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党员，拼尽全力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他被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却在回到德国后饱受猜疑，忧贫而死。
01.
纳粹，在很多人眼中是“魔鬼”的代名词。
集中营，焚尸炉，犹太儿童绝望的哭喊……都是“纳粹”留给世人的印象。纳粹党员，是不会被原谅的。
然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也总是有一丝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曾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党员，拼尽全力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他被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却在回到德国后饱受猜疑，忧贫而死。
他就是约翰•拉贝，一位真正的义人。
02.
这位组建安全区庇护了25万中国人的拉贝先生，并非德国的军政要员，他连外交官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商人。
1882年11月23日，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
由于父亲早逝，他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为生计奔波，曾在非洲工作多年。
约翰·拉贝和家人
1908年，26岁的拉贝来到了中国。
他是西门子公司的员工。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德国，也还处于帝国时代。拉贝与中国长达30年的情谊，在这一年开启。
1938年，拉贝（左三）和其他友人在南京留下的照片
他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工作过，与中国员工的关系非常融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拉贝加入了纳粹党，成为一名纳粹党员。1931年，拉贝成为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但是，这并没有损害他与中国人的情谊。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是德式装备，请的教官也都是德国人，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许多可观的利润，中德关系还算是不错。
而纳粹党虽然臭名昭著，但是在当时的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压榨，纳粹党用民族主义吸引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之一。
纳粹党员的身份，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帮助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了无数中国人。
要知道，辛德勒也是纳粹党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国际安全区总部成员（从左至右）： Zial（俄罗斯)、哈兹（奥地利)、拉贝（德国，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美国）、帕德斯瓦罗夫（白俄罗斯）
03.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很快沦陷于日军之手。
此时的拉贝，本可以返回德国，远离南京的血与火，但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中国员工，选择了留下。
1937年11月，拉贝已经和一些外国传教士、商人等一起组建了南京安全区，他被推选为主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大开杀戒，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炼狱。
而拉贝的安全区，保护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性命。他想方设法弄来食物和药品，为惊恐的市民提供安全保障。他的纳粹党员的身份，也使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
在拉贝自家的花园中亦庇护了600名左右的难民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悄悄翻过围墙进入了安全区，引起了难民们的恐惧不安。拉贝得知后迅速赶到，怒斥日本兵。日本兵连忙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再次翻墙出去，日本兵只好照办。
拉贝的院子里，平铺着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这面旗帜为许多前来躲藏的中国平民提供了庇护。日军忌惮德国，不敢贸然实施袭击。
拉贝的纳粹身份，竟然成了这些无辜的中国人的护身符，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图中前排右起第六人为拉贝）
04.
1938年1月16日，拉贝在日本大使馆参加便宴。对于自己保护中国人的行为，拉贝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由于拉贝频繁阻止日军在城内的暴行，激怒了日本军方。日本向自己的盟国德国提出了抗议，德国为了维系德日关系，很快作出召拉贝回国的决定。
1938年2月，拉贝无奈地离开南京，回到德国。
拉贝晚年和妻子合影
回国之后，他在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然而，出于德日同盟的考虑，拉贝的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更糟糕的是，牢狱之灾不断向他袭来。
归国后的他，由于反日言论多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德国战败之后，他又因为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先后遭到苏联和英国的逮捕。
1946年，被释放后的拉贝一贫如洗，生活陷入困境。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容乐观，有严重的糖尿病，再加上拮据的经济状况，等于把他逼入了绝境。
就在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拉贝故居
05.
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中国也没有忘记他。
得知拉贝的际遇之后，南京市民进行了募捐，大屠杀的幸存者们纷纷献出自己的心意，募集了大量的捐款，由南京市市长前往瑞士采购食物，寄给拉贝。
南京国民政府也作出了承诺：如果拉贝先生愿意返回中国，政府可以给他提供住房和终生养老金。
直到解放军进驻南京之前，拉贝每个月都会收到南京人民寄给他的一包食物。在“二战”后物资匮乏的欧洲，这些食物是十分珍贵的。
1950年，拉贝病逝。当时的中国已经改天换地，没有人知晓这位“中国的辛德勒”已经去世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悼念活动。
托马斯·拉贝先生
但是在2015年的9月3日，一位名叫托马斯•拉贝的德国老人受中国政府之邀观看了阅兵式。
他是约翰•拉贝的孙子。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他代表他的祖父前来领受中国人民的谢意。
电影《拉贝日记》首映式上，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带来了国宝级的《拉贝日记》原件
06.
