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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过去经历过什么，今天和大家走马观花的重温下过去岁月里经历过的那些旧事······
    
    1.“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
    
    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1951.10）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镇压敌对分子100万人（有说71万人）。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1953.07）
    
    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1951）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1951）
    
    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1952）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1952.10）
    
    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1954）
    
    “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1956）
    
    分到的土地又了······
    
    10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1953）
    
    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1952.10）
    
    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1952.10）
    
    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1952.10）
    
    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1954）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1955）
    
    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1955）
    
    20世纪50年代大陆理论界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与资产阶级思想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左“的倾向；党的领袖直接具体干预学术领域；政治批判干扰正常的学术争鸣；胡适对新政权的敌视及胡适对党的统战政策的抗拒最终导致了大陆理论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0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1956）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1957）
    
    “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195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1957.06）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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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1958）
    
    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1960）
    
    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由于受到康生等人的利用，学术论争变成了政治问题。马寅初也因此受到长期的错误批判。
    
    27.“大跃进“运动（1958.05-1960）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
    
    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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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以史为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史（1949-1977·下）





201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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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1958.10）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1960）
    
    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1960）
    
    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庐山会议，成为当代中国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本段摘自余习广博客）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瞒产私分“这一消极行为，属于无权者对制度的抵抗。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1961）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1966）
    
    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1964）
    
    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15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1976）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1976）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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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红卫兵“运动（1966）
    
    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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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夺权风暴（1967）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在文革结束后遭到官方批判。三忠于四无限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1978.10）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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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这就是那个时期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方针、行动指南。人人红宝书不离手，时时学、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虔诚也好，荒唐也罢，这就是历史事实。（新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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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1970）
    
    1969年3月，中苏双方曾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形势非常严峻，6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接着中央军委办事组下达指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从那时开始，全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人防工程，挖防空洞、修地道、储备粮食和布匹等战略物资，掀起全民备战运动。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1971）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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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1971）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１９６７年８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1971）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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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1972）
    
    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1975）
    
    1973年7月，毛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1976）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宣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鼓吹了一套投降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揭露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这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1977）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去世，文革结束后，华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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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有资料来自百度网络······正常的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以上所有运动，那么他的思想会怎么样呢？
    
    现在回头看这二十多年，这不是正常的社会发展轨迹，这纯粹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折腾史······
    
    还好，天佑中华。

                   博讯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始末




2016年12月28日


    
    来源：网络 作者：耋耋翁
       
                       五·一六分子简介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指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大批无辜干部群众被迫害。
    
    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是指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
    
    清查五·一六分子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巾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因为“破坏和分裂”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还不反动、还不要打侄倒吗？但是，第一，什么是“破坏和分裂”并没有准确的界定；第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哪些人，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这两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后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任组长，公安部长李震（后因此事件自杀身亡）为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己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
    
    清查运动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大混战。
    
    五·一六分子“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背景资料
    
    1967年六月十八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此红卫兵组织，组建时不超过100人。炮打周恩来，攻击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该组织的活动立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关注，予以取缔，并逮捕张建琪、刘令凯等人，押送至天津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改造。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张建琪在劳改农场高喊反毛口号，张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他运动所未有。毛泽东在运动中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516；林彪则发指示：抓516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对周总理甚是敬仰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搞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这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孙陇 ：被轮奸的地主女人－官方记录的案件



2016年12月26日



     孙陇 故纸故事
    故纸故事，故纸堆中的故事
    原创作品，敬请关注
    公众号：sishuzhai1966
    
    有关土改中斗争地主的情况，已经有很多的文章都说到了，对于地主家的女眷在土改中的遭遇，在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遭受到酷刑，受到性侵犯等等，按照笔者所能查询到的相关文章来看，大部分均属于目睹或者听说（口述记录），虽然所讲述到的内容笔者相信是真实的，但毕竟是凭着记忆来讲述的，多少会引起一部分极力歪曲历史真相的人的质疑，似乎他们只认官方的白纸黑字的记录。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组官方记录的有关土改中乡村干部、民兵轮奸地主女人的文件的图片，这组文件有三份，都是对同一事件的处理，只是时间不同，处理的结果不同。笔者就这三份文件所提到的内容，来讲述在土改中发生在山东济宁县的这起骇人听闻的轮奸案件。需要提醒的是，这是官方正式的文件，白纸黑字记录，绝不是捏造的。
    
