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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1966年8月12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百万革命群众消息传到长沙后，红卫兵与群众举行大游行。唐大柏/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随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毛泽东于1966年8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革”一道特殊风景线。

　　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逐渐减少以至结束，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

　　本期老照片展示当年的红卫兵重走红色革命之路、高唱红色革命之歌、专访红色革命之地、瞻仰红色革命烈士之墓等全国串联活动。

　　德兰/文

　　

　　

　　1966年，文革中红卫兵大串联的授旗仪式。

　　

　　

　　

　　1966年，红卫兵走出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翁乃强/摄。

　　

　　1966年，红卫兵登上井冈山西北面的黄洋界。翁乃强/摄。

　　

　　1966年12月25日，登上井冈山西北面的黄洋界的红卫兵朗读《毛主席语录》。翁乃强/摄。

　　

　　1966年，哈军工红卫兵在江西农村水利工程工地上为农民工做宣传演出。翁乃强/摄。

　　

　　1966年，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在火车上进行学好毛主席思想的宣传。翁乃强/摄。

　　

　　1966年，哈军工红卫兵在江西农村水利工程工地上为农民工做宣传演出。翁乃强/摄。

　　

　　1966年，吉林省交通学校红卫兵向着北京前进。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学院的两支长征队伍行进在山谷中，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66年，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展览室里，红卫兵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参观，学习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革命事迹。

　　

　　1966年，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的九名女红卫兵来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家里拜访刘妈妈。

　　刘英俊（1945-1966），1945年生于吉林长春，解放军战士，拦惊马救儿童壮烈牺牲的著名烈士。

　　

　　1966年，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聚集在天安门合影。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红卫兵越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来自西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朗读毛主席语录。

　　

　　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做一切行动的指针，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长征队的战士们响应步行串联的号召，从上海前往井冈山，这是他们出发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河南省洛阳市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长征队经过龙源口桥。

　　

　　1966年，云南省楚雄一中师生“长征”途中经过大渡桥。

　　

　　1966年，红卫兵长征队在天安门留影。

　　

　　1966年，红卫兵长征队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留念。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到达贵州省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

　　

　　1966年，湖南师范64级“毛主席故乡全无敌长征队”的姑娘们步行去韶山，经遵义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去延安串联。唐大柏/摄。

　　

　　1966年，湖南财贸学院总部的“长征队”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困难，赤脚踏上长征路。唐大柏/摄。

　　

　　1966年，整装待发准备长征串联的红卫兵。

　　

　　1966年，农村孩子也参加到了“长征”大串联。

　　

　　1967年1月27日，红卫兵过金沙江绞车渡口。

　　

　　1967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长征兵团先遣队登上井冈山主峰，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1967年，来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长征队在毛主席故居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微言大义

　　毫无疑问，大串连造成的革命氛围使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

　　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这一举措造成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和经济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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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中国的决策圈层

　　中央提倡用市场来解决市场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战略举措和方向，但市场是不可能计划的，要用市场来解决问题，决策之际，也要真正能够包括市场力量，最了解缺陷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部门，所以让市场各方参与，有效率、有办法地让市场各方参与，不搞神秘主义，就是决策的有效法宝。

　　问题在于，让市场参与也是一个过程，市场自己可能都还不了解中国的政策以及决策过程呢！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决策大致存在这样几个圈层：

　　第一层，体制内圈层。这个圈层主要指部委司局处室、政策研究室、部委院所等等。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决策研究的主力军，这个系统有几个特点，一是控制不透明的数据来源，反正数据颇有些神乎其神。二是直接受决策意图和体制内条件的影响极大，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没有多少中立性，命题作文的味道比较浓厚。三是可以直接行文出政策，导致政策成果。

　　第二层，体制内外延圈层。这个圈层已经是改革的产物，从原有直接拍板的部委司局处室外延到了更多的政府部门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但基本依然属于体制内的机构，有政府资金和政府拨款。包括体制内研究部门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新华社等，也包括少数地方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有直接影响力的权威人士。这个外延圈层的出现与决策越来越趋于系统化，影响、牵涉到的单位太多，利益相关方太多，常常出现一个部委机关“搞不定”有关部门的情况。

