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身边的对华强硬派
    
    第二点，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冲锋陷阵，他是一个“特朗普团队”的统领者，他也是美国这场“特朗普政治思潮”中无可替代的代言人。而属于特朗普核心圈子的骨干人员，都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强势，冷酷，死硬，口无遮拦，带有较强的白人至上主义印记；当然，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反华（反共就更不用说了）。
    
    从一直追随特朗普左右、不弃不离的两个左膀右臂：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奥尼(Rudy Giuliani)和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里奇 (Newt Gingrich)（两人都曾经在不同时期竞选总统），到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总策划，现在是特朗普白宫班子总智囊和兼任幕僚长的斯蒂夫·班侬 (Steve Bannon)；从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福林将军(Michael Flynn)，到特朗普的主要经济事务顾问斯蒂芬·莫尔 (Stephen Moore)，更不用说美国原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 (John Bolton)，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对华强硬派。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强硬方式和做派，大大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所谓强硬派。以当年小布什手下的重要阁员为例，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伍福维茨，这些都是当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干将。
    
    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人虽然强硬，到底还是懂得腾挪进退、务实并且现实的战略家。
    
    而特朗普现在手下的这批干将则不然。他们超意识形态的冷血和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词立场，一直是不容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及传统政治体系的。包括班侬（其领导的网站是美国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势力的大本营）、福林（在奥巴马任上因为过激言辞和粗暴领导方式被解职）、博尔顿（上任联合国大使一年即辞职，因为其任命无法获得参议院支持）等，都曾经是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对象。
    
    如今，一夕之间，驾乘着“大嘴特朗普”这一超常规载体以及其背后的民意错动，突然飞黄腾达，成为执掌世界上最大战争机器的操控者了。
    
    其他不讲，看一看特朗普外交团队的核心圈子成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次“美台电话外交”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吧：
    
    彭斯（副总统）：“老实讲，媒体的反应完全是茶杯里的风暴（小题大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和一个民主选举的台湾‘总统’打一个礼节性的祝贺电话，怎么倒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
    
    博尔顿（国务卿候选人之一）：“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幅调整一些（美台）关系了。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领域做出了一些极具挑衅性和侵略性的声索和举措。”“北京无权决定我们可以和谁通话。如果觉得一个电话就能颠覆几十年的一些东西，这真是荒谬的想法。”（注：在今年一月份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博尔顿建议，“美国新当选的政府可以在国务院正式接待台湾的外交官，提升美国驻台机构为正式的外交驻在，正式邀请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允许美国高层领导人访台，直到最终恢复对台湾的外交承认”[1月17日]）
    
    金里奇（国务卿候选人之一，特朗普的核心外交顾问）：“美国国务院现在奉行的是一套奇怪逻辑：好像我们需要中国人的许可才能做某些事。这真是荒谬之极。我觉得这通电话显示了特朗普能够自己作主，如果中国想要同美国打交道，他们必须要接受美国做事的方式。他们以后再也别想恐吓我们了。”
    
    叶望辉（中文名）（原副总统切尼的安全事务顾问）：“一通礼节性电话就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关于突破常规的指责，恰恰显示了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多么地荒谬。如果象这些专家所讲的那样：仅仅对于我们盟友的一点礼节性回应和关于台湾现状的一些事实叙述，就能够威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话，那我们确实需要重估我们的国防政策，从而拿出更好的办法来了。特朗普在此事上走出了好的开端；根本不需要再去听那些一直在误导我们的专家们。”
    
    莫尔（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台湾是我们的盟国。我们之所以支持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遵信自由。我们当然应该力挺我们的盟友，如果中国政府不喜欢，去他们妈的”（原文是“Screw them!”这是英语里的骂人话）。
    
    与这些针锋相对、措辞犀利的回应相比，特朗普在电话后的几个推特短讯，甚至显得克制理性，彬彬有礼了。
    
    在特朗普已经公布的内阁名单中，退役军方将领目前占了超常规的比重。其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福林的任命，最被美国自由派媒体所诟病。
    
