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三急】

　　这一词中的三急通常说法是：“内急”“性急”“心急”。

　　现在“人有三急”也多用来指排泄、饮食等问题，即尿急、便急、屁急，虽看着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但却与人的个性、心理、伦理等或多或少有些关联，所以这种引用倒也形象贴切，无可厚非。

　　

　　【三媒六证】

　　旧时婚姻，由父母包办，还必须有媒人介绍，表示郑重其事。

　　三媒具体是指：男方聘请的媒人、女方聘请的媒人，还有就是给双方牵线搭桥的中间媒人。

　　六证具体来说指：在天地桌上摆放一个斗、一把尺、一杆秤、一把剪子、一面镜子、一个算盘。出自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二折：“我大茶小礼，三媒六证，亲自娶了个夫人。”

　　

　　【三姑六婆】

　　“三姑”：指的是，尼姑、道姑、卦姑。尼姑，是庙里的女性；道姑，是道观里的女性；卦姑，专门给人占卜算卦的女性。

　　“六婆”：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牙婆，旧时汉族民间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牟利的妇女；媒婆，专门为男女说亲事撮合双方的妇女；师婆，又叫巫婆，以装神弄鬼、画符念咒的巫术作为生活来源的妇女；虔婆，指开设秦楼楚院、媒介色情交易的妇人；药婆，是蛊药婆的简称，利用药物给人治病或加害他人；稳婆，是旧时民间以替产妇接生为业的人。

　　此成语原本指的是古代中国民间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拿来常指社会上各式市井女性。

　　

　　【三长两短】

　　通常用来指意外灾祸，民间多作“遇难”、“死亡”等讳词。

　　“三长两短”和以前的人死亡入棺木有关。棺木是用六片木材拼凑的。棺盖、棺底、左梆、右梆这四片是长木材；前头、后尾这两片是方形的短木材。

　　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因为尸体入棺木后才上棺盖，所以只称三长。“三长两短”作为死的别称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便由俗语转为成语了。

　　

　　【五谷不分】

　　五谷：一说是黍、稷、麦、菽、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

　　《论语 · 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形容的就是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

　　【五体投地】

　　五体，指“四体”加上头。

　　该词意思为，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这是古印度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比喻佩服到了极点。

　　

　　【五毒俱全】

　　“五毒”原指蛇、蝎、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生物，而现在指的“五毒”通常说的是吃、喝、嫖、赌、抽这五种恶习。

　　

　　【五大三粗】

　　“五大”是指双手、双脚大再加上头大；“三粗”指腿粗、腰粗、脖子粗。

　　“五大三粗”是一个褒义词，原指一个人的外形出众，现在常用来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手大如簸则是聚财的象征；大脚也是福相，正所谓脚大走四方，说的就是该理；头大也是聪明的象征。

　　

　　【五花八门】

　　原指“五花阵”与“八门阵”，这是古代兵法中的阵名，比喻变化多端或花样繁多。后又把该词用作比喻各行各业的暗语。现常比喻事物繁多，变化莫测，此意时，“五花”与“八门”又指的下面这些：

　　五花：即金菊花、木棉花、水仙花、火棘花、土牛花。

　　金菊花，比喻卖茶的女人；木棉花，比喻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酒楼上的歌女；火棘花，比喻玩杂耍的；土牛花，比喻一些挑夫。

　　八门：即巾、皮、彩、挂、平、团、调、聊这八门。

　　一门巾，算命占卦的；二门皮，卖草药的；三门彩，变戏法的；四门挂，江湖卖艺的；五门评，说书评弹者；六门团，街头卖唱者；七门调，搭棚扎纸的；八门聊，高台唱戏的。

　　【五光十色】

　　五光：红、黄、蓝、白、黑。

　　十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

　　该词形容色泽绚丽，种类繁多。语出南朝梁江淹《丽色赋》：“五光徘徊，十色陆离。”

　　

　　【六神无主】

　　道家指主宰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无主：没有主意。

　　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不知所措。

　　

　　【六亲不认】

　　当今“六亲”泛指亲属。其实历史上“六亲”有特定的内容，其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

　　一、据《左传》，六亲指父子、兄弟、姑姐(父亲的姐妹)、甥舅、婚媾(妻的家属)及姻亚(夫的家属)。

　　二、据《老子》说，以父子、兄弟、夫妇为六亲。

　　三、据《汉书》说，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

　　后人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因为此说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中是最亲近的。

　　

　　【七情六欲】

　　一般地说，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在中医里，七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惊、恐。

　　六欲一般指生、死、耳、目、口、鼻；在佛家，六欲指的是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华欲、人相欲。

　　

　　【胡说八道】

　　原指胡人到内地讲解佛经。

　　胡，中国古代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呼。胡说∶胡人说讲。八道：不信佛的人认为，胡人讲解佛经是说荒诞之言。胡人讲解佛经八正道简作“胡说八道”。

　　故后世以胡说、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等词语比喻不可信。今泛指一切没有根据的说法。

　　

　　【十恶不赦】

　　“十恶不赦”出自于《齐律》的“重罪十条”：

　　1、谋反，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2、谋大逆。指毁坏皇家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4、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

　　5、不道，无道。

　　6、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误犯食禁。

　　7、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

　　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等。

　　9、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等。

　　10、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成语并非都是四个字，这些三字成语也很常见

　　1、应声虫：比喻胸无主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之人。

　　2、拍马屁：比喻不顾客观实际，专门谄媚讨好别人。

　　3、露马脚：比喻无意中暴露出隐蔽的真相。

　　4、吹牛皮：比喻说大话，夸大其词。

　　5、孺子牛：原指甘愿给小孩子当牛的人。后比喻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

　　6、破天荒：旧时文人常用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现在用来指从未有过或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

