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瘾、官瘾与物瘾

 　　本文原载经典网，转自读书人，中国社会学(sociology_cn)团队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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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都容易让人上瘾。当官，最能满足人的贪婪本性，有权有钱有女人，万物为我所用。任何人都会被这样的官位所征服。那当官的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吗？如果是你，你会放弃吗？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朝的时候，还没有科举，普通人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

　　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

　　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

　　南宋的时候，官方推崇理学，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

　　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

　　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就算将亲子卖掉换毒资，也断不会亲手埋子。

　　一切为了做官——

　　必然屈膝卑躬钻营打洞；

　　必然视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

　　必然人性扭曲，价值观混乱；

　　必然一朝把官做，大肆来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更可怕的是，有的人，做官之前就有官瘾。

　　《清代野记》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官瘾却已经发作的人，其"症状"让人啼笑皆非。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徽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

　　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捺不住了，提前过起官瘾，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

　　他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

　　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各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座，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

　　"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

　　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

　　如此每天都要演一回假戏，当作"岗前培训"，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

　　这张传声既已掏银子捐了官，为何不直接上任一解官瘾，还要"候缺"？

　　因为古人入仕，除了科考，还有捐官、举荐等途径。

　　刚开始时，职多人少，一旦考上、捐款、被举荐，就可以做官，后来僧多粥少，科考中举、捐款到位、举荐有人，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敲门砖"，离做官还早呢。

　　古人做官"七十致仕"，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或是政府新设职务，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退一进一。

　　

　　那么多人花钱买官，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没有轮到就死等或"等死"。

　　有统计显示，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候补知府20多人，候补通判、知州、知县多达400多人，以至于"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冻馁而死"和"孑然一身，典质俱尽，自刎而死"（转引自宋庆森《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

　　意思是说，排队做官的人太多，有的一排就排了20多年，仍未能做官发财。补给跟不上，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最后要么饿死，要么自杀，当真被官瘾害惨了。

　　相比之下，张传声这哥们家底殷实，还有能力在家里自导自演，已经很不错了。

　　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都未中，虽然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但官瘾太大，还是想做官。

　　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赵之谦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

　　不过赵之谦算是幸运的，没等几年就当上了知县，很多人等得胡子都白了才等到。

　　但国人官瘾如此之大，为做官活埋亲子都做得出来，哪里又在乎漫长的等待呢。

　　还没做上官就有了官瘾，等做上了官，瘾头更大。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妻子向心理学专家倾吐苦水，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升为科长时上班下班非常规律，回到家里做家务，和她一起照看孩子。

　　可是丈夫升为科长后，生活完全变了个样，整天在外应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慢慢地，应酬已成为他的习惯，一天不出去吃饭，会浑身不自在，就像毒瘾来了一样。

　　去吃饭无非应酬喝酒，目的无非是做更大的官。

　　因为，在这个丈夫看来，"不做官你什么都得听别人的，做了官别人就得听你的"。

　　身在官场中，官瘾如鸦片。何故？

　　那位丈夫已一语道尽。

　　问题是，你就是做了官，也还是"什么都得听别人的"，这个"别人"就是比你更大的官，为了别人听你的多一些，自己听别人的少一些，就要拼命往向上爬，爬上金字塔的顶端。

　　要说做官的人都想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点不假。

　　可是，即使官做到宰相，官瘾就足了吗？未必。

　　清朝大贪官和珅，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贪贿的财物相当于大清十年财政收入。

　　可和珅还不知足，他还处处跟皇帝比，宫里有什么，和珅也要什么。

　　皇上修圆明园，他就仿着造。他的宅子，仿照宁寿宫所建，其园寓点缀，甚至比皇宫陈设还要好。

　　一个久居官场、官瘾太深的人，一旦退下来，就像有毒瘾的人突然断了毒源，六神无主，心烦意乱。

　　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罢官回家，官瘾复发，为解官瘾，每天早上就像那个张传声一样，自导自演一番办公审案的戏。

　　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奇地发现，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

　　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不仅让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还阉割人的精神，致使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弛。

　　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达数千年之久。

　　

　　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

　　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

　　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

　　否则，就像明知鸦片有毒，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瘾君子戒掉烟瘾一样，根本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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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传奇女子 与130人发生关系被枪

