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雾霾真相及背后经济困境

2016-12-20 小报告

中国的雾霾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都坐不住了。首先让我们看段视频，NASA科学家从太空的角度，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国雾霾如此严重？

即便生活在霾的国度，我们却不了解霾。视频来自：串客宝

本文根据高善文博是SIFL年会2016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来源：蔚为大观（ID：gh_8383c4db6f89）

文/高善文

从地图上看，过剩产能的地域和高雾霾地区高度吻合。

产能过剩与国企改革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会，今天重点讨论一下产能过剩问题，试图从两个维度刻划中国产能过剩，时间节点截止到2015年底。

第一个维度衡量不同产业的毛利率与长期历史均值背离程度，第二个维度用总资产回报率与长期历史均值背离的程度，用这两个维度刻划一个产业的产能过剩程度。

在这张图上产业产能过剩越严重越位于图的右上角，如果在左下角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尽管中国产能过剩看起来很广泛，但是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等领域，其他很多领域产能过剩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全国雾霾地图与产能过剩区域对照

如果从产能过剩行业描述性统计来看，总体上在经济中占比不是很大，占比在工业领域在10-20%之间，但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行业国有资本的集中度非常高，这些行业国有资本集中度超过50%。从地理分布上看，尽管中国有非常广袤的国土，但是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淮河以北，尽管在长江以南，在华南地区也存在，但这些行业似乎特别集中在北京的周边，所以北京雾霾比上海严重，上海雾霾比深圳严重。在北京不管是南风还是北风都有雾霾，除非是非常大的风，否则的话雾霾总是消散不了，也许是因为地理分布上这样的分布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用国有资本的集中程度来解释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的结果是，一个行业国有资本集中度越高产能过剩越严重，大概解释能力30%出头。另外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行业在周期顶峰时盈利背离长期的均值越高，在行业低谷时背离长期的均值就越大，这种周期性因素单独解释力也接近30%，这两个因素合并起来大约解释50%略多产能过剩在行业之间的分布。这样我们知道中国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期性现象，周期下降会有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在更大程度上是体制的问题，是因为国有资本即使在产能严重过剩盈利非常差的时候也非常难以退出。对于民营资本集中领域，如果经济下降，盈利恶化，民营企业可以关门走人，产能过剩相对得到比较快的清除，这一机制在国有领域更难。

我们把黑色金属行业和化工行业做对比，黑色金属产能过剩程度盈利恶化程度比化工行业严重的多，但是黑色行业整个在工业中的增加值占比4%，化工行业3.7%，两者之间非常接近。为什么黑色比化工行业的产能过剩严重的多？是因为在黑色领域，国有资本集中度49%，化工领域国有资本集中20%。

中国产能过剩清除程度怎么样？中国工业品的环比情况，2015年9月份是转折点，2015年9月份以后，中国工业品价格总体上进入上升过程，每一轮波动底部在快速的提升。

从商品市场上看，商品价格的底部出现在去年的11月4号，在去年9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工业品价格在普遍出现上升。这些上升比整个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来更早，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在去年12月份，煤炭和钢铁领域限产最早到今年1月份开始，但是整个的工业品价格，包括两万多种产品，他们价格的底部在去年到10月份前后基本形成，并随后开始上升，今年以来上升还明显加速。

非常重要的原因，市场自发性调整，盈利极度恶化导致市场自发调整，市场自发调整在民营集中领域行业自动出清，带来产品价格上升，在今年年初叠加中国对钢铁和煤炭严格的限产措施，这一限产措施带来今年产品价格更快上升。今年年初以来PPI环比折年率在0-6%之间波动，均值估计接近3%。从PPI角度，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摆脱了持续四到五年的通货紧缩状态。从总量层面看，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得到非常大的修复。

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企业盈利层面。这是中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用主营业务的利润除以主营业务的收入，扣除了非主营业务的利润，比如扣除炒股票的利润和亏损等。我们把每一年的月度利润率画在这里，最上面2011年，当时中国有严重的通货膨胀，2011年盈利是过去15年来第二个高点，扣除2011年，2016年盈利是过去五年的最高点，2016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比12、13、14、15高的多，2016年在整个的工业增速和经济增速处在历史低点的时候，盈利能力在过去五年处在第二高的水平，在过去15年处在历史上平均水平附近。从盈利角度，中国产能过剩经过私营部门的大规模的清除，包括中央在煤炭钢铁大规模限产，从盈利指标上，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复，它正在成为过去时。

