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彭明被捕前，在大陆与儿子和女儿合照。（家属提供/记者乔龙）
    
    中国异议人士彭明在湖北咸宁监狱猝死事件后，其在湖北的家属与当局几经交涉，12月14日见到了遗体，并查看了记录彭明死亡一刻的监控视频。不过，该事件引起家属对彭明死因的更强烈质疑。包括彭明倒地时手拿一个粥碗，与彭同囚的是一名服刑中的某医院副院长，说是为了照看彭明。
    
    著名异议人士彭明在咸宁市监狱死亡事件，变得愈来愈扑朔迷离。彭明在海外家族不满当局只准其大女儿前往中国奔丧，12月10日发声明表达抗议并拒绝前往中国。
    
    14日，彭明在中国国内的哥哥彭章明和姐姐彭爱明在当局的安排下，查看了彭明死亡时的一段监控视频，稍后又见到了彭的遗体。
    
    彭明的妹妹彭星告诉记者，12月14日，咸宁监狱方分别把彭明的哥哥和姐姐接到监狱看监控录像：“这个录像的情况就很可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难过，有很多疑点。他（彭明）是（2016年11月29日）早上六点钟起床锻炼，6点30分，他到监舍外面继续锻炼，就是跑步。到6点40分，回到他的监舍里边。他就去喝一碗麦片粥，边喝边看电视。7点零2分，他非常突然的看着他倒下去，手里还端着那个碗，麦片粥还没吃完”。
    
    彭星说，与彭明同囚室的其中一位目击者是某医院副院长。彭明倒地三分钟，监狱医生就已赶到：“监舍三个人，其中一个他说以前是某医院副院长。他们监狱说有意安排这个人和彭明一起住的，说以便有突发事件时，能够提供帮助、救助。当时一个人把他（彭明）拉起来，另外两个人马上对他进行按胸部。7点零5分，两名医生对他进行按压，还有给他输氧。7点20分，咸宁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就到了现场，就说进行抢救”。
    
    对于当局并未公布彭明死亡过程。本台记者曾多次致电咸宁中心医院急诊科查询。11月29日收治的患者彭明，急诊科证实确有一位叫“彭明”的患者，但负责抢救的朱医生始终无法找到。12月12日，该医院急诊科对记者说：“那位医生今天不上班，等他上班的时候，你再打电话过来问。因为那天我也没上班”。
    
    记者：那记录上面有没有彭明的名字？
    
    回答：有，有。
    
    记者：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回答：这上面没有写。
    
    记者17日再次致电该医院急诊科找朱医生，被告知朱医生再次休假。
    
    彭星说，当局并没有给家属看抢救过程的录像。据说，彭明被送到医院时已无生命迹象。15日上午，彭明的姐姐看到弟弟的遗体：“我那个姐姐看了说，头骨因为被打开过，还凸出来的，脸部化了妆。就让他们这么看来一下，马上就走了。（在此期间）既不能拍照，也不能接电话。而且已经跟他们说，这些事情不要到外面去说。现在就我知道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些疑点太多了”。
    
    彭星说，她哥哥的身体一向很好，每天早上6点至6点40分锻炼，而且感觉良好。如果是因心脏原因猝死，必有预兆。另外，他身体非常健康，为什么要请一个医院副院长服刑者长期陪护。到目前为止，彭明的死亡证明等均未给家属。家属手上没有任何有关彭明死亡的资料。
    
    12月5日，当局罔顾家属意愿，强行解剖了彭明的遗体并摘走大脑和心脏等器官。10日突然告知家属，先前达成的“默契”无效，只允许彭明的大女儿一人前往中国。彭星通过本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次事件，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彭明死亡的合理解释。
    
    58岁彭明原为中国航空航天部航空通用电气集团总经理。他于1998年6月，组建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后被当局取缔。彭明于2000年9月逃亡，后在美国组建民运组织“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普选，结束一党专制。

徐贲 大家

　　

