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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不管用/经济学家市场价值/关于钱的常识你知道吗/毛朱周三人组合/彭明写长篇小说求索
發佈時間: 12/13/2016 12:43:52 PM 被閲覽數: 1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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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潜规则不管用 习近平的真正对手

浮现(图)


京港台:2016-12-10 12:37| 来源:东网 |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谓得心应手,原因十分简单,就是在民主制度里,西方国家的政策相对公开透明,只要分析其民情和舆论结构,就可以掌握对手的策略。至於她们的民情基调,其实离不开对普世价值和全球化的追求。所以中国只要在这两方面作出迎合(尽管只是口头上),那很容易取得西方国家短暂信任。

  但到特朗普(专题)当选美国总统一刻,一切都改变了,中国政府再不能从以上两个基调来制订中美外交政策。不知大家是否察觉,上周特朗普跟蔡英文(专题)历史性通电话後,中国官方回应异常冷静低调,在学术界中官方御用外交学者专家,更是集体失声,在内地媒体里很难找到他们的回应。

  以往官方跟学术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其实建立了一套长久有效的默契,国际上发现重大事件,他们的回应都相当一致,个中原因,就是两者在评估问题时的思维方式都是如出一辙,例如美国商人主政,中国会有应对商人主政的一套对策,美国由左翼集团当政,中央又有另一套对策应付,中央涉外事务系统中,就像一副早已编排好的电脑软件一样,随时作出反应,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就说明了为何中国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上,都摆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因为他们都确定,在西方国家民选制度下,任何对外政策都跳不出历史定下来的框架,即中国人所说的潜规则。

  现在的特朗普,就是要抛开以往的框框,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为美国人争取最大的利益。他跟软弱的奥巴马完全不同,不受任何普世价值的限制。中国之前懂得利用美国戴着普世价值的枷锁来谈判,中国不信守国际条约与承诺,奥巴马拿中国没办法,对手撕破脸皮,美国传统的官僚系统仍要装成绅士的样子。但现在要面对的是不受普世价值束缚的特朗普,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面对新情况新局势,中国政府暂时反应不过来,以退为进,还是以硬碰硬,中国必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真正实力,才能制定出全新的对策。(作者:温浦平)



中国经济学家市场价值100名排行:

林毅夫居首(表)


京港台:2016-12-11 09:32| 来源:中国网 |    


  为客观评价当代我国一流经济学家的市场价值,推动中国经济学大繁荣大发展,由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与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联合研究,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市场价值评估模型,每年发布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市场价值排行榜。

  市场价值评估模型,依据客观大数据,考虑了经济学家互联网影响力、学术水平(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专著质量与数量)、对经济社会的积极贡献等因素。排名经济学家的范围为中国大陆健在经济学家,不包括外籍经济学家、已故经济学家、副部级以上国家公务员、主要精力不在学术研究的学术界以外人士等。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

  

  

  

  

  

  

  

  资料图





在中国,关于钱的常识你知道吗?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都包括让百姓病有所医,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民有其屋。正因为如此,百姓才把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从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以养活政府,政府再提供服务和社会福利给人民。没有哪个国家是政府、政党给老百姓钱的,因为政府、政党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提供服务。

然而在中国大陆,常听到这样奇怪的说法——“共产党给我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工资是谁给的

中国IT(信息技术)行业平均年工资约6万元人民币,美国IT行业平均年工资7-10万美元。相似的技能,做相似的技术工作,美国IT 工程师,至少拿10倍于中国工程师的工资。

然而,却没有听哪个美国人说“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给我工资”。因为在正常社会管理运作中,工资是自己劳动所得,而不是哪个政党赐予的。

不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

在民主国家,老百姓交税养政府,政府再用税收给老百姓优越的社会福利。

在中国,是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商人经营、知识份子搞科研,所有的财富都是老百姓创造的。gcd不创造财富,要靠老百姓养活。

■ 中国百姓养活政府官员+“党官”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勤劳最有智慧的,为什么富得这么缓慢,甚至有的还生活得非常贫困?

Gcd执政后,对人民实行“高税收、高积累、低收入”。假如一个人创造300元的产值,它只让你获得30元的工资。百姓的劳动与所得不成比例。

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百姓不但负担政府官员的开支,还要养着和政府同样数量的各级“党官”,包括满足他们的贪污腐败。

据官方统计,中国的党官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轿车的费用是3000亿,出国旅游的费用是2000亿,一共7000亿。这些都来自老百姓创造的价值。

■ 税率最高服务最差

中共官方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倍多,税收却增长了6倍。gcd的税率是最高的,服务却是最差的。以教育为例,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比乌干达还要低。

中共说没钱办教育,要求大众募捐,每月的工资都要强行扣除所谓的“教育基金”,本来应该国家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却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

据统计,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卖三套房子,其中就得有一套送给政府再分配给党政官员,否则开发商就得不到地皮。也就是说老百姓买两套房子,却要付三套房子的钱。所谓房改、教改、医改,“改革”来“改革”去,老百姓被党一再搜刮。