【延伸】洛杉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

作者：李佳佳，来源：FT中文网，原文有删减

2016年12月15日，北京发布今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周边六个省市共23个城市受到影响。看到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我不禁想起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折磨洛杉矶人的雾霾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生化危机”

时间闪回1943年7月26号，正值二战期间的一个佛晓。当洛杉矶居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袭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呛人浓雾，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被全部吞噬，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每个人都狼狈不堪：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人们的恐慌触目惊心：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母亲抓起受惊的孩子就近躲进路边的建筑。政府很快辟谣：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人们不由想起不久前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无法相信，洛杉矶这样一个从来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城市，也被无情淹没在了浓霾之中。

和如今很多深受雾霾折磨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污染“归功于”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武器的资金大量流入，成千上万的商人、游客和移民涌入加州，美国人迷上了西海岸。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轮胎、家具行业等等的迅猛发展。到了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汽车产量更已仅次于底特律。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了。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有人不沉默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抵抗力最弱的受害者。到19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时，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就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居民用脚投票，逃离了洛杉矶。

谁也没有想到，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是一群家庭妇女。

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

1949年一个炎热的清晨，斯密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香味实验室里忙着提取生菠萝的香味。被方程式和浓郁的香味弄得头晕眼花的他决定放松一下，走出大楼，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可是，吸进去的空气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像漂白剂一样刺激难闻。彼时49岁的斯密特患有严重的咳嗽，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转而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当时洛杉矶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所有汽车巨头都把洛杉矶看做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斯密特却蹦出来警告：“不，汽车产业会置人于死地”，后果可想而知。同时，一些民众也开始了对斯密特的恶意攻击。他们怨恨他将雾霾和汽车排气管联系起来，认为他在暗示开车的普通民众也负有责任。

斯密特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他遭受人身攻击和诋毁，加州理工校委会被施压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他的校园讲座也流产，所到之处会有观众质疑他的信誉。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他被迅速孤立起来，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嘲笑扑面而来。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上个世纪初开始，大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须品，“车轮上的城市”由此得名。


车轮上的洛杉矶

50年代初，斯密特已经顶着压力把雾霾的来源和聚集原因剖析得一清二楚，他写道：在城市的一边，分布着石油工厂，几个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另一边，洛杉矶公路上行驶着的近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累计消耗一万两千吨汽油。即使燃烧率高达99%，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而洛杉矶东、南、北三面的环山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高空的暖空气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又犹如锅盖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加州标准

当汽车尾气中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被证实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之后，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油料品质就成为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第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1970年投入应用的催化转换器（catalytic converter）。这是一个安装在汽车底架上的装置，通过引入化学催化剂，可以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以减少有毒尾气排放。

1970年，刚刚成立三年、羽翼未丰的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设立了捆绑法规，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由此，加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发布自己的排放标准的州。也就是说，达到联邦标准，汽车产品将只能在全美其他49个州出售。而若想进入加州，你必须达到“加州标准”，从而拿到加州空气资源局的认证。

然而，安装这个新装置自然意味着成本的提升，自然不会让强大的美国汽车产业轻易接受。底特律的汽车贸易制造委员会立即开始抵制。

再次出乎所有人意料，来自海外同行的竞争使得难题迎刃而解。最先达到减排标准要求的是日本汽车企业，本田、丰田、尼桑等等公司投入成本研发并加装尾气转换装置。他们显示了从机械技术角度，生产一台优质高效并且不会排放有害气体的车辆完全可能。

于是，尽管起初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为了不被逐出市场，美国的车企也不得不“屈服”了。神奇的是，四十余年过去，如今全球的汽车企业都已经以能生产加州标准的汽车为荣了。这其中的逻辑是，与其为加州和全世界其他地方费力气生产两套标准的汽车，还不如“一步到位”。而消费者们看到产品是“加州标准”，也会更加放心购买。双赢，就这么实现了。