    首先，根据1952年9月20日中共藤县地委印发的《关于赵王堂村干部民兵违法乱纪事件的检查情况、检讨及处理意见》一文中的内容，对事件的情况进行介绍：
    

    
    赵王堂乡村干部民兵轮奸地主妇女的罪行极为严重。这一事件，开始在一九五零年冬季，康庙村地主李绪荣之女六真，未与前夫离婚又与别人结婚，被该乡孙士英（联防主任）、王*坤（共产党员，村农会主任，后被选为副乡长）、民兵王*均将其逮捕扣押赵王堂村公所，夜间六真与王*均（早有男女关系）、王*坤发生男女关系，被民兵发现后，王*坤为推脱责任，又拉拢了四个民兵将六真轮奸。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地主闺女六真又与李*成搞男女关系，被王*汉（乡武装委员）等捉住扣押村公所，以王*汉、王*均、王*池（民兵）为首的七个人又将六真进行了轮奸。在这次及其恶劣的影响下，该村农会主任王*申（共产党员）、村长孙*温，又继续伙同其他村干部民兵肆无忌惮的轮奸了其他地主的妇女，致（使）该村坏乡村干部、民兵先后有十五个人轮奸地主妇女八人。其中第五次王*申派民兵一次就叫来了两家地主的三个妇女，因为孙*志之妻坚决拒绝，竟被王*申摔倒，致使其怀孕妇女流产。
    
    在这段情况介绍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该事件并非轮奸一人而是多人，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被轮奸的妇女均为地主家的女眷，参与轮奸的人是当时土改中当局所倚重的乡村干部和民兵。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最起码从1950年的冬天开始，至少到1951年3月（或许时间更长），长达几个月的时间，这种恶性事件一直在进行着，说明这些施暴者肆无忌惮。最后，根据叙述，村农会主任“派”民兵“叫”地主家的女人来，明显地把这些地主女人视为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随叫随到，这些地主家的女人显然已经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他们宰割。
    
    这个事件，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发生在素有礼仪之邦的孔子故里、齐鲁大地，确实罕见，也必然引起群众极大反响，该村联防主任孙士英等人向上级反映了该村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过三份文件均未说明孙士英等人反映情况的时间，但是提到在1951年县委即派人开始调查此事。不过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发生了节外生枝的情况，以下是与上面同一份文件中提到的调查过程：
    
    

    
    济宁县八区赵王堂于一九五零年冬以副乡长王*坤（乡支部书记）、村农会会长王*申为首的村干民兵等十五人轮奸妇女八人，吊打欺压军属群众，工作中严重的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事件，县委已于去年（笔者注：指1951年）发觉并将该伙坏分子逮捕法办，但未向地委汇报而取保外押，于今年二月间由县法院向专区分院备案，提出主要分子判处劳役三个月，专区法院报送“三反”案件处理委员会，当时责成法院迅速追查弄清情况再作最后处理，但无下落。直到省团委赴该县检查团的工作时发觉此事后，报给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局当即派员协同地、县委进行调查。经第一次调查，案情已明，但由于地委对该案件性质认识不清，过于强调追查地主的反攻复辟活动，对坏乡村干部违法乱纪处理不及时，故再次的请示分局，要求等待把地主复辟活动弄清后再作最后处理，故至今未得到最后处理，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根据描述，处理的过程一波三折。事发之后济宁县委虽然将参与轮奸的主要人员逮捕，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却取保外押，同时，县法院的处理也相当的轻，如此有组织有规模的轮奸也仅仅是判处劳役三个月。如果没有省团委的人偶然知道此事，报华东局山东分局，分局追查下来，估计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阶级斗争意识相当强烈的年代，由分局、地委、县委组成的调查组却将此事件与地主的反攻复辟相联系，将一起本身相当简单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并将主要责任推到举报者孙士英身上，进而将孙士英、孙士茂兄弟俩及其父亲孙怀堂逮捕，据中共藤县地委1952年5月20日《关于本区济宁县八区赵王堂乡村干、民兵轮奸妇女事件的指示》中的理由是：
    