决

京港台：2016-12-22 07:3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就是著名的“83年严打”。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中，无数罪犯被枪决，马燕秦就是其中之一。她坦诚曾与130个男人发生过关系，还曾协助他人将自己女儿灌醉后让其强奸……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杨时旸，原题为《“流氓大案”是怎样炼成的》。 　　 　　1983年9月，严打期间枪毙罪犯（图源：天津档案网） 　　纯粹的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二三十年前曾是法律问题。特别是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惠利名（化名）恨透了西安。从2000年刑满释放起，除了补办身份证，他再没回过那座故乡的城市。 　　一切都与“严打”有关。 　　1983年，那场从严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惠利名因参加一次被定性为“流氓舞会”的活动以及几段私人感情被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卷入的是一个轰动三秦的“流氓大案”。3名主犯因“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被处以极刑。 　　参加家庭舞会被判无期 　　26年前的一天，惠利名骑着摩托车回到西安的家中。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刚躺下，就听有人敲门。惠利名问：“谁啊？”外面答：“查户口。”刚把门打开，就闯进几个人来，把惠利名的手臂拧到了背后，接着有人开始搜查他的房间。这些人身着便衣，惠利名不明所以。直到有人掏出逮捕令，冲他喊道：“签字！”惠利名定神一看，名字中有一个字写错了，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嘛。”对方踢了他一脚，“签字！”签字后，惠利名被带上车。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83年9月9日。 　　看守所的房间里已关押了30多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惠利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每天有人拿着本子询问嫌疑人有什么事情要说，但是只要有嫌疑人问及自己的案情，对方都会回答“还没接到通知”。很长时间，惠利名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被抓。 　　直到一个月之后，惠利名被转往西安市五处看守所，被押上警车的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韩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了一个叫马燕秦的女人的牵连。 　　惠利名与韩涛相识于西安市政工程公司的一次文艺汇演。当时，韩涛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惠利名爱好文艺，在汇演期间拉手风琴为其伴奏。1982年12月，28岁的惠利名从西安市某化工厂辞职，在旅游景点摆了个摄影摊，业余时间在一些俱乐部和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一起拉手风琴。 　　1983年5月的一天，韩涛找到惠利名，约他到马燕秦家里跳舞。马燕秦当年42岁，离异，独自带两个女儿，从西安民生餐厅病退，靠劳保生活。 　　1983年中国舞禁初开，人们开始尝试交谊舞，但动作举止更为亲近的“贴面舞”还被视为“流氓舞”。马燕秦喜爱交际，家中经常有朋友聚会、跳舞。她的家吸引了很多时髦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韩涛和惠利名。 　　那天，惠利名骑摩托车带着韩涛一起来到马燕秦家。“当时还有马燕秦的一个女儿也在。”惠利名回忆说，马燕秦的家只有18平方米，跳舞时需要把床支起来。他们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跳“慢二步”。当时跳舞最流行的音乐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南屏晚钟》。4个人一直跳到深夜，当天，韩涛与惠利名就住在马燕秦家里。 　　“马燕秦睡在一边，女儿睡她身边，旁边是韩涛，我睡另一边。”惠利名用手比划着回忆当年的细节，“就是一张床上，其实就没睡，大伙就聊天嘛。” 　　惠利名见马燕秦家十分寒酸，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就和韩涛一起出去给马燕秦买了些水果等吃的东西。下午，两人一起离开了马燕秦家。几天后，他们又去找过一次马燕秦，但没有进屋。当时，惠利名怎么都没想到，那一次的“慢二步”让他以无期徒刑入狱。 　　在警车上，惠利名与韩涛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再次相见。由于有警方押解，两人无法对话。在被转移到西安市五处看守所一个多月之后，起诉书发到了惠利名手中。上面写道：积极参加马燕秦组织的流氓舞会以及7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包括我前妻在内，一共有4个男女关系是真的，但那都是两厢情愿。”如今，年过半百的惠利名如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警方最终将涉及惠利名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确定为4个。在判决中定性为“奸污女青年4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惠利名才得知，自己参加的家庭舞会被认定为一个庞大的流氓犯罪团伙，涉案人员上百人。而马燕秦是此团伙的首犯。 　　根据陕西省志的审判志记载，马燕秦被认定“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000余元。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马燕秦最终与另外两名主犯一起被判处死刑。 　　上面定的调子 　　当年的西安市五处看守所属于关押重刑犯的看守所。最初的起诉书发到惠利名手中后，他的“狱友”们轮流看了一遍，大家都说，“你啊，肯定枪毙了。”而这些与惠利名同时关押一处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严打”而被捕的。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连杀27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7月17日，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3次战役。 　　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于是，1983年夏秋，全国大开杀戒，抓了很多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涉及性的案件，也因流氓罪被处以很严重的处罚，甚至判处死刑。 　　马燕秦、韩涛、惠利名等人就是在这场“严打”中被捕的。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面广，马燕秦案被公诉到西安中院后，中院无法定夺，最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 　　“当时说要严打，但是具体怎么个严法，怎么推开，都不清楚啊。”西安中院负责当年马燕秦案的审判长耿兴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据耿兴允回忆，当时案件上报后，由西安市一位副书记带领公检法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京，向最高法院汇报案情。“最高法院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案子里每个人的罪行和证据写个材料。”耿兴允说，“最后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定下来的案子（怎么判）。把死刑都定了，包括死缓的。其实就是给定个调子，下面的很多案子就按照这个走了，枪毙了一批人。 　　马燕秦一案的上报和等待批复一直持续了一年半。1985年4月15日凌晨4点，惠利名被从看守所号房里提出，和此案其他案犯一起押上警车，奔赴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公审大会。在宣读了各自的刑期之后，案犯被陆续押上刑车。刑车从体育场的出口门洞穿过的时候，趁没人注意，韩涛突然对惠利名说，“对不起了，老兄。”惠利名说，“没办法了，我比你还强，我还活着。”韩涛被判处死刑。惠利名记得，那天韩涛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山装，那是被捕前韩涛从惠利名家随手拿的。 　　刑车绕西安城一圈示众。然后，死刑犯的囚车直接开往北郊刑场，其他案犯的车辆开回看守所。