　　第三层，体制外圈层。这个圈层比较复杂，既包括半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挂靠研究机构，也包括外资和地方。这个圈层受到的决策意图的影响比较间接、比较少，因而自由发挥的空间反而比较大。以系统论来看，这就有助于将潜在问题透明化，因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得到参与决策进程的机会。不过，他们也有明显的缺陷，不但有外行的地方，还有象牙塔的无形束缚。

　　第四层，草根圈层。媒体、研究个体户、网络意见等。这个圈层的出现与科技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形成有关，实际这个圈层的意见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其他几个圈层的任何人，事实上现在已难以忽略掉网络资料和意见，完全关起门来搞决策。这个圈层的缺点是难以实现机构化，表现有些业余，在决策的节点上有帮助，但在系统层面则有明显缺陷。

　　从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来看，不少阐述和解释决策过程的回忆录以及政策成果的展现都表明，中国的改革过程对决策圈层的影响大致就在这些范围，而四个圈层的影响力大小和作用模式则差别很大。

　　很多时候，即便是在第一圈层，方案、计划、构想、分析、观点和意见等决策相关信息，其实也有一大半过不了司局级，还有一部分过不了部级，能上升、透入真正决策中心拍板所用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就是这个部分也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所以出现问题、决策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属自然。另一个方面，近年来草根圈层的积极性很高，不少人声称能够“参与决策”，甚至是这个“顾问”，那个“顾问”之类的满天飞，其实这完全要看是哪一个圈层的项目和人物，有的时候，甚至他“被顾问”的机构，都不属于第一、第二圈层的，所以很多时候这句话根本就是夸大其词。

　　中国的决策过程，近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外延化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直接产生的问题就是回馈式影响。实际从第二圈层以后，对政策的影响都有回馈反应的特点，出政策相对容易，政策出来后，反响往往超乎预想，这就是回馈反应，就要修正和补台。如果就未来计，今后政策有毛病其实不可怕，关键在于修正，今后会越来越趋向于政策修正，而不是凭空创新出一套全新的政策。虽然事无定论，总有例外，但至少从决策理论来看，今后的决策趋势就是如此。

　　决策科学化在中国还是有很大进展的，虽然人们的要求很高，甚至越来越高，但在慢中求快，乱中取胜，是离不开科学决策的。而了解中国的决策圈层也有利于智库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公众了解政策。

　　■来源：安邦智库

毛泽东品明史：只有这不识字皇帝搞得好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其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

　　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做“奴隶史观”，认为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做如是观。

　　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并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即位没几天的建文帝朱允焚死，朱棣夺取了帝位。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

　　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战场在今河北雄县)，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

　　

　　

　　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

　　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

　　特别是他迁都北京更是明智之举，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泽东提到较多的另一个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明朝由盛到衰，嘉靖当政是重大的转折点。但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

　　其实不然，《明史》在评价嘉靖皇帝时写道:“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曾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

　　

　　

　　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鉴此，御史杨爵沉痛进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

　　可是嘉靖皇帝非但不听，还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下笔似有无限感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

　　即使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因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做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

　　毛泽东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除关注其兴衰治乱外，还特别留意明朝的文学源流及其成就。在一般文人乃至文学大家心目中，明朝的诗词创作乏善可陈。毛泽东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他改变了看法。

　　1957年1月，他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等人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毛泽东对作为“初明四杰”之一的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1961年11月6日，为查找这首诗的全文，毛泽东一天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早晨6时，毛泽东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诗文集。

　　8时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写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不久，再写信说:“又记起来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原诗为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田家英很快查明该诗为明朝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随后，毛泽东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朝是一个以小说见长的王朝。明代近300年间，小说的题材之广、种类之多、成就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鸿篇巨制便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毛泽东对这几部小说均有大量的点评，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就毛泽东评点明代笔记小说的情况做些介绍。