拉贝对于中国的恩情，除了保护25万中国平民，还有著名的《拉贝日记》。
他从1931年开始，就写日记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兽行，也被他一一录入笔下。
这本《拉贝日记》，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也是日军罪恶的有力证据。
比如在1937年的12月14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背后被打死的。”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将近80年过去了，当我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日军屠杀罪证，在心痛与愤怒之余，更加感激当年的拉贝先生，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同胞遭受日军的凌辱虐杀。
拉贝的纳粹身份，也使他遭受了一些人的指责和诟病。然而，对于中国，对于南京而言，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汤道銮先生对他的评价应该最为准确：“他是个好人，他知道人的尊严。”
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王兵走得如此凄凉！
高新
2014-02-04
身患绝症久治不愈的王震长公子，七十六岁的王兵到底未能熬到他期待的八十四岁。
2008年4月习近平以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王震百年诞辰座谈会并亲自发表讲话后，与其亲属单独会谈时即被告之王兵已经被查出癌症。一位与王兵来往颇多的广东人士数月前专程去北京医院看望王兵时，王兵还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乐观，很自信地对周围的人说他七十三岁那年已经就教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告诉他“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叫自己去，只要能挺过七十三这个槛儿，就最少能活到八十四。”
这位算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给王兵的老子王震算过命，对当时距七十三岁生日还有几天时被查出癌症的王震说了同样的话，结果王震就顺利挺过了七十三岁，八十四岁那年医疗小组竭尽全力要力保他活过这一年，但天不随人愿，就在距九十五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那天，王震去世了。三天之后，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被安排给了“党外人士”荣毅仁，幕后的交换条件是荣毅仁把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正部级公司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让给王震二公子王军，王军则把手中的好几个商务巨贾的职务分别给了王兵及邓家和杨尚昆的女婿们。
王震去世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一份“王震同志遗言”签发给众常委阅读，其中内容是王震生前与邓力群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的多次谈话记录，其中一段被传抄到网上之后用了“王震提醒江泽民，有一事可乱国”的耸动标题，原话是：“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讽刺的是，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王震恰恰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典型的“口言善，身行恶”。
即使是从被中共政权允许公开披露的资讯中即可以得出再清晰不过的结论，那就是邓小平令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跳跃式进入到“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最先进入了所谓“先富起来”的行列。
1993年王震去世的当月，被当时江泽民身边人员讽刺为“毛远新第二”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後,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成为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全部“红二代”中暴富最早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请荣毅仁出面组建日后被称之为“十大官倒公司之首”的中信公司时即同时让邓榕让此信息通报给王震，于是王震的二儿子王军被委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王兵则出任中信深圳公司副董事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的王家两个公子分别是从军队总参和海军系统进入商界，而且日后仍然还都保留着军籍，甚至过份到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时双双都抗上了一副大校肩章，中共政权当时的军商合一、军商不分，王震的两个儿子是始作俑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简称中海直），王兵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该公司自成立之后一直都是“不务正业”，当时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作”。而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作”，什么都敢买，什么都敢卖，诸多业务的重头就是走私军火。因为王兵当时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招眼，王震在世时的深圳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在前述邓榕纪念她“胡子叔叔”的文章中，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後仍能势力不减,邓榕不惜把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文章中的原话是：“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正是因为有邓榕的“两肋插刀”作保，此后的王家兄弟特别是这个刚刚去世的王兵为人处事比自己父亲在世时更加无所顾忌，在深圳公然持枪绑架，而被绑架者居然还是中共“官二代”之一，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婿，时任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
回顾当年，乌兰夫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要比王震雄厚许多，被毛泽东称作“流氓无产者”的王震还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铁路工人时，乌兰夫即已经被中共地下党选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而王震加入红军那年，乌兰夫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兼翻译了。中共建政之初，王震因为在新疆滥杀滥捕被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处参了一本被迫由新疆分局一把手改任铁道兵司令员时，乌兰夫已经被委以周恩来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说服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意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他两岁的王震，自己则回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王震一家对乌夫一家总是相当得礼遇，陈显旋娶了乌兰夫孙女乌辽娜本来就是王兵保的媒，日后两人如何会化友为敌，幕后的原因外界无人说得清楚。