“那个案子的案犯在刑场上状态还都可以。马燕秦是两枪毙命吧，我记得。”耿兴允还清楚地记得行刑的一幕。 　　如果没有严打，流氓罪最多判10年 　　马燕秦等3名主犯被执行枪决的第2天，惠利名被从看守所转移到渭南二监。 　　服刑期间，惠利名服从管教但拒绝认罪。在他的记忆中，他曾经一次性写过20份申诉材料发往各相关部门。除一家单位发回一份回执外，其他均无下文。惠利名利用自己手风琴的特长，在监狱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并主持监狱内部的《醒悟报》。据惠利名自己称，在这个人数高达100多人的“流氓团伙”中，他只认识韩涛一人，也只和马燕秦接触过那一次，与其他罪犯是在监狱里一起服刑才相互认识的。至于判决中称，马燕秦曾协助一主犯将自己女儿灌醉，让其强奸。惠利名说，“那个人当时在和马燕秦的女儿谈恋爱，我那次去跳舞，她女儿给我看过两人的照片。”因主犯均已枪决，马燕秦的女儿也无从寻找，当时情况亦不可考。 　　马燕秦被执行死刑之后，这个女人的故事被渲染为一段传奇，她组织的上百人的“流氓舞会”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成为了监狱中的一个谈资。有与其关押一处的案犯出狱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马燕秦关押在看守所女监房的时候，曾有男犯人为一睹芳容而发生斗殴。案件审判长耿兴允多次与马燕秦有过交流，他说，其实马燕秦并没有外界盛传的美貌。“一米七一的个子吧，身条还可以，皮肤白一点，中年妇女了。” 　　耿兴允还说，“马燕秦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马燕秦自己供出曾与130多名男性有过不正当关系，一度使法院的取证工作难以应付，经过法院确认最终只落实70余名。因为马燕秦被捕后不合常理地与警方配合以及一些传言，法院曾怀疑她是否有精神疾病，特意邀请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证明一切正常。 　　“大刑（指严打）开始也没有办法，谁敢说不枪毙，谁敢说一个不字！83年、84年的时候司法不像现在这么独立。”耿兴允说，“当时如果没有严打，马燕秦的流氓罪最多就是10年刑。” 　　在耿兴允的记忆中，“严打”期间，他和同事们一年要办理二三百个案子。具体到马燕秦这样的大案，嫌疑人并没有请过律师。“我记得大刑（指严打）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律师，在那之后，西安市才有七八个律师，还是从司法局抽调的干部当律师。”耿兴允说。 　　惠利名一直在渭南二监服刑，经过3次减刑后，于2000年元月刑满释放。惠利名出狱前3年，也就是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做出修改，废除了流氓罪。 　　出狱后，惠利名没在西安多呆一天，收拾行李直接南下广东，先在昔日狱友开设的一家电子线路厂打工，此后辗转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在广东期间，他一直对所有人隐瞒自己的历史，“讲到那一段就跳过去。” 　　1980年代，惠利名个体摄影生意一天的收入比当时人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在一家灯具厂做一些行政管理事务，每天收入50元。惠利名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被捕前就离婚了，至今再未婚娶，膝下无子。他的户口仍然挂在西安父亲的户口本上。 　　惠利名现在节衣缩食，准备存些钱，等10月份父亲八十大寿时回西安为父亲祝寿。最近他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说，“你还是回西安吧，死也死在西安啊。”惠利名嘴上答应着，但内心却非常坚决，“我不可能回西安了，我厌恶那个城市。我肯定死在外面。” 　　对于未来的生活，惠利名并无打算，这个在1980年代十分时髦的人，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黑瘦的中年人，“听天由命吧。”他说。惠利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身后的公园里放着音乐，成群结队的人在音乐下跳舞，腰身扭动，灯光闪耀。 整理朋友圈 作者：夕明  于 2016-12-21 --贝壳村 我对着一个已有几十年交情的旧识说 : 我想整理一下朋友圈。 他看着我，充滿睿智的脸上带着一副自信早就看透了我的表情 :  夕明，你还没有老呀，脾气也没改变，容易上火。 有句话说得好 :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对一个认识了几十年却不了解自己的人说话，还真是很累，我想起身离去，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得罪人了。 我说 : 你错了。我虽然不是大商人，但也做过点小生意，" 和气生财 " 一贯都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现在，正因为我觉得自己老了，才不想再勉强自己和一些不喜欢的人装作表面上的朋友。 他楞了一下，说 : 那你说来听听，你想清理到些什么人？ 我知道他的意思，无非是想通过我说的来证实他对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罢了。于是，我对他说 : 你听好了，帮我看看这些人还要不要继续来往。 第一个是认识了几十年的人，虽然表面上的关系一直不错，其实我早就想结束这种虚假的友情了。 父亲去世时，我在微信上发了悼念的文章，朋友们都来电安慰我，他在三个星期后回复我要节哀顺变 ; 我家附近发生了大火灾，朋友圈上的朋友们纷纷来电关心问候，他在二个星期后问我是否安全 ; 我提前半个月在朋友圈上告知朋友们我回国的消息，他在我到达三天后表示可以去机场接我。 更过分的是，平时我有事想请他帮忙，他不是外出就是有事，当得知我在郊区买的一套公寓刚收楼，就提出要住进去，当然要免费。理由是反正我也不住，他帮我看房子。那套公寓是带着精装修卖的，他连放什么家俱进去都计划好了。我姐姐知道此事后气愤地说 : 明摆着他是要带着他的小三去住。 第二个是将进入老年的男人，总是以一个学问深奥的老夫子形象出现。他对特权后门现象义愤填膺，常写火力十足的文章攻击 ，可在他自己有机会使用特权时又洋洋得意，说别人也不看看他是谁。 我的一位朋友结婚二十多年了，和先生闹了些矛盾，他在微信上公然要人家快点离婚。我真接受不了这种调节家庭纠纷的方法及他做人的方式。 第三个是我姐姐的同学。偶然得知我认识的一位女士曾经坐牢三年，竟然是她和她当保卫处长的丈夫弄进去的。当时她和那位女士是同一科室的，表面上还很友好。有人告诉我，那位女士被毫不留情的保卫处人员从地上拖走的场面令人惨不忍睹。我想，整人控制人就是她的乐趣吧！ 另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和她的丈夫居然问我姐姐，我现在住的房子是谁的？我姐姐当场答复她 : 我妹妹住的是自己的房子。 我感到悲哀，她只有一套单位分配的房子，我就要和她一样吗？姐姐也建议我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来往，是非太多。 第四个是一位几十年没见过面的先生，一见面就是借钱。他的儿子在银行工作，用公款去做私人生意，被人用一个极简单的骗局骗去了七、八十万元人民币。他问我借钱还，说他俩口子收入一直很低，没有存钱。他是这样说的 : 夕明，如果你有事，我一定尽百分之百的能力帮你，现在我有事，你是不是也应该尽百分之百的能力帮我？ 至今我想起他的话身上还起鸡皮疙瘩，一个身无分文还欠债的人和一个经济状况尚可的人要互相百分之百的付出，这笔账小学生都会算吧！ 第五个是我同学的同学。他的女儿海归了，知道我女儿在国外，就开始全面指导我，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大到讲述国外的经济形势，小到我应该要女儿大学里学什么专业。殊不知，我移民在外已经十几年了，难道还需要一个国内的人来告诉我在国外怎么生活吗？ 第六个也是一位平时素不往来的老旧识，他也认识我姐姐。奇怪的是他自己明明有老婆，却提出来要和我姐姐一起住在我的房子里养老，美其名曰是帮我照顾我姐姐。我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得不提醒他，我姐夫还在，身体倍棒！而且姐姐姐夫感情一直很好。再说了，如果他想和我姐姐一起养老(我姐姐根本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为什么不住他自己的房子而要住我的房子呢？可能他是要把房子留给他老婆？他说过他不喜欢他老婆，但要淨身出户？ 说到这里，我意犹未尽，老熟人可不想再听下去了。我问他 : 我介绍你和这些人交朋友怎样？他不说话。 姐姐也笑话我说 : 你身边怎么有这么多这样的人转来转去？ 我说 : 我在国外十几年了，怎么知道国内的人会怎样变化？也许是人越接近老年，丑陋的本性就暴露得越多？ 朋友圈在我的大力整理下，似乎出现了一点新面貌。那些很喜欢发消息的朋友，想来想去还是保留了下来，毕竟还是太熟悉了。 目前，在我的 "做人原则" 之下，现在的朋友圈上还有 : 6个买卖房子的经纪人 ; 4个卖保险的，其中一个兼卖胸罩  ; 1个做蛋糕的 ; 1个做馒头花卷的 ; 2个银行理财的 ; 1个药店的 ; 3个保健品直销的 ; 2个搞装修的 ; 1个卖窗帘的 ; 1个卖二手汽车的; 1个卖抽油烟机的 ; 1个卖私房菜的 ; 1个卖画的 ; 1个卖洗衣片的 ; 几个各种培训班招生的 ; …… 这些人都是朋友介绍的，除比之外，手机上还有几十个被我拒绝接受加入的，我已经得罪了不少人，还能……