如今，美国最新法规要求新车出厂时，公司必须提供实验数据，说明以何种技术保证新车在行驶15万英里后依然排放达标。也就是说，对于老旧的汽车和新车的排放“一视同仁”，并不会对于跑上几年之后的车辆就降低标准。

然而，每天几百万辆汽车在加州各大公路上迅疾奔驰，全部检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州空气资源局采取的执法模式是：抽查车型模拟实验、一旦落网就重罚。2015年9月，德国大众集团柴油车使用作弊软件用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检测状态，以调控尾气排放，导致车辆运行时真实排放的氮氧化物超标达到限值的40倍。这一给大众带来巨亏的惊天丑闻就是在这样的实验中被抽查现形的。

最终，大众向联邦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局支付了高达27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另有20亿美元将用于一项清洁排放技术的新项目；美国消费者所获得的赔偿总额是100.3亿美元，包括车辆回购款以及现金赔偿。这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费者集体诉讼和解案。

解决了尾气排放净化技术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燃油品质也非常关键。于是，继汽车产业之后，石油工业也同样面临着“加州标准”的挑战。80年代初，加州空气资源局和联邦环保局决定要求炼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新配方汽油严格限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以及汽油中的苯、芳香烃和烯烃的相对含量。

相对于汽车引擎的提升，油品质量的控制被加州人称为“银子弹（silver bullet）”，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杀手锏”。原因很简单，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提升引擎效率显现缓慢，要等待马路上奔驰着的老旧车辆报废被淘汰才能逐渐看到减排效果。而油品提升影响着每一辆车，效果立竿见影。

与引擎管理一样，加州制定政策，对于油品质量的要求也比其他各州更加严格。当然，油价也要更高。以尾气排放中以铅和硫为主的无机毒素为例，如今铅已从绝大多数国家的汽油里销声匿迹了，但硫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酸盐仍是雾霾和城市酸雨的罪魁祸首。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成品油执行的硫标准为10ppm，是全世界最为苛刻的，美国全国将于2017年追上领跑的加州。

负责执法的加州空气资源局同样采取信任企业自查自报、定期抽查以及接到投诉彻查的方式。一旦查到油品不合格，那么该炼油企业整个一批次的油都要封存，对于胆敢铤而走险的炼油厂的处罚往往以千万美元计。

双管齐下的重拳治理带来巨大改变。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在法律草拟过程中，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被拿来参考。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1970年末，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保局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46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始终是进行时。

《清洁空气法》颁布时，要求加州达到空气健康标准的最后期限是1987年。在距其一年的1986年，加州似乎达标无望，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开始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他就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成功引导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

伦茨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良好环境VS经济增长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如今，这里的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与张牙舞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对呼吸道的破坏性很强。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轻则引发胸闷咳嗽、咽喉肿痛，重则引发哮喘，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2015年10月1日，美国联邦环保局发布了未来十年更加严格的雾霾限制指数，把2008年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75ppb，也即十亿分之75再度降到了十亿分之70，相当于每立方米0.07微克。

很多环保专家都认为，这越来越“严酷”的标准对加州考验最大，不仅因为加州依然是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也因为加州还有16个郡连目前75ppb的“宽松标准”也没有达到。联邦环保局给了加州最为宽容的时限——2037年，足足比其他州县多出了12年。

逐年递减的严格污染物标准，自然会使得工业集团不高兴。他们聘请游说掮客和广告公司发声反对环保局的相关规定，警告这会威胁经济发展，发电厂、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将为此买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如果一定要牺牲GDP，值得吗？

加州人的答案是：YES。

曾写作《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环保记者雅各布这样计算：“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为环保付出金钱，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

治理雾霾，无人能置身事外

随着深入采访和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70年来、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治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有远见、有作为、对居民负责的政府；然而，它又绝不仅仅是那些行政官员的责任。在洛杉矶的实践中，立法机构、科学家、企业界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对于洛杉矶公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关注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勇于向政府和污染企业问责；另一方面，他们从个体做起，自我约束，身体力行做出改变。
毋庸讳言，要牺牲自己已经习惯并甘之如饴的生活方式，很难。但在今天的洛杉矶，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减少开车、尽量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做一点小事，自己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我想，洛杉矶被历史证明有效的决策、立法、科技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协调发展、共同努力可以成为中国治理雾霾的珍贵经验。2016年的今天，距离山西长治最早出现雾霾已经过去了10年。重现蓝天白云，我们应该不需要等待50年。
每个人都必须呼吸，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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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瞋目结舌 这些大跃进中的荒唐事