    福林的大嘴风格，不输于现在的老板特朗普。他几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言论包括，“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藏在宗教的假象下，而根本不是宗教。”“对伊斯兰感到恐惧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关于中国在未来美国战略安全中的位置，这个号称“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誓死搏斗几十年”的三星将军，竟将中国看作是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天然联盟，共同威胁着西方世界的生死存亡（见其今年七月份出版的最新著作《战场：如何打赢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
    
    刚刚获得提名为国防部长的退役四星上将马提斯将军，就更是一位铁血硬汉了。
    
    作为美国中部战区的司令官，马提斯主导了美国二十一世纪在中东最关键的几场恶战。他的强硬果敢的风格，以及博览群书的学识，再加上终身单身汉的身世，为他赢得了军方和媒体的广泛赞誉，同时也获得了几个名头很响的外号，“疯狗”，“武僧”，“当代巴顿”。
    
    在伊拉克征战时，马提斯的“三要原则”被海军陆战队广为传颂，“要礼貌，要专业，要随时准备干掉你面前的任何人。”他惩罚士兵的办法，是让他们挖个深坑；“从这里你能挖通到中国去——反正我们早晚要去那里干一场”。
    
    在马提斯将军看来，所有美国在中东的战争，都是为未来的大战演练。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位美国将军熟读《孙子兵法》。

    中美贸易战或不可避免
    
    第三点，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主要靠的是两张牌：（1）解决就业问题，（2）解决非法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移民问题的源头，又是与就业、医疗保险、福利待遇、生活水平等实际因素相关的。至于说到解决制造业就业和美国贸易赤字问题，特朗普早早将靶心瞄准在中国的后背：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和中美之间所谓的“不公平贸易”问题。
    
    提及这一点，就不能不驳斥一下目前国内流行的一种论调，即：特朗普所承诺的将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并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等，只不过是大选时为了吸引选民眼球的“选举语言”罢了，不用当真的。原因是，于情于理，贸易战的做法都说不过去——比如，中国的人民币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升值；比如，贸易是两国间互利互惠的行为，制裁中国产品也会殃及美国消费者，引发贸易战，最终两败俱伤，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理性务实”的美国领导人在权衡了利弊之后，都会放弃这种鱼死网破、大打出手的下下策的。
    
    可问题是：如果是选“理性务实”的领导人的话，特朗普根本上不了台！他恰恰是靠着激活、鼓动、宣泄那些被“美国梦”和全球化大潮所抛弃和遗忘的美国蓝领工人的集体郁闷才登上大位的。
    
    一直以来，特朗普的立场导向和政策应对，几乎都是情绪化所主导的。所以，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将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并向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以想见，如此的大动作，肯定会引发中国政府的报复措施，从而开启贸易战的闸门——而这，我想恰恰是特朗普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贸易战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迫于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压力，还是因为双方政府制裁措施的双重夹击，外包输出的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无法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惩罚性关税）和政治成本（美国民意指摘），而不得不整体撤回美国。
    
    所以短期内，中美贸易战在增加美国老百姓消费成本的同时，也会客观上促成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回归。
    
    佐证这一政策走向的最好例证，就是即将被提名的美国商业贸易代表人选：迪米克（Dan DiMicco）。迪米克的名字，即便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也都并不怎么知名。他一直是特朗普大选的忠实支持者和主要贸易事务顾问。
    
    从1982年开始，迪米克在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努科尔公司任经理，二十年后成为这家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在与世界上其他钢铁公司竞争中，特别是在与中国进口钢材的贸易诉讼中，迪米克为自己赢得了保护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大名。
    
    在自己的博客上，迪米克是这样回应那些关于“制裁会引发中美贸易战”的警告的，“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打一场不公平的贸易战吗，而且我们一直在输！特朗普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会停止这场由中国强加在我们身上二十多年的重商主义贸易战。他会以强硬的立场来应战，因为中国历来欺软怕硬；对于中国来说，停止这种贸易欺骗的行为，也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很多国内的分析人士，到现在还没有正确估量出，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商人总统”，其必然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和价值观。
    