　　文 | 徐贲

　　对自我欺骗本质的理解是“自我欺骗”定义的一个主要依据，由于理解不同，人们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自我欺骗一直存在着很多分歧和争议。哲学家从“认识你自己”或“本真”来揭示自欺的道德缺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欺是人类自然适应过程的产物；社会心理学把自欺看作是人满足某些基本需要的调适机制。

　　我们可以从自我欺骗的功能着眼，把自欺大致分为自我安慰、双重思维、便利欺骗他人这三种。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在动因上，都是由某种意图或目的造成的错误看法或信念。第二，在认知上，都是以偏误方式对待事实证据或证据解释，挑选与自己意图相一致的有利的证据，剔除或罔顾令人不快和不爽的证据。

　　

　　▍自我安慰和善意的谎言

　　心理学家把某些自欺视为有利于提升自信和良好自我感觉的心理机制。人们的自信影响着别人看待和对待他们的方式。自信的人让别人觉得可靠、有能力、有魅力、值得信任，因此比较容易说服或影响他人。但是，过度的自信（这是一种自欺）会引发别人的不当期待，无异于欺骗他人。

　　欺骗他人经常会得不偿失，同样，过度自信也会有负面作用。过度自信会被别人视为自我吹嘘、虚张声势、夸夸其谈。这样的人多了，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浮夸成风、大话炎炎、务虚不务实。领导者的豪言壮语就是这样一种自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但由于难以实现，会带来普遍的失望和幻灭，最后反而导致普遍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提升自信的自欺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处，但这些好处是不确定的，也很容易转化为害处。

　　为自我安慰或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欺骗自己，就像“善意的谎言”一样，经常被认可为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符合人的合理、正当需要。人需要真实，视真实为一种基本价值，因此以违背真实为理由来批评或指责谎言。但是，真实只是人所珍视的许多价值中的一种，自欺是人为了实现一些其他重要价值——自尊、自信、自我提升、希望、爱情、友谊、健康——而做的一种选择：权衡之下，认为真实不如其他价值来得重要，因而舍弃了真实。

　　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自欺是善良的（有必要，且不伤害他人），而取消它或迫使他人放弃它则是不善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中有许多对这种自欺的描写和刻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原名《854号囚犯》）中，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原是集体农庄庄员，卫国战争中上前线作战，后被德军俘虏，又趁机逃回部队，但被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被以叛国罪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在劳改营里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所度过的普通而又难熬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杰尼索维奇早晨起来就昏昏沉沉，像是病了。但是，这一天他运气特别好，劳动虽苦，但身体挺了过来，而且多吃到了一点食物，偷藏起来的一小截锯条没有被发现，他对自己说，真是幸福的一天。

　　人需要有希望、信念、爱、自尊、归属感才能有意义地生存下去，这些都是人的基本需要。即使我们对满足这些需要的实际可能性抱有不真实的想法，但只要不伤害到他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morally permissible）。道德上允许的事情与道德上禁止(morally forbidden)的事情（如杀人、偷窃、强奸）不能用同样的道德是非标准去判断。道德上允许的事情都是会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则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应该用夸大成绩的办法表扬和鼓励学生？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中更有信心和好的自我感觉。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成绩，奉行“严师出高徒”的原则？

　　许多励志的格言都含有诱导或鼓励自我欺骗的因素，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许多人就被这样的考验和磨难给毁掉的）。这种自欺类似于赌徒心理：越是输的次数多，越觉得下次赢回来的几率更大。励志格言的自欺是积极的，还是也可能是消极的（心灵鸡汤），人们对此经常有所争议。

　　格言、警句、箴言、成语、谚语经常是一些简单化的表述，都会有反面的成语或格言来抵消它的说服力。例如，“蚂蚁啃骨头”（或“愚公移山”）说的是只要锲而不舍，最后一定会成功。它虽然励志，但未必真实，其反面的说法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哪一边的说法更有道理，完全取决于运用者的需要。不管怎么说，这种需要只要不伤害他人，就是道德上允许的，也是可以通过说理来争论的。

　　

　　自欺的对立面是真实，真实是一种价值，但不是唯一的价值。以为自己只要坚持真实就一定能真实，这种对真实的“执着”本身就可能有自欺的因素。真正的真实首先需要对自己诚实——对自己的欲望、兴趣、能力、品行（包括自己坚持真实的实际可能性）等等有自知之明，这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自我欺骗。