| 2016-12-20 16:30:13 看中国 |

　　背着编号的社员在深翻土地（河南）（网络图片）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想法。根据他的指示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里面有大量不可能的任务和指标。毛泽东曾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当然，他这话是给别人听的，他要搞大跃进的真实理由是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当老大你就得有钱，要经常“援助”各国共产党，不然谁听你的啊？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免费医疗，大食堂，政社合一，小生产被消灭，家庭不能拥有锅碗瓢盆。大跃进的后果，要到来年才显现出来。关于大跃进的定性，毛粉们就说大跃进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却只字不提大跃进当中的荒唐事。大跃进当中的荒唐事不少，现在我给毛粉们介绍一些：


　　一、妇女赤膊上阵。
　　此事出现在湖南平江县东方红公社东安大队，干部们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干劲看赤膊”，要求“男人要打（赤膊），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还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不肯打赤膊，就立即被戴上“破坏共产主义”的帽子，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强行把她们的上衣扒光。有人说姑娘不应该打赤膊，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拥而上，把此人打翻，让他跪在地上。从上午跪到天黑，并不许他吃饭。东安大队的“经验”立即得到了平江县委的肯定，提出“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的口号在全县推广。东方红公社更是充当先锋，开展了“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和打赤膊“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不管是晴天下雨，也不管是严寒酷暑，东方红的姑娘媳妇出工都是青一色的打赤膊。

　　二、给小麦打葡萄糖

　　为达到所谓高产目标，有人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妙招儿。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小麦根系遭受破坏，难以吸收那么多的肥料，烧死啦。反倒是，没“打针”的地块麦苗像野草似的疯长。到了收获季节，打了针的地里，极少数麦穗随风摇晃，丰产希望落空了。结果，亩产不是几万，而是“几碗”。

　　三、摸月经。

　　妇女来例假就不能出工，这是个让干部们伤脑筋的问题，妇女说自己来例假影响出勤率，关键是不知道真来假来。这一天，平江县石塔公社三和大队女社员李月莲来请假，队干部不相信，竟然要求李脱裤子检查。作为姑娘的李月莲死活不肯。队长李玉良走上前来说：“照顾你是积极分子，不脱就不脱，得让我摸一把。”说着强行把手伸进了李月莲裤子里，果然摸出了一手血，李玉良哈哈一笑：“给假三天”。三和大队的“摸一把”，使得耍流氓成为“先进经验”在干部们中间迅速传播开了，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等纷纷效尤。而且不仅仅是“摸一把”的问题了，而是两把、三把……甚至摸起来就没个完。女社员不敢反抗，中共干部们乐此不疲。

　　四、人面畜生

　　随着生产的“大跃进”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深入发展，人民公社成了纯粹的劳动集中营，老百姓没日没夜、没轻没重地被驱赶着做苦力。这时，中共领导感到那么多人的名字不好记，于是，用数字编号取代了名字，使人变成了“人面畜生”。

　　五、农民“大学”

　　大跃进，教育也不能闲着。中共领导甚至提出：用15年时间实现全民都是大学生。于是，为“普及大学教育”，工厂、公社纷纷办起了“大学”。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在几个月时间内，开办了一所红专大学和包括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师范在内的九所专科学校。最典型的就是浙江钱塘江公社的“钱塘江大学”。这个公社从各大队调集木料、毛竹、稻草，搭起20多间草棚，从小学抽调来几个教师，每个大队都推荐一二十名学生，自带铺盖、钱粮，住进草棚，“大学”就开张了。学生学习少，干活儿多，名为大学，实际上是组建了个免费“光棍”生产队。

　　六、按“亩产”来给教授评级

　　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文教小组负责人的康生，到处作指示。他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提出了教授评级的新标准：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具体就是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两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

　　七、中药炼钢法

　　1958年1月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超美，要年产4千万吨钢。全民大炼钢铁发动了，全国农村，城市到处都建炼钢的小高炉，连中南海里都有炼钢的小高炉，毛泽东甚至去亲自指导。全国都炼，中医们自然不能落后啊。于是，中医们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向小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中药竟有炼钢铁的功能，能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真是世界材料学上的巨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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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法炼钢（网络图片）