■ 经济数字背后的真相

中国经济占世界GDP总量,唐朝64%,宋朝39%,元朝30%,明朝44%,清朝乾隆时期 51%,清末民初27%,民国11年军阀混战后的孙中山时期12%,经过9•18之后14年抗战和3年多内战之后的1949年5.7%,gcd发展50多年后的2003年不到世界GDP总量的4%(中国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全球总量的33%)。

在人均GDP方面,北宋时期中国人均GDP约合2300美元或者更高,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世界人均GDP的排名统计,中国人均GDP为1100美元,排名世界第110位。

没有gcd时,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地位雄踞世界前列;gcd来了,用“假恶暴”的斗争哲学,一路战天、斗地、整人,中华五千年文明被破坏殆尽,中国面目皆非,问题百出。

■“gcd给钱”之说的由来

gcd执政后,强行垄断所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同时控制了所有工作的机会。

在1949年以后,没收“官僚资本”,又“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再经过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样一来,全中国的人就真的“无产”了,如果不听党的话,就有被饿死的危险。

这时候人的信仰、气节、人格、道德统统变得微不足道。所以,中国人才有了“夫妻互斗、父子反目、师生成仇”的离奇现象不断涌现。久而久之,大家只好屈膝:什么都是党的或是党给你的——工资、地位、名声、安全……

这就象是一个人的东西,全部给强盗抢走了,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强盗“给”了人一点本来是你自己的财产,于是这个人就会对强盗感激涕零,说:“你真是我的大救星啊!”                                          (注:本文综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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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为什么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组合,近乎完美?



 毛泽东曾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曾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今天是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今天让我们重读一篇旧文——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主讲的《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共同纪念。

  整理 | 陆诗怡、黄梦菲、李念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全部共产党人的贡献没有一个能超过他。

  

  毛泽东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陈独秀的坚持:被捕释放后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我们最初毫无疑问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主张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我们从第一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就拒绝走俄国人的路。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 当年中国建党,对于到底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和共产国际平起平坐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问题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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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伟大的儿子 奋斗的一生




2016年12月14日

    
    
彭明:伟大的儿子 奋斗的一生

    
    我们的儿子彭明,1956年10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2016年11月29日上午9时在湖北省咸宁监狱离世,时年60周岁。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儿子,内心悲痛。彭明对父母孝敬,对亲人善良,对朋友有爱,对自己克苦,他事事想着别人,处处严格自己。
    
    彭明热爱学习。小时候上幼儿园(全托),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培养自己独立生活能力;上小学、中学、大学每个年级都是优秀学生和学生会主席,奖状贴满家里墙壁。高中毕业后,正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下放到湖北天门岳口微生物实验站烧锅炉,白天工作,晚上到学校旁听,回到宿舍打着手电筒复习,因住的集体宿舍怕影响别人休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录取分数为200分,他考了250分被录取,理应进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因说了一句禁语:中国没有毛主席,也会有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因此政审不合格未能如愿,后被普通的湖北农学院录取。在大学成绩优良,老师讲的课,他提前学了,自豪地说:我备七天课比老师讲的要好。他在校时写了一篇文章获得稿费80元。1981年大学毕业他被分到湖北省农科院“农家顾问”杂志社任编辑,此时他翻译了一本美国种籽库英文书籍。在武汉工作期间写了一本“武汉通”,在北京期间写了一本“北京指南”,有了这两本书,两市的各项建筑和各种景物一概尽知。
    
    彭明艰苦创业。在改革开放时,他辞去了湖北农科院的铁饭碗自主创业。首先承包了武汉长航一个倒闭工厂,当上厂长;随后创建了华中发行事务所任所长,此时他提出企业改革要三权分离,搞个人承包制,他被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企改1986年会议,被首钢从武汉借调北京。1991年被王岐山领导的中农信公司聘用任前信食品有限公司常务付总经理,1992年被王兵领导的中海直集团公司聘任总经理,在大连开发区建了美食一条街,1993年航空航天工业部聘任他为航空通用电器集团公司总经理,享受地、师级高干待遇,为了自我创业他向航天部借支70万元在苏州创建了苏州服装城,当时银行存款8位数,在此基础上在北京创建了北京建城集团、下辖苏州服装城、威海开发区、北京顺义休闲俱乐部三个子公司,集团总资产为三个亿元,当时媒体说:彭明是大陆的王永庆(台湾富翁)。
    
    彭明追求民主。他思想超前,弃商从政,成立了中国新战略研究所任所长,写了40多万字的“第四座丰碑”,提出中国发展经济要保护生态,治理环境和西部大开发;在国际上应是大象政策,既不能做狼,也不愿做羊,只能做大象和平共处,以及诸多理念。1998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发展联合会任委员长,因发展迅速,被中共非法取缔,彭明被捕判刑18个月,出狱后历经艰险逃到美国,在美国组建了中华联邦党和中华联邦政府,写了数十万字的“民主工程”一书明确提出以武力实现民主,2004年5月22日被共特诱骗,在缅甸绑架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在12年的服刑中他写长篇小说“求索”等8部书和90万字的读书笔记,从未停止学习和追求民主,他的小女儿说:我的爸爸坐牢,虽人生不自由,但思想自由的,因他有伟大的理想。
    
    彭明虽然离世了,但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的业绩永放光芒。
    
    爸爸:彭惠昌
    妈妈:范金兰
    2016年12月10日于瑞典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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