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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001工程:《江泽民传》出炉始末/翁衍慶:民運史
發佈時間: 1/18/2017 7:33:06 PM 被閲覽數: 44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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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001工程:《江泽民传》出炉始末





2016年12月12日

    
    来源:亚洲周刊 
    
    美国金融家库恩仅在三次公开场合见过江泽民,没交谈过一句话,却写出约五十万字的《江泽民传》。其实从二○○一年开始,“我就被中央部门请到北京与库恩合作,为当时命名为‘○○一工程’的《江泽民传》写作进行全面策划。我写出三千字提纲、长达十五页的年谱、大量参考书目以及百余人采访名单。我提议联合署名,被北京有关部门坚拒,合作中断;如今书中长达四页的“鸣谢”,对我的贡献却只字不提。”本文选自2005年2月25日《亚洲周刊》,作者叶永烈。
    
    
神秘的001工程:《江泽民传》出炉始末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封面(图源:豆瓣网)
    
    一本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以下简称《江泽民传》)的新书,正在中国畅销。据说印数突破一百万册。
    
    《他改变了中国》,原本是五十多年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的书名,如今被借来作为江泽民传记的书名。
    
    这本书的作者,一个美国犹太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也成为中国官方媒体追捧的明星。光是二○○五年二月三日他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传》新书发布会的翌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在显著地位发表记者对他的专访,都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其中一篇报道称他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内中的玄机:当年毛泽东借助美国记者斯诺的笔,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自传;江青也一脉相承,借助于美国维特克夫人的笔,出版了传记《江青同志》;库恩则成了“新时期的斯诺”。
    
    不过,斯诺曾经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一次又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维特克夫人也对江青有过多次采访;然而,库恩只在三次公开场合见过江泽民,没有与江泽民谈过一句话,所以这位“新时期的斯诺”其实根本不能与斯诺相提并论。就连库恩本人也对笔者说,他的《江泽民传》“太浅了”!
    
    库恩是美国的企业家,并非文史类作家。他也不懂汉语,不识中文。他究竟是怎样写出《江泽民传》的呢?为什么要由这么一个人出面写《江泽民传》?
    
    我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有着多次“神秘”经历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我曾经担任一个有五十多人的摄制组的导演,专为毛泽东拍摄“内片”;在一九七九年,我居然能够深入“绝密”的中国宇航员训练基地拍摄影片《载人航天》;在一九八○年,我奉命深入国防重地——新疆罗布泊,寻找失踪了的上海科学家彭加木······这些“绝密”的经历随著时间的推移,终于可以公之于众。四年前,我又有幸成为库恩的合作者,秘密从事“○○一号工程”(即《江泽民传》)的写作,深知其中内情。现在,《江泽民传》已经问世,当时神秘的“○○一号工程”公开曝光,也到了“现在可以说了”的时候。本文是我以自己的亲历,记述当年与库恩的合作经过。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光景,我正在书房用电脑写作。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方面某办公室,Y先生(很抱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里我只能用“某”与“Y”代替,敬请读者原谅)。他问我最近有空否,能不能去北京?如果我没有时间,他可以飞上海。我问什么事?他说,关于写传记。我再问,他说见面再谈。
    
    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这一办公室与我素无交往。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说是从你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的。他问我地址,说是给我买好飞京机票,派人送来。
    
    中午,中央电视台上海办事处庄先生给我来电,告知受北京方面Y局长(这时我才知道上午来电者是局长)委托,买明天下午上海航空公司十五点二十分飞北京的机票,头等舱。他说,下午会派人送来。

    以为要写华国锋传记
    
    下午五时,庄先生派弟弟给我送票来。我的老朋友、剧作家孙雄飞跟他一起来。孙并不知道北京来电何意。
    
    十三日上午八时一刻,Y先生来电。他说,下午他在机场接我。他在书上看过我的照片,会认出我。他说,他五十来岁,手中举一个“叶”字。我问写什么传记?他说,来了再说,是一个敏感的人物,是你一定有兴趣的。他说,晚上一起吃饭,谈一下,安排你与一个人见面。在北京大约需要两天时间。接下去的工作,另外安排。
    
    当时我估计,这“敏感人物”很可能是华国锋。过去,我与华国锋的秘书有过多次联系。华国锋知道我。另外,也有可能是赵紫阳。但是采访赵,似乎不会由官方出面。当然,张玉凤也可能。但是也不会由官方这样专程请我去。
    
    究竟是谁?这谜底要到去北京之后才明白。我作了准备,带上我过去写的《华国锋年谱》以及关于华国锋的诸多书面资料。

    四十八小时闪电会谈
    
    十三日下午,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乘上海航空公司一○五航班于三时二十分起飞。五时多到达北京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Y先生电话,说是在出口处等候,手中举著“叶先生”三个字。
    
    一出机场,就见到Y先生和朱亚当。Y先生五十多岁,朱亚当三十几岁。在车上,Y先生告诉我,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九九○年回国。他说起读过我的许多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陈伯达传》,因为他当时就住在陈伯达家相邻的一幢楼里。一路上闲聊,仍未谈及邀我到北京的目的。
    
    路上车子开了近一小时,到达紫竹院,住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二一○六房。那里从二十一层起,属于“豪华阁”。刚刚到达,在二十一楼的会客厅里,Y先生才告知,邀请我来京,是与美国库恩博士一起,共同写作《江泽民传》!
    
    这消息当然很出乎我的意外,但是也正中下怀:我在多年前就已经著手《江泽民传》的写作准备,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中国大陆的纪实文学“主力队员”之一的我,应当写出一部扎扎实实的《江泽民传》。对于江泽民来说,上海是与他休戚相关的城市: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大学、做地下工作、入党、担任基层领导,度过漫长的时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派往上海。后来他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理所当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江泽民。我曾经到江泽民家乡江西婺源、江都、扬州作了采访,上海有关部门也作了许多采访。我曾经在海外发表了关于江泽民身世考证的长篇文章以及有关江泽民生平的文章。那篇关于江泽民身世的文章,甚至引起中共婺源县委书记的注意,特地从婺源来上海要我介绍有关依据。我收集了海外关于江泽民的七、八本专著,也收集了大量关于江泽民的报道。只是考虑到那时候江泽民正在“台上”,而我又是他属下的作家,不便于著手写······
    
    Y先生才跟我说了几句,库恩博士就在他的助手朱亚当陪同下来了。于是,从晚上六时多开始,我与库恩、Y先生、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写作计划,直到十时半。我们还一起合影。库恩博士五十八岁,是一位爽朗、健谈的人,兴趣、知识广泛,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
    