　　八、深翻土地

　　大跃进吹牛成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长葛县委书记吹牛说，他们全县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一遍，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表层的熟土起开堆放一边，再把下边一尺五深的生土挖出来，打碎，参上肥料回填，最后用熟土覆盖。毛泽东相信了，高兴地夸奖说“这是一大发明”，而且当即要求各县照办。如果老毛稍微算算，就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翻法每人每天翻不了5㎡。就算长葛县有20万农业劳力，其他事不干，一天也最多只能完成100万㎡，而100万亩有66600万㎡，全翻一遍就得要666天。最重要的是，这么搞，把熟土都翻下面去了，翻上来的生土根本不长庄稼。尤其是河南，这个省主要位于黄河冲积扇上，土壤下面都是沙子。深翻会加重土壤沙化，在成大面积荒芜。可是，毛泽东要这么干，谁敢说穿？毛泽东这么一肯定，全国就推广起来了，后来的大规模减产跟老毛绝对有关系。

　　九、聚家并屯

　　“聚家并屯”，是大跃进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组织形式。一个县就是一个团，公社为营，村为连。拆散家庭，按男劳力、女劳力、老年人和孩子重新组合，分别住在不同连队，在食堂就餐，分配不同的劳动定额和粮食定量，不到规定时间不能见面。这是在“消灭家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下的发明。这一极端做法后来被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发扬光大，而且波尔布特更进了一步，把“消灭城乡差别”也结合了进来。具体就是把城里人统统赶到乡下。对此，毛泽东非常赞赏柬埔寨的做法，他对波尔布特说：“你们做得比我们好，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十、总路线公墓

　　天津市有座规模很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时，正逢总路线颁布，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总路线，便将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12个字做了墓区编号，如“鼓”区，“足”区，“干”区等等，然后再在区内用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如“鼓001”，即为“鼓区1号墓”，以此类推，每个墓区可以埋几百号人。人们只想到给公墓起个“跟上革命形势”的“好名字”，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就把总路线葬在公墓了。当然，老百姓对于把总路线葬在公墓并不在乎，但是对自己的亲人赶上哪个字却很在乎，尤其忌讳“争、多、快、好”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与“死”联系起来就成了“争着死”、“死得多”、“死得快”、“死得好”。但是，既然赶上了也没办法。大家喜欢的字是“省”，“死得省”也就是“死的少”，多吉利！还真别说，有一家人的父亲1959年10月去世，正赶上“省”字区，其后家中40年没死一个人。

　　十一、消灭家庭。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毛泽东的指示传遍全国，各地闻风而动，首先在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这就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庭找到了突破口。北京市马驹桥公社高古庄分社党委书记宣布：将分社的5个村混编为3个村，男女分开居住，老人和孩子也集中居住，学生住校。用三天时间搬完。一时间，就像炸了锅，人心惶惶，各家各户行动了起来，杀鸡宰兔，把家具、门窗拆毁作为劈柴卖给了供销社。社员王瑞把家里的物件处理完后，把三只鸡都杀了，炖了一锅，老太太悲催地说：“好好吃顿团圆饭吧，明天就分开了，不知道哪天再见面了。”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召开乡民大会宣布“我们乡明天进入共产主义”，还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财产不分你我，一切按公有制的需要重新分配……”说到这里，乡民们一哄而散，直奔乡、村的小商店，商店立即被洗劫一空。那些早就窥视别人家物件的人，闯进人家屋里把东西拿了就走。村前的街上到处都是追鸡捉鸭的人，抓到就杀了煮了吃。更为可笑的是张某1早就想要个孩子，无奈自己无生育能力。于是他首先跑到幼儿园抱了张某2的孩子回了家。张某2就把张某1的老婆骗了来，锁在房子里，要让她见喜给补回来。这事闹到乡里，书记说：“其他好说，这共妻的事先慢一步，等我请示了县里再说。”

　　十二、戴肩章

　　大跃进时期，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在河南农村你经常会见到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干活的农民和农妇。这时的农民一般都是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否则就是大棒子的招呼。