    简而言之：特朗普有着所有成功商业巨头所必备的精明，敏锐和果敢。也许在政治折冲方面，他还欠缺老练；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军事力量的主宰，这一所谓的“缺点”，却成为他横冲直撞、把原有政治秩序和国际潜规则推倒重来的筹码和力量源泉。
    
    美台之间十分钟的电话外交，只不过是他“小试牛刀”的预热罢了。对他来说，刚刚把美国上百年来形成的两党体制和政治规矩都冲撞得七零八落，与之相比，突破“37年中美之间的台海默契”，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特朗普，就是个政治素人和野蛮人，其统领一切的核心原则是：“美国利益第一”——管你什么地区安全，管你什么全球变暖，管你什么盟国敌手，只要与美国利益不符（这里指特朗普及其团队所认定的美国利益），都可以推倒重来。
    
    于是乎，才有了让北约盟友和日韩盟国负担更多保护费的提议，才有了全面退出美国主导、意图孤立中国的TPP，才有了解放美国煤炭和石油业、同时减削联邦政府对于新能源的扶持；等等等等。
    
    与很多专家分析的正好相反，特朗普不仅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反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只不过，这里的国际主义，是一个商人眼里的国际主义，是一个以美国利益为唯一绝对衡量标准的国际主义，是一个咄咄逼人、唯我独尊、谁也别想赚美国便宜的国际主义。
    
    除了成功地经营以其名字为品牌的国际商业集团，特朗普还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其中，出版于1987年的《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艺术》，连续排名全国畅销书第一位，占据榜单长达一年之久。
    
    另一本，出版于2015年特朗普宣布参选之后，书名是《瘸腿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对他未来执政思路的多角度倾诉。

一个恐怖的盛世

201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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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成功在于他的统治纵向看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成功的，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统治放在乾隆所处的18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看，又变得黯淡无光。英国人以前从来没想到要说侵略中国，但是马戛尔尼回到英国之后，英国就开始琢磨着以后要是用外交办法打不开中国的大门，就动武。】

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恐怖的盛世

乾隆的政绩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停地提到乾隆皇帝，主要就是因为乾隆的统治成绩非常厉害。从纵向说，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一个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的这些数据做支撑：

第一，经济总量非常大，国家财力也比较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家比较认可的计算方式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多，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乾隆时期，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

第二，乾隆朝的军事实力也非常强。乾隆的一大功绩就是统一了新疆。乾隆24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公里，正好是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第二大的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

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少数那么几个时点突破了一个亿，像明朝末期就达到了一亿多，到了清朝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所以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4亿，到乾隆退位的时候，人口达到2.9亿。就是说乾隆用54年的时间就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多少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的最有利的证明。乾隆朝用10亿多亩的土地养活了当时世界上30%的人口，这在当时是认为非常了不起的统治成绩。

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跟乾隆本身的天资有关。乾隆智商特别高，情商也很高。他从小特别喜欢历史，把整个中国通史研究了很多遍。这样他就能够有效汲取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把它们集大成。而且乾隆又特别聪明，特别会运用政治手腕，所以乾隆统治下，他消灭了中国历朝历代对皇权的几乎所有威胁。

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威胁一般来讲有以下几种：敌国外患、农民起义、权臣专政、后妃外戚干政、太监擅权、皇族干政、朋党之争、地方割据势力——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这八种势力兴风作浪，好像在乾隆之前还没有哪个朝代把这个八种势力完全都镇压下去了。只有到乾隆朝，他汲取历代的统治经验，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把这八种威胁几乎都消化于无形，达到了空前的政治稳定。