　　7、鸿门宴：指不怀好意的宴请或加害客人的宴会。

　　8、贱骨头：指不自尊、不知羞耻或不知好歹的人。

　　10、苦肉计：故意伤害自己的肉体以骗取敌方信任的计策。

　　11、闭门羹：被主人拒之门外或主人不在，对于上门的人叫吃闭门羹。

　　12、打前站：行军或集体出行时先派人到将要停留或到达的地点去办理食宿等事务。

　　13、打擂台：参加摆擂台者的比武。比喻相互竞赛。

　　14、半瓶醋：比喻对某一门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却好在人前卖弄的人。

　　15、抱不平：遇见不公平的事，挺身而出，帮助弱小的一方。”

　　16、不倒翁：形似老人的玩具，上轻下重，扳倒后自己能竖立起来。现多用于讽刺巧于保持自己地位的人。

　　17、不成器：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物。多用以指人气质平庸，不能有所成就，没有什么出息。有时也指不学好，自甘堕落。

　　18、并头莲：并排地长在同一茎上的两朵莲花。比喻恩爱的夫妻。又作“并蒂莲”。

　　19、杯中物：杯子中的东西，指酒。”

　　20、出锋头：表现自己，自鸣得意地显示自己比别人行。又作“出风头”。

　　21、打圆场：调解纠纷，从中说和，使几方面都能接受，从而使僵局缓和下来。

　　22、大手笔：指伟大的著作或大行动。

　　23、单相思：男女之间只有单方面的爱恋思慕。也比喻双方中只有一方有愿望或热情。

　　24、东道主：泛指接待或宴客的主人。

　　25、落汤鸡：比喻落水或浑身湿透的人。

　　26、马后炮：象棋术语。比喻不及时的举动。

　　27、满堂红：比喻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或到处都很兴旺。

　　28、满天飞：形容到处都是。亦作“满空飞”。

　　29、冒失鬼：言语、举动鲁莽、轻率的人。

　　30、每事问：每件事都要询问。指凡事都要作进一步的调查。

　　31、门外汉：指外行人。

　　32、闷葫芦：比喻很难猜透而令人纳闷的话或事情。

　　33、迷魂汤：比喻迷惑人的语言或行为。

　　34、忘年交：即不拘年岁行辈产差异而结交的朋友。

　　35、眼中钉：比喻心中最厌恶、最痛恨的人。

　　36、意中人：心意相知的友人，后多指心中所眷恋的人。

　　37、壁上观：比喻坐观胜负而不帮助任何一方。

　　38、不二门：指平等而无差异之至道或独一无二的门径、方法。

　　39、步后尘：后尘：走路时扬起的尘土。指跟在别人后面追随模仿。

　　40、长舌妇：好进谗言的妇人。

　　41、风马牛：即风马牛不相及，喻指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42、黄粱梦：比喻虚幻不实的事和欲望的破灭犹如一梦。

　　43、紧箍咒：《西游记》中，观音菩萨传授给唐僧用来制服孙悟空的咒语，后来比喻束缚人的框框。

　　44、九回肠：形容胸间的愁闷、痛苦已到了极点。

　　45、闭门羹：拒绝客人进门叫做让客人吃闭门羹。

　　46、打秋风：指假借各种名义向人家索取财物，或依仗与权势有某种关系，招摇撞骗，收受贿赂。

　　47、败家子：指任意挥霍家产的不成器的子弟或任意浪费国家财物的人。

　　48、半吊子：肤浅的人。形容不通情理，说话随便，举止不沉稳的人。

　　49、半瓶醋：比喻对某一门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却好在人前卖弄的人。

　　50、绊脚石：绊脚的石头，比喻阻碍前进的东西。

　　51、抱不平：遇见不公平的事，挺身而出，帮助弱小的一方。

　　52、唱反调：发表完全对立的言论；采取对立的举措。

　　53、不二门：指平等而无差异之至道或独一无二的门径、方法。

　　54、不倒翁：形似老人的玩具，上轻下重，扳倒后自己能竖立起来。现多用于讽刺巧于保持自己地位的人。

　　55、表面光：表面上光洁，形容虚有其表。

　　56、吃白食：白吃别人的饭，光吃饭不工作，吃东西不付钱，也指不务正业专靠讹诈为生。

　　57、丑八怪：相貌丑陋的人。

　　58、初生犊：刚出生的小牛，比喻单纯或勇猛的青年人。同“初生之犊”。

　　59、吹牛皮：说大话，闲聊天。

　　60、醋坛子：装醋的坛子，指在男女关系上嫉妒心很强的人。

　　61、催命鬼：催人早死的人，比喻人催促别人很紧很急。

　　62 、打边鼓：指从旁鼓吹、协助。

　　63、耳边风：在耳边吹过的风。比喻听了不放在心上的话。又作“耳旁风”。

　　64、二把刀：称对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

　　65、二百五：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

　　66、二杆子：指人的脾气莽撞、火爆。

　　67、二流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

　　68、干瞪眼：干着急而没有办法。

　　69、刮地皮：比喻贪官污吏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的财产。

　　70、鬼画符：好像鬼画的咒语，胡乱涂抹。比喻潦草难认的字迹。也比喻乌七八糟不知再搞什么。

　　71、和事老：多指不讲原则，不问是非而一味劝使双方和解之人。也指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

　　72、集大成：融会各方面的优点及成就，以达到完备的程度。”