    翌日即十四日上午,继续与库恩、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的计划。下午休息,我草拟《江泽民传》写作提纲以及采访名单。
    
    十五日上午,第三次与库恩、Y先生、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写作计划,达成诸多共识,拟定了初步计划。十五日下午,我乘上海航空公司一○二航班,在十六时二十分飞往上海。
    
    在北京的四十八小时闪电式会谈之中,库恩博士表示非常满意。他再三地说,“叶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

    要打击反共反华逆流
    
    Y先生跟我说起了写作《江泽民传》的起因,是随著江泽民的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越来越多。在中共官方看来,这些《江泽民传》大都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容东拼西凑,胡说八道甚多;二是反华反共。目前,这些《江泽民传》在海外占领了市场,起著极坏的政治影响。为了反击这股反华反共的逆流,必须在海外出版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一部《江泽民传》。
    
    北京方面的这一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泽民传》。正好,美国库恩作为中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的出版社出版。库恩博士在美国出版过二十多部经济著作。由他来写《江泽民传》,是一部非官方的书,非常适合海外图书市场。但是,库恩毕竟是美国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提出要与一位中国传记作家合作。Y先生对我说,他在考虑库恩的这一问题时,“第一人选就是你”!
    
    他说明了原因:作为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当然喜欢读中国的政治性传记。最初,他读了我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非常喜欢,以为不仅文笔流畅,而且史实准确,非常严谨。他说,也看过中国其他传记作者的作品,最喜欢的是你的作品。特别是读了你的《陈伯达传》,以为写得很不错。另外,还考虑到你和你的作品在海外拥有广泛影响。由你与库恩博士合作,使书具有很浓厚的民间色彩。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作家,他还是确定了我作为库恩博士的合作者,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从上海前往北京商谈。
    
    他告诫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写作任务。我建议把这一任务以“○一”为代号。他说,再加一个“○”,以“○○一”为代号。从此,我们之间在电话中、文件、电子邮件(E-mail)中,就用“○○一工程”作为《江泽民传》的代号。

    一起商定初步设想
    
    尽管我事先毫无准备,但由于我在多年中已经收集了许多江泽民的资料,并进行了一些相关采访,所以我能够在北京侃侃而谈。库恩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如此熟悉江泽民的情况,非常高兴,Y先生也为自己选准了作家而欣喜。
    
    我说,历史是由无数人的传记所组成,而江泽民的传记却折射了中国当代史——这是值得为江泽民写传的原因,也是写作《江泽民传》的出发点。不是单单写江泽民的个人经历,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中国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写江泽民,通过江泽民走过的道路让海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
    
    我还说,中国有个习惯,不能给在位的领导人写传记。这恰恰给海外提供了机会——你不写,他们就胡编乱造。这次,我们必须写出有份量、严肃、扎实、富有可读性的《江泽民传》,以压倒海外那些胡说八道的关于江泽民的传记。
    
    我提出,重点放在“从上海市长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也写他的家世、家庭以及早年经历。
    
    库恩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他提出,重点放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这与我主张的重点放在“从上海市长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一致的。
    
    库恩提出“关节点”的概念。他认为,写江泽民,要抓住他的人生“关节点”。
    
    我说,江泽民的人生“关节点”有四个:
    
    第一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二十岁,经同学王嘉猷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红色人生;
    
    第二是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时作为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十四名成员之一,在上海工作了一年,为他后来成为上海市长作了铺垫;
    
    第三是一九八五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第四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库恩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我说,很欣赏美国作家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认为,《江泽民传》应该起著《西行漫记》那样让西方了解中国的作用,却又吸取《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库恩也很赞同我的这一意见。

    先易后难广泛采访
    
    库恩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传记,缺少经验,他知道我是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希望我能够介绍写作传记的方法。
    
    我说,写作传记,每个作家的习惯都不一样,我的写作习惯只供你参考。我写作传记的第一步,就是根据手头的资料,先排出传主的年谱,以求理清传主一生的脉络。比如,我手头就有一份《华国锋年谱》,是我为了写作《华国锋传》作准备的。我写作《陈云全传》之前,也是先写《陈云年谱》。后来经过修改,这份《陈云年谱》收入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全传》。我写《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胡乔木传》,都是这么做的。
    
    库恩一听,十分赞同。他希望我尽可能迅速写出《江泽民年谱》,以便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基础。
    
    我又说,我写作名人传记,作品必须建立在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上。比如,我写《陈伯达传》,直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以及陈伯达亲属、多位秘书、警卫员和相关人员,复印了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所写的各种交代的手稿,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收集了陈伯达的各种著作。只有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好《江泽民传》。海外作者所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所以他们的书东拼西抄。
    
    库恩希望我开列采访名单。我开列了初步的采访名单。我把被采访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容易著手的,第二类是要通过一定组织手续的。我提出一个原则,即“先易后难”,库恩完全赞同。
    
    在我看来,陪同库恩博士去江泽民的故乡、母校,先有一些感受,这比较容易做到。如扬州琼观街田家巷、江都仙女庙、扬州市东关中心小学、扬州育才小学、扬州中学,可以拜访江都老人杜明甫。也可以走访江泽民父亲江上青在泗洪县青阳镇墓地以及江上青工作过的泗洪县泗荪镇。此外还有江泽民母校——南京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可以参观江泽民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曹杨新村五村、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
    
    第一类采访名单包括江泽民的亲友,如江泽仁(江泽民堂弟,上海一所大学的历史系退休教师)、江泽芬(江泽民胞姐,小学教师,江苏省泰县)、曹树仁(江泽芬丈夫,上海财政局退休干部)、江泽玲(江泽民妹妹,扬州教师)、江泽慧(江泽民妹妹,林业专家)、彭镇华(江泽慧丈夫,长女彭红明)以及王冶坪亲属。还有王嘉猷(江泽民入党介绍人,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陈元元(江泽民地下工作时战友陈震东﹝本名厉恩虞﹞的女儿,陈震东后来任南京萨家湾中学校长,一九七八年死于肺癌)、高步洲(即小福保,江泽民姨妈之子)、潘田(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贺崇寅(江泽民的地下党领导,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总编辑)、杨峻岭(原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曾经在中南海做过十几年警卫工作)、陈修良(江泽民的老上级)。
    
    第二类的采访名单,包括芮杏文(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爱萍、周瑞金(原《解放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皇甫平”)、陈锦华(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赴沪工作组成员)、倪志福(原赴沪工作组成员)、刘振元(前上海市副市长)、刘吉、赵启正、刘延东、王兆国、薄一波、刘鸿儒(第一任证监会主席)、陈毛弟(新华社上海记者)、江泽民的翻译、李道豫(原驻美大使)、李肇星、毛毛(邓小平女儿)、卓琳(邓小平夫人)、陈希同专案组、江绵恒(江泽民长子,原名江民康)、江绵康(江泽民次子)。
    
    当然,也有第三类,即最困难、尽量争取的采访人物,即陈至立、黄菊、吴邦国、王冶坪、曾庆红。
    
    还有最后尽量争取的采访人物,即胡锦涛、朱镕基、江泽民。争取直接采访江泽民本人,是《江泽民传》努力的目标。
    
    我认为,这只是初步名单,在采访过程中,这名单会逐步扩大的。
    
    库恩博士同意我的意见。他说,采访名单应该在一百人以上!