当然实现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乾隆是如何消除后妃干政的威胁。首先乾隆要防范的是他母亲，老太后。有很多历史资料记载，乾隆是一个孝子。在老太后活着的时候，他每次南巡都要带着太后。在宫中的时候，他每天都要给太后请安，尽可能的跟太后一起吃饭。老太后过生日的时候，他每一次都花很多钱。但是乾隆绝不允许太后干扰他行政。乾隆在继位之后第三天就给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发布了一道谕旨，他说：“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 实际上，就是对太后进行了信息封锁，防范她有任何干预朝政的可能。

当然这个圣旨颁布下去不见得每个人都能遵守。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太后和皇帝之间发生过一次不愉快。有一次皇帝给太后请安，太后就跟乾隆闲聊天，说她听说顺天府东面有一个庙，特别灵验，谁家有什么事到那儿去求一求，许个愿，过几天马上就应验，但是这个庙年久失修，快塌了，说，你能不能拨点银子把这个庙修一下。乾隆当时赶紧表示说没问题，马上拨款派人去修。

从太后宫中出来之后，乾隆马上把太后身边那些太监叫过来，说，你们谁跟太后说的这个顺天府的庙的事，你们要不说太后怎么能知道呢？把这些人狠狠的惩罚了一次，然后说这是第一次，但是下不为例，要是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能就活不了了。然后又专门把这番话形成了一道圣旨颁发给这些太监。这个圣旨表面上是搬给太监和宫女的，实际上是搬给太后看的。太后也是个聪明人，从此之后，几十年间，太后没再提过任何一次类似的要求，乾隆就有效的杜绝了后妃干政的可能。

乾隆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苛刻，特别刻薄，主要是因为他鉴于历史上，从汉朝的吕后到清朝的孝庄太后，后妃干政的事情出现的特别多，所以他必须要防微杜渐。

接下来防范的就是他的亲兄弟。乾隆当了皇帝之后，身边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跟他同岁的弘昼，从小在一个桌上吃饭，一起玩，一起上学，感情非常深。但是当了皇帝之后，这种兄弟情分马上就发生变化了。乾隆登基之后，一心想搞好和这两个弟弟的关系，所以他在金钱上对这两个弟弟非常厚待，给他们封了很高的爵位。但是乾隆从来不忘记敲打这两个兄弟，提醒他们现在不再是兄弟关系，而是君臣关系。

有一次乾隆的这两个弟弟到宫中给太后请安，他们俩一不小心就跪到了乾隆平时给太后请安的时候跪的那张席子上，因为皇帝的席子是专用的，乾隆知道之后，马上把他们两个严词训斥一番，并且一个罚俸三年，一个革去亲王，处理是非常重的。所以乾隆就不停地这样在细节上敲打他这两个弟弟。

如此防范之下，乾隆这两个弟弟没有对政治形成任何的干扰，而且乾隆还立下了一条规矩，就是从他这一朝开始，皇族不许进入军机处，这个规矩一直到晚清，到慈禧的时候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对社会的其他各个阶层，乾隆也都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防范和控制措施。比如乾隆当了皇帝不久，就编了一部宫廷法典，叫《宫中现行则例》，专门约束太监的，明确规定每一个太监的职责，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规定得非常详细，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精细化管理。乾隆对太监一直注意防微杜渐，所以乾隆统治的60多年没有任何一个太监能够干政。

乾隆对老百姓更是处心积虑进行控制。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有两面性，一方面乾隆对于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非常仁慈，他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就是税收太多，老百姓承受不起，官逼民反，所以乾隆坚持了永不加赋的原则，而且一生五次普免全国的钱粮。乾隆对救灾也非常重视，知道哪有水灾、旱灾，他总是不遗余力进行救灾。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他眼中所谓的“刁民”，就是那些敢于聚众闹事向上反映情况的，敢于反抗的这些老百姓非常残忍。乾隆一生非常重视的事情就是不允许各地出现群体性的民众聚众闹事事件，只要是聚众闹事的人数超过40人，他就当成叛乱，从严处理。