雅虎給中國政治受害者的巨款哪裏去了？

VOA

伯恩斯坦與吳弘達(资料图片)

華盛頓 — 

設在美國的勞改基金會創始人吳弘達去世了，他留下了影響深远的政治遗産，也留下了有關財務的爭議和相關的法庭刑事案子。吳弘達在世以及身後最具爭議性的问題，要屬美國巨头科技公司雅虎撥出的援助中國政治受害者及其家屬的1700萬美金的下落。有媒體指出，雅虎捐出的這筆巨款通過吳弘達之手進入私人或單位的账戶，但没几年即已耗費殆盡。那么，這些錢最终都到哪裏去了？

2016年4月下旬，吳弘達和几個中國親戚去南美旅游。4月26日，這些親戚突然給吳前妻陳景麗及勞改基金會負責人打電话，告知吳在洪都拉斯羅丹（Roatan）島馬宏戈尼灣海濱泳場（Mahogany Bay Beach）溺水而亡。来美三十多年来致力反對中共勞改制度的吳弘達是個傳奇人物。他上世紀三十年代生于一個上海銀行家家庭，五十年代在北京讀大二时被打成右派後遭到勞改十九年。

美國國務院開出的吳弘達死亡證明

吳弘達溺水身亡，有人貶，有人贊

八十年代中来到美國後，吳弘達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当訪问學者。1994年他成爲美國公民，開始全力以赴反對勞改制度。在他推動主持下，勞改基金會和博物館相繼成立，在美國政界甚至對中國維權事业都産生了相当深远的影響。

2016年5月中旬，勞改基金會在國會山爲吳弘達舉行了追思仪式，一些國會重量级（前）議员和知名政界人士到場發言。美國會前衆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olosi）说：吳弘達以其經曆和方式，深刻影響了美國政界人士。“他是伟大的人權鬥士，畢生都在努力。他有着伟大的一生和靈魂，他做事持之以恒，從不放棄。”

任何知名政治人物，有人贊就有人彈。吳弘達去世後，美國两家重要媒體（《紐约时報》(New York Times)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分別發表文章，批评吳弘達管理不善，使得雅虎爲中國人權受難人士撥出的一筆1700萬美元的巨款遭到贪汙挪用或下落不明。

《外交政策》谈雅虎基金的文章

一位勞改基金會前負責人（2016年10月）對美國之音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吳弘達在國會的另一位好友来自新澤西州的衆議员史密斯（Chris Smith），没能參加在國會爲吳弘達舉辦的追思會，雖然勞改基金會在之前已經向他發出邀請。參加了追思會的美國之音記者还注意到：一向以堅定反共著稱的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衆議员，也没能出現在追思會上。

雅虎官司始末，吳弘達何以介入雅虎案？

雅虎（Yahoo，如今已被Verizon收購）給中國政治受難者這筆錢，始于一場官司和國會聽證會。本世紀初，中國两位異議人士師濤和王小甯因爲雅虎將其邮箱资料交給中國政府而被指控泄密和顛覆政權，並判處十年徒刑。两人（家屬）在美國状告雅虎，國會聽證會將雅虎执行官楊致远招来质詢，後者答應捐出1700萬美元援助中國政治受害者（家屬），並將這筆錢交由吳弘達掌握、監管和發放，並提出要求原告因此而撤銷官司。

吳弘達在這場官司中發揮何種作用？又以何種身份參與官司？紐约时報（2016年8月13日）發表記者傑安迪的報道標題是：人權基金还是私人金庫？吳弘達遗産蒙上汙點。文章说：爲了安撫受害人，雅虎老總楊致远承诺拿出1739萬幫助中國人權受害者，請吳弘達幫忙---“這個戴眼镜的人一直擔任這些家屬的翻譯。”

美國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吳去世後一個月（2016年5月25日）發表Isaac Stone Fish 和 Melissa Chan所撰写的署名文章題目是：吳弘達复杂和引起爭議的遗産。該文说：雅虎公司選中当时“最有名氣”的異議人士吳弘達来管理這筆资金，让吳弘達將這些錢交給該案的原告---来美國打官司的身陷囹圄的中國記者師濤（其妻在压力下被逼離婚）的母親高琴聲和政治犯王小甯的妻子俞陵。