　　在毛泽东的书房中，保存了大量的明代笔记小说。在阅读过程中，毛泽东留下不少即兴评点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他的内心世界。明末大才子冯梦龙所编的《智囊》一书，是毛泽东评点最多的一部笔记小说。其中《兵智部·制胜》讲了田忌赛马的故事。

　　

　　

　　冯梦龙接着又引唐太宗说自己“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战，则知其强弱”的话，说这是用孙子之法也。毛泽东发挥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人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接下来在谈围魏救赵的故事后又感叹:“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川普會推動美台關係躍升嗎？

余傑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美國資深外交家白邦瑞，2015年在台灣出版《百年馬拉松》，公開承認過去四十年受了中國的騙，並呼籲美國官員承認「嚴重錯估北京的野心」。圖／取自美國之音(李逸華攝)

川普以大幅領先的優勢當選美國總統，被「政治正確」的觀念死死束縛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階層遭受一記悶棍。稍稍清醒之後，他們又開始製造川普是唯利是圖的商人、是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義者、將使得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為之終結、中共政權是川普當選最大的受益者之類的謠言。華人媒體亦步亦趨，台灣島內一片鬼哭狼嚎，似乎台灣將被川普政府無情遺棄。

尤其是台灣的《中時》、《聯合》等傳媒，居然聲稱台灣末日將近，應當效仿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背棄美國而投向中共。然而，台灣的處境跟菲馬兩國毫無可比性：中共並無吞併菲馬兩國的企圖，菲馬兩國可以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中共卻從未放棄武力征服台灣的野心，其如意算盤是將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所以，台灣只能與美日結盟對抗中國的霸權，而不能像菲馬那樣見風使舵、左右搖擺。

川普當選，並非美台關係惡化的開始，反倒是美台關係提升的開端。川普有意突破籠罩美國對外政策近半個世紀的「季辛吉主義」。季辛吉是中美建交的始作俑者，也是下台後仍影響國務院的「老巫師」。季辛吉未曾造訪台灣，他曾告訴朋友：「我得先跟北京當局討論。」然而，北京並未給季辛吉應有的尊敬，季辛吉是薄熙來垮台前接見的最後一個外國客人——北京並未向季辛吉透露薄熙來即將被整肅的內幕，使之處於被羞辱狀態。

川普當選後約見了季辛吉，但只是例行公事，未必聽取其「梅特涅主義」的建議。季辛吉居然拿著羽毛當令箭，立刻跑到北京，受到習近平的親自接見——可見北京方寸已亂，以為季辛吉是川普的傳話人。

川普任上 對台軍售可能出現突破

果然，川普與蔡英文有了一次歷史性的通話。川普團隊在一份聲明中宣佈：「當選總統川普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後者表達了她的道賀。在討論中，他們提到台灣與美國之間既有的、密切的經濟、政治及安全關係。蔡英文祝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川普也祝賀蔡英文，她於今年早些時候當選台灣總統。」

對中國的攻勢軟弱無力的歐巴馬，不會有川普這種大刀闊斧的做法。《每日電訊報》稱，歐巴馬事先對此次通話毫不知情。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霍恩（Emily Horne）表示：「我們長期以來保持的台灣海峽政策沒有改變。」歐巴馬的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管麥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不管這是蓄意而為還是莽撞行事，這次通話都將改變中國對川普的戰略判斷。這種負面判斷可能會為中美兩國帶來長久的互信缺失，導致中美兩國戰略競爭。」歐巴馬及其政府的高級官員，似乎是習近平的小媳婦，時刻看習近平的臉色行事。

川普在選舉中聲稱，他當選後要「抽乾華盛頓政治泥潭中的水」，這通電話顯示他在外交上也將拋棄官僚系統的束縛，而做出大膽的革新。川普當選後繼續使用推特發佈一系列重要消息，直接與民眾對話，避開傳統媒體的過濾和扭曲。對於這次與蔡英文的通話，川普本人在其推特帳號上發了兩則推文，後一則不改其直言不諱的風格：「美國賣給台灣數十億美元的武器裝備，我卻不應該接受一通（來自台灣總統的）祝賀電話？這很有趣吧。」