　　然而，人在形成志向，力图上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偏向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不可能做到全然真实。尽管如此，那些可能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动力——自信、自尊、自豪、骄傲、荣誉——还是能有积极的作用，帮助我们实现愿望、发展兴趣、提高能力。我们经常称之为“梦想”，有了梦想才能梦想成真，虽然有的梦想永远只是梦想。

　　

　　▲ 《生活的意义》（Meanings of life），罗伊·鲍迈斯特著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生活的意义》（Meanings of Life, p. 229）一书里指出，适当的“梦”（幻觉）是幸福的必要因素。他写道，“你建立和维持某种积极的社会联系或个人联系；你找到了某种意义；你坚持某种可以达到的目标或期待；你获得某种按客观标准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就；你制造某种让你志满意得的乐观幻觉”，这就是你的幸福生活，其中“乐观的幻觉”是必不可少的。

　　有梦就是心不死，对生活抱有希望。希望对于人生的价值可能比真实更高。中国有“哀大莫若心死”的话，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说，“抓住你的梦想，梦想一死，生活也就折断了翅膀，不能飞翔”。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自欺有助于满足我们的一些人生基本需要，自欺仍然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逃避真实。牺牲真实来换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希望、自信、良好自我感觉），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为一种理性的(rational)或有理由的(reasonable)的选择，一种必要的自我欺骗（就如同有善意的谎言一样）。但是，正如美国哲学家迈克·马丁（Michael L. Martin）在《自我欺骗与道德》（Self-Deception and Morality, p. 124）一书中所说，这并不是没有条件或保留的，“我们承认，强调满足正当的欲望和需要是符合理性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如果能够满足同样的需要而又无须回避真相，那会更好。我所说的更好不是指更道德，而是指更理性”。更好的理性是以真实为基础的理性，而不仅仅是用满足我们某种欲望来做出说明或解释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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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论语》开篇第一段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我们上学是就需要背诵的“论语名句”之一，《论语》的文化精神在此之后，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帮助我们成长。为什么会这样？《论语》为什么叫论语？

　　

　　《论语》为什么叫论语？

　　论，是人伦，伦理。

　　古时候，每一个村落、一个姓氏的堂屋里面挂一幅中堂，一张大红纸，中间写上几个大字，就是立牌位，最下面的那个字就是“位”字，就是牌位的位。

　　什么位序呢?位序就是“天、地、君、亲、师”。这五个位序。

　　第一是天，第二是地，第三是国君，第四是父母亲，第五是老师。

　　

　　从人伦次序上分，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妻、朋友等。

　　实际上，这个人伦次序就将整个一个社会全包括在内。

　　你看，天地就是自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朋友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大社会。

　　也许你会说，这里其他人怎么没有呀?有，朋友里面两个字全概括了，“朋”，是同类，如我们同坐在一辆车上，虽然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们俩并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交往，但我们是同类的，今天都是同一方向，坐同一辆车。

　　也许会发生某种关系，或车子抛锚了，大家都呆在一起时，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便发生人际关系了。

　　那么“友”呢？校友、战友、同事等都是友，这个友的含义也很广泛。

　　

　　所以说，这个朋友就包括很多、很广的，人际社会都包括进去了，就是君、亲、师、兄弟、夫妻、朋友，都含在人际社会里面。

　　人际社会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就是人伦次序。所以《论语》讲述的就是做人的伦理道德标准。

史料｜1935年，遵义日记（附高华评论）

整理：李伟男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何涤宙，原名何兆昌，浙江临海人。17岁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黄埔毕业后曾参加东征，后回校任第4期学生通讯队区队长。1933年，在江西第四次“围剿”战事中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工兵营营长，兵败被俘后被红军留用。1934年红军长征前，以原红军大学高级班的主要军事教员身份，成为干部团上干队的一员，随队长征。

　　萧劲光回忆何涤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1942年，何涤宙病逝，时年35岁。

　　

