵對可能會引發一場長期的、高强度的、慘烈的战爭。而且，我們不能排除中美這樣两個大國之間的战爭，可能會發展成爲全球性的战爭：卷入其他國家，外溢至其他地區，將雙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牽扯到战鬥中，最後以無條件投降、宣布和平、駐軍占領、政權滅亡和産生新的统治結束。

　　與此同时，現代化战爭的巨大破坏力源自其以征服爲目的的凶猛的地面進攻和战略轟炸。盡管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但這樣的战爭目的和战鬥方式即使是在中美這樣两個大國間的战爭都不大可能會出現，除非雙方在朝鲜半島的沖突中出現了錯誤的估算。此外，美國會盡力避免對中國的战略轟炸以防止演變成核战爭。话雖如此，這裏爲了分析而提到的長期高强度战爭案例也許並不會是中美之間的战爭的上限。

　　在長期高强度的战爭中，受到的困難和造成的傷害不斷持續，這让我們又回到了一個问題上，即這樣的一場战爭會不會導致最终使用核武器。我們的评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們在分析成本和損失时並没有將核战爭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在內。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互威懾的情況在中美的核战略關系中盛行。

　　盡管如此，研究核战爭的風險还是十分有價值的。在一場長期的高强度的沖突中，可以想象，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會在以下情況下提出考慮使用核武器：

　　中國的軍隊面臨着被徹底摧毀的危險。

　　中國的國土面對美國的常規進攻已表現出毫無抵抗力；且這種進攻已廣泛到不只是對准軍事目標，可能还包括政治領導人。

　　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环境已經糟糕到國家本身可能面臨崩潰。

　　美國的常規進攻包括或被認爲包括那些對中國战略威懾至關重要的力量，特別是洲際彈道導彈（ICBMs）、彈道導彈潜艇（SSBNs）和战略指揮控制系统，這些中國方面解釋是爲了應對美國的初始打擊並且让中國免受美國的核压迫。

　　因此，我們並不能排除中國的領導人會認爲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才能使國家免遭失敗和毀滅的危險。不過，即便是在絕望的情況下，訴諸使用核武器也不會是中國唯一的選項，它也許會接受失敗。事实上，美國的核報复會使國家的破坏和崩潰程度更加严重，因而相比于核战爭升级接受失敗會是個更好的選擇。而且，中國一直堅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同时，如果中國的領導人面臨着一個慘烈的境地，並且有理由認爲美國的初始進攻便意在使中國的威懾失效，他們可能會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盡管客觀来说這並不理性）。但這種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遙远，美國也没有理由在它即將在常規战爭中取得勝利时使用核武器。

　　即使是這樣，美國仍需要認识到在涉及中國可能認爲是战略攻擊的打擊行動中潜在的危險性：如對中國導彈發射装置的打擊，盡管這只是爲了削弱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力量；對中國高级別指揮控制系统的打擊，盡管這只是爲了削弱中國常規軍事行動的能力；對战略系统的網絡攻擊；對北京的直接攻擊（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國的導彈防禦力量，這可能會被視爲削弱中國的战略反擊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可能會察覺到美國的常規軍事力量（比如全球打擊、網絡攻擊、反卫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國的战略威懾能力失效的潜在可能。

　　如上所说，即使在長期高强度的战爭中處于極其絕望的境地，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很低，而美國在對中國國土進行攻擊时會非常小心謹慎地應對中國所認爲的關鍵的威懾力量，這將使中國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更低。

　　至于美國發動與中國的核战爭，這看起来更加牽强。與当时除非美國使用核武器否則無法阻止蘇聯企图擊敗北约统治欧洲的情況不同，中美战爭的風險無法論證中國會對美國造成怎樣的難以估算的傷害。更直白地说，蘇聯對北约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中國對美國在東亚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却不是。鑒于此，目前美國公開的政策表明在與中國的战爭中不會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战爭的情況變得很糟糕。

　　綜上，中美之間的战爭不會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這两者的任何一種情況下，對雙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將會超過原来對于一場發生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長期高强度战爭的預估。不過，發生真正災難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细分析战爭的各種風險和可能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