    制订工作计划
    
    当然,进行第二类采访,是很艰难的。我以为,没有官方的帮助,是几乎无法进行的。
    
    Y先生充分理解这一点。他提出,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纯民间的,即由库恩博士和我,以作为中美两位作家的身份进行采访,这是谁也无法干涉的。能够采访多少,就采访多少。
    
    第二步则是取得官方默许,即进行半官方的采访。确实,这是很敏感的采访工作。如果没有官方的默许以及暗中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第二类采访的。不管怎么样,第一步先做起来。Y先生说,他会通过有关途径向上报告,以便能进入第二步。
    
    从Y先生的谈话中,我明白,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也非江泽民授意,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当时的最大期望,也只是企求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Y先生所谓“通过有关途径向上报告,以便能够进入第二步”,清楚表明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
    
    按照工作步骤,我把《江泽民传》的创作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立项”。库恩、Y先生和我三方的这次见面,就是“立项”。
    
    第二阶段——准备。我整理有关资料,写出《江泽民年谱》、采访名单以及全书提纲。库恩写出工作计划。Y先生负责上报。另外,组成一个工作班子。
    
    第三阶段——采访。广泛进行采访,先易后难。
    
    第四阶段——写作初稿。我先写中文稿,库恩再写英文稿。
    
    第五阶段——补充采访。这时的采访,著重于“攻坚”,偏重于第二类。
    
    第六阶段——修改补充。完成定稿。
    
    第七阶段——出版。选择合适时机,先在美国出英文版,然后在中国大陆、港台分别出简体、繁体中文版。
    
    库恩说,他在三月十九日回美国。回去之后半个月内完成计划书,用特快专递寄来。然后他安排时间从美国回到中国,和我开展最初的采访。他预计在两年内完成《江泽民传》的写作。
    
    他说,采访主要由我进行,他将参加一部分重要的采访。
    
    他说,全部费用由他负担。他会在计划书中写明如何支付给我报酬——他强调说,这是按照美国的工作习惯。另外,还要商定双方的署名方式。他的计划书,实际上也就是双方的一种工作契约,即合同。

    工作班子“小而精”
    
    为了进行这一工作,必须建立一个工作班子。我以为班子必须“小而精”,应该以四人为宜,以便外出采访时正好坐一辆轿车。
    
    我和库恩博士是当然成员。Y先生负责向上联系,但是不可能参加采访以及写作。他又暗示,在工作进行了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人帮助你们联系第二批采访人物。
    
    Y先生问我是否需要党史专家参加?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说,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但是大可不必请一个党史专家作为小组成员。
    
    Y先生和库恩都以为我应该配备一个助手。翻译是必不可少的。这位翻译必须政治可靠。
    
    考虑到工作方便,翻译在上海比较方便。这样,Y先生又建议由我确定。我答应回沪之后,经过联系再告知。
    
    我握别库恩、Y先生、朱亚当,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乘上海航空公司一○二航班,在四时十分离开北京回上海。仍是头等舱。
    
    我在回沪之后,著手完成《江泽民传》的准备工作:
    
    整理了手头的江泽民资料和已经进行的有关采访笔记,总共六大本。
    
    传真《〈江泽民传〉设想》给Y先生,征求他的意见。《〈江泽民传〉设想》约三千字,分为“起因”、“构想”、“采访”、“计划”、“班子”五部分。Y先生说,这一阶段,你们属于民间往来,不必都经过他。你尽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与库恩联系。他会在合适的机会、场合、环节上,向上反映,取得同意,以使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
    
    根据Y先生的意见,我用电邮把《〈江泽民传〉设想》发给在美国的朱亚当,由他转给库恩。朱亚当从美国来电,说库恩博士看了《〈江泽民传〉设想》,很高兴。下周他会写好计划书,通过电邮寄来。由于彼此用电邮联络,所以即便隔著大洋,也很方便。库恩和朱亚当还不时给我打电话,交换意见。即使我出差青岛等地方,我们也通过手机交换意见。
    
    我写出《江泽民传》提纲,共分六部分,用电邮发出。
    
    我写出《〈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开列了一百○九人采访名单:一,故乡、母校、工作过的单位;二,亲属;三,入党介绍人、战友、老师、同事;四,中央工作组;五,高层;六,最高层。
    
    我写出《〈江泽民传〉参考文献目录》,列出十六本有关江泽民生平的书目。
    
    我最为用心的是,赶写《江泽民年谱》。我写出长达十五页的《江泽民年谱》,并请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位中共干部译成英文,用电邮发给库恩。库恩对如此详尽、准确的《江泽民年谱》非常满意。
    
    与库恩最初的合作是很顺利的。他把《江泽民传》的《“○○一工程”计划书》用电邮发给我。后来又根据我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度发给我,并期待从美国前来上海与我签订这一计划书。
    
    库恩计划先出英文版,然后再根据英文版出版中文版。他在计划书中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写作、出版《江泽民传》的七个阶段,按照七个阶段安排计划。

    精确的出书时间表
    
    库恩在计划书中要求我先写出《江泽民传》中文稿,然后把中文稿译成英文,他在这一基础上写出《江泽民传》英文版。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江泽民传》书稿。至于何时推出《江泽民传》,则看当时的情况而定。库恩说,最好选择在江泽民刚刚辞去一切职务的时候出版。
    
    他在计划书里除了专门用了一节“赞誉”,高度评价我在传记写作方面的能力之外,还用一节详细写明给予我的相当丰厚的报酬,甚至写明付款方式以及途径。尽管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重要的。库恩又一次说,这是美国人的工作习惯。
    
    然而,也就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我与库恩之间产生了分歧。
    
    库恩在计划书初稿中,把我定位为“总采访”兼“总研究员”。我不明白这“总采访”和“总研究员”何意?他解释说,“总采访”即担负所有的采访任务,而他只参与一小部分最重要的采访。“总研究员”则是整理采访资料和有关资料,写出《江泽民传》中文稿。