　　十三、铇坟劈棺材制造骨肥

　　搞“大跃进”，就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就少不了肥料。可在大跃进时，种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为刮共产风时，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调，前人谓之“大同”。所以鸡鸭宰了，猪没人喂了，人畜粪少了。怎么办?在湖南汨罗，有人想出了一个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铇坟。上山铇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有一座坟，据老人说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来后，尸体仍未腐烂，肤色仍像死时一样。只好重新掩埋了。由于天气炎热，恶臭难闻，即使戴上双层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这些死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死后的尸骨，会被从地下挖出来，制成肥料，而且这一切都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

　　十四、给小麦浇狗肉汤

　　为了提高产量，有人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公社专门组织了打狗队，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当然不能放盐。狗肉汤撒到田地里，结成一层硬痂，结果庄稼并没有因为喝了狗肉汤而增产反而减产了。

　　十五、破冰下田耕作，吃过年饭浸禾种。

　　违反自然规律，盲目追求产量。为了让自己的田里早打出粮食，1958年湘阴县号召农民吃过年饭浸禾种，结果，因为土地还很冷，播下去的9.42万公斤的种子全部烂掉了。

　　十六、麦子楼

　　啥叫麦子楼？就是将地里的土一个小山似的大土堆，然后在上面种麦子。当时农业生产有个八字法，其中之一是密植。如科学合理，本无过错。可密植的作用被瞎指挥者无限扩大了。他们这样算账：种下一粒种子收十粒,百粒种子收千粒。以此类推，下上百斤种，便打千斤粮，用上二百斤种，可收双千斤。如再将平面地变立体，一亩变十亩，产量就是双万斤。麦子楼的设想是这样形成的。山东乐陵城北的邢家村，为建麦子楼，遍地红旗招展，到处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上阵。小伙子用小车推，妇女们用筐抬，小学生也推着小木车，车头插着小红旗，放上小篮子，排着长长的队伍，投入到运土的行列中。土山似的麦子楼，麦种撒下一千斤。麦苗出土，一片翠绿煞是好看。谁知第再往后，因麦苗太密，相互争水分和养料，加之土堆高，干得快，先绿后黄，逐渐枯死，得了个种下千颗籽，麦无一粒收的后果。

　　十七、公鸡孵小鸡

　　据当年的新华社报道说，陕西蒲城县林吉村农业社社员已经试验由公鸡孵小鸡成功。试验的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在醉酒期间，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护到大。

　　十八、注奶猪

　　“大跃进”运动中，河北正定畜牧科技人员发明了这种新技术。具体做法是：在猪的甲状腺上用注射5—10毫升牛奶，猪就会安静老实，据说这样猪整天除了吃食外就是睡眠，每天能增长一公斤的肥肉。此发明被当时的领导强令推广。正定县高平村没有奶牛，领导们就要喂孩子的母亲们献奶，规定每人献奶十毫升，由兽医给猪注射，结果是注射了人奶的猪没增肥，而且还死了不少。猪虽然死了，但是不能说，社员们还得报喜，说这是大好事儿。

　　这些仅仅是大跃进荒唐事的极少一部分，主要发生在湖南、河南、、河北、陕西和山东，全国的荒唐事还多着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荒唐事？说白了，就是因为毛泽东一个人异想天开，全国人跟着发狂而已。在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百孔千疮的国家，毛泽东企图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建成人世间最“美妙”的“共产主义”，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经济奇迹，好让他当上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大跃进过去这么多年了，毛粉不仅否认当年饿死了几千万人，还说大跃进是大好事，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记住一句话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监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毛粉如果继续闹下去，真把这个国家推向一次新的大跃进，你们能活着见到未来的太阳吗？

雾霾当前，中外有何不同？

文/余晓平

如今关于雾霾的文章铺天盖地，本文试图揭示的是，同样是雾霾当前，中外到底有何不同？

第一点不同，国外有敢于揭露雾霾真相的良心媒体和科学家，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被消灭了。应该大家还记得，率先披露PM2.5概念的是美国大使馆，当年从外交部发言人，到各大新闻媒体都认定那是故意抹黑中国。媒体人柴静自费拍摄《穹顶之下》，没放几天就被封杀了，相关行业的科学家有站出来说句话的吗？各大新闻媒体对此统统保持沉默。