　　73、贱骨头：指不自尊、不知羞耻或不知好歹的人。

　　74、金不换：即使用金子来也不换，形容极为可贵。

　　75、苦肉计：故意伤害自己的肉体以骗取敌方信任的计策。

　　76、宽心丸：宽慰别人的话。

　　77、吝啬鬼：吝啬的或过度节俭的人。

　　78、乱弹琴：比喻胡扯或胡闹。

　　79、满堂红：比喻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或到处都很兴旺。

　　80、闷葫芦：比喻很难猜透而令人纳闷的话或事情。

　　81、莫逆交：指非常要好或情投意合的朋友。

　　82、莫须有：原意是也许有吧。后指凭空捏造。

　　83、替罪羊：古代犹太教祭礼是替人承担罪过的羊。比喻代人受过。

周小平奇文：中国不存在雾霾，雾只

是自然现象

京港台：2016-12-22 04:46| 来源：党建网 |    

原文来自：党建网-周小平《环保奇冤》　 　　雾霾(专题)，是当下中国怨声最高一个词，而另一个怨声仅次于雾霾的词，是PM2.5。在汹涌的网络舆论引导下，很多年轻人真的以为中国空气已经无法令人呼吸，他们不仅因此对这个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怀疑，同时还对一切现代化的设施产生了仇视情绪。比如对工厂、对汽车、对石油产业甚至对发电站都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误以为这些东西就是导致中国空气和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然而这些对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和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的舆论指控，根本就是一个千古奇冤。 　　人们对环境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空气、水质以及森林覆盖率。那么八十年代的中国环境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三十年来中国在空气、水质以及森林覆盖率等三个方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必须弄清楚。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八十年代到处都是青山绿水，但其实所谓的青山绿水，其实主要源于人们对中国农村的记忆。如今的中国社会有句很热门的话：“退后三十年，大家都是农民，你装啥小资啊？”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人70%以上都是农民。农村当然是青山绿水，可城市绝非如此。那时候的中国的城市环保其实状况很糟糕，有点像今天的印度新德里和孟买。 　　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曾经派出一个商务团队去考察印度市场，一共派出了四名男同事和一名女同事。临出发前那个女同事充满了对传说中讲究自然和谐的印度充满了向往。然而到印度后不久她就哭着说：“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即便是在新德里或孟买，空气中也始终弥漫着一股混合着煤烟和呕吐物的味道，在贫民区1.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然居住着上百万人口，人们蹲在充满粪便、污染物、老鼠、尸体、垃圾的臭水沟旁若无其事地吃着手抓饭。即便在四星级酒店里，水龙头一打开流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且前几分钟黄到发黑，散发着一股重金属浓汤味。在印度测试污染不需要使用什么精密的仪器，因为你的嗅觉和视觉会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刺眼、刺鼻、刺肺。由于缺乏汽油和天然气，印度很多地方依然在使用木炭，随着印度人口突破12亿大关，印度对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整个恒河流域森林面积在迅速缩减，本就充满了白色泡沫和尸体以及粪便的恒河水变得越加浑浊起来。 　　 　　 　　如今的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及孟买的常见街景 　　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走到印度都会被空气中恐怖的烟熏火燎味和腐臭味而震惊，但我要说的是就在八十年代我们的城市也曾经和今天的印度差不多。如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消失得最多的建筑其实是烟囱，在八十年代，中国很多城市里大多都是平房，而每一栋平房里必不可少的就是烟囱，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做饭是烧煤的，而且主要是使用蜂窝煤。那种东西每秒所产生的污染气体(硫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pM2.5是汽车尾气1000倍左右，也就是说一家人做饭就等于在你面前启动了1000台汽车。小时候我家住在城里分配的一套单位平房里，每当做饭的时候我放学回家隔着一里地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硫磺味，肺部立刻觉得火辣辣的，在灶台边做饭的父母更是每每被熏得眼泪汪汪，墙壁上的烟灰每隔几个星期就会结上好几厘米厚，然后一缕一缕地往下掉，每一缕都漆黑如墨。 　　但即便是这样，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大多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到城里居住，因为八十年代的农村是烧柴做饭的。烧柴有多么可怕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一个100平米的房间里点上一支香烟，那么PM2.5浓度很快就会达到800以上，这只是一支小小香烟，如果点上一堆干柴的话，PM2.5估计怎么也要上万了。在八十年代中国农村人的肺就浸泡在这种质量的空气中，所以他们当然对烧蜂窝煤的城里人充满了羡慕和向往，因为蜂窝煤再怎么污染，再怎么呛人也比烧柴要好得多。如今的中国已经很难再见到蜂窝煤和柴了，即便是农村居民也在撤乡并镇的过程中逐步普及了液化气，作为主要的日常生活燃料。所以你如果非要说今天中国的空气污染比过去严重，那就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汽油和天然气比蜂窝煤清洁一千倍，蜂窝煤比柴禾清洁一千倍。 　　实际上就空气质量问题而言，今天的中国肯定比八十年代要好太多太多。近两年来热炒的pm2.5概念其实是有误导嫌疑的，因为pm2.5不能代表污染指数。即便你去到神农架那样的原始森林，每当冬天起雾的时候，pm2.5一样会爆表，数值至少在300-600之间（欢迎大家雾天到远离人烟的地方亲自测量）。但如今一到冬天就有人在网络上大肆批判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小轿车的普及，他们都一致高声指责是这些现代化的设施导致了雾霾的发生，而一到夏天这些指责就会随着雾霾的远去而悄然消声，等到来年冬天再度爆发。我只想问这些人一句常识性的问题：“难道中国的工厂只在冬天开工？难道中国人只在冬天开车？难道一到了夏天工厂就全放假，路上就全是自行车？”所以雾霾，其实就是雾而已。冬天常起雾，起雾天必灰，这是常识，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如果连这个现象你都要骂，都要怕，那只能说明你丧失了理智。雾霾一词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至冬之时或阴雨之际，雾霾笼罩，或灰或白，不见五指，不见路桥的描述经常见诸古人的笔端。人在感到恐惧时，常识往往会被谣言击碎，他们那时候没有测量 pm2.5的仪器，否则他们会把这现象怪罪于什么呢？牛车？马车？还是农田发展过多？ 诚然，今天的雾霾比起古代的雾霾来说肯定多了一些汽车尾气，但这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只能用发展的态度去解决它，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倒退回去使用煤炭甚至是柴禾的话，情况只会更糟糕。 　　中国人好不容易经过上百年和两代人的奋斗才摆脱了烧柴和烧煤炭的生活，过上了烧汽油和天然气的好日子，但是网络舆论却突然掀起了一股反智的言论，他们一方面不断妖魔化汽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又不断吹捧和美化过去那种砍柴烧水的“好生活”，这些公知究竟是智商有问题？还是居心叵测？我想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至于饮水问题也一样，小时候我每次打开水龙头都要先放一会儿，因为刚流出来的水是黄到发黑的，这主要是由于当年水管质量的问题。八十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印度一样在冶金领域并不发达，需要大规模使用的自来水工程所使用的管道大多是普通粗钢，极易锈烂。不仅如此，当年的自来水厂处理方式也和今天的自来水厂有着极大的区别。那个时候的自来水处理厂即没有活性炭吸附技术，也没有离子层过滤，更没有各种先进仪器的监测，主要只能依靠漂白粉进行消毒。如今中国经济好了，自来水厂对水的过滤和处理能力也随之提升了不少，从活性炭到离子层各种技术都得到了广泛使用，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冶金业和复合材料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或无缝不锈钢水管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中国人的自来水质量比起八十年代有了质的提升。 　　有人曾经在微博上对我说：“自来水在生产过程中要使用消毒剂，所以还不如以前像农村那样用井水。”