後来呈現的證據表明，吳弘達是作爲原告（之一）的法律代理人而參加訴訟的。

雅虎基金和勞改紀念館的建立

從國税局的報税單来看，這筆錢交給了吳弘達来監管，錢直接打進了勞改基金會的账戶。這是2007年和以前發生的事。2008年，吳弘達在華盛頓成立了勞改紀念館，地點在華盛頓西北區18街（1901 18th NW DC 20009），是一栋古典三層連栋屋，該地址也成了吳弘達及其勞改紀念館工作人员的辦公地點。

華盛頓西北區是首都的“高尚區”，房價不菲。這栋房子花了多少錢？紐约时報（2016年8月13日）報道，從雅虎的這筆錢中，吳弘達拿出250萬購買該屋。房地産公司Coldwellbanker網站介紹说：該房屋在2015年7月10號售出，價格爲255萬。這就是说，這栋房屋，用去雅虎人道救援基金约七分之一强。這栋房屋，在勞改基金會2016年11月宣布其勞改紀念館暫时關閉之前，一直是紀念館及其辦公室所在地。

勞改紀念館入口（资料照）

吳弘達2016年4月26日在洪都拉斯溺水身亡後，中國的7名前政治犯（楊子立、李大伟、王金波、欧陽懿、徐永海、劉鳳剛）4月29日發表公開信 (紐时和《外交政策》都報道了該信主要內容) 说，到2015年底，勞改基金會和勞改人權組織的账面上，可支配流動资産總額已不足3百萬。公開信还说：雅虎因爲這筆资金而成立的雅虎人權基金“已不复存在”。

中國前政治犯质疑花錢的正当性

這些前政治犯说，他們都是2000-2004年間使用雅虎邮箱的用戶，有6人的判決書直接引用電子邮件作爲“犯罪證據”，他們7人共服刑38年，並都遭到刑讯逼供。該信说：他們根據調查和公開资料得知，雅虎的這1700多萬，已花去1400萬到1500萬。其中，大约只有70萬左右“用于雅虎人權基金的本来目的。”

這些前政治犯認爲，向中國政治犯及其家屬提供的人道和法律援助，不足全部已經使用的资金的5%。

公開信说：“從2013年至今，人道救助的發放比例，僅占勞改基金會的年支出的不到2%。”。信中还说，即便是發放的70萬，也有很多“不規則現象”，具體表現在勞改基金會的網站無法逐項查詢相關記录。因此，他們质疑，這70萬是否都送到了政治犯（家屬）手上。

勞改基金會的自辯

對于這些指控，勞改基金會/紀念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说，吳弘達是個非常好的人，“自律、清廉”，公家的錢，一分不拿。她还對美國之音说：”雅虎的资金，每一筆都有記录，不可能贪汙。”

這位前勞改紀念館負責人（在吳弘達去世後）對美國之音说，谈到雅虎的资金，就必須了解整個勞改基金會的架構和运作機制。她说，基金會有個理事會，有四個理事，当时（2016年8月）执行主任是安·努南（Ann Noonan）。不過，在另外一次接受VOA（2016年10月）采訪中，她表示，和勞改基金會平行的，还有一個叫勞改人權組織（Laogai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是這两個組織在共同監管雅虎的人權基金的。據勞改基金會後来透露，芝加哥音樂家楊逢时也是基金會理事之一，她後来在美國之音詢问下谢絕了後者的采訪。

這位勞改紀念館前負責人说，這不是两塊牌子一套班子，而是“两個班子，各有其人”。記者问：理事只是華裔还是有美國人？她说：在勞改人權組織中有美國人。記者问姓氏名誰，她说：人家“不让说”。

她在10月的另一次采訪中还说，主要是勞改人權組織從雅虎拿到錢，“我們勞改方面從来没拿到錢，就是這個勞改人權組織在控制着錢。直到今天，我們也没有拿到錢。”

在吳弘達突然去世後接任勞改紀念館負責人的這位女士说：“每三個月，我們就得向這個組織申請經費，他們批准後我們才能拿到錢。”“每個人都说，是吳有錢，在用這筆錢，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們從来没有錢，基金會從来没有過錢。”

她说：吳可能有性格上的问題，比如脾氣火爆等，但要说他有經濟问題、作風问題，“没有！絕對没有！”

辭职前擔任勞改基金會代主任的安·努南（2016年10月）對美國之音说，她認识吳弘達多年，知道他在最後几年“一直努力工作，諸事都親爲。”她说：“不要忘記，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他對工作投入極大熱情，這就是他的一生，他畢生的事业。” 據《外交政策》的相關報道，該媒體也試图同安·努南聯系，谈雅虎基金问題，但並没獲得回應。

但就在記者即將發出吳弘達之死的報道之際，傳来了吳弘達用畢生努力和心血創建的勞改紀念館閉館的消息。勞改基金會2016年11月初發出通知證实這一消息並说有事同基金會理事楊逢时和勞改基金會代主任安·努南聯系。記者11月3日給安·努南電邮詢问，很快得到回答：昨天我已正式辭职（Yesterday I formally resigned.）。

吳弘達的前妻陳景麗，也曾同吳弘達一起，共同打拼，創建了勞改基金會（組織）。她也在吳弘達去世後對美國之音说，從1992年到2010年，這18年来，她一直是勞改基金會的會計。但是，雅虎的錢，她没有管。

她说：“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勞改基金會的會計。一開始，没有電腦，我就是記账，用本子来記，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不難。”她说，她並没有學過財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學會了會計，如何報税等等。

陳景麗说：“到了2008年，有了雅虎基金，雅虎的錢，他們找了一個真正的會計師来管。到了2010年，我在這一年退休，NED （美國民主基金會）已經不再給我們錢，這樣，這两年我們有两個會計。”

640萬VS 1700萬

按照紐约时報的報道、相關的法律訴訟記录以及吳弘達發表的正式说明，師濤/王小甯告吳弘達案後，雅虎老總楊致远曾同家屬見面，並承诺給 “每個家庭賠償320萬美元。” 與此同时，“楊还承诺提供1730萬美元幫助遭到人權迫害的其他受害者。”

這640萬和1730萬是一筆錢还是两筆錢？

根據標題爲“中國夫婦说雅虎案後他們遭到盤剝”（Chinese Couple Say They were extorted after settling with Yahoo）的相關報道（Courthouse News Service Feb 1 2011），俞陵因爲不懂英文，所以让吳弘達来代理其打官司。(She says she gave Wu her power of attorney to press her complaint in her interest).