也许是王兵的太过胆大妄为令他在“官二代”里的人缘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他去世之后追悼场面规模很是有限。他是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医院过世的，两天之后即被仓促举行了“告别活动”，化作青烟之后的三天之后，才有一家“毛左”媒体“中红网”发表了简短和消息和几幅照片，日后外界读到的各网站上的“王兵去世”的文章和图片全都是始出自这同一来源。海外一家中文媒体在转引这一信息时竟然以 《王震长子王兵逝世 重量级“红二代”齐聚八宝山》为题，但事实上如果把习近平和王歧山以及俞正声形容成“红二代”中的重量级的话，王兵告别活动的到场者中为数了了的三五个“红二代”成真得是连中量级都算不上。走得如此凄凉！
高新
2014-02-04
身患绝症久治不愈的王震长公子，七十六岁的王兵到底未能熬到他期待的八十四岁。
2008年4月习近平以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王震百年诞辰座谈会并亲自发表讲话后，与其亲属单独会谈时即被告之王兵已经被查出癌症。一位与王兵来往颇多的广东人士数月前专程去北京医院看望王兵时，王兵还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乐观，很自信地对周围的人说他七十三岁那年已经就教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告诉他“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叫自己去，只要能挺过七十三这个槛儿，就最少能活到八十四。”
这位算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给王兵的老子王震算过命，对当时距七十三岁生日还有几天时被查出癌症的王震说了同样的话，结果王震就顺利挺过了七十三岁，八十四岁那年医疗小组竭尽全力要力保他活过这一年，但天不随人愿，就在距九十五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那天，王震去世了。三天之后，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被安排给了“党外人士”荣毅仁，幕后的交换条件是荣毅仁把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正部级公司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让给王震二公子王军，王军则把手中的好几个商务巨贾的职务分别给了王兵及邓家和杨尚昆的女婿们。
王震去世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一份“王震同志遗言”签发给众常委阅读，其中内容是王震生前与邓力群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的多次谈话记录，其中一段被传抄到网上之后用了“王震提醒江泽民，有一事可乱国”的耸动标题，原话是：“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讽刺的是，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王震恰恰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典型的“口言善，身行恶”。
即使是从被中共政权允许公开披露的资讯中即可以得出再清晰不过的结论，那就是邓小平令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跳跃式进入到“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最先进入了所谓“先富起来”的行列。
1993年王震去世的当月，被当时江泽民身边人员讽刺为“毛远新第二”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後,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成为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全部“红二代”中暴富最早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请荣毅仁出面组建日后被称之为“十大官倒公司之首”的中信公司时即同时让邓榕让此信息通报给王震，于是王震的二儿子王军被委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王兵则出任中信深圳公司副董事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的王家两个公子分别是从军队总参和海军系统进入商界，而且日后仍然还都保留着军籍，甚至过份到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时双双都抗上了一副大校肩章，中共政权当时的军商合一、军商不分，王震的两个儿子是始作俑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简称中海直），王兵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该公司自成立之后一直都是“不务正业”，当时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作”。而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作”，什么都敢买，什么都敢卖，诸多业务的重头就是走私军火。因为王兵当时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招眼，王震在世时的深圳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在前述邓榕纪念她“胡子叔叔”的文章中，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後仍能势力不减,邓榕不惜把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文章中的原话是：“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正是因为有邓榕的“两肋插刀”作保，此后的王家兄弟特别是这个刚刚去世的王兵为人处事比自己父亲在世时更加无所顾忌，在深圳公然持枪绑架，而被绑架者居然还是中共“官二代”之一，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婿，时任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
回顾当年，乌兰夫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要比王震雄厚许多，被毛泽东称作“流氓无产者”的王震还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铁路工人时，乌兰夫即已经被中共地下党选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而王震加入红军那年，乌兰夫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兼翻译了。中共建政之初，王震因为在新疆滥杀滥捕被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处参了一本被迫由新疆分局一把手改任铁道兵司令员时，乌兰夫已经被委以周恩来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说服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意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他两岁的王震，自己则回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王震一家对乌夫一家总是相当得礼遇，陈显旋娶了乌兰夫孙女乌辽娜本来就是王兵保的媒，日后两人如何会化友为敌，幕后的原因外界无人说得清楚。
也许是王兵的太过胆大妄为令他在“官二代”里的人缘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他去世之后追悼场面规模很是有限。他是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医院过世的，两天之后即被仓促举行了“告别活动”，化作青烟之后的三天之后，才有一家“毛左”媒体“中红网”发表了简短和消息和几幅照片，日后外界读到的各网站上的“王兵去世”的文章和图片全都是始出自这同一来源。海外一家中文媒体在转引这一信息时竟然以 《王震长子王兵逝世 重量级“红二代”齐聚八宝山》为题，但事实上如果把习近平和王歧山以及俞正声形容成“红二代”中的重量级的话，王兵告别活动的到场者中为数了了的三五个“红二代”成真得是连中量级都算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