這則推文的言下之意是說，他一點也不把那些來自國務院親中派官員的建議放在心上，就是要跟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不必看中國的臉色。而且，川普用「台灣總統」而不是「中華民國總統」來稱呼蔡英文，顯然不是一時的「口誤」。

這句話更顯示，川普將台灣當作一個親密盟友看待，未來美國在對台軍售上可能有所突破。台灣理應抓住這個重大機遇，向美國提出購買更多先進武器的清單。軍售當然是一門生意，但又不僅僅是生意，用「商人圖利」這個維度來分析川普的想法太過簡單了——如果軍售僅僅是生意，腰包鼓鼓的中共當然很樂意向美國購買若幹先進武器。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有錢也不賣」！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美國對中國武器禁運一直持續至今。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而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怎麽會將先進武器出售給中國呢？

雖然只是一次持續十分鐘的短短通話，沒有太多實質性內容，卻意義非凡。西方主流媒體均以顯著位置報導和評論此一事件。《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這是已知的美國總統或當選總統首度與台灣總統公開接觸。《美聯社》說，美國總統或當選總統直接與台灣領導人說話「極不尋常，或許前所未有」，必定會激怒中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說，川普和台灣總統的通話與美國數十年來的傳統做法背道而馳，可能引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爭議。《金融時報》說，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可能在他還沒有就任之前就開啟一個美中之間的主要爭議。然而，這些評論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高估了中國方面的反彈。

中國網民舉國顛狂，外長王毅欲語還休

川普與蔡英文通話的消息傳出之後，中國的社交媒體鬧翻了天。被中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洗腦的網民，全然不知道自己奴隸的身分和處境，卻憤怒地爲主人抱不平：習大大沒有享受到的待遇，憑什麼「台灣地區領導人」能享受到？他們也忘記了，台灣人可以投票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而習大大根本不是他們選出來的。

因為這通「傷害中國人自尊心」的電話，中國網民對川普和蔡英文百般辱罵，這是他們僅有的言論自由。此前，一名從美國回到中國的、具有民主自由意識的留學生，僅僅因為穿了一件寫著批評習近平的話的衣服，就從此「被失蹤」了。中國人哪敢批評習大大呢？

然而，與民間恨不得對美國和台灣開戰的輿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官方的回應卻前所未有地克制。曾經惡言謾罵加拿大女記者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指責說，「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無法「改變一個中國格局」。他一句也不敢批評川普，只能「柿子揀軟的捏」，拿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出氣。蔡英文上台之後，中國方面停止了與蔡英文政府的對話管道，通過減少陸客到台灣旅遊等手段來逼迫其就範，卻成效不彰。這一次的恐嚇，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過去八年來，歐巴馬政府對中國有求必應，甚至在加州的那場「不打領帶的會晤」中，全盤接受習近平對兩國關係提出的「戰略性夥伴」的定位，卻從未得到來自中國的任何回報。反之，習近平對歐巴馬無比輕視，刻意羞辱——比如，在杭州的二十國峰會上，故意讓歐巴馬從空軍一號的肚子下鑽出來。這是歐巴馬自取其辱。共產黨這個流氓集團奉行的原則向來是「欺軟怕硬」，他們對庸庸碌碌的歐巴馬可以予取予求，對氣勢洶洶的川普卻低三下四。

川普當選絕非中國的「福音」。中國更願意只說不做的希拉蕊成為美國總統。中國對希拉蕊的拳腳路數瞭如指掌，卻很害怕大開大合的川普上台，川普若在貿易上對中國持強硬態度，經濟已陷入困頓的中國必然雪上加霜。