報道援引俞陵的话说：她後来才知道，雅虎答應給她和王小甯夫婦320萬美元，然後再額外給雅虎人權基金撥款，而這個基金則由勞改基金會管理。

據紐约时報2016年5月的報道，“2015年，雅虎公司解散了雅虎人權基金。2016年1月，該公司的代表從吳的基金會辭职。”

對吳弘達管理不善的指控和爭議

根據多方资料，2011年11月6日國會聽證會之後，楊致远見了俞陵及另一位原告師濤的母親高琴聲，在場的还有吳弘達及其主要助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廖天琪（廖後来同吳分道揚镳）。正是在這次會面中，俞陵同意了吳弘達的劝说，辭掉了自己的律師，改聘吳擔任代理。2007年11月8日俞簽署了這份委托書（中英文各一份）。

按照俞陵的訴状，這次會議大家使用的是中文，三方（原告两方被告一方）討論案子的和解问題並達成几個共识：雅虎賠償原告一筆錢；同时，也拿出另一筆錢成立雅虎人權基金；楊致远直接介入呼籲中國政府釋放王小甯。至于雅虎就這几個方面到底拿出多少錢，會上没有詳细討論。

俞陵说，這場都说中文的會面几個星期後，推出一份協議（只有英文文本），“吳千方百計不让我知道具體的金額數字。”俞陵说。吳还囑咐廖天琪不要向俞透露雅虎的賠償數目。她还说，吳弘達一直没有給她提供一份雅虎協議的中文文本。

俞陵的起訴状说，雅虎在協議中拿出的這筆资金中的确提到要通過勞改基金會給原告320萬美元（没说明原告两家各320萬还是共320萬，但原告用的是复數plaintiffs ）。

王小甯/俞陵告吳弘達訴状 （公開资料）

有關賠償數目，吳弘達生前（2011年4月）在一份正式回應書中说：雅虎（2007年11月9日）發来的協議書大致內容就是撤銷法院訴訟，同意給師濤和王小甯两人“每人320萬美元”。吳还在這份聲明中说：雅虎还同意給勞改基金會一筆經費用于今後“中國人權方面的有關賠償和活動。”吳弘達没有詳细说明“這筆經費”的數額。

需要指出的是，有關雅虎賠償基金以及給王小甯和師濤两家各320萬的爭議，僅僅是牽涉到了原告之一王小甯一方，後来所有的爭議，都不包括師濤一方，且並無聽到或看到任何有關師濤一方卷入爭議的報道。

至于七名前中國政治犯對吳弘達以及勞改基金會提出的指控，基金會辦公室主任和理事會秘書戴安娜·劉说，雅虎的錢，所有花銷都有出處和下落可查。她在吳弘達去世後對美國之音（記者方冰）说，有人质疑吳弘達贪汙和挪用公款，“這種事情很容易查。”她说，你可以去查他的收入，他所有的錢，所有的账戶。如果他贪汙挪用，你看到他的账上有多少錢就行。”

七名中國前政治犯在他們的公開信中说，有了雅虎基金後，吳領導的勞改基金會主要把這筆錢用在了“运營勞改博物館以及勞改研究，包括人员薪资、博物館購置、房租、旅行、法律費、房地産購置，以及各種開支等。”

王小甯的妻子俞陵还在其起訴書中指責吳弘達和妻子陳景麗工资因此而“翻倍”。吳弘達工资多少？勞改基金會的戴安娜（2016年4月30日）對美國之音说：吳弘達收入不高，1992年建勞改基金會时，他和太太陳景麗共捐了10萬美元：他自己有十年差不多没拿工资。她说：吳弘達出了两本書：《麻烦制造者》版税20萬，《昨夜雨驟風狂》15萬。這些錢可夠他“過好几年的。”

基金會一位前主管也在回答美國之音问題时说：吳弘達年薪是13萬，工资是勞改基金會理事會定的。記者问這位主管的年薪是多少，誰定的？她回答说：是Harry定的，具體多少則不便奉告。

王小甯和俞陵夫婦在其訴状中还说，2009年1月，吳弘達用雅虎賠款中的一百萬爲自己買了一份年金（annuity）。楊子立等7名中國前政治犯还在其公開信中说：吳同勞改基金會從2008年到2015年間官司不斷，僅是法律費用就“高達甚至超過一百萬”。

至于這一百萬，吳弘達生前曾發表正式聲明说：這一百萬是俞陵女士主動捐贈的，目的是支持勞改基金會從事的民主人權事业。吳提供了有俞陵簽字的相關/相應的文件。吳还说：剩下的220萬，都已經如數交还給了俞陵。俞陵一方已經在2011年4月撤訴。

也能認錯的吳弘達

不過，在處理和掌管俞陵/王小甯從雅虎公司得到的巨額賠償金的问題上，吳弘達後来的确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題。吳弘達在其後来公布的一份说明書（2011年4月26日也就是其去世祭日的整整五年前）当中说，一次勞改基金會理事會正在開會，俞陵突然進来，交給大家一封中文公開信，要求吳弘達將220萬美元交給自己管理。

吳弘達说：“因爲俞在勞改基金會理事會当衆提出，理事們隨後问讯了吳有關此事的情況並隨即批评了吳，理事們認爲不論什么原因不應代人管理账戶。吳当时接受批评，在没有问俞什么原因的情況下，向理事們表示立即同意交由她自己管理。当天下午吳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與俞赴銀行辦理有關手續。”

在紐约时報以及《外交政策》的有關吳弘達和勞改基金的相關報道中，也提到了一些相關的數字：比如，紐时说，吳弘達“僅將雅虎那筆资金中的120萬，提供給了異議人士的家庭。將1300多萬用于运營资金的基金會。”