我想，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个生在城里长在城里的宅男，他一定不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在八十年代即便是水龙头里常常流出锈水，对农村人来说也极具诱惑力，当年一个城市户口可以卖到3000元，而这个价格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农村家庭一辈子的存款。到城里去吃上自来水，是当年很多农村人梦想中的生活。因为当时只有城市户口的人才能在城市务工。 　　在农村不仅挑水十分痛苦，而且井水的质量也十分令人堪忧。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闹旱灾，外公所在的村子里那口井水水位变低，水桶放下去之后根本打不到水，于是便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小孩个子小，所以大人们在我的腰上系了一根井绳把我放到井底去舀水。那是我第一次观察井底的样子，在井底的淤泥里发现有大量细如毛发的红色线虫蠕动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青蛙、蚯蚓的尸体，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螺类，但那时候的我没有讲究的余地，只能把这样的井水一点一点地舀满一桶之后，用绳子系好，让大人提上去之后，再把我拉出井。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和虫子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共用井水是常见的现象，所以那些井水往往是不能直接喝的，必须要反复烧开之后才饮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有多少细菌和虫卵。能喝上经过消毒的自来水，是我们那时候的梦想之一。 　　由于饮水安全一直得不到解决，在主要依靠泉水和井水的农村曾经一度寄生虫疾病泛滥。以至于当时的学校不得不向学生定期发放驱虫药片或者驱虫糖。我记得有一种红红绿绿的叫做“宝塔糖”的东西在当时的农村十分常见，这种糖里含有驱虫药，小孩吃过之后就能把大部分寄生虫排除体外，每年政府动员服用驱虫药的时候，学校厕所里总是会出现一段颇为壮观的各种寄生虫博览会。 　　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十分恶心和令人毛骨悚然，但因此我们更要搞清楚为什么自来水必须经过消毒才能输送到千家万户。我认为，每一个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都应当对家中那习以为常的自来水龙头都应该多一份敬意。 　　我们公司派出去印度考察的同事回国后带回了不少拍摄到的照片，网上也流传着大量网友在印度的摄影作品，这些关于恒河的照片流传极为广泛，其中一组被污水泡沫包裹着的恒河照片震惊了中国人。按说印度的河水不应该污染的如此严重，因为印度工业化水平不高，工厂也相对较少，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甚至连武器装备都主要依靠进口，这样的国家怎么会遭受如此严重的污染呢？ 　　 　　 　　印度人在充满泡沫污染的恒河边洗漱 　　其实，一个国家的工厂越少，工业技术就必然越原始，而技术越原始，污染就越严重，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小时候，我外公居住的那个村庄确实青山绿水，绿油油的麦苗或金灿灿的油菜花在一条条清澈的小溪旁绵延起伏令人心旷神怡，但一到城市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相信很多成都人都不会忘记八十年代时府南河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污染情况。 　　改革开放后，国外漂亮的水泥马路和高楼大厦虽然击碎了很多人脆弱的心灵，但也深深的刺激了另一部分要强的人。城市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建设出来的。既然外国人能大都居住在城里，那么中国人也能。所以抱着对城市化的渴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走向城市，道路上也变得日渐繁忙起来。可是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环境就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城市和农村不同，人们只能选择工作而不可能从事农业，所以工业化不可避免。那时候的中国的工厂总数虽然比现在少得多，但污染却是现在的无数倍，因为当时在中国开建的绝大多数工厂都是国外不愿意搞的高污染低产出型低端工厂。这些低端工厂如今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最后一批也将在2013年内彻底关停，迁入东南亚地区。因为如今中国已经可以开始从事的高端技术生产了，就没有必要再拿命换钱。 　　我认识一个80年代在中国搞过化工厂的大叔，有一次他请我喝茶时突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当年我们办那种低端化工厂确实是因为那时候太穷，娃都吃不起饭了，那时谁还顾得上污染不污染。而且我们好歹也算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你们来解决发展问题。因为如果当初我们没让你们吃饱饭，那才是大罪过。”这个大叔现在已经把他的化工厂迁到了马来西亚，在国内他则开了一家数控设备研发公司，公司里的研究人员大多是80后。 　　他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成都府南河九眼桥下的一间临河茶铺，八十年代这条河水曾经以恶臭和污染而著名，河水里不仅鱼虾绝迹，而且垃圾成堆，白色的泡沫裹挟着各种色彩的污水刺痛着每一个人的眼睛，散发的恶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让这条河边的散步者完全绝迹。然而今天的府南河则彻底变样了，一群群的白鹭在河边自由地捕食鱼虾，一到夏天浅滩处的莲花朵朵盛开，沿河的茶铺、酒吧生意兴隆，人们在河边沐着清新的河风或是谈天说地，或打牌喝酒，好不自在。像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在悄然发生着，而变化的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首先是因为政府有钱了，每个城市都能养得起几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其次是因为中国正在搞工业化产业升级，很多高污染低技术的工厂都被关停了。所以河流自然逐渐回复了往日的清澈，鱼虾水鸟也纷纷重现。 　　 　　 　　府南河里的白鹭已成为成都市区一大新景观 　　然而，正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网上突然又刮起一阵反核电站和反水电站的舆论，这让我十分纳闷。既然人人都说羡慕巴黎的蓝天和华盛顿的空气，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他们一样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呢？如今的巴黎有70%的电力能源供给来自核电站，而华盛顿也有60%的电力能源供给来自密西西比河上密密麻麻的大小水电站，而中国的电力供应则还有75%依赖煤炭。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更进一步，让天更蓝，水更清，就必须要支持国家大力开发利用核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否则就属于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诚然，城市化对环境确实是有影响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城市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所以城市就必须不断扩大，而城市建设的扩大就不可避免地让一些原本靠近城市的农村近郊并入了城市，这部分农村的自然美景确实消失了，溪流和麦田变成了水泥路和钢铁护栏。但也正是由于城市化让人口居住和生产更为集中，所以更为广袤的中国农村和荒地则因此得到了根本性的保护和修复。 　　如今陪伴我度过童年的那个小村庄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退耕还林之后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林间各种鸟儿和野兔也越来越多，甚至连消失多年的狐狸都再度出现了。当年居住在村里的人们，早已迁到了县城或者镇上居住，他们再也不用为了那极其微薄的收入而顶着寒风酷日去耕种土地，而是可以选择做生意或者工作。他们也不用再上山砍柴做饭，而是用上了液化气，这使中国政府的退耕还林工作得到了有效的推进和执行。2013年的时候，我在微博上转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黄土高坡变绿了的图片让数以万计的网友发出了惊叹：“连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黄土高坡问题，被我们用飞机播种造林的方式渐渐披上了绿装，还有什么是我们办不到的呢？”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去砍柴和毁林耕种，所以土地自然得以恢复。因为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们才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改天换地。因此，只有不断的发展工业才能真正保护环境，此言不虚。 　　 　　 　　图为如今的黄土高坡 　　 　　 　　黄河两岸千年来，首次披满绿装