川普的亞太政策尚未公佈，但新政府將帶來巨大的變局，以及值得期待的多種可能性。儘管川普本人缺乏處理外交事務的豐富經驗，但他的直覺有可能優於職業外交官——如同當年雷根總統靠自己的直覺做出的很多判斷，比如用「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證明比職業外交家的精心盤算更有效果。

美台關係提升美國智庫持樂觀態度

最近，我在華府參加一個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研討會，參與者中有國務院現任的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處長，多名前副國務卿和前大使，以及自由之家、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的負責人。這是川普當選之後層級相當高的一次對華政策研討會。

多名目前還在台上的政府高官直率地承認，歐巴馬時代的對華政策「毫無作為」，這種停滯狀態即將被新政府打破。我第一次聽到美國政府高官不是使用外交辭令，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心聲。

與會的一位資深防務專家Richard Fontaine更是爲美國的對台政策高分貝發聲。Richard Fontaine目前是華府重要智庫「新美國防務中心」總裁，此前曾在國務院和國會任職，當過共和黨資深參議院麥凱恩的外交顧問，也曾在喬治城大學外交系任教。他指出，過去美國政府太對不起台灣了。美國政府的台灣政策看中國的臉色，這是有失國格。歐巴馬給中國這個獨裁國家太多的禮遇，比如讓習近平到白宮享受最高的國宴待遇，這些禮遇是當年蘇聯做夢都想要得到、卻從未得到的。反之，台灣作為民主化最成功的亞洲國家之一，在華人世界創立了民主轉型的典範，美國應當給台灣更多的肯定、尊重和讚美，甚至將此前給予中國的禮遇轉移到台灣身上。

與會多名有影響力的智庫成員都建議，川普新政府應當推動台美關係正常化，像對待日本、南韓、印尼、印度、新加坡那樣，讓台灣成為亞洲新安全體系之一員。川普應有勇氣蔑視中國的抗議，提升與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關係。若美台關係有突破，台灣就能破除長期在國際舞台被迫「隱身」的可悲狀態。

最近被川普招攬爲中國問題顧問的美國資深外交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此前在台灣出版中文版的《百年馬拉松》一書，公開承認在過去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受了中國的欺騙，「我寫這本書是爲了說服美國官員和台灣領導人，公開承認我們嚴重錯估北京的野心」。白邦瑞七十年代初到台灣學習中文，與台灣歷任領導人都有來往，作為在台灣受語言訓練的歷史見證者，他痛陳自己在為幾屆美國總統服務期間，在對華政策上做出的錯誤判斷，「美國官員坦白承認錯誤是破天荒的大事」。白邦瑞在書中提出若幹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建議。可惜，如此重要的著作，在台灣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台灣讀者喜歡讀那些吹捧習近平和中國崛起的垃圾文字，比如朱雲漢的著作。

如果白邦瑞日後在川普身邊發揮影響力，川普逐漸認清中國對美國的嚴重威脅，那麽美國的對華外交必將呈現「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新局面。在此變局中，台灣將充滿機遇。

朱元璋“火烧庆功楼”，功臣全灭，只有徐达一人逃了出来？

　　

　　作者｜我方团队覃仕勇

　　我方为头条号签约群媒体

　　字数：2983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朱元璋出身贫寒，没有门荫可依，没有背景可靠，却以布衣取天下，诚为古代开基业帝王中最难者。而其亲手创立的许多重要的制度，影响后世长达五六百年，可谓目光独到、施政老练，连一向眼高过顶的清朝康熙大帝，也不得说出了“治隆唐宋”之类的赞语。

　　可是，因为朱元璋力纠元朝之弊，大力反贪反腐，差不多得罪遍了整个文官士人阶层，个人形象惨遭抹黑，“朱元璋”三个字也成为了蛮横凶残、且充满了神经质的暴君的代名词。

　　