    库恩要我当“枪手”
    
    我在一开始参加这一工作,就很明确,我与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我明白,库恩的意思是要我做“枪手”,然后给你一笔钱。也就是说,他是“雇主”。我毕竟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人的“枪手”。我向库恩建议:英文版署“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叶永烈、库恩”。
    
    然而,库恩在计划书的第二稿中,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叶永烈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有关人员告诉我,这其实不完全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我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库恩告诉我,他打算从美国来上海,与我正式签署《江泽民传》计划书(也就是合同)。然后一起在上海作些采访,并去江泽民故乡参观。
    
    毕竟我不是那种做“枪手”的人。我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我无法在《江泽民传》计划书上签字,我们的合作也就此中止。
    
    尽管我没有与库恩合作完成《江泽民传》,但是我为这本书做了奠基工作。
    
    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库恩的助手朱亚当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他和库恩将去上海,约好二月三日晚上在上海与库恩先生见面。
    
    二月三日,库恩在上海为《江泽民传》举行新书发布会。晚上,我和库恩、朱亚当在富豪东亚酒店见面。
    
    彼此寒暄之后,他问起我的创作近况。他知道我是中国的“报审专业户”(我的很多书因为涉及中共高层,都必须报审),很详细问起中国的审查制度。他还很详细问及审查时间的长短、修改的幅度大不大。我就此问及《江泽民传》的审查,把话题转向《江泽民传》。

    中文版删去约百分之五
    
    他说,《江泽民传》的审查,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并不清楚,所以要向你问中国的图书审查制度。他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只管写英文版。英文版是在美国出版,不存在审查问题。在美国,只要出版商愿意出版你的书,那就行。怎么写,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江泽民传》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是在中国出版,必须经过中国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据说,中文版删去的篇幅大约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他说,他不懂中文,不知道删了什么。不过,他明白,那是政治性的删节。至于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也要删,甚至删去百分之五十,不过,那是出于商业原因,因为太厚的书没人买。
    
    我们谈起写作《江泽民传》最初的合作。库恩说,我们那时候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非常敬佩你,因为你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上富有经验,你的作品在中国广有影响。你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歧视中国作家?
    
    《江泽民传》中有长达四页的《鸣谢》,提到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致谢,竟然没有“叶永烈”!本来,我并不在意人家是否向你“鸣谢”,也不计较我为《江泽民传》所做的大量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但《鸣谢》中对做了一点点事的美国人都要感谢一番,显然这是歧视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用得著你的时候,以贵宾相待;用不著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我不客气地向库恩指出这一点,问他,难道这也是在“黑箱操作”?
    
    库恩对于在《江泽民传》中没有向我致谢,深表歉意。他说,在二○○五年四月,中文版要印第二版,一定补上。他会通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另外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尚在准备出版之中,可以补上。至于英文版,由于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印,只能等以后有机会重印的时候补上。库恩赠我《江泽民传》大字版精装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堆砌许多对我致敬之类的好话。
    
    库恩说,他在后天即二月五日回美国,朱亚当将去北京过春节,有事可以与朱亚当联系。二月六日,朱亚当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与库恩商议之后,将在书中加入这么一行字:
    
    “对于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本书初期提供的设想与资料,表示感谢。”
    
    诚如库恩自己所说的,他的《江泽民传》写得“太浅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是供外国人了解中国之用的,但英文版的发行数量很有限。然而,中文版的发行数量却大得惊人。北京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一本“太浅”的书,不知江泽民本人作何感想?
    
    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于上海“沉思斋”

_(网文转载) 博讯


王炳章博士遭押最後會面關鍵人陳虎門細說關鍵| 獨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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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8日 - 見面後,王炳章博士自我介紹了自己的身分,隨即開門見山表明希望透過他的協助,聯繫時任軍事情報局副局長、前中將翁衍慶,爭取經費協助其繼續 ...


台灣的情報等於沒情報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taiwantt.org.tw/books/cryingtaiwan4/content/.../20011224-120.htm转为简体网页
2001年12月24日 - 監委調查發現,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國防部軍情局包括中將副局長翁衍慶、少將副局長孔祥人、執行長等共四百一十四 ...

中國民主運動史: 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 - 第 39 页 - Google 图书结果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sbn=9869225764
翁衍慶 - 2016 - Political Science
會議」(總部、常委、監委參加)上,常監委批評了王炳章,胡平也遭受指責。胡平試圖緩和不滿情緒,設法調解。但在會議進行中,傳來「民聯」派赴上海迎接服刑期滿即將出獄 ...

中國民主運動史: 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牆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sbn=9869225756
翁衍慶 - 2016 - Political Science
前上海學運領袖徐邦泰亦表態全力支持,還為之助選。但臨到報名參選時,徐邦泰突然背信,堅持參選主席,並強力運作。王若望原定當選後,由徐邦泰作他的副手,情勢不變, ...



台湾高官:林彪江青系戴笠单线联络特务

2016年04月11日 08:08 海外视角
       

2016年3月17日,台湾举行“戴笠将军殉职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台湾军事情报局前中将副局长翁衍庆致词。这个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却是国民党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蒋介石听到戴笠空难去世的消息时数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翁衍庆讲话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居然说林彪和江青都是国民党特务,受戴笠单线控制,戴笠一死线就断了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作者河西,原题为《叶挺、戴笠空难70周年:有没有人在飞机上动手脚?》。

1966年,江青与林彪在天安门(图源:浙江图书馆)

因“皖南事变”而入狱的叶挺,出狱5天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叶挺军长加入共产党”的文章,公开宣布叶挺在脱党多年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是1946年3月9日。

正好一个月后,1946年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遇难身亡,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叶扬眉和尚未取名的幼子阿九。

这一事件扑朔迷离,一直以来都有传军统特务在飞机上动了手脚,而最令人感到蹊跷的,就是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权倾天下的戴笠乘专机飞往上海时,途中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困雨沟处失事,机毁人亡。

2016年也是戴笠逝世70周年,还有人记得这个日子吗?

台湾人记得。3月17日,台湾地区举行“戴笠将军殉职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台湾地区军事情报局前中将副局长翁衍庆致词。这个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却是国民党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蒋介石听到戴笠空难去世的消息时数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当然了,你知道,他的文胆陈布雷是自杀的,生前也曾是蒋眼前的红人。

翁衍庆讲话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居然说林彪和江青都是国民党特务,受戴笠单线控制,戴笠一死线就断了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你意思十年浩劫是国民党搞的喽?