阎步克 燕园人文历史

 　　以“制度史观”认识中国历史

 　　阎步克

　　编者按：本文提出“制度史观”的理论思考，提交给2011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七届（2011）年会”，后收入会议论文集（张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三联书店，2012）。

　　一

　　中国人本来没有政体类型的意识。如梁启超所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又吕思勉：“政体可以分类，昔日所不知也。昔者习于一君专制之治，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既集人而成国，则惟有立一君而众皆受命焉尔矣。”把原因说得非常清楚。

　　

　　梁启超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

　　西方在两千多年前，政体类型学就很发达了。古典希腊应该说是古代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特例，若干自然与社会特殊因素的凑聚，竟在这里孕育出了别处罕见的城邦民主制。亚里士多德面对着一百五十多个城邦，以及波斯帝国等“蛮族王制”国度，其间的鲜明差异，无疑就是孕育政体类型学的温床。在欧洲近代，古希腊·古罗马政体，中世纪各国政权，以及哈里发国、拜占庭、土耳其等，还有正在展现曙光的民主制，其间的比较，推动了政体类型学的又一轮推进。“二战”后的“冷战”年份，亦即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又出现了政体类型的研究热潮，动辄对数十百个国家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以至1967年国际政治学会第七届世界大会，各分组全都在讨论政体类型。

　　近代来华西人，令中国人知道了世界上有“权由上出惟君自尊”之政体，有“君民同权”之政体，有“君非世及，惟民所选”之政体；知道了“中国之君，其权最重，操生杀黜陟之柄，主荣辱富贵之阶”，是世界各类政体中的一种。不久中国人自己便将这个问题纳入视野。近代之初，“国体”与“政体”是不甚区分的。后来梁启超说共和不共和，是“国体”问题；立宪不立宪，是“政体”问题，将国体、政体分之为二。现今的一种说法，以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来区分国体、政体。这样的国体、政体之别，对制度研究的用处不是很大。但梁启超综汇多种政体理论，如亚里士多德之说、孟德斯鸠之说、墺斯陈之说、一木喜德郎之说、喇京之说；进而在这个广阔的参照系中，对帝制中国的政体做出了“专制”的定性。类似的工作，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重大进步。

　　质疑、否定“中国专制主义”概念的声音，自20世纪至今都有。近一二十年来“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后殖民”等术语，令讨论具有了“后现代”的意味。这些质疑，在文化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学术上，相关质疑不足以动摇“中国专制主义”之说。因为他们未能在一个涵盖古今中外的定性定量的参照系中，对帝制中国政体做出有实质意义的判断，因此在政体类型学的意义上，并无学术推进。

　　当然，“专制政体”的概念，凸显了政治体制的一个方面，但非全部，还需要更多概念去刻画它。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概念，因其独特理论内涵，为若干学者用以阐述中国政制。艾森斯塔德基于历史社会学的广泛比较，认为中国属于“文化取向的官僚帝国”，目前看是一个更可取的概念。这些概念仍是来自西方的。因中国学者在政体类型学上并无系统建树，目前只能如此。当然，若干中国学者的提法依然值得重视，如钱穆先生的“士人政府”、如何怀宏先生的“选举社会”。

　　二

　　梁启超的“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之说，是一个宽泛的说法。梁氏并不认为中国古今政体一贯，相反，他把中国专制政体分为若干进化阶段，给予了卓越的讨论，这是前无古人的。这个“惟一政体”是经历了演化的，它有一个历史的维度。

　　中国古人讲“治道”而不讲“政体”。这不是说古人不重制度，而是说制度问题是在“治道”框架下被考虑的，而不是在政体框架下被考虑的。中国古代的哲人不探讨政体类型，但不认为制度只有一个，体制万世一系。恰好相反，“古今异制”，古人对制度的思考有一个鲜明的历史维度。周边蛮夷的粗糙政体，是作为野蛮的、原始的、非文明的形态被看待的。

　　华夏族从黄帝或尧舜禹之后，已人文昌明。然而此后的变迁、演化，古人也看得很清楚。“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淮南子·泛论》）“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礼记·明堂位》）