　　朱元璋的凶残事件中，最出名的就是“火烧庆功楼”。

　　“火烧庆功楼”的故事流传很广，散见于《大明英烈》、《明英烈传》等书，晋剧中也有《火烧庆功楼》的剧目。

　　故事讲的是：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得了天下。为了坐稳龙椅，他准备清除掉那帮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为此，他建造了一座庆功楼，计划在庆功当晚将功臣连人带楼一把火烧尽。

　　军师刘伯温神机妙算，窥破了朱元璋的毒计，提前告老还乡。

　　大将军徐达相送十里，依依惜别。刘伯温不忍徐达丧生，好心提醒：功臣楼庆宴之日，务必紧随皇上，寸步不离。

　　开庆功宴当晚，徐达依言紧紧跟着朱元璋。由此，在满楼功臣全部葬身火海时，徐达暂时保住了一命。

　　然而，受此一吓，徐达惊吓成疾，得了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得了背疽的人是忌口公鹅肉的。朱元璋却偏偏赐了一只清蒸公鹅给徐达。

　　徐达知道这是皇上赐死，只好含泪吃了公鹅。没有多久，毒发身亡。

　　

　　这个故事编造得活灵活现，象真的一样，老百姓非常喜欢听，听了也都深信不疑。但这个故事假得实在不能太假。

　　明朝开国大臣除了刘伯温和徐达外，主要还有常遇春、李善长、李文忠、邓愈、朱文正、汤和、朱亮祖、胡大海、周德兴、廖永忠、傅有德、冯国用、冯胜、沐英、蓝玉等等，这些人，非但刘伯温和徐达没被烧死，另外的其他人的辞世过程也历历见诸于史书，没有一个是被烧死的！

　　“火烧庆功楼”很假，，但徐达吃“蒸公鹅”毒发身亡事却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不了少史学专家也相信。

　　比如说，大史学家吴晗就把徐达吃“蒸公鹅”毒发情节，写进了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中。

　　吴晗之所以相信这事，是因为该事件在史料中还是有迹可寻的。

　　《明史•徐达传》就载有“（徐）达在北平病背疽”、“明年二月，病笃，遂卒”的记录。而出现在明代中叶的《翦胜野闻》也有谈到朱元璋在徐达患病期间曾有“赐食”行为，不过没交待所赐的食物是蒸鹅。蒸鹅是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加进去的。赵翼原意是想讲一个 “传闻无稽之谈”，说到了朱元璋“赐以蒸鹅，疽最忌鹅”。

　　此说富于戏剧性，一经现世，便大行其道，深植民心。

　　曾有医学人员出来辟谣：说背疽是背部出现了急性化脓性感染，与吃鹅肉与否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则故事是假的。

　　史学专家也出来辟谣：说《明实录》和《明史》都没有“赐蒸鹅毒死徐达”的记录，而且，即使朱元璋真要毒死徐达，宫中应该不乏上好毒药，何必用人人均知的“疽最忌鹅”的鹅来实施如此无耻之毒计，而授天下人口柄？

　　事实上，功臣之中，朱元璋对徐达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后来也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徐家荣盛一时。

　　

　　徐达死，朱元璋停止上朝，备极哀荣，追封徐为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配享太庙、功臣庙，位皆第一，亲自撰写长达两千余字“御制神道碑文”。

　　而且，神道碑通高8.95米，不仅是明朝功臣墓碑中最大的一块，而比位于钟山南麓、明孝陵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还要高出17厘米（“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高 8.78米，碑为朱棣所立，碑文为朱棣亲自撰写）。

　　本来，按明朝制度，功臣殁后封王者，陵前神道碑身高九尺（3米），广三尺六寸。徐达神道碑的规格，不仅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而且比朱元璋的还高，这已足以证明徐达在朱元璋、以至朱元璋儿子朱棣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所以，朱元璋毒害徐达之说，实难成立。

　　话说回来，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把野史、传闻当作史实来写，可不是只有一处两处。