    关于本区济宁县八区赵王堂乡村干、民兵轮奸妇女事件，接分局批示后地委于五月八号派刘廷博同志前往济宁县帮助研究此一事件。当时发现，以前所了解情况尚不确实，并有很多怀疑之点，如材料之来源多系现任副乡长孙士英所反映，孙士英本人即是地主（现已证实）。而且第一次发生轮奸地主妇女“六真”即孙士英将“六真”叫到村办公处和村干、民兵一块过宿而发生，孙并将其一族弟叫走留下其另一族弟，这一事件的告发又是在划孙士英为地主发生争吵之后孙士英告发的，将原副乡长王书坤撤职之后，孙士英当了副乡长，其兄（笔者注：指孙士茂）当了村长，显系孙士英一套阴谋，这是可疑之一。
    
    在这个指示中，还列举了孙怀堂父子三人历史罪恶，称其家庭在土改中本应划为地主成份，但孙士英兄弟利用手中职权而压低了成份，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他们父子三人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所设下的圈套，阴谋夺权乡村政权，妄图进行反攻复辟活动（笔者注：在最后的处理时，孙家并没有被确认为地主成份）。同时，在这个指示中还有一句“地主之女六真作风极不正派”，将一个受害者变成为引诱者，显然有罪有应得的含义在里面．
    

    举报揭发此事件的人反而被捕，关进了监狱，对受害者还冷嘲热讽，这样的做法估计对上对下都交待不过去，也许群众反映强烈，1952年6月，在分局检查组的配合帮助下，地委再次组织力量对该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根据1952年6月23日中共藤县地委《关于济宁县八区赵王堂乡村干部及民兵轮奸地主妇女案件的调查及处理意见的指示》内容，这次调查的结论是：
    

    在此次检查中，除对乡村干部、民兵集体轮奸地主妇女案件及贪污敲诈，吊打群众违法乱纪罪行已经查实外，并查明该村以孙士英、孙士茂为首的地主阶级代表，借乡、村干违法乱纪被政府逮捕法办之际，乘机混入我乡、村政权，进行屁话“土改”、“镇反”的活动。
    
    我们认为赵王堂所发生的问题，一方面是坏村干违法乱纪，同时还有地主反攻复辟扩大案情的事实。
    
    也就是说，此次调查除还保留对举报者孙士英等人的指控外，确实查实了集体轮奸地主妇女的罪行，并提出对轮奸的主要参与者进行法办的处理建议，这比上一次调查来说是进步了一些，至少还承认了轮奸的基本事实。
    
    三个月后，1952年9月20日，中共藤县地委为此事件的发生及在处理过程中的不当做出了检讨，并提出了最后处理意见：
    

    1、原赵王堂中共党员村农会主任王*申（现已逃跑）系轮奸地主妇女“六真”事件后又以其为首继续轮奸妇女的主要犯罪分子，且在轮奸中曾使孙*志妻婴儿流产，在吊打群众与军属、贪污、敲诈方面，亦系首要罪犯之一，民愤极大，业已完全蜕化变质，决定予以开除党籍，建议政府进行通缉归案法办。
    
    2、原康庙乡副乡长，中共党员王*坤，是赵王堂轮奸地主妇女“六真”的第一个犯罪分子，不仅自己犯罪且拉拢他人轮奸，致造成该村一再轮奸妇女的严重恶果。其次，王*坤为其祖父发丧中利用职权敲诈群众及指挥他人残酷吊打军属的罪行亦极严重。为此其已完全蜕化变质，决定予以开除党籍，并建议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3、原赵王堂民兵王*均系轮奸地主妇女“六真”的首要犯罪分子之一，事后亦曾不断参加轮奸事件，过去曾干匪游击队，顽匪乡兵，自解放后参加民兵后，一贯地参与吊打群众、敲诈勒索，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建议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4、原赵王堂副村长，中共党员王*池数次参与轮奸妇女的时间，并参加吊打群众，欺压侮辱军属等严重罪行，业已完全蜕化变质，决定开除党籍，撤其原任副村长的职务。原赵王堂村长孙*温在整个轮奸妇女的事件中曾参加过六次之多，且不断的参与和指挥吊打群众，其平日敲诈、贪污罪行亦甚严重，建议政府撤除其原任行政职务，并判处徒刑一年，交农村管制执行。
    
    5、原康庙乡武装委员王*汉，曾以其为首轮奸妇女，并参与吊打军属等罪行。原赵王堂村青年团支部书记宫*海亦曾参加轮奸妇女和吊打军属罪行的事件，决定开除宫*海的团籍，并建议政府撤除王*汉康庙乡武装委员的职务。
    