　　“大同”、“小康”的著名论述，更是人所熟悉的。大同、小康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二者不是并立的，而是先后的关系。道家也提供了若干“自然—礼乐—法度”之类的演化模式。《太平经》说帝王之治有十法：元气治、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武治。这都含有浓厚的“历史退化论”的意味。

　　古人使用“质”、“文”的概念，表述人类史上法制、政制和礼制的驱繁。道家主张“反质”、“反朴”。儒家并不认为“文”胜于“质”，而是寻求“文质彬彬”，文、质相得。秦帝国的灭亡，就被归结为“文繁”、“文敝”的结果。由此还衍生出了一种历史循环论，各朝代的进化，遵循“一文一质”的周期而循环。事涉政制的循环论，还有“三统说”和“五行说”，每一“统”、每一“行”，都有一大套制度与之相配，并遵循着不同的政治精神。例如秦为水德，色尚黑，数尚六，政治精神尚法。

　　法家是历史进化论者。因小型简单社会已演进为大型复杂社会，则治国之道必须随之而变，采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都含有这个意思。今人也许会用氏族制、贵族制、专制官僚制等概念，为上世、中世、下世定性，但法家更关注的是“治道”变迁的历史必然性。

　　古人清楚看到了历史上存在着政治体制之异，但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有古今而无中外”，只认为是时势变迁造成的统治手段之异，以及统治境界之异，而非政体类型之异。

　　三

　　在春秋战国这个变革时代，推动学者对未来的可能或可欲的政治体制、政治形态，提出种种不同设想。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道家主张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这是先秦诸子提出的三种最重要的政治理想。

　　

　　法家、儒家、道家的理想政治秩序的历史典范示意

　　“无为而治”以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原始时代为典范。（有学者说，是以“原始村社制”为背景的。）在帝制时代，这个思想主要以“政治哲学”的形态发挥作用。在汉初，“黄老无为”思想被利用来论证“休养生息”的正当性。在魏晋时代，“治之由乎不治”的申说，用以寻求君主垂拱，以适应门阀专政（王仲荦语）或大族放纵（唐长孺语）。值皇权低落之时，激进派的玄学名士公然走向反叛，指君主为罪恶渊薮，伸张“无君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个“无君”之说，仍是以人类史的原初“自由”状态为参照的。

　　法家的“法治”当然不是现代法治，只是“以法治国”的意思。法家的政治理念颇有现代性，因此非常容易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解释。其“法治”基本内容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这恰好就是战国历史变革的中心内容，构成了秦以后两千年帝国体制的基本骨架。从身份角度说，这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从管理角度说，这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从结构角度说，这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各个传统社会的比较中，如果我们说帝制中国的官本位、行政化和组织化程度是较高的，庶无大谬。

　　至如孔子、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就不那么容易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解析了。儒家传承“周礼”，用古代语词，或参用王国维的概括，“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尊尊”、“亲亲”与“贤贤”。“尊尊”区分尊卑，事涉政治系统，是政治行政等级；“亲亲”区分亲疏，事涉亲缘系统，是宗法亲缘等级；“贤贤”事涉贤愚，事涉文教领域，是文化道艺等级。“君”是政统之最贵者，“父”是亲统之最贵者，而“师”则是道统之最贵者。在这个框架中，可以说法家是只讲“尊尊”的，而政统、亲统、道统的互相渗透，君道、父道、师道的三位一体，“尊尊”、“亲亲”、“贤贤”的相济相维，就是儒家“礼治”的精髓所在。

　　理解中国历史，就必须理解这两个人：孔夫子、秦始皇。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秦始皇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可以说，儒法二家支配了两千年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甚至影响到现在。毛泽东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孔子、儒家的政治理念只是一纸空文，其历史影响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层面。

　　第一，中国古文明孕育出了一个士人阶层，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略而必须面对这个阶层。儒家是士人利益的代表者。而“士人政治”或“士大夫政治”，是中华帝国的最大政治特色，并得到了科举制度的坚强保障。秦汉王朝以军功爵构建社会身份（参看西嶋定生等），而明清王朝以科举功名构建社会身份（参看张仲礼等），这就是儒家“君子治国”思想的历史胜利，是“士大夫政治”的历史胜利。而西方的政体类型学，尚未提供一个有效的分类概念，为这种文人政治定位，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历史问题。

　　第二，儒家意识形态对帝国政治的文化影响力，是无法忽略的。“亲亲”的政治原则，通过“拟化”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形态。“仁政”之“仁”是从“亲亲”引申出来的。君主、官长为民父母，爱民如子，“子民”事君如事父。君权具有“父权”的性质，并应提供“父爱”。忠、孝一体化。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都指出了中国皇权具有父家长的性质。按，专制主义（despotism）被这样定义：“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然而古希腊的despotes的词源，其本义是“户主”、“一家之主”；由于家中还有妇女和奴隶，这个词才有了“奴隶的主人”之意。很有意思的事，亚里士多德已看到，主人式统治与家长制统治很不相同：“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那是因为奴隶如果死灭，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而“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统治是第二个种类；这种统治主要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利益”。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的依据，一是统治者的人数，一是统治的目的，即为了谁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政权不是专制主义的，因为它不是为了皇帝个人利益的，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如何认识父家长式的君权，特别是儒家式皇权，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三，我们把儒家的理想政治秩序称为“礼治”而不是“仁政”，因为“仁政”只是其一个方面，这个秩序还有一个制度层面，体现为“礼”。打算了解儒家政治理想，不能只看孔孟之书，还应该认真研读儒家的礼书与礼论。礼书与礼论，在战国两汉已蔚为大观了。儒家不只是提供一般道德原则，还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寄托于特定形态的礼制之中。“礼”的人文精神，我们旁置不论，这里想指出的是，“礼”是无所不包的，从朝廷政制到民间的婚丧嫁娶，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对社会生活的总体设计；“礼”由圣人制订与贯彻，而在现实中“圣人”只能是统治者，是国家。换言之，儒家“礼治”中含有这样一种态度：统治者有权插手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无疑有浓厚的家长主义的意味。因“全能主义”之类术语有特定所指，对“礼治”的这个倾向，暂时称为“总体主义”。法家是总体主义的，而儒家是另一种总体主义。