　　何涤宙（即何兆昌）与其兄何涤宇在黄埔军校就读时戎装照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日【注1】，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话，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的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括，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括中一段特殊生活。

　　第一天 进遵义

　　因为昨夜赶到团溪已经下半夜，又是住在王家烈的一个政训处长家里，吃的东西太多，大家直闹到天明才睡，团部允许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到遵义，因为第二师昨天已经进了遵义。从团溪到遵义只有四十里路．所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

　　萧队长【注2】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注3】，省得明天学生藉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丁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接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零乱狼藉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帐的神气。

　　以后由团部派来的通信员到县衙门宿营。

　　【注】1.  红军干部团随军纵队进驻遵义的日期是1935年1月9日至19日。

　　2.  萧劲光(1903- 1989)．当时任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

　　3.  干部团原为红军大学，此时仍用原来的称呼。

　　第二天 进街上馆子

　　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个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根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根满意，吃完算帐，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注】，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夜晚团部送来一件皮袍给我做大衣的，S．T．也是一件，都是打土豪来的，我们商量做大衣的事，并告诉S．T．发现吃辣子鸡丁的馆子。

　　【注】部队中掌管着经费的干部的戏称。

　　第三天  在土豪家

　　今天团部分配两家土豪家的用具为我们用，上午队长派我率领了二十多个学生去搬。我们去的那家，已经没收委员会初步的没收和检查过，屋子里有点零乱，用具很多，足够我们四十多人一个单位用的，群众很多挤进屋子里来看，我们将不需要的，多余的分给群众，并要求他们替我们搬送，大人们要鸦片烟的心比要其他东西的还要切，搜出来的三罐鸦片，分了两罐，一枝烟枪，转眼就不见了。在贵州，鸦片烟比现洋连通用，这是有使用价值的‘货币’，军阀们抽不种鸦片捐比抽种鸦片捐还重，老百姓不能不种。在贵州吸大烟比上海吸纸烟还要普遍方便，这样不要说是禁烟，连子子孙孙都预定了是个大烟鬼。

　　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于。土豪家的东西搬完，已是中午，随约S. T．去川黔饭店吃辣于鸡丁，今天人很多，而且都是我们的长征英雄，店伙计忙的不可开交，直等到下午二时才吃完午饭。

　　“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已不像昨天那样冷静，在‘溃兵抢劫’的铺子，我们同样可以买到东西，伙计说王家烈的兵从来没有对他们那样客气公道。我们在街上逛了一会，就回来布置房子，我住在楼上，可以瞭望全个遵义，算是蒋公馆里最好的房间。

　　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四天  欢迎朱毛

　　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今天因为房子没有布置就绪，所以学生们不上课，我们还是逛街。丁宇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一个小宣传员站在桌子上向挤满着的群众宣传，“娃娃都说得那样好，红军真是厉害”听的群众惊奇的私语。

　　十一点多钟，队伍都来了，都是风尘仆仆的，一列—列过着，“朱毛来了没有？”群众问着，谁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正在前面经过，只怪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坐四人轿，不穿哔叽军衣，使群众当面错过。

　　中午同S．T．上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人还是很多，辣手鸡丁已没有第一次那样丰富，用白菜作底，大概生意太好了。

　　下午同S．T. 去找裁缝铺做大衣，缝衣机都给供给部集中去做军衣，后来在一家不很高明的铺子里承做下来。

　　第五天

　　上午向学生复习了些课。

　　中午同S．T. 去看大衣样子，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论理，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看大衣回来，即到团部开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开的人头脑发昏。

　　第六天  群众大会篮球比赛

　　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午后，队伍都去参加。同S．T. 又去吃辣子鸡丁，不但没有起色，反而发现有猪肉冒充，欺人太甚！我们问伙计是猪肉丁还是炒鸡丁，伙计着了忙，再三赔不是，只要不当我们是“土包子”就好，辣子肉丁也还可以吃。

　　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来毛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撩牙的．那么今天也许是个小小失望。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好久没有摸球，手原有些发痒。大会一散，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都知道，传球连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声，双方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工，没有回手之力，W．T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的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打球打得太剧烈，晚上睡觉全身骨头酸痛。