戴笠生前权势倾天,抗战结束尾大不掉,已遭蒋猜忌,虽然戴山困雨沟和三国庞统的落凤坡一样,太具宿命论传奇性(戴笠字雨农死于大雨),但蒋有作案动机,有作案能力,不能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

再说叶挺,一员虎将,北伐、南昌起义时威震天下,如果活着,十大元帅中的叶帅恐怕就要换人了。现在,刚把他放出来,他就公开宣布重新加入中共,中共如虎添翼。叶挺不顾刚刚出狱身体虚弱,经常在重庆参加集会,为自由民主奔走呼号,蒋对戴笠陈布雷这样的心腹尚且如此,他的眼睛里容得了沙子?

皖南事变时,叶挺在新四军不过是名义上的首领,实际掌权者是政委项英,如今项英已死,新四军如果在一个强有力的叶挺中心的领导下,将一扫“皖南事变”对新四军的重创,必会让新四军士气大振,更为威猛壮大,卧榻之边,岂容他人酣睡?

与叶挺同机的,还有谁?博古(秦邦宪)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邓发,地位和戴笠有些相似,他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个职务决定了他身份的特殊;王若飞1940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也是我党最内核的人物。搞掉一架飞机,就可以将中共内核几员大将一网打尽,还可以将其推给自然原因,成本之低,机会之好,可谓绝无仅有,如果你是蒋你会怎么做?

有一种说法,隐居台湾多年前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临死之前良心发现吐露真言:正是他直接策划了暗杀行动!他们找到调度科科长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又让特务杨耀武,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当4月8日飞机从西安起飞后,天气状况变得糟糕,开始下起了冰雹,此时,这块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最后撞上了黑茶山。

但是秦邦宪之子秦铁撰文对此加以驳斥:“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没错,我们常常忽略了,和叶挺等中共高级干部一起遇难的,还有美国飞虎队驾驶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四人。如果真是国民党下的手,一旦有风声泄露,美国人是吃素的?不和你决裂美国人民也不答应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美国掌握的军事情报和档案,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风吹草动?而且“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在仔细了解了这一空难事件之后,得出的结论和秦铁是相似的,即还是因为天气原因,当天浓雾可见度极低,飞行员路线不熟导致惨剧。

至于戴笠,情况要复杂得多,流言四起,有人说戴笠当时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死的只是一个替身;还有人说叶挺和戴笠在飞机上拔枪对射导致坠机,显然是把两次空难混为一谈,不足为信。

美国人一开始以为只是愚人节的玩笑,因为戴笠死亡的消息公布是在4月1日的愚人节。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错了,又转而坚信戴笠死于谋杀,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说法就是美国中情局下的手。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就引了美国中情局的斯坦利·拉维尔的一段话:

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

斯坦利·拉维尔认为戴笠座机气压计的保险丝被人做了手脚,装了一枚炸弹,但魏斐德指出,拉维尔把222号专机的原产地等重要细节都搞错了。

尽管魏斐德这本戴笠研究著作考证详实享誉世界,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戴笠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从戴笠的老部下、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150多页、非常详细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来看,他没有提到蒋和美国动手杀死戴笠的只言片语,而此时他已接受共产党改造多年,在文中对戴笠大加批判,称其“恶贯满盈,死于非命;暴尸三日,人心大快”,已没有任何保密的义务,似乎还是老天爷收了这个“中国的希姆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只有戴山困雨沟这个神秘的地名让你相信:强悍的,是命运!



刘连昆间谍案

今年二月,北京破获台北在大陆解放军所建立的高层情报网,其中二十四人判刑确定,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前部长刘连昆少将及总后勤部前处长邵正忠大校在今年八月十五日遭处死。

  香港《亚洲周刊》报导,二十四人中,台湾居民姚嘉珍(祖籍江西,一九五三年生)判刑二十年,目前在北京南苑看守所;另两名关键人物,一是躲在西班牙的沈姓女医师(为邵正忠的女友),沈已接到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信函通知,若自动回大陆投案,可以减轻其刑,显然,沈的行踪已因姚而曝露,另一人为大陆张姓台商(为免曝光,姑隐其名,简称张某),现在台湾,正与台北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谈判赔偿及救人(沈)事宜。

  这个台湾谍报系统在解放军将领中所发展的管道,在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时,让台北国家安全局得以在九六年三月总统大选前半年,掌握到北京飞弹试射及解放军演习的最后「底线」,并精确掌握了解放军的飞弹弹着点、演习规模与次数,也替台北打了一场漂亮的谍报战。

  不过,这个管道在九七年由于张某有意退休而「收网」,并把刘连昆、邵正忠及沈姓女医生的台湾护照缴回安全局,军情局也发了一笔退休金给这四人。张某之后就没有与军情局有任何联络。但据军情局高层人士指出,由于军情局继续派员发展这个管道,事迹败露,终在今年二月遭破获。

  据了解内情人士透露,军情局负责这个专案的是现任副局长翁衍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殷宗文在担任军情局长时,即已重视这个管道的发展,当时军情局吸收邵正忠、刘连昆及沈医师后,曾发出三份「中华M国护照」给他们三人,由翁衍庆先密赴香港,再搭小船到公海,与邵正忠及沈二人在公海见面,亲自交付三本护照给二人;而相关情报传回,都由翁衍庆直接向殷宗文负责,即使殷后来升任国安局长,也是以相同模式单线作业。翁在军情局曾因黑函事件遭中伤,但却因负责此案有功,在殷力保之下,不但没有下台,后来还升任副局长。

  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整个故事是从八三年开始。张某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今年约七十五岁,曾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戴笠系统工作。国民党迁台后,他一直在香港替军情局工作,六十年代因身分曝光,遭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台湾,在八零年左右从军情局退休。八三年,张某与姚嘉珍等到香港投资设公司,准备投资大陆,首先在上海设立做旅行袋的工厂,这是由上海外经贸处介绍,由台湾整厂输出在上海设厂。

  设厂后生意不错,八三年年底左右,张回台北时,到台北社子岛的军情局员工眷村找老同事聊天,并找他歃血为盟的龙姓大哥(九七年已过世),这位龙姓大哥在军中辈份极高,连前国防部长郑为元都称他为「老师」(龙的儿子也在军情局,现居加拿大)。

  张某在与龙闲聊的时候,也有部分军情局退役将领陪伴,酒过数巡,张某表示他在香港与大陆有公司及工厂,又说他在大陆认识的人极广(但他当时不认识邵、刘及沈)。席间,有人事后向军情局☆报,八四年,军情局重新吸收张某进入,并以其香港与上海的公司及工厂做掩护,军情局并支付一笔数万美金的开办费给其上海厂,香港公司及上海厂的部分开销也由军情局支付,而姚嘉珍也在八四年进入军情局(九零年退出),姚是香港公司经理。