紐时还说：“對該基金會的財務披露報表的審查發現，至少有19萬美元不知去向。”

對于這些指控，基金會/紀念館前主管戴安娜说，這些指控很容易反駁和澄清：“你可以向美國國税局舉報他，查他的報税就清楚了嘛！”

紐约时報的報道说，這些基金的錢，都由吳弘達控制。報道援引基金會“员工們”的话说：“所有支出都是由吳弘達決定的。根據披露報表，補助金由數百元到1萬美元不等，不過，大多數都在3000美元左右。”

紐时記者傑安迪的這篇報道和7名前中國政治犯都提到，現在（吳去世後）雅虎這筆錢已經所剩無几（大约还有两三百萬）。

不過，吳去世後勞改基金會/紀念館一位前主管對美國之音说：這種说法和數字是不正确的。紐时報道提到的有19萬美元不知去向，“這都是不對的。”

她说，基金會對錢的控制和管理是非常緊的。“比如我們出差去台灣參加書展，或其他出差，從来都是坐經濟艙，到一個地方，多次轉機。有一年，我出差去台灣，大年三十兒，一個人在機場無法回家…… ”

這位勞改基金會/紀念館前負責人还说：勞改紀念館前几年搬家（從M街的前辦公室搬到現地址），吳弘達盡量压低搬遷費用，已經七十多歲的老人，開自己的車用“螞蚁挪窩”方式，一次次親自搬运，滿头大汗“節省了很多經費。”

不過，紐时采訪了勞改基金會前董事會成员Jeff Fiedler ，说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工會領導”，已在五年前“灰心辭职”。報道援引他的话说：“Harry（吳的英文名）不與他人合作，把那些錢看成自己的。”“用于资助他自己的活動。”“他變得極其不讲道理。”

曾在吳弘達辦公室工作的几位人士，也都向美國之音記者提到了吳弘達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以及一些性格方面的问題。這些问題，在某些方面通過海外華裔知识分子廖天琪、馮勝平、程凱等人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紐约时報的報道还说，這些年来，基金會方面卷入不少官司。吳弘達“共花費80多萬美元律師費”，用于在起碼四起作爲被告的案子中爲自己辯護。有關這筆“律師費”，勞改基金會方面没有做出解釋和澄清。

紐时報道还说，因爲財務違規，吳弘達的組織被國税局（IRS）罰款4萬。

但勞改紀念館一位前主管在2016年8月對美國之音说：該機構的財務制度还是健全的，“紐时说我們被罰款4萬，這是不客觀的，而是某人舉報的”。

她说：“实際情況是，國税局負責查我們账的，是一位非常好的官员，他来這裏，我陪着他，查了我們三個月，最後，他和吳老師成爲好友，認爲我們是在從事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业。”

不過，她也承認，國税局的确對勞改基金會罰了款。她说：“当时，有实习生来实习，工作五天，我們給一些基本補貼。這個部分，會計没有申報，IRS查了我們六年的账，在2013年罰的款。”她没有具體说明罰款的數額。

至于雅虎通過吳弘達給予中國政治受迫害者的援助基金还剩多少，她也没有展開说明，只是说：“雅虎的錢，还剩下多少，我知道，但我不能说。”她还说：“雅虎的錢如何使用，我必須说，我們始终依法辦事，按照雙方的合同和規定辦事。”

按照俞陵的訴状以及《外交政策》報道的说法，雅虎（2007年11月13日）也發布聲明，说明了給予王小甯和師濤的賠償協議中有關這筆款項的用途：“爲那些因在網絡上表達觀點而遭到拘禁的政治異議人士，提供人道和法律援助。”

這位勞改紀念館前主管说，紐时说，雅虎的錢，都是用来給政治犯的，“這個理解是不對的。” 她對記者说，這樣的理解太狭隘。按照她的理解，雅虎的協議是這樣说的：這筆资金是幫助改善中國人權的，而勞改基金會特別是紀念館的建設，正符合這一條件和目的。她没有像記者透露協議的具體內容。

她對記者说：2008年紀念館正式成立並開放的当天，楊致远從西海岸飛到DC，參加了開幕仪式並同“每一個”员工合影留念。她援引楊致远的话说：他認爲Harry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而且重要的事情。

至于這筆资金的管理和發放事宜，紐时的報道说：中國異議人士周峰鎖領導的加州人道組織（Humanitarian China）每年向大约100位接受者提供资助，“而在過去的十年裏，勞改研究基金會僅向约130人提供過资助，這形成了鲜明的對比。”

紐时文章中文版

但是，紐时没有提到《人道中國》每年拿出多少资金来援助這100人。《人道中國》網站自己介紹说，2015年他們向100個中國受害個人和14個来到美國的中國受害者家庭提供了“小額援助”（small aids）。而《外交政策》也在有關勞改基金會的相關報道中提到，這么多年来，勞改基金會拿出70萬来资助中國政治受害人及其家屬。

《外交政策》还援引曾在王小甯/師濤Vs吳弘達案訴訟中擔任原告律師的莫頓·斯卡拉（Morton Sklar）的话说，吳弘達曾對他说：“這些人不需要這么多錢，一千美金在中國就能花很長时間。”

《紐约时報》谈雅虎基金的文章

有關這樣的批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勞改紀念館前知情人员對美國之音说，很多人都在觊觎雅虎的這筆人道救援基金。他说：“有國內前政治犯楊子立曾同吳老師協商，看能否將雅虎的錢，分給他們一塊兒，由他們在中國操作。还有澳大利亚的中國流亡者孫立勇也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吳老師都没有答應。”

紐时因此基金爭議还采訪了英文網絡刊物《改變中國》主編曹雅學並说曹也是“勞改基金會董事會成员”。報道援引曹的话说：”我們每年只能努力籌集到數千美元，想象一下，如果我們每年有1700萬美元，我們能做多少事。”

對此，勞改紀念館一位前工作人员對美國之音说：有錢当然你可以幹事情，“但你想過没，如果有這么多錢，小命也許就没了。”