总之，乾隆统治成功的诀窍就是他总结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把任何他能够看到的不稳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乾隆的失败

乾隆的成功在于他的统治纵向看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成功的，那么他的失败就是在于他的统治放在乾隆所处的18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看，又变得暗淡无光。我们用一个现代的概念来说，乾隆盛世表面上看非常厉害，但是实际上这个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是一个恐怖的盛世，是一个只有生存权，却缺少发展权的盛世。所以乾隆还没死的时候就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白莲教起义，乾隆死后不过才40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大清王朝就一蹶不振。

为什么乾隆盛世实际上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我们可以用当时来中国的英国人的眼光来看一看他们所看到的乾隆盛世是什么样——

老百姓很穷

我想在座很多读者都知道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事情。乾隆所处的18世纪正好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所以西方世界实际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工业发展得非常快，而且英国向世界各国的出口都增长得很迅猛，但只有在中国，英国的工业品打不开销路，所以英国决定向中国派驻一个庞大的使节团，试图和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外交关系，打开中国的国门。这个使团的团长是英国的一个勋爵叫马戛尔尼，他是一个中国迷。

从明朝到乾隆时代，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全球化之后，欧洲有好多传教士跑到中国来，之后向西方社会传递了很多信息，比如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稳定的疆域、治理井井有条的国度。他描绘的这种状态跟当时欧洲的这种小国林立、战乱不休的状态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所以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非常崇拜。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富强，民众的道德素质也非常高，在他们的幻想当中，当时的中国是按照孔夫子的原则，就是按照父权的原则来统治的一个井井有条的大帝国，皇帝像全国人民的祖父一样关爱着所有的老百姓，各省的总督像老百姓的父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子民。所以马戛尔尼带领了700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中国，想看一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一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很贫穷。他们知道乾隆是一个很自大的皇帝，所以他们来中国的初始名目是给乾隆庆祝生日。乾隆知道后非常高兴，对这个使团也非常重视，嘱咐各地官员，英国使团来了一定要好好招待，所以马戛尔尼使团到天津一靠岸，当地官员马上送来大量的补给，送来了好多活牛活猪，活鸡，活鸭。这些东西因为是从天津各县征集来的，所以经过长途跋涉和碰撞，往船上运的时候有几只猪和几只鸡死了。

西洋人不吃（非正常屠宰的）死物，而且送的东西这么多，船上放两天也有点变味了，他们就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就是洋人的船到了天津一靠岸，好多中国人都跑来看热闹，这些看热闹的中国人一看洋人的船上扔下了死猪、死鸡，好几十人不顾生死就游到船边来抢这些死猪死鸡。英国人一下就明白了，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他们连这些已经变质的死猪死鸡都要抢，可见他们是生活在饥饿当中。

到了天津之后呢，他们就换上了中国的船，沿着白河北上北京，他们也注意到，中国这条运河两岸的民居看上去都很破旧，没有一所中国的民居能够像这个英国小镇的楼房那样整洁坚固。所以英国人对乾隆盛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生活非常穷。

那么讲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感到很奇怪，说乾隆朝毕竟是盛世，为什么还会这么穷呢？乾隆朝确实创了历史记录，其中有一条就是乾隆朝的粮食亩产量是历史第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乾隆统治期间人口翻了一番，那么用这个人口一除这个粮食总产量，就出现一个问题——乾隆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低的。

政治的贫困

这个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说乾隆时代也是一个政治贫困的盛世。为什么？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起码有一条是符合他们的想象和期待的，那就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他们感觉这一路上接触到的犯罪事件很少，社会秩序，社会治安非常好。而且，中国官府的统治效率非常高。因为英国人到中国来，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其中好多工业制成品，包括大的地球仪和天体运行仪，想向乾隆显示英国的科技和国防实力，那么这些东西打成包之后一共是600多个包，从船上经过反复的搬运，拆卸、拼装，英国人认为到最后肯定会有一些东西是损坏的。但是在中国官府的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迅速的从船上搬运下来，运到北京，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英国人长途航行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并不是天津，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误打误撞跑到的第一个城市是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给他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因为乾隆皇帝给各路官员下了命令，说只要发现英国使臣一定要好好招待，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所以定海总兵当时就发下命令，说赶紧去找领航员。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是高价悬赏。但是总兵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下的士兵挨家挨户把那些航过海的人都抓来。