  最初几年,张某□集的都只是一般性情报,直到八八年,张某在一次由深圳蛇口坐汽垫船到香洲时,在船上巧遇邵正忠。邵正忠每次到南方都与沈姓女军医一起,沈为南京人,离婚后即与邵在一起。沈女曾因家世问题受共C党迫害,在与张某几次谈话中,透露出对中共的不满,张某开始有意透过沈来吸收邵。

  九零年邵正忠加入军情局后,刘连昆也随后加入,现任军情局副局长翁衍庆以化名密赴香港,再搭小船在公海与邵及沈见面,交给他们三本台湾护照,以便万一出事,可以在逃往国外后,持台湾护照再到台湾;双方以翁董(衍庆)、殷董(宗文)及张董相称,一切由张与翁直接联系。

  据表示,刘连昆、邵正忠及沈姓女军医在加入后,对台湾方面掌握解放军部署、武器采购有很大帮助,其中又以九六年台海危机,台湾能完全掌握对岸动向一事功劳最大。

  据台北安全局高层人士指出,刘与邵的情报直接接头人是张某,每次张到北京与刘、邵见面,他们都会准备礼盒、或以月饼、土产的方式送给张某,而张某则在见面后,再派不知情的秘书去收礼,然后再由北京分乘两班不同班机到上海,张某抵上海后,再从秘书手中接过礼物,坐头等舱飞机到香港,由香港直飞台湾,军情局再派处长级人员到机场直接把他接出来,把手提箱交给翁衍庆,由翁转呈殷宗文。

  张某每次出任务,都是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旅店,所有花费只要是他签的,即可报帐,无需发票。

  九七年,张某返台,住进台北来来饭店,并带回刘、邵、沈的三本台湾护照,向军情局及国安局表明都要退休,并缴回三本护照,双方立下切结书,军情局并付了一笔不小的退休金给他们,张某与军情局的关系就此切断。直到今年二月,才有一位军情局李姓人士打电话找张,当时张在香港,这名军情局人员透过他在台的友人得知其电话,立即打电话找到他,这位李姓军情局人员问张:「最近好吗?有没有进大陆?是否有到广州?有没有与邵见面?」张只表示有进大陆,在广州与邵有见过面。张事后却很不高兴,责备在台友人不应随便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人,并对军情局在两年后突然联络他颇为纳闷。

  沈医生在九七年退出军情局后,即在张做保下,与儿子赴西班牙。沈的儿子以读书名义到西班牙做生意。

  在张某收到军情局的突兀电话后,今年三月所有在香港的股东按理都会收到上海工厂的红利,可是一直没有钱汇入姚嘉珍的户头。张某即从台湾打电话到上海厂找曹姓总经理,曹总向张表示,应该会在近日内召开股东会讨论分红事宜,之后股东即可把红利带走。张与曹约定三月底、四月初广州交易会后赴上海开会。之后,张某由台赴香港(邵、刘在二月已出事),准备三月进广州。就在这时,沈医生从西班牙打电话给在台湾的姚嘉珍,告知刘、邵已出事,姚立即由台湾打电话给张某示警,要他不要进大陆,并立即返台。张某接报后,先赴澳门处理生意,三月中回台北,适逢他的外孙女在美国满月,接着便由台赴美。

  据台北决策核心人士透露,张某赴美后,上海厂的曹姓总经理不断来电,要张及姚嘉珍赴上海开会,但远在西班牙的沈医生在电话中力劝两人不要进去。可是四月十五日,张某的友人突然接到姚嘉珍电话,表示要到日本,由于张某原定隔天即从美返台,张的友人便劝姚留下,等张回台再说。然而姚却表示已订好机票。台北情治单位证实,四月十五日,姚确实飞往日本。

  不久,回台后的张某即接到姚嘉珍从上海来电,告知张现在已经「风平浪静,可以到上海带红利出去!」张某一度有意进上海,但沈医生仍力劝他不要进去,又建议张测试姚,要她先从上海回台,再一起进去,原因是只要姚可以出来,张就可以放心进去。张某依此在电话上要求姚,姚只说因与丈夫吵架,才出来散心,陪朋友到上海旅游;然而不久后,姚的行动电话就失去联络。

  姚嘉珍为何返回上海?如何进去?是遭绑?还是自愿?迄今还是谜!因为她是第一个由沈医生那里得知刘、邵出事,并紧急通知张某不要进大陆、甚至连香港也不要停留的人,然而自己却一头栽入上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台北情治高层人士指出,刘连昆、邵正忠及沈医生的专案在张某退休,并在九七年缴回三本护照后,原则上已经结束,可是因为刘、邵是难得发展出来的解放军高层将领,所以军情局在张退出后,仍继续往这一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极高,但也因而在两年后遭北京破获。这位人士推测,或许明年总统大选,这条线成为军情局与安全局急欲抓住、再立奇功的管道。

  目前,姚嘉珍被判刑二十年;沈医生隐匿在西班牙,由于她儿子不知道母亲的作为,中国国安部已去函他儿子办公室,要求沈主动回国投案,表示可以减刑,她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形下签了公文,沈的藏匿处极可能是姚所供出;沈不愿返回大陆投案,但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及西班牙签证都只剩下一个月限期,必须在十二月底前离境。

  沈于是透过张某,希望台湾的安全局或军情局能协助她到台湾,或将她九七年缴回的护照重新发还,但目前,台北安全局并不愿接沈到台湾,军情局则建议她寻求第三国政治庇护;沈的处境因此极为危险,而安全局在马德里及巴塞隆纳的工作人员,迄今仍未得到支援她的指示。

  据表示,沈医生正静待张某与军情局的协商,翁衍庆答应在十一月底前给予答覆,由于沈是整个事件关键人物之一,张某最先发展沈,再由沈打通邵,由邵吸收刘;整个谍报事件最关键的两人,张及沈,一在台湾,一在西班牙,这两人是北京急欲逮捕归案以厘清整个案情的,如果台湾安全局及军情局不处理,不只有违人道,也有违台湾的国家利益;消息指出,如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沈可能会持北京的信函到西班牙台湾代表处请求政治庇护,酿成国际事件。

  至于张某,目前无法去香港,只能在台湾,因此所有工厂(上海、北京、青岛)及香港公司都泡汤了,整体损失约一百五十万美元,张某希望安全局或军情局出面赔偿这笔钱。他表示,这是在他退出之后,军情局又找人进去与刘、邵合作才出事,当时他已退休,沈在西班牙,却蒙受损害,军情局应予补偿,否则将对簿公堂申请国家赔偿。