而国外就完全不一样了，看当时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对洛杉矶的雾霾进行大肆报道，并对受害者进行深入追踪。当时加州理工大学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勇敢地站出来宣布自己的研究结果，他的结论严重威胁了那些大资本家的利益。

社会舆论是防止雾霾的第一道防线。良心科学家的坚持，勇敢记者的不懈努力，让老百姓明白雾霾的根源。而中国百姓非但不明真相，还要被御用文人大灌迷魂汤，什么“空中有霾，心中无霾”，这是狗屁逻辑。

第二点不同，人们关于雾霾产生的逻辑不一样。当时洛杉矶雾霾的研究结果是汽车尾气造成的，美国人的逻辑是，我用全价购买了车辆，交足政府税款、保险和牌照费以后，每天24小时使用是我的权利。造成尾气污染的是汽车生产厂家和炼油厂，如果限行就等于剥夺我购置车辆的资产。

而中国的逻辑是，每个老百姓都是雾霾的制造者，要做到绿色出行，不但要支持单双号限行，更要闲置私家车。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概念。汽车企业、炼油企业、钢铁企业获取巨额利润，保障产品和生产过程不产生雾霾是他们的责任，这和消费者无关。

民众的觉醒是防止雾霾的第二道防线。

第三点不同是。制造雾霾的人要为此买单，而不是受害的老百姓买单。老百姓有权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凭什么要我自己花钱买口罩，凭什么要我自己花钱买空气净化器。我全价买的汽车，全价上税，凭什么让我开一天停一天。

洛杉矶治理雾霾的时候，他们是直捣源头，那就是汽车生产企业和石油大亨。加装尾气排放设备，提高汽油标准，这要让雾霾的源头付出的代价比所有百姓多得多。

中国雾霾的源头都是国有企业，怎么对他们下得了手。就拿钢铁企业来说，国际上对中国钢铁反倾销，也就是说中国制造雾霾的钢铁企业用白菜价卖给别人，还遭别人征收高关税，这种害人害己的缺德事已经足够了，然后他们还产生雾霾。石化行业不也是这样，中国的汽油本身就有问题。

说白了就是政府的产业结构出了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停掉会造成浪费和工人下岗，不停的话又不断产生排放。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政府去整治，人家说这是你当年给我批的项目啊，你现在让我关了，我怎么办？银行怎么办？这不就成了一个死结了吗。

政府对雾霾源头企业的干预是防止雾霾的第三道防线。

第四点不同，老外绝对不接受自己这一代去牺牲概念，雾霾发生之日，也是百姓走上街头抗议之时。根据历史记载，洛杉矶雾霾引起全美的抗议行动，注意，是全美国，不是仅仅的洛杉矶，不是仅仅的加州，而是全美。也就是没有雾霾的地方的人们依然抗议政府的不作为，倡导环境保护。如今中国深陷雾霾当中的人们还保持沉默，唯一站出来抗议的是成都人民，似乎还被以维稳的名义抓了起来。

这里讲讲老外的逻辑，为什么要抗议政府？雾霾到底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当人们意识到制造雾霾的源头是那些商业大佬的时候，民众没有能力去和他们斗，只有逼着政府去整他们，因为百姓授权政府手里掌握国家机器。你在台上不作为，百姓就用选票把你赶下来，换一批人上去替百姓说话。这里让我们看到选票的力量了。

民众的反抗是防止雾霾的第四道防线。

第五点不同，国外雾霾受害者的集体诉讼不但发生在美国，同样发生在英国，日本，乃至今天的印度和印尼，细心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的报道。和雾霾相关的病患者得到相应的巨额赔偿，这就导致企业对排放的重视。

中国的钢铁为什么在国际上能卖出白菜价？石化企业为什么如此腐败？是因为侵害百姓以后他们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看到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罹患癌症死去，治疗的过程导致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破产，有人能得到补偿吗？

公共健康是防止雾霾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当没有明显侵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永远保持的是沉默状态，真正得癌，也没那个精神去折腾了。于是人们在雾霾当中一个接一个地悄悄死去，或许还等着大救星来解救自己。

在我看来，如今中国的雾霾要比当年非典严重上百倍，只是用了温水煮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