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真相：60年代安徽曾饿死350万人




2016年12月09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大陆总计饿死了约3,500万人。（网络图片）
    
    在中共建政67年的历史中，曾有过饿死近四千万人的历史记录。据《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5期报道，该刊刊登了当年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组组长李坚所写的《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摘要如下：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合署办公。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
    
    1967年，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
    
    谁知，3,500万人的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李坚的命运。多年以后，李坚在回忆中详细说了此事。

    地方官员掩盖死亡人数工作组赴安徽受阻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刘作恒来中监委开会，反映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看到了这些群众来信。当年，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于是再次派出工作组调查。
    
    ······
    
    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
    
    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被迫撤回。

    实地调查的结果：人吃人，饿死350万
    
    我从1960年起，当任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很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上瞒下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就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理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
    
    ······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事实的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许立坟头，不许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之后我有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是100万左右。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我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下去核实。我的笔记本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以个人的名义写报告报送邓小平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之后，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_(网文转载)

冯天乐：评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2016年12月09日


    作者：冯天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中国大历史》是史学家黄仁宇所作，乃黄氏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专着。此书既从经济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又用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互相比较，可谓厚积薄发，知识面广。此书不只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为广大民众而写的历史著作，时代感比较强，加上此书论点新颖，用三百多页的文字，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用宏观的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广受好评，引起人们的共鸣。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认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阶段都会比前一社会阶段进步。（此即斯大林所谓“社会发展五段论”）。黄氏突破了这种“教条化的历史概念，使人们可以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去认识和诠释历史。黄仁宇在书中并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并且指出将清朝说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实无意义，等于说不称一个小孩为“小孩”，而勉强叫他做“预备成人”。当时恰逢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日益薄弱，社会普遍轻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史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结果产生“史学危机”。他质疑“封建社会”一类概念，打破了史学的“范式思维”，在大陆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黄氏主张应该压缩卷帙浩繁的历史数据。“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黄仁宇之所以运用归纳法，是由于中国历史数据浩如烟海，如果不把它高度浓缩，则会有“毫无体系”、“互相矛盾”之感。而且，在历史上，有许多“技术上的变量”，对历史的发展，可说是微不足道，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反会使得读者惘然无绪。因此使用归纳法就是要抓住主体，摒弃杂芜。如今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黄氏的“大历史观”无疑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黄氏强调研究历史要抓大放小，因为“大历史”不仅是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是史学家应有的胸怀。

    还有，黄仁宇力图从地理、气候和经济等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治乱兴亡”、“朝代兴亡”的思维定式，例如他认为秦朝的统一终止了青铜时代，开创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业所成是自然力量的驱使，包括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和丰沛雨量的季侯风。

    黄氏又运用比较法研究历史。他使用今天的概念与历史上的观念比较，从而指出某一历史事件的特性，同时亦发表了作者的议论。例如他在叙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运用今日的财政、金融管理观念去作比较，于是得出王安石的改革基本思想“与现代读者近，反而与他同时人物远”的结论。

    另外，从研究的目的去划分，历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纯研究和求务实两大派。前者标榜避免现代人的价值侵入研究，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后者则相反，为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去研究历史。黄氏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他质疑学习历史是否能够学以致用。“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他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帮助学生“安身立命”。他把现代社会提出的重要问题放在首位，透过不同题材的研究，为现代人寻求历史的答案。这也是此书的写作目的。

    然而，“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我们决不能将其视作能够解释一切的万应灵丹，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合理性，但亦有其局限性，故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可以偏概全。例如秦能统一六国，气候因素只是诸种因素之一，但不能只讲此点，而忽视其它因素，例如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法度严明，生产力大有发展，而六国君主为求苟安，割地赂秦，终为其分化瓦解，逐一消灭。

    黄氏的学术观点有二—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前者重经济轻理念，排拒意识形态，界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落后与现代的准则是用“数字”而非道德治理。后者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单元，用归纳法综合之。既然远观百年的发展，只看最后的总账，对整段期间内个别的人和事大可一笑泯恩仇。

    黄氏这种历史观的缺点是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忽视道德和人情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于“宏观”的治史方法，有以百姓为刍狗的非人性化之弊。以此视角观之，则反右、大跃进、文革，不过是大历史缔造过程中的偏差，就如天然灾害之不可避免。日常的矛盾冲突更是历史长河中的微波，即使导致人命财物的损失，也转眼即逝，无关紧要。这种轻视人命，忽视统治者责任的价值观实在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失误，那么中国就不会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就不会有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更不会有摧残文化，祸延数代的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么多人家破人亡。黄氏断言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

    在“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前提下，人类所能为力的相当有限，这无疑否定了人类行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就容易抹杀了历史伟人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杰出贡献了。

    所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是否确实存在也是一大疑问。到底要多久，才算是“长期”？在“历史的合理性”终于展现之前，到底还要付出多少牺牲？这种“合理性”，就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或基督教的“天国”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事实上，用所谓“长远利益”来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

    因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不在乎时间长短，只以“最后”的结果衡量历史的功过是非，而那所谓“最后”，是可以不断延长的。只要“最后”达成了某个目标，不论付出多少代价，耗费了多少光阴，从长期来看，都算是合理的。这种观点容易落入“目标只要高尚，手段可以卑鄙”的误区。

    此外，黄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一些阙失，如他认为《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像一部论文集。 在历史研究中如此评论文学作品，未免有些不伦不类。因为《红楼梦》既然是一部小说，自然要有感情，而且它以描写女性人物为主，故不存在过于“感情化”和“女性味”的问题。至于《儒林外史》的文学价值也决不会低到像一部论文集，如它描写范进中举就把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刻划得维肖维妙。此外，他在谈及明初历史时，说朱元璋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诚然，明朝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史上极低的，但说朱元璋视政府官员为“人民公仆”，则绝不可能。因为当时显然没有“公仆”的概念，官吏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民作主”。此外，他将中国历代王朝划分成三个帝国，这不但抹杀了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帝国之概念。它只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要求诸国俯首称臣，确立宗藩关系，对这些藩属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西方那些侵略、瓜分弱国，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不可同日而语。总括而言，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传统史家以人物和断代为中心的研究方法，首倡以“大历史”的宏观视角观察历史，并且用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等跨学科切入研究中国史，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等新概念，实在值得肯定。但其缺点是过分重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在摒弃意识形态之余，将道德和人情都抛弃了，这是不应该的。毕竟，历史是人类构成的，如果研究历史不着眼于如何增进人类的幸福，批判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和苛政，则历史研究必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