    6、原济宁县八区民政助理员郑传合，身为人民政府干部，竟目无法纪批准赵王堂还分子吊打群众及军属（已查实有二次）实属违法犯纪，决定党内予以当众警告处分，建议政府撤除其行政职务。
    
    7、对赵王堂参与轮奸及打人事件的胁从分子均应予以严格批评教育。
    
    对孙怀堂、孙士英、孙士茂的处理意见：由于孙士英、孙士茂成份不纯，篡夺乡村政权，不管制地主，对地主亲如家人，在枪决恶霸地主阎循孟时阻止苦主控诉，错斗中农王来林，逼其全家外逃未归，破坏了政府的法令，为此行政上给孙士英、孙士茂撤职处分，并开除孙士英的党籍，将其父子三人释放回家不予刑事处分。
    
    而中共藤县地委对此事件的检讨为：
    
    对坏乡村干部打着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招牌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等严重的违法乱纪，对党对人民政府对群众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深刻的认识到叛变党叛变人民的分子即是我们的敌人，错误地认为他们领导群众土改对地主斗争坚决有功，轮奸地主妇女、吊打军属及群众是违法行为，应受处分，但和轮奸基本群众的妇女有所不同，有些姑息，仍作为内部问题来看待，同时强调外部坏分子捣乱，乡村干部很可能上了地主阶级的圈套，因此强调了追查外部的原因。如地委第一次讨论该案件时，即提出要追查一下是否有地主反革命分子操纵坏乡村干部故意破坏政府的政策与威信，随后刘廷博同志到该县检查三反工作，县委汇报了孙怀堂的活动情况，刘廷博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决定再继续追查。后来县委派人检查确定孙怀堂等父子三人为地主成份（其实不是地主而是代表地主报复的坏分子）并报地委，请求逮捕法办，地委错误的批准将孙怀堂父子三人逮捕法办。这是由于地委对这个案件的主要方面是坏乡村干部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所造成，主要是内部还分子的罪恶，而不是外部的问题认识不清，是一种片面的阶级观点，没从全面现实看问题，而产生的错误。
    
    有关这起案件的发生情况和处理经过大体上介绍完了，此案也算暂时告一段落。
    
    这起恶性案件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件，它之所发生在土改运动中，与当局所宣传的阶级斗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在宣传中把贫苦农民所受的所有苦全部都算在以地主阶级为首的剥削阶级头上，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广泛发动农民不择手段地批斗地主，使得地主阶级变成全社会的公敌，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地主等于坏人成为了一种共识，也成为对地主阶级进行各种暴行的理由。
    
    在这三份文件中，有不少地方提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共识，比如：首要犯罪分子王*申，竟无耻的向孙*温说：“地主的妇女是官的，只要不奸骗贫农的妇女就行！”、“上级知道挨顿批足天啦！”。坏分子王*申、孙*温（从犯分子），借口管制地主，叫地主的妇女晚间去村公所汇报，而明目张胆的进行轮奸，似此足见其狂妄已极。而地委检讨中也提到：错误地认为他们领导群众土改对地主斗争坚决有功，轮奸地主妇女、吊打军属及群众是违法行为，应受处分，但和轮奸基本群众的妇女有所不同，有些姑息。同时，在这种共识之下，对所有参与者的处理过轻，有些甚至仅仅是批判教育。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形成了这种共识的话，对地主女眷的性侵行为的暴行，就绝不可能只在这一地发生，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暴行发生？这需要我们共同去挖掘和还原历史，也许，现在的我们无法为这些受伤害的女性找回公道，但至少要让世人知道有这种罪恶存在！
    
    不能再写下去了······
    
    注：本文为不引起纠纷，对有些名字进行了处理。

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




2016年12月28日

    
    来源：新浪博客 博主：杜钧福
    

    一般来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后，又继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又剥“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仅以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份，他派遣大批军区干部参加驻南京大学的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他指使梁杜吴三人于11月份反戈一击，揭发了工作队整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表扬。此后，许还多次揭发了江苏省委的“罪行”。1967年“二月逆流”后，谭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军区有人揭发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许世友对这一揭发是支持的，因为我在当时的小报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说，许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发了谭震林的叛徒问题！
    