　　第七天

　　上午讲了两堂课，下午同S．T．去裁缝铺取大衣，小得不能穿，问他为什么不照量的尺码裁，裁缝说皮子不够，真是岂有此理！一件长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没有皮，长只到膝盖，岂有不够的道理，至少赚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貂皮的一件背心也抵得很多钱，但是未免太过分了呀！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争论，又无证据，只得在胁下两条加做棉的，裁缝愿意赔布，大概他自己不好意思。

　　回来又同S．T．到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太不成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份是猪肉，大概认为‘红军先生’可欺，同S．T．决定以后不来吃了，伙计看我们有点像发气，又来赔不是，答允明天一定做好。

　　第八天  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

　　今天大家都兴高彩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井且又有女学主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

　　晚上并准备会餐，可是中午的饭菜竞特别坏，S．T|约我还是去吃辣子鸡丁，看看是否有转变，结果非常失望。

　　下午很无聊的坐在房子里看画报，Y．同志带了七八个女学生到我房子来参观，她们都是“红军之友社”的，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晚会，并且表演跳舞，这是遵义的摩登女子，同画报上比比上海的摩登女子，摩登程度，至少相差十年，抽了我两包纸烟，就到其他房子去参观了。

　　五点钟．晚会开始，Y.同志做了简单的报告以后，游艺就开拍了，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最后的“………可恃的秋香”以后，我们还是热烈的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这一场舞，实在令人失望。我们大家要求萧队长来一手，萧队长平时轻易不肯露相的，今天似乎是要使女学生开开眼界，竟是一请就登台，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荤。我们后来又请女学生再来一个，她们不肯，结果她们无法，唱了一个歌。

　　一直到会餐以来，她们才走，Y．同志直送出大门。

　　第九天  准备行动

　　下午有一架飞机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取大衣回来，得到命令，随时准备行动，于是将几天来布置的房立即改为行动的状态。在遵义住了十天，有点厌倦，特别是辣子鸡丁，也吃不成好的，直到临睡，还未见出动的命令，依旧在这漂亮的洋房里过了一夜。

　　第十天  别矣遵义

　　半夜来的命令，拂晓就出动，天没有光，就起来收拾行装，土豪家搬来的东西，完全送给了群众，依旧是十天前进遵义时的装束，穿上到遵义的纪念品“大衣”，在八点钟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征了。

　　（史料来源：《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附高华评论：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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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逼咪蒙快看：《新青年》杂志是如何自我炒作的

猫不闻饺子 时拾史事

　　编按：今天又被咪蒙和反咪蒙们刷屏了，由此有了这篇文章.....

　　

　　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有关于《新青年》杂志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无可非议，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以来，高举“民主”、“科学”做为旗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然而《新青年》创刊伊始也曾经历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一番景象，在当时的知识界并未引起多大重视。从初期的慢声细语到后来成为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

　　

　　陈独秀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新青年》后来的成效陈独秀自然是喜闻乐见，但想必也是出其所料的，因为对于刊物的发展他一开始也并没有什么预设路径，以至于在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第一卷创刊号发行时，只有一份简单的“社告”，而无正式的创刊词，社告中言明“本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创刊号首篇发表的是陈独秀撰文的《敬告青年》一文，先是赞美了一番青年的活力，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此言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颇为契合。于当时社会而言早已是人之共识，并未有什么新鲜之处。然后陈独秀又在文中为青年们提出了六条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青年杂志》的内容来看，首先这是一份将青年学子定位为潜在阅读群体的刊物，所提倡的不过是叫青年应当树立正确之价值观。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郑振铎后来回忆，《青年杂志》与当时的一般杂志并无多大区别。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创办《青年杂志》是陈独秀步入近代历史舞台的起点，后来《新青年》一直发行到第六卷都在封面显眼处标明“原名《青年杂志》”。关于这次改名风波的缘由，根据出版家汪原放的回忆说：

　　《青年》杂志怎么会改名《新青年》呢？我还记得，我的大叔（即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