  张某认为,九六年台海危机是两岸对峙五十年来最精采的情报较量,台湾赢了前半场,因刘、邵、沈的表现,让台湾安然渡过;但台北军情单位过于急进,却使台湾输了后半场,赔了两条人命,二十二人坐牢,一人流亡西班牙,一人破产在台湾,他表示,接下来就要看台湾政府的人道及善后措施,否则可能会让原来获胜的情报战闹上法庭,变成丑闻。




台媒曝光:胡平、于大海、王军涛、王炳章、王丹是台湾间谍

送交者: 野萍 2007年9月29日22:40:54 于 [史地人物]万维读者网络tp://www.bbsland.com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国时报吕昭隆/“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台媒披露:台湾当局勾结“民运”分子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学,在纽约创办之后《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
2004-06-01


台当局资助“民运”分子

台湾民主基金会与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杂志社签订的一份契约书近日被知情人士透露出来。在这份名为《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补助出版事业契约书》的文件中,甲方是台湾民主基金会,乙方为《北京之春》杂志社,甲方在审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计划基础上,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经费共计5 万美元。

海外“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已不是新闻,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社本身,也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设立的。但是,在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仍然有人打着“民主”旗号与分裂祖国的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为祖国发展设置障碍,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非常令人气愤。

“民运”分子向陈水扁求救,不惜以纵容“台独”为代价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赢得越来越多的肯定,所谓“民运”已是气息奄奄。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当局取消对“民运”分子的计划性资金支持,使“民运”失去了可靠的财源,如涸辙之鲋。为维持生计,“民运”分子不择手段,想方设法与民进党靠近,向台湾当局伸手要钱。

2004年11月,“民运”团体头目秦晋,以筹办所谓“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澳洲大会”为由,写信给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寻求资金支持。为了与台湾当局“套近乎”,秦晋开篇就把自己的组织与民进党说成是“完全应该同病相怜,同命相惜”,还盛赞民进党由反对派成为“执政党”,“业绩辉煌”;号称“民运”组织“亟需在新形势下调整策略,重新集结”,“渴望中华民国政府能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伸以援手”,帮助“民运”“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历史的机遇挺进中原……”

作为交换,他对台湾当局一向关切的“台独”立场也有所表态。在信中,秦晋暗示,只有当“民进党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两岸的战时状态才会真正结束,中华民国的归宿才有最终完满的结果”。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就是为什么“民运”分子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据了解,《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社长王丹在人事调动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国安局”。

台当局要求“民运”分子从空谈民主转向实际行动

利用“民运”组织的资金要求,台湾当局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如一位定居美国的台湾政治人物所说,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颜色革命”相继发生以后,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台湾当局表示要对“民运”的支持更加务实,不论钱多钱少都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对“民运”分子提出,要借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经验,从空谈民主、单纯制造舆论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战场从国外移到国内。

具体来说,现阶段台湾当局针对“民运”的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运”成立海外“反对党”,通过政治运作团结一批有影响、对中共不满的人;二是想办法把“民运”活动延伸到中国大陆,并制造中共打压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形象,形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不断给中共制造麻烦;三是利用“民运”分子进行情报搜集,主要是在留美学生中发展情报组织;四是培养“民运”分子的“台独”意识。

按照这些要求,王丹已经于2005年1 月到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了解有关在中国开展项目的问题。“民运”还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炒作中国国内弱势族群问题上,具体计划是通过国内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同时资助部分社科界学者,撰写报告,制造舆论,以制造民众对政府的反感。这些建议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同,“国安局”表示会全力支持。

台当局对“民运”分子“用、防”结合

台湾当局与大陆海外“民运”的相互勾结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到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军情局”在“民运”身上的花销共计500 万美元。2000年民进党当权后,放弃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幻想,曾一度对海外“民运”分子失去兴趣。但经过一番评估,他们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把“定额补助”的方式改为“逐案审查”,并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等人,还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

除了为台湾搜集情报外,台湾当局利用“民运”做的事主要是在舆论方面抨击大陆,为其助阵。他们企图通过“民运”之口,假批判“民族主义”,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上,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

利用归利用,台湾当局并没有真正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家人。在提供资助的同时,也增加了苛刻的条件。以前面提到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对《北京之春》的资助为例,这个资助协议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计划书(包括目标、方法、内容、进度、经费等项目)进行审核后,认为该项出版计划符合本会补助宗旨,并同意予以补助”。协议有效期仅一年,而且对乙方(《北京之春》杂志社)要求非常具体,如乙方必须按计划执行进度检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总经费千分之一违约金;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调解或仲裁之地点为台湾台北市,第一诉讼管辖法院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台湾当局虽然口口声声要跟“民运”分享所谓“民主经验”,但实际上采取的策略是“用、防”结合。在他们眼中,“民运”分子也是异类和祸水,要坚决防止其入岛,以免引火烧身。“民运”分子曾提出在台湾建立联络据点,结果被台湾当局拒绝。

记者谢湘
2005年06月03日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 收集250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情治部門長期介入海外民運──機密文件顯示台灣國安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人
中國時報
2004年5月27日
  

提要: 
  ﹒扁政府籲不要「中了中國的計」
﹒編者插圖。台灣國安局資助王丹王軍濤機密文件(1/2)


台情治部門長期介入海外民運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五月二十八日王綽中特稿指出,中國大陸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部門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二年。當時大陸著名異議人士王炳章在紐約與大陸留學生宦國蒼、梁恒等人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開始在留學生和華僑中宣傳民主理念,引起臺灣情報局(後改名為軍情局)重視。情報局派人與王炳章取得聯繫,王也派了私人代表甯嘉晨到臺灣洽商合作事宜。據中共國安系統所掌握的國安局密件顯示,情報局在上報安全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採取秘密方式合作,目標為開展大陸反共民主運動。情報局還特別成立「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三萬美元。一九八三年五月,情報局派出翁衍慶(化名翁遠書)赴美,負責聯繫指導,對內職務是情報局美東工作組組長。是年底,王炳章等籌組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王炳章當選主席。情報局每年向民聯和「中國之春」提供六十萬美元的經費,王炳章本人每月領取一千美元的津貼。 (64memo中華富強-1989)

  據臺灣前情報局官員披露,一九八四年十月發生「江南事件」後,在美引起軒然大波,情報局改編為軍情局,相關情報工作人員陸續撤離,與海外民運組織的合作,經當時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安全局長汪敬煦、軍情局長盧光義等商議,並奉報蔣經國總統核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轉由文工會接辦,實際仍由軍情局策劃。