　　书中是这样写的：

　　小时候朱元璋经常替田主放牛看羊，爱玩爱闹会出主意，也是公认的孩子王。有一天，忽然饿了，但天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是看牛的小伙伴——也是朱元璋日后大将的周德、兴汤和徐达等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肚子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那个又提出真想吃一顿肉，一个又说肉是财主吃的，不知是什么滋味。说得人人心慌，个个嘴馋。猛然间，只听元璋大叫一声：“有了！”大家齐声发问：“什么？”朱元璋笑说：现放着肉不吃，真是呆鸟！随后牵过一只花白小牛，用放牛绳捆住前后腿。

　　周德兴看了，抄起一把砍柴斧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头就是一斧。徐达汤和赶紧帮忙剥皮割肉，别的孩子则拣些烂柴树叶子就地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吃，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条尾巴。这时太陽已经落山，山脚下的寨子里，炊烟袅袅在半空中，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大家这才猛然省悟：肉是吃了，馋是解了，却怎么向主人交待！一时面面相觑，想不起主意担不起罪过，正在着急，互相埋怨，胆小些的甚至“哇”地哭出声来。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祸是自己闯的，责任也该自己担当起来。于是一拍胸脯，吩咐伙伴们把小牛的皮骨埋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去了只留下尾巴，拉了半天拉不出来。孩子们听了觉得主意不错拍手叫好。

　　

　　这段文字，把朱元璋、徐达等人写得很不堪，这种智商，敢情杀牛之前压根就没有半点要承担杀牛责任的意识？而朱元璋想出来插牛尾巴入石头缝的主意又明显是一个极馊的馊主意，孩子们居然拍手叫好。这则故事的可信度基本接近于零。

　　其实，就在朱元璋亲自为徐达撰写的“御制神道碑文”上已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初次见到徐达是“岁癸巳，朕集义旅，王来麾下”，则那时的徐达已经二十二岁了。

　　当然，这个故事并非吴晗原创，其最早见载于明人王文禄的《龙兴慈记》，原文只有短短两行字，也没写一起煮牛肉的群儿是谁，可吴晗却指定是徐达、汤和、周德兴。

　　那么王文禄的《龙兴慈记》是一部什么书呢？

　　王文禄在自序里也说了：外公活了八十多岁，知道很多本朝初年事迹和掌故，告诉了妈妈；妈妈又把这些事迹和掌故告诉了我；我现在快五十了，也忘得七七八八了，还是把记得的用笔写下来吧。书名《龙兴慈记》的意思就是“听妈妈讲太祖爷开业创基的故事”。

　　

　　书中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朱元璋和小伙伴玩上朝的游戏及偷杀地主家牛犊的故事外，还有：朱元璋的爷爷葬中了风水宝地，所以朱元璋后来做了天子；朱元璋出生时的种种祥瑞：朱元璋做沙弥的时候发配庙中伽蓝神；刘伯温被高人魂魄附体等等。

　　

　　有意思的是，该书还写了一个“朱元璋杀常遇春老婆”的故事。

　　故事说：朱元璋可怜常遇春久婚无子，不忍心看着他绝后，就赐了两名宫女给他。但常遇春是个“妻管严”，对这两个宫女碰都不敢碰一下。一日，常遇春早起，一个宫女端了一盆水来伺候洗漱。常遇春有贼心没贼胆，只是幽幽夸了句：你的手好白！等下朝回来，老婆郑重其事地送给他一个红盒子。常遇春开盒一看，里面装的竟然一只鲜血淋淋的断手！常遇春惊悸不已。次日上朝，神色恍惚、举止失措。朱元璋细加盘问，得之了实情，捧腹大笑。改天，朱元璋召常遇春入宫喝酒，暗中却派宫中力士把常遇春的老婆肢解了，说是：“悍妇之肉”。常遇春再度受到惊吓，从此得了癫痫。

　　

　　

从“大数据”看“明实亡于万历”
　　

　　这些故事由于太不靠谱，吴晗也不信，没在写进《朱元璋传》中，但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朱元璋”黑历史“的边角史料，且信者众。

　鱼羊密史

　　