    江苏一二六夺权，受到以许为首的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日出动四个连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军区派副司令员饶子健出席并讲话。
    
    夺权之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后台。当然我不这样看，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许世友派吴大胜送中央政治局中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纪登奎一包材料，揭发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江苏五一六的总头子，说1967年2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任务，在江苏发展五一六。还说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办公室接受任务的。这都是很离谱的材料，因为1967年2月还没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没有办公室。（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当然识字不多的吴大胜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为江苏省五一六的重要头目长期关押审查。在监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组部给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实了政策，送回南京军区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的小车并没有将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挟持到安徽省的一个县人武部软禁起来。他总共被监禁近10年。（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遭遇的一次浩劫，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苏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许世友的种种恶行，不仅是残害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反党乱军。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这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将种种恶行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反党乱军、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事影响深远。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他还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得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当时许多城市组织干部下放农村，但是大部分采取五七干校形式。只有江苏省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我的一位朋友，父亲是南京市内一位普通理发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万。他们在农村没有根基，对农村生活也不习惯，农村也没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甚至悲惨。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却居无定所，到处搭棚子，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区别于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许世友和韦国清是永远应被诅咒的两个坏人。韦国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军队屠杀了将近十万造反派。但我只说许世友不说韦国清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尽力美化许世友，为其涂脂抹粉，将其说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书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反文革成为露脸的事。但是许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从文革开始那一天，他就派出军区人员参加工作组进驻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以后，许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吴临阵倒戈，置江苏省委于难堪地位，后又大力支持江苏省一二六夺权。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许世友所办的两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而绝对不是在反对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李文卿的书和其它许多回忆录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许世友？他们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肯定许世友的。许世友无限忠于毛泽东，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丝，也不愿完全否定毛，但是，现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用是否忠于毛来判断是非了。江苏省千万被诬为“五一六”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更多的被驱赶的普通城市居民，他们的悲惨经历都放在历史天平上，和“忠于毛”比较，孰轻孰重呢？
    
    你们的良心给狗吃了吗？

陈映真：大陆青年学子为何疯狂地崇美亲美？

　陈映真 乌有之乡网

　　殖民主义的内核，是现代产业资本对前现代社会之劳动和资源的强权占有与剥削。而以这种残酷占有与剥夺为实体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却以“文明”对落后、“现代化”对后进的评价，将殖民主义的野蛮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

　　摘要：殖民主义的内核，是现代产业资本对前现代社会之劳动和资源的强权占有与剥削。而以这种残酷占有与剥夺为实体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却以“文明”对落后、“现代化”对后进的评价，将殖民主义的野蛮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　　

　　

　　在台湾读到丹阳的《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称“这本书”)，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这本书的末尾，附有好几篇大陆读者回应的文章，说明这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余，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的震动。

　　海峡两岸，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进程中睽隔了将近五十年。然而两岸的知识份子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竟而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中，引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两岸共有了在战后的不同时期受到以美国高教体系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强烈挑战的经验。

　　因此，把我们比较热悉的、战后台湾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构造加以凝视，对于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应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订立耻辱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帝的殖民地。台湾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样，是老大中国悲惨的半殖民地化的结构部份。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后，在岛内殖民地高教体系中受尽歧视的台湾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国大陆，去寻求现代知识的启蒙。其中固然有人成为亲日精英，干上警察、医生、教师、律师......也有人成为依附国府在光复后衣锦荣归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年代和三○年代日本和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不但在日本和大陆内地参加革命，并且纷纷带着变革的理想和知识回到故乡台湾，广泛地参加“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甚至台共，推动了自二○年代以迄一九三一年的大镇压为止、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运动。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和本地现代的前进的知识份子，经历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对旧中国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涌着寻找并且加入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国舰队冷战封断海峡形势下，岛上展开了持续三年多异端扑杀的恐怖肃清(red purge)，五千人刑死，万余人投狱。不但党人遭到大屠，组织溃灭，从日据期英勇艰苦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艺传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残。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国武装占据台湾，封断海峡，进一步将台湾改造成封锁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并逐步建设深入干涉台湾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体制。庞大、强有力、多金的美国“援助”机关，深入到台湾经济、军事、财经和文教部门，并对台湾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导监督和影响作用。