　　总之，若不对儒家思想做制度审视，我们无法理解儒家的全部社会意义。这就展示了制度研究的特殊价值。

　　四

　　在一个名为“文化”的论坛上谈政体、谈制度，似乎暗示着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文化”与“制度”的相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有“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也有“新制度主义”，而且其中有一个分支是突出历史维度的，称“历史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取向也存在着历史的维度，例如“路径依赖”这样的提法，就意味着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今天的选择。诺斯提醒人们：“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

　　中国人也穿西服、穿牛仔裤，也喝可乐、洋酒，也使用网络、电脑，也时兴苹果产品。那么我们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生活的逻辑和规则很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是体制、制度造成的。我们所承受的这个体制，在世界上相当独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居身其列。然而中国体制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沿着它自己的逻辑继续前行。这便提示人们，要更多地从制度、体制的角度入手，来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

　　也是为此，我们决意采用“制度史观”。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显示了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同时“连续性”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变迁与发展。四千年中大的变迁与转型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四千年前，此时国家出现了，进入了夏商周时代。其时统治者称“王”，可称“王国时代”，其体制在周代进入典型形态。这是中国国家的1.0版。第二次发生在战国秦汉，由此进入了两千年的帝制时代。这是中国国家的2.0版。第三次即近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我们有幸见证这个变革，中国国家的3.0版，正在升级换代之中。这里刻意使用“升级换代”这样的字眼儿，就是为了显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连续性。

　　“制度史观”是基于这样一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自古以来就显示了巨大的权重。历史前期与后期的经济、文化与风俗已大不相同了，但古人所感受到的社会变异却没那么大：他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君—臣—民”三层一元政体之下。我们不否认经济史观、文化史观所叙述的那些历史变动，但“制度史观”所感兴趣的，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变动之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是如何依然保持了其独特性的。例如“官本位社会”、“行政化社会”与“组织化社会”，依然是当代中国的最突出特点。昔日是官员决定一切，今天是“干部决定一切”。甚至中国的政党制度，也显示了它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的党不仅仅是由支持某个政治主张者所组成的“政党”。在发展党员之时，是否关心他人、联系群众、热爱集体、常做好人好事，是否行为高尚、思想纯洁，以至性格上的优缺点，都在审察之列。庞大的党员队伍经由专门培训，承担了特定意识形态，又被认定为社会生活中的“先进分子”、优秀人物。这与传统士大夫阶层，在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上，具有微妙的对等性。

　　中国正在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但这个变化有它自己的历史逻辑，在其背后是两千年或四千年历史的巨大惯性。如果我们具有穿越能力，能前往一百年或两百年后的中国做一观览，那么对今日中国所真正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据此选择我们的研究取向。与此同理，在21世纪之初，中国现代化已一百年之际，在“路径依赖”不断强化、“升级换代”不断推进之时，我们以“制度史观”反观中国史，就有了更多的感触与体悟。

　　

　高成 时拾史事

　　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手下有个犯言敢谏的大臣叫魏征，魏征经常指出皇帝的不足，跟皇帝争锋相对。李世民虽火冒三丈，但也不会痛下杀手。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下面这个，几乎家喻户晓。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大骂道：“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非常纳闷，问道：“谁触怒了陛下?”李世民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魏征,屡屡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完，换了身朝服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看后，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这般解释：“我听说‘主圣臣忠’.现在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敢于直言，能够在圣明皇帝的后宫里，我感到非常幸运，又怎敢不祝贺呢？”

　　

　　“出头鸟”魏征

　　

　　大臣们给李世民提意见，特别是直言敢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颜值。一些电视剧中的李世民风流倜傥，和蔼可亲。那么史实中的李世民颜值如何？是大帅哥、美男子嘛？NO！完全不是，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容貌庄重肃穆，文武百官见了他，吓得手足失措。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面善的领导，他看起来好似大灰狼、不像喜羊羊，无形中，给进谏者增添了许多压力。对此，李世民心知肚明，所以每次接见大臣，“必假颜色”，勉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余少群版李世民）

　　

　　（鲍国安版李世民）

　　2.权力。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李世民要是没权，谁会怕他？韩愈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倒大霉，本来进谏是为了皇帝好，结果你说了逆耳忠言，人家不领情，还要宰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不杀，贬到儋州、崖州等偏远地区，仕途受影响不说，还得受皮肉之苦。一个官员，千辛万苦爬到高位，与其进谏冒风险，还不如多磕头，少说话，至少不亏。李世民和李治都抱怨过：群臣不喜欢进谏，都喜欢明哲保身，要是大家进谏都蔚然成风了，李世民也没必要去鼓励，甚至花钱赏赐。

　　3.作风。李世民是个军人出身的皇帝，18岁随父起兵，27岁前，已经是位饱经沙场的名将，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果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在玄武门之变中，他能够亲手射杀自己的兄弟；李元吉死后，她跟弟媳走在了一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鉴于四弟无后，就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元吉。不管什么原因，能对兄长、弟媳下手，那绝对不是懦弱之徒，连他们都能动，你作为一个大臣，他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同为宰相，房玄龄就没有这样的胆量。贞观十年，有人向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那些三品以上的官员，个个自命不凡，仗着自己官大，不把王爷们放在眼里，李世民闻讯大怒，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臭骂一顿。眼见皇帝火气极大，“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却能有理有据的反驳。

　　再如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听说高士廉、房玄龄问玄武门的修缮情况，大怒，将两位宰相叫来训斥一顿，听完，房玄龄的反应是“拜谢”，主动承认错误。魏征呢？他的做法正好相反：“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拜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简直莫名其妙！人家房玄龄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了解下北门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魏征这么喜欢当出头鸟，李世民非但没整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十六年，最后得以善终，其中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宽容？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原因一：安抚太子、齐王余党的需要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武德九年六月的宫廷政变结束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来个绝的，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家产查抄，以解心头只恨，此言一出，闹得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宫府余党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用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唐三彩）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乱之后，政府的上策当是无为而治，多鼓励生产，少干扰百姓，少加派赋税、徭役。说是这么说，但皇帝的权力很大，欲望很强，他要想穷兵黩武、修造离宫别馆，老百姓依然会被征发。这个时候，魏征的作用就凸显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