　　（图）崇祯（公元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祯是统一明朝的最后一个年号。

　　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共产生了16位皇帝，而其中的第14任——泰昌皇帝，仅在皇位上撑了一个月，便魂归西天。作为明朝第16任同时也是末代皇帝的崇祯，因他的裁撤驿站而直接导致李自成失业造反。最后，李自成以兵临城下的极端方式，不仅是将崇祯皇帝逼下岗，还逼得他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上。为大明王朝拉下了历史的大幕。

　　表面看去，大明王朝的倒台是因为崇祯将后来的李闯王给弄下岗而引起的蝴蝶效应。实际上，大明王朝的躯体，早在万历手上，就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癌变。甚至，黄仁宇准确地推断出其癌变的具体时间——万历十五年。

　　今天，当我在从不同渠道收集来的数据中，寻找“明实亡于万历”的蛛丝马迹时，除了替这个伟大王朝的覆灭而感到惋惜，更深的感受是：万历的荒唐，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万历是明朝16位皇帝中的第13任，与第16任的崇祯皇帝隔了两个朝代。若仅就工作衔接而言，实际上只隔了一个天启朝——因为泰昌帝仅御极一个月。

　　万历皇帝自1573年登基，到1620年驾崩，在皇位上超长待机48年。而不上班、不开会、不见大臣、不批文件地消极怠工，则长达35年。原因是他想违背组织制度，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而文官集团的大臣们则坚持按制度办事，立长子为太子，仅此而已。

　　万历皇帝一生生了8个儿子，但没一个是正宫王皇后所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立下的规矩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按照这个组织制度规定，皇长子朱常洛理应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可执拗的万历却一心想将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生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立为太子。为此，万历先生从首辅申时行首次提出立朱常洛为太子的1586年开始，到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的1601年，就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非长子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一事，与大臣们死磕达15年之久。并因此闹掰而分道扬镳，再也不想见那帮不给他面子的大臣们了。

　　

　　（图）万历（157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自1585年之后，除了1588年去定陵考察自己的陵墓，到他1620年驾崩，35年里，没哪位大臣知道他们的老板万历先生，到底在深宫里都在干些啥？

　　因万历先生的罢工所带来的恶果，我们从一组数据上，就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如1602年，也就是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首都北京及副首都南京共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94人、巡抚3人、布按监司66人、知府25人。按当时的机构编制，六部给事中为50人，全国十三道御史为110人。1607年，六部给事中仅4人、十三道御史仅5人；六部的尚书、侍郎加在一起只有4人，礼部没有尚书，户部只有一个侍郎，工部连个侍郎都没有。1610年，中央六部中，仅刑部有长官。而都察院一把手都御史则空缺达十年以上。此时，给事中和御史一共仅9人。因为吏部、兵部无人签字盖章、办手续，导致在京侯任的数千名文武官员因无法按时赴任而滞留北京。

　　锦衣卫因为没有一位法官，导致囚犯们被关在监狱里，有的长达20年之久，也没人来提审他们。他们投诉伸冤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拿砖头砸自己自残以引起注意。内阁大学士李廷机因年老多病，连续120次递交辞呈，也没有得到万历同志的回复。终于撑不下去的他只好不辞而别，也不知万历先生知不知道此事！

　　这就是“大数据”下的大明王朝第13任皇帝——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万历先生的政绩。这个原本相当严肃的话题，却在“大数据”的解剖下，看上去像个笑话。

　　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否认运气的存在的。置管理帝国工作于不顾的万历皇帝，在他的任期内，似乎也没发生啥伤及帝国根基的大事。但是，在貌似健康外表所掩盖下的帝国，已悄然长出并马不停蹄地侵蚀着帝国肌体的癌细胞，并正在信心百倍地蔓延着。而万历实际接棒人的天启皇帝，又在这病体上补了一刀，最终促成了一心想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为这场不可逆转的病变埋单——他吊死在煤山一颗树上时，陪他殉国的，只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这个，就是病原体的万历先生所不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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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同志何以深得人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