　　汪孟邹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录下了这件事：

　　三月三日，星期五，晴。晚饭后到仲甫（即陈独秀）宅，适子寿（即群益书社创办人陈子沛）亦在此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

　　杂志虽然是正式更名了，但陈独秀机智地留了一手，他对读者的说法是：“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可见他故意隐瞒了真相。为了让改头换面的《新青年》看起来高大上，让人有不明觉厉之感，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1号上将前两卷的作者名字一一列出，并虚张声势地宣称由海内大名家相助执笔。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吴虞看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自己就先觉心虚地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陈独秀之所以创办《青年杂志》一则是希望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念，另一层更为实际的原因则是为生计所迫。1913年7月，陈独秀追随安徽讨袁总司令柏文蔚，“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带着高君曼逃亡上海。在上海期间陈独秀编写《字义类例》、《新体英文教科书》等作为生计来源，但书刊销量不佳。陈独秀不无抱怨地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饿死而已。”1914年7月，陈独秀将妻儿托付给同乡好友汪孟邹，独自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在此过程中，陈独秀结识了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梁漱溟、高一涵、易白沙等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作者。

　　

　　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陈独秀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在文中指出：“爱国不可与忠君同义”。“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章士钊在随后的《甲寅》第一卷第六号，撰文《国民与我》以之附和，并不忘盛赞陈独秀“汝南晨鸡登坛先唤”。

　　陈独秀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期间，高君曼与两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汪孟邹1915年5月24日的日记记载“至同仁医院视志孟夫人之病，察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多疑多虑，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随即汪孟邹至信陈独秀，因高君曼染上肺疾咳血，催他速速回国。

　　1915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摆在眼前的状况非常紧迫，一家妻儿嗷嗷待哺，陈独秀不得不着重考虑经济来源问题。一开始他先找汪孟邹商议，提议办一份杂志，但汪孟邹以已经负担多家杂志发行为由，表示无力接办，转而向陈独秀推荐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创办的群益书社。群益书社接受了陈独秀创办刊物的提议，并承诺每期支付编辑费、稿费200元。这着实解了陈独秀的燃眉之急。

　　在创刊方式和理念上，陈独秀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成熟的办刊思想，实在是为生计考虑。因此《青年杂志》在形式上颇多借鉴《甲寅》，比如读者通信就是《甲寅》杂志的特殊栏目。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本人并无避讳，在《甲寅》杂志因刊登《帝政驳论》被查禁后，反而有一种以《甲寅》继承者自居的意味。

　　《新青年》第二卷1号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说：《甲寅》遭禁后，“在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怠为饷源终绝，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陈独秀刊登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其用意不外乎借读者之口，点明《新青年》是“实代《甲寅》而作”。

　　即便如此《新青年》的影响力还是相当有限，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就写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因销量不佳险些办不下去，因陈独秀极力交涉，群益书社才勉强续刊。

　　后来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在接受蔡元培的聘任后，编辑和作者队伍中才出现了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而《新青年》前两卷的撰稿作者中，很多都是五四之后才爆得大名的。包括胡适，当时还只是一介留美学生。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

　　在陈独秀接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的作者队伍才从之前虚张声势的“得名彦相助执笔”，变为货真价实的“海内大名流”撰稿。

　　1918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通信”一栏中，《新青年》的编辑同仁自导自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双簧戏”以此炒作舆论。首先由钱玄同假名读者“王敬轩”，致函《新青年》，指责“与夷狄为未足，距禽兽为不远”。同时刊登的还有一篇刘半农的复函，反驳“王敬轩”大放厥词。这出撕逼大戏，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吃瓜群众的围观。一些不明就里的读者和媒体也加入到论战当中。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提倡文学改良时，比起胡适的“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陈独秀的态度要强硬得多，他宣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如此决绝的口吻，亦可看做是对舆论的刺激。

　　从效果来看，这次双簧戏是十分成功的，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正反双方的文章，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后来又升级为“新旧学潮的决斗”。

　　参考文献：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

　　《汪孟邹日记》

　　《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东方历史评论）

　　庄森：《“新青年”社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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