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2016年12月8日讯）【自按：我跟在美國的香港《動向》杂志主編张伟國是微信好友，他在朋友圈所發（轉）文章是我做研究的重要參考。今天，看到伟國先生轉的一篇以華裔美國作家张純如之死爲话題之一的文章《中國之殇》。不短时間以来的所思所感压抑不住，援筆成文，專發《參與》網刊。2016年12月8日，綿逸書房。】
首先说，我不想汙蔑张純如的名譽，而是以她作爲公共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性格爲批判對象；其次说，我没讀過她写的The Pape of Nanking，漢譯本也没讀過。很可能，這樣批判起来，有嫌鲁莽。不過，有關她的死因，公開披露之一項是她對中國人奴性的極端蔑視，乃至對人性徹底失望。
純如女士甚至说：“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發現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
這是赤裸裸的賊性爆發！像曆史上任何一次反抗者的慘烈屠城一樣，那種消滅同類的意识是如此之强烈。可以说，如果純如女士處在項羽、张獻忠、洪秀全的現实地位上，絕不會手軟。
南京雖然不幸于日本占領軍，但它的曆史上更慘烈地不幸于洪秀全。太平軍攻破金陵，曾給數千男童做“絕育”，让他們的父輩背上儒家傳统之恥辱（無後爲大不孝），因爲他們的父輩抵抗過洪秀全的軍隊。但是，只要有一點寬容之心就知道：金陵庶民是在政府威逼下，才不得不加入防禦战的。当然，參加防禦之被迫，也是奴性掩蓋住賊性的一種表現。
包括純如女士在內的許多思考者，對中國人的奴性不乏深刻批判，却往往忽略了賊性之禍烈！庶民之養成賊性在于压迫之深重，寻機可報，必然索回百倍、千倍成本。這種百千倍是儒法两家鍛炼出来的，儒家讲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從道德上蔑視底層存在；法家讲严刑峻法、法在德上，乃至于現在某位党棍还讲要让違法的人付出十倍乃至几十倍的成本。如此，“罪刑相当”之基本現代法理原則被視爲無物。
外儒內法也好，內儒外法也罷，賊性殘存而發酵在前指党棍與純如女士思維裏面是一樣的。前者是“賊的兒子”，好聽一點叫紅二代，那種家族性賊性借着革命成功與新法统傳承，囂张到屠城不可避免。在這裏，可以預言：有一天，在權力行使期間，“賊的兒子”必然會有屠城行爲，其如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後者是傳统的不自覺鍛造品，更殘酷一點地说，是賊性不自覺的犧牲品。第一點，在名字上，“純如”二字来自《論語·八佾》，八佾是音樂秩序對整體秩序（禮）的重要反映（而爲樂）。純如女士的家庭背景是台灣傳统的中國古典，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命名把她送上絕路是大概率事件。那樣的文化不自覺，也是台灣國民党今日灰头灰脸的曆史邏輯或者邏輯曆史。第二點，在工作上，從一九九七年七月從美國進入中國大陆，到該年十二月就有著作出版，完全的古典式急就章。在急就章背後，是“賊的兒子”那個系统全力支持無疑，就像不少台商的經營成功。
不管The Pape of Nanking说起来如何成功，它实在是書写曆史上的一大恥辱——不到半年时就出了巨著，太驚人了！畢竟，純如女士不是中國大陆的邊缘化文人，要靠胡亂攢書混口飯吃；畢竟純如女士不是“賊的兒子”意识形態體系的小爬蟲，要用應时之作来換取位階升遷。
賊性，積累于文化，可以批判，但是，可憐論之，它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策略，尤其是它被奴性所包装的时候。不過，畢竟純如女士身在美國，屬于自由世界；畢竟純如女士做曆史課題还有台灣可取，她的生身家系在台灣。在台灣，怎么还有選擇不谄媚的權利，畢竟两蔣时代已經成爲曆史。
賊性，不僅僅是曆史書籍所指斥的造反，更不能以文藝中的占山爲王、落草爲寇来形象化。賊性，更多地是隱忍于體制，悄然從中博取超額利潤。這種賊性，既爲“賊的兒子”們所欣賞（那種至少表面的忠心耿耿），也爲“賊的兒子”們所忧懼——賊性博取巨額經濟利益的同时还想“取彼賊而代之”，于是乎，“反政變”就成了響当当的政治口號。
如果有一天曆史發現足以證明純如女士的巨著是在“賊的兒子”所辖的意识形態體系乃至更特殊體系的幫助下，草草完成的，那么，我們（也許是我這一路的學術後人）至少會明白：純如女士不幸地被文化不自覺圈進了隱忍賊性，她也是自己所痛罵的奴性的高级版本；她的自杀不僅僅是日本右翼騷扰與自身對同胞奴性之無奈，更是她想以一死擺脫“賊的兒子”們。
純如女士自杀十二年了，在时間計量上，是一旬（十二生肖一輪）。在這一輪裏，代表傳统文化也更加文化不自覺的國民党走向了徹底衰亡。這两個曆史事件，不是簡單關聯。还有，在大陆百度百科上查看<张純如>詞條，裏面没有關于她對同胞奴性指斥的遗言，只是涉及到日本右翼的騷扰。
“賊的兒子”們成功也殘酷地肢解了“张純如”這個曆史符號。而無論如何，一個中文水平並不好的華裔美國女子是如何在不到半年的时間就完成了一部巨著，确实是個“秘密”。書出版的时機，恰恰是“賊的兒子”們刻意營造的“六十年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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