  一九八七年五月,王炳章試圖在臺灣發展,甚至有在臺灣組黨的意圖,軍情局暗中運用民聯內部力量予以制衡,並且停止金援,直到一九八八年初,「中國民聯」召開「三大」,胡平擔任主席,王炳章改任常委。國安局密件即披露:「王炳章表示希望將組織移到臺灣來發展,我方不同意,因為我方對民運支援之目標系為中國之民主化,且若該組織返回臺灣,反生後遺症。」,胡平就職後,軍情局與其建立直接聯繫管道,代號為「文正專家」。一九八九年一月,王炳章被罷免常委職務,自組「中國民主黨」,王、胡公開決裂。 (六四檔案/2004)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海外民運的聲勢大振,外逃的北京學運領袖和曾在中共政府任職的自由派官員,如陳一諮、嚴家其、萬潤南等人,在法國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影響力蓋過「民聯」,但臺灣情治部門希望將海外民運組織統合起來。一九九三年,「民聯」與「民陣」合併,成立「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徐邦泰當選主席,但為爭權和捐款,發生嚴重內鬥,而且蔓延到臺灣,安全局、軍情局、陸委會、國民黨海工會都收到不少請願信和告密信。最後民運組織一分為三,臺灣方面決定,由國安局和軍情局分別予以資助。 (六四檔案-1989)

  這些民運領袖大多數都是文革世代,鬥爭性強,互不服氣,以致海外民運內部山頭林立。一九九四年六月,胡家麒接掌軍情局第四任局長,因政策轉變胡將這股力量轉化為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於是軍情局下各單位爭相插手海外民運,支援不同派系。


扁政府籲不要「中了中國的計」  

  臺灣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5月27日表示,中國官方刻意釋出大陸民運人士被臺灣收買的訊息,相關單位早就否認了,而且中國方面本來就是刻意要放話製造混亂的,現在跟著炒作的話只會中了中國大陸的計。

  而國安局27日上午舉行記者會,嚴正否認媒體有關培植民運人士從事間諜工作的報導,國安局副局長黃磊表示,中國大陸一直要把民運份子和台獨份子聯在一起,想要降低民運人士對中共國內的影響力,這次更用移花接木和偽造的方法,透過媒體污蔑國安局。

  東森新聞報報導說,從中國方面傳出所謂國安局和大陸海外民運人士聯繫的極機密檔,在對岸經由大陸國安部門向臺灣媒體曝光,這些密件內容顯示4年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有所謂扶植楊建利、王丹等大陸民運人士,籌組海外反對北京勢力的政策,但相關單位強烈否認。

  行政院長游錫坤27日與媒體茶敘時表示,「我們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但關心任何國家的民主發展」。被點名與民運人士接觸的新聞局長林佳龍則說,這是黑函、「相當粗糙、錯誤百出」,以現在人民的知識程度,想以這種造假的公文影響視聽,是不能獲得社會大眾認同。

  中央社引述林佳龍表示,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將屆,中共政權因六四周年即將來臨而如臨大敵,把很多不相干的人與事拉在一起,企圖抹黑很多民運人士,包括抹黑臺灣的民主發展,令人感到遺憾。

  林佳龍指出,他來自學術界,長期做中國大陸研究,與中國的學者或民運人士本來就有往來,他在美國耶魯念書時就與哈佛的王丹、哥倫比亞的王軍濤有很多交流,黑函中所說的與事實有很大出入。

  國安局指出,近年來,北京將大陸民運份子與台獨、藏獨、疆獨及法輪功份子並列「五毒」,視為衝擊大陸國家安全、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並列為全力打擊的首要敵人,北京指稱臺灣支助大陸民運人士等情均屬栽贓伎倆。

  國安局答覆記者詢問時指出,中共栽贓、誣指的例子很多,如去年誣指臺灣支持法輪功、對大陸進行蓋台,乃至釋給臺灣媒體偽造的機密文件等,均是中共惡意栽贓臺灣的伎倆。

  國安局主管官員指出,「六四天門事件」十五周年將屆,大陸內部興起要求平反六四聲浪,中共擔憂對內部「維穩」將產生衝擊,意圖藉誣指大陸民運份子為臺灣工作、強化大陸民運份子與台獨合謀等栽贓手法,羅織大陸民運份子背叛中共祖國的「敵特份子」罪名,北京希望削弱大陸民運份子對大陸民眾的影響力,全力防堵內部要求平反六四聲浪。

  中國國家安全部宣稱獲取一批臺灣國安局的機密檔,檔詳載臺灣當局近4年來聯繫海外中國民運人士的過程,指控臺灣當局金援中國民運人士進行情搜工作。前國安局長丁渝洲表示,這份檔真實性相當可疑。

  根據報導,扁政府在2000年5月20日上臺之後,由於意識型態不同,國安局與軍情局雙雙停止與中國民運人士的金援、資助,不過,情治單位仍未停止利用中國民運人士的動作,並開始拉攏王丹與王軍濤等知名度高的民運人士。

  臺灣國安局相當重視「二王」王丹、王軍濤,並由海基會秘書長顏萬進與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成立專案負責,之後林佳龍出任行政院發言人,由蘇進強接手。

  機密文件指出,扁政府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波士頓會議,與「二王」正式碰頭,臺灣派顏萬進與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學者徐斯儉,民運人士則有王丹、陳小平、吳稼祥、中國的劉軍寧、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和香港的盧四清,這份檔也由前國安局長丁渝洲簽名批示。

  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15周年的前夕,中國公佈這批臺灣國安局的機密檔,引發臺灣情治單位一陣譁然,紛紛質疑這份檔的真實性,被指明批示該檔的丁渝洲表示,當時他早已轉任國安會秘書長,根本不可能批示該簽呈;顏萬進也說,這份國安局簽呈絕對是假文件,動機可疑。

  在中國頗具影響力的民運領袖王丹則認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指控,動機想把海外、中國民運團體打成「台諜」,他也澄清,他雖然他曾多次來訪臺灣,但並未接受臺灣政府的金援,也與臺灣國安局沒有任何接觸,中國有關部門在此時接露這份資料,動機十分可議。

  對此,中國外交部官員27日不願進一步表態評論,發言人劉建超強調相關問題應該向國家安全部門,而非外交部門詢問。

  劉建超27日出席例行記者,在被記者問到有關民運人士變成台諜的消息時,回避有關詢問。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對此事看法時,僅多次表示應向國家安全部門詢問,其餘則不願多談。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4582.htm

中國時報,「台情治部門長期介入海外民運——機密文件顯示台灣國安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人」,見 大參考 https://www2.zhonghua999.com/dm/uggc/jjj.ovtarjf.bet/20040527.txt,200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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