雅虎基金援助案例

中國前政治犯楊海的妻子王菁（2016年9月17日）對美國之音说，吳弘達的确給予她們母女四人很大生活上的幫助，曾每月撥款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事宜。從中國到加州，再從加州搬到大華府地區（維州）居住的王菁，後来因性侵案將吳弘達告上法庭。（該案另敘）

王菁说，她和女兒2012年5月来到美國，一年後，她帶着女兒以及中國两位前政治犯的女兒小甲和小丙（她是監護人），四人搬到了北維吉尼亚州居住。吳弘達幫助她們租下了連栋屋（每月房租1650美元）。她自己和女兒小乙不算，吳分別給小甲小丙每月800，两月給開张支票。

不過，王菁在另外一封公開信（2015年3月16日）中说，一直到2014年9月，勞改基金會才開始給予小丙每月700美元的资助。王菁说，吳弘達提供的援助，到2014年底爲止。

王菁说，後来又有一位浙江政治犯女兒来到，也在其監護下，吳弘達提出一次性給予這個新到女生25000美元，但後来不知爲何吳突然取消了资助。

按照這份訴訟状、《外交政策》的報道以及美國之音記者通過公開渠道得到的勞改基金會2007年以及之前給國税局的報税單（form-990），2007年之前，該非營利組織每年收入只有3百多萬，但到了2007年報税年度，該組織的账面上资金已多達1882萬。俞陵的訴状说，這表明，勞改基金會在当年突然有大筆资金進账。

勞改基金會IRS報税表 990（2007年）（公開资料）

但在勞改基金會2008年的報税單上，該機構的年收入已經降到了283,155元。顯然，雅虎的錢2007年打入勞改基金會账面後，就再也没有如此巨額资金入账了。至于雅虎的巨款如何使用，去向如何，後来再轉到什么账面上，或用在何處，僅從國税局那几年的報表来看，目前尚無從而知。

1306 勞改基金會IRS報税表990 （2008 年） （公開资料）

吳弘達後来（2011年4月）在一份聲明中说：2007年12月雅虎開始按约開始付款給勞改基金會。

根據商业和人權资源中心（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介紹，王小甯/師濤Vs雅虎這場官司是這樣結尾的：2007年11月13日，雅虎CEO在國會聽證會上舉證之後，原被告雙方同意私下達成和解，並且共同向法院申請撤訴。雅虎同意承擔原告方的訴訟費用，並且設立基金，“爲那些因在互聯網上表達觀點而坐牢的異見人士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法律援助。”和解協議的具體條款保密。

楊致远， 俞陵， 高琴聲，吳弘達（RFA）

而勞改紀念館前主管说，正是因爲條款保密，所以才有些人因不知道而産生誤解。“這筆账，不應算在吳老師身上。”

就在紐约时報發表了傑安迪的報道之後，勞改基金會（2016年8月14日）發表聲明说，在2016年初接受了傑安迪采訪後，吳弘達指出：“他相信傑安迪受到来自中國大陆某些試图掌控雅虎信托的余額基金（已經被劃歸勞改人權組織）的人的唆使和誤導，並與他們合作。”

該聲明还说：“当某人以文字去攻擊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經無法再说话，那是令人難過而悲憤的，更是極大的不公平。” 聲明还说：“攻擊者斷章取義、混淆是非、故意煽動讀者情緒，完全喪失了公正客觀的立場。”

俞陵Vs吳弘達案因俞陵一方在2011年4月撤訴而宣告結束。

至于王菁Vs吳弘達的性侵案，按照原告王菁的说法，法庭辯論，律師交叉质詢階段已經過去，就等最後宣判了。她说，案子还會持續下去。“明年初應有個了斷吧。” 王菁在2016年9月對美國之音说，吳弘達去世了，但他的公司还在，組織还在。“我是告他本人还是告勞改基金會，我也说不清楚。”王菁说：不知道案子現在是什么性质，是民事还是刑事，她也不清楚。

不過，據吳弘達前妻陳景麗说（2016年11月21日給VOA的電子邮件），王菁的律師，正在同她的律師接觸“谈判”以便“私下和解”。陳景麗没有说明，爲何她要来接手吳弘達遗留的案子。按照法律規定，她已經和吳弘達没有法律關系，也没有必要接手處理前夫留下的刑事或民事一案。有人分析说，王菁完全可以找吳的工作單位，来完成剩下的法律訴訟程序。

勞改紀念館關門大吉？

2016年11月初勞改基金會宣布暫时關閉紀念館。美國之音記者隨即曾給勞改基金會理事、芝加哥音樂家楊逢时發電邮问詢，楊逢时2016年11月4日轉發了基金會發出的另外一個新的聲明说：勞改基金會網站上或你收到的有關勞改基金會暫时關閉的消息，“既没得到勞改基金會理事會的授權也没得到勞改人權基金理事會的批准。”

楊逢时發来的聲明说，自從吳弘達4月下旬去世之後，勞改基金會理事會几乎没有開會，也没有專业方面對基金會复杂的財務状況及其法律責任進行審核。而按照一些非營利組織相關規定以及基金會自己的章程規定和要求，這方面的審核以及查账工作本来都應該做的。勞改基金會和勞改博物館的撥款單位是勞改人權組織，現在，這两個機構正密切合作，使得勞改基金會重新走上正确軌道。

而這個“勞改人權組織”，據七名写信的中國前政治犯说，已不复存在。紐约时報2016年8月的報道也说，“2015年，雅虎公司解散了雅虎人權基金”。

楊逢时發来的聲明还说，眼下，基金會在律師的建議下正在進行適当的重組工作。“我們没有進一步的评論和其他的信息可以奉告”。聲明说，“我們希望勞改基金會將在稳固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基金會辦公室將很快重新開始工作而勞改博物館也將很快重新開放。”

一位勞改基金會前工作人员對美國之音说：因爲理事們有意見分歧，“有时分歧和矛盾相当尖銳和激烈”，導致出現這個後果。

（美國之音記者方冰、東亚部研究员Neeta Maskey Torrini對此文有贡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