英国人坐在大堂之上，很快就发现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到过天津的人，说你马上带他们到天津去，一分钱不给你。然后这俩人不干，说他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而且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去一趟不知几个月才能回来，期间家里的商铺就没法开了。总兵说你要不去，等着你的唯一结果就是挨板子，所以这两个人只能跟着去了。英国人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总兵的这种专断，反映了中国朝廷的法制并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劳动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这是不公正的和暴虐的行为，这只有在暴君统治的国家才能发生。

道德水平低

此外，英国人还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之前，欧洲人的普遍传说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非常高，他们说中国普通农民和仆人相互之间的交谈也要比我们欧洲贵族之间的交谈更彬彬有礼。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发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其实是比较低下的，更让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彼此之间的这种冷漠。使团到了天津之后，换上了中国官府的船，沿着运河去北京。

一路之上运河两边挤满了中国人看热闹的小船，结果有一条小船上人太多，英国船只经过的时候，这些人都往一侧挤，结果这个船就翻了，几十个人掉在河里了，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周围那么多船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人，英国人说那咱们这个船赶紧停下来救人，结果中国的水手说，我们这个船划得太快了，停不下来，就这样一路划过去了，就眼看着几个人淹死在河里。

而且英国人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老百姓在有官员出现的场合和没有官员出现的场合，表情是不一样的。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老百姓很活泼，很自然，但一旦有官员出现，这些老百姓马上就变得呆若木鸡，一个个看起来神情呆滞，不敢说不敢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之后，英国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清政府经过长时间的高压统治，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所以乾隆朝在我们自己看来是一个非常光荣伟大的盛世，但是从世界眼光来看，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让英国人觉得不可理喻。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以打下级的板子，这让重视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

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与这些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却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为鸦片战争埋下伏笔

我们在历史分析当中，往往把乾隆朝的这个时代划为古代史，那么中国的近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所以我们头脑中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为什么鸦片战争使清朝不堪一击呢？是因为清朝晚期的这些皇帝一个个都懦弱无能，所以清朝才不禁打。如果是碰到了乾隆、雍正、康熙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但事实上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几方面原因，正好是乾隆皇帝他一手造成的。

首先，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跟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的原因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就是英国人希望打开中国的国门，为什么希望打开中国的国门呢？一个原因是乾隆朝制定的外贸体制，一口通商，造成了广州海关极度的贪污腐败，当时的一艘英国商船到中国，除了正常的交关税之外，还要给海关的官员交上1900多两白银的陋规才能够进口，所以时间长了，英国人感觉不能忍受，而且清政府对英国商人的待遇有很多的约束。

清朝的外商到了广州之后，只允许住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街，街两边有中国人把守，不允许他们随便出入，每个月有三天时间当地官员组织他们到周围一个小公园去转一下，平时不允许他们和普通中国人接触。而且绝对禁止英国人学汉语，所以清朝有一个法律，哪个中国人敢教外国人学汉语，就要判处死刑。而且还规定，英国商人到广州不允许带老婆和孩子，所以他们想改革这种外贸体制。

第二，鸦片战争之所以叫鸦片战争，这就说明他们跟鸦片这个物资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鸦片是什么时候大量流入中国的呢？他并不是在道光年间，而恰恰是在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年间英国人想方设法也打不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这些工业品卖不到中国去，换不来外汇，他只能用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东西，时间长了支付不起，英国人就开始动歪脑筋。英国人后来就想一个办法，在印度种鸦片，然后把鸦片卖到中国。这个计划是从乾隆38年开始实施的，所以乾隆年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量激增，乾隆早年鸦片占英国输往中国物资的八分之一，到乾隆晚年占了二分之一，所以到了乾隆晚年中国的上流社会已经流行吸鸦片了。