　　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我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但魏征却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他的话，效果很好，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拜我，“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三年，高昌王鞠文泰入朝，西域诸国获悉此事，也想派人到长安朝贡，魏征知道后，连忙劝谏：“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一句话：别让这些“蝗虫”来了，老百姓受不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又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直言上谏，魏征得知后，大加赞赏：“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红陶女俑）

　　可是好景不长，正如魏征所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贞观初年，李世民能积极纳谏，明显是受了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到十几年后，位置坐稳了，经济发展了，颉利被擒了，唐太宗就不可避免地骄傲自满、松懈下来。对于这样的变化，魏征深有感触，贞观十二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最近一两年，您已经变得不喜欢人们进谏了，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鲜克有终。

　　原因三：犯颜进谏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言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能够心平气和的。什么情况属于犯颜进谏？比如皇帝因为什么事很生气，发火了，导致决策失误，大臣们明知道有问题，但考虑到皇帝心情不好，都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劝谏，就是犯颜进谏。还有可能是皇帝决策失误，或者有过失，可事情敏感，群臣不敢言，然后你不畏艰险地指明问题，虽然皇帝不乐意听，甚至大怒，但你不屈服，这也算犯颜进谏。

　　然而，唐太宗不会每次决策都失误，也不会天天发火，否则跟昏君没什么区别了，魏征犯颜进谏的事情一般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所以当你看《贞观政要》，里面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约五十起，犯颜敢谏的事十多起，再算上两唐书，还有笔记小说什么的，总数几十件的样子。要是一个月发生几十次，确实让人受不了。可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十六年多，平均一下，每年就几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魏征的大部分进言不会触怒唐太宗，只是因为犯颜进谏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全是这样。

　　原因四：注重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征进谏非常注重方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觉得他言辞激烈，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妄议中央。魏征就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通过引用贾谊上书文帝的典故，巧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魏征的谏言中，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隋炀帝，都是他进谏的素材，其中被用较多的是隋炀帝，因为唐太宗跟隋炀帝有亲戚关系，本人又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可谓殷鉴不远，用杨广的事例显得更有说服力。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除了典故，魏征还很擅长譬喻，比如李世民想封禅，魏征劝谏，他这么打比方：“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现在的大唐，就好比刚刚康复的病人，大病初愈，瘦的跟皮包骨一样，可你却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魏征还会用比兴的手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从树木、河流，谈到了治国。

　　《旧唐书》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新唐书》说魏征：“通贯书术。”从魏征劝谏的内容看，两唐书所言不虚，如果没读过很多书，哪里讲的出这么多典故。你去跟皇帝进谏，只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那效果可能就一般般，要是掌握了很多方法，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动手杀人，那完全就是昏君所为了。

　　原因五：幕后的势力集团

　　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与山东的关系特殊，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豪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据孟凡雄与桂士辉研究，魏征并非如两唐书所写，出自钜鹿魏氏，而是出自馆陶魏氏，因为唐朝人看重门第，如果一个人出自名门望族，往往被高看一眼，所以在魏征发达后，称自己是钜鹿魏氏，以弥补馆陶魏氏影响力相对逊色的缺点，借此抬高身价。那么魏征的父亲是什么身份呢？对于这个内容，《北史》有记载。

　　原来，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此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担任过汝南王悦參军事、平阳王法曹参军、著作郎、上党屯留令，曾上书讥讽时政，为权贵所不容。武平年间去职，之后不再出仕。纵观其一生，没有当过太大的官，也没有很大的作为，混的并不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北史》要记载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好儿子。《北史》编撰于初唐时期，魏征作为宰相，不得让宰相之父名垂青史，《北齐书》和《魏书》就没写魏长贤。

　　

　　（昭陵韦贵妃墓墓道）

　　魏征小时候，还没成年，父亲就死了，非常落魄，曾出家当过道士，隐居了一段时间。他之所以能够上位，除去才华、太子余党身份外，还因为时代背景，在隋末战争中，他脱颖而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先受到李建成的赏识，后获得李世民的认可，最终在贞观年间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与魏征背景相同、经历类似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世代显宦的名门望族，而是靠乱世崛起的山东庶族。

　　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朝廷批准了，出发后，魏征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勣，劝其降唐，李勣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途中，碰到有人押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去京城，魏征放了他们以安抚人心。李世民听说后，也表示认可。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自己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他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豪族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所以魏征表示反对。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异同”，在李世民的眼里，山东人、关中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为此，张行成劝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他身后的人有份量，李世民虽然有时候不满魏征的直言，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也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士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中央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原因六：印象管理

　　最后一个原因：李世民很善于印象管理，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对你产生好印象。玄武门之变中，杀兄的事情饱受外人诟病，登基之后，怎么把自己的形象翻过来呢？这时，魏征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李世民说：“朕历观自古人臣尽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君明则臣直，李世民善于纳谏，容忍魏征，自然可以获得美名。故在千百年后，人们评价李世民时往往感到矛盾。

　　有时你甚至会发现，李世民的形象建设都有些过了，比如亲自给大哥送葬，还哭之甚哀，人都是你杀的，你哭的这么伤心会有几个人真正相信？还有贞观四年，史书记载：“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李世民接手的，是隋末的烂摊子，且贞观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经济基础差，还有大规模的灾害，怎么第四年突然就能发展的这么好了？还全国范围内的夜不闭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上现象不符合常理，可能贞观四年的情况却有好转，但好不到这个程度，史书明显过誉了。没准，当年的“大唐新闻联播”就是这么播报的。

　　在魏征生前，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但在魏征死后不久，君臣关系还是破裂了，李世民取消了与魏家的婚事，并一度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昭陵魏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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