第三，就是马戛尔尼访华对中国的实力有了准确的估计。他回到欧洲之后，告诉欧洲人，中国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庞大帝国，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访华期间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了解，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乾隆命令各省督抚见到英国人的时候一定要举行阅兵仪式，让这个英国人见识一下大清军队的威武雄壮。所以每个清朝官员见了英国人都要搞一个阅兵，但是这个阅兵不搞还好，一搞英国人就知道中国的军队是什么样子。

首先这个精神面貌让英国人感觉很可笑，说这些士兵一个个穿着绸缎衣服，手里都拿一把扇子，有的还别着一个烟袋。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到了热兵器时代了，他们还大量使用冷兵器，拿着大刀弓箭，少量的一些热兵器也是欧洲100多年前的东西。所以，马戛尔尼说，我只需要几艘战舰就可以摧毁整个中华帝国。

所以英国人以前从来没想到要说侵略中国，但是马戛尔尼回到英国之后，英国就开始琢磨着以后要是用外交办法打不开中国的大门，就动武。

王萬星：有良知的人不能對彭明先生的

無故去世沈默

资料图片：中國異議人士彭明。（博讯網）

彭明先生突然在獄中去世。流亡德國的著名異議人士王萬星先生，呼籲所有的人不能夠對彭明先生的突然去世沈默。國際社會必須對中國政府對待異議人士肆無忌憚的黑箱作业有所反應。

十一月底，著名中國異議人士彭明先生突然在湖北監獄去世。這個消息和二〇一二年李旺陽在監禁中突然自杀，二〇一四年曹顺利在監禁中突然病故一樣，再次震動了海外異議人士、民运組織及人權团體。流亡德國的著名異議人士王萬星先生，曾經因爲公開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中國政府当作精神病人關押十三年，零五年在欧盟和德國政府關注下得以安全到達德國。流亡十一年来，他曾經多次向國際社會呼籲，關注彭明问題，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彭明。爲此，在傳来彭明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後，記者采訪了王萬星先生。

關于彭明先生的去世，他對記者说，“彭明先生在湖北漢陽監獄中突然没有了生命，我很是難過！”

王萬星先生说，他在北京被關押时和彭明先生有過交往，真的是没有想到再也不能見到他。對此，他回憶说，“在我被關押时很多人来看我，有的人名字不改，我知道他們是誰。可是有的人的名字在警察的名單上，是不能夠直接来看望的。像彭明，他来的时候是通過朋友把他帶来的，見到他时他说他叫林輝，是彭明委托他来看望的。後来他又说怕別人認识他，所以没有说真的名字。但是他給我帶来了一些錢和食品。再後来我想他可能就是彭明，但是我也不确定，他是誰，是不是彭明。当时来看我是用林輝的名字。後来我聽別人介紹说，彭明先生個子不太高，林輝的個子也不高，我想是不是就是他。他还跟我说過，他的組織要做什么事情。”

對于彭明先生的去世，王萬星先生從自己被關押的經曆，提出强烈的质疑。“彭明先生的遇難说是死于心髒病。這让我聯想到過去，在我被關押的时候我所親身經曆的過去的一件事情。有個病人明明是被迫害死的，却说成是得了心髒病。那個病人叫做李維誠，是由于要跳墙逃跑被困在床上，要其他的病人管教李維誠不要總是喊叫。這個病人把一個枕头放在李維誠的脸上，他坐在上面，由于坐的时間過長，李維誠被窒息致死。後来医院出具的證明是死于心髒病。”

爲此，王萬星先生呼籲，十二月十號是國際人權日，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夠對彭明先生的突然去世沈默，國際社會必須對中國政府對待異議人士肆無忌憚的黑箱作业采取有效的措施。

 （特约記者：天溢 責編：嘉远）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