　　美国的“援助”计划打从一九五○年开始就展开频繁的台美间人员交流，人员培训等活动。设在台湾北、中、南美国使领馆的“美国新闻处”(USIS)藉着图书、展览演出和文化活动向青年知识份子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传美国如何对他人领土不抱野心，宣传美国的科技、文化和令人艳羡的文明开化，当然也宣传以旧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如何贫困落后、独裁、及其必然的衰败等等，影响深远。

　　“美国新闻处”并且“发掘”和有计划栽培台湾的画家、文学家和学者，提供他们到美国参观访问和进修的优渥条件。除此之外，美国新闻处还有一项至今成效卓着的工作，即广泛介绍和协助青年学生到美国接受硕士以上高等教育。这项工作包括提供美国大专院校的相关资讯，协助申请奖学金等等。五○年代以后，一批又一批台湾学生涌到北美洲“深造”。经过将近五十年后，为台湾积累了大量美国制造的博士和硕士，广泛地占据了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领导高地，影响至深且远。原来，自四○年末开始，尤其眼看国共内战形势急速逆转，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于塑造和保证一个“非(反)共、亲美、与中国分立的台湾”。这个一直持续有效于今日的政策，从今日台湾广大精英层一般地亲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脱离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局面看来，显然绩效卓着。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来通过人员培训、人员交换和留学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湾培育了大批满脑子美国价值的留美精英，由他们广泛、深入地占据了台湾政界、官僚系统、产业界和文教学术界的结果。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台湾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计没有其他的社会像台湾者那样，向美国广泛地一面倒，一至于斯。

　　使台湾知识份子全面向美国屈膝的机制，和丹阳在这本书里指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留学美国的“人尖子”们如何成为当代智力奴隶而滞留美国的机制，有相同之处，也有为台湾所独有的地方。

　　先说特殊的地方。五○年代的反共肃清，彻底清除了台湾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识。很长一段时期，在台湾反对和批评美国，可能招来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谍”帽子。台湾知识界丧失了第三世界前进的知识界批判战后世界新殖民主义霸主美国的知识、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冷战构造下，以反共安全体制深入台湾的文教和社会的肌理，在青年、知识份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国强大、文明、开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学优而留美”，成了台湾青年学生最高的价值。

　　然而读丹阳这本书，才知道经历社会主义思想洗礼，在五、六○年代高声呼喊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大陆的青年学子，在八○年代中期后，竟也曾经一度疯狂地崇美亲美;而一直到今日，正如丹阳这本书所描写，大陆留美的“人尖子”中，过度崇媚美国，又极度轻贱自己祖国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这也许就得从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对美屈服构造的共通性去寻找答案。

　　首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威望。战后美国国势高涨，很快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豪强，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威力无远不屈，鼎盛一时。在美国战后大扩张的过程中，美国著名大学、研究机关、各种文教基金会也随着各种美国对外“援助”计划，人员训练和人员交换计划、透过国务院、中情局交办的各种涉外研究──主要为战后冷战体制中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各项“研究”，而铺天盖地地伸向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各国高教领域。于是类如哈佛之类的美国长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变成了最高学问、知识、文明和开化的象征。进入这一类名校，获得这类名校的奖学金，取得其博士学位，意味着在学识、人格上更靠近强大的美国，上足以被美国精英社会接纳为同侪，下足以在知识、人格上高国人一等。于是，特别是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第三世界知识份子，莫不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到美国深造，从而形成对美国高教体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国国益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屈服机制。

　　这屈服机制的第二个支柱，便是丹阳所指出的“劳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差距”所造成的，渗透到一切美国所支持的人员交换计划、人员培训计划、奖学金和基金会体制中每一个细部的、强势美元所起到的作用。

　　特别是战后的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生活窘困。在二战中以军事工业的扩张带动战后新能源、新技术、新的耐久消费财产品的开发，加上企业跨国化组织的整编，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元也相应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通货。在美国的一笔美元小钱，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会翻译成一笔相当的财富。

　　美国充份利用了这国际汇率上的不平等结构，最大限度地伸张美国对世界的物质影响和控制。美国支持的人员培训、人员交换计划中发给的薪资和费用，以美元形式表现的奖学金、津贴、基金补助等，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发挥了极大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阳在这本书上指出的那样，美国以大大低于美国正常给付的代价，就可以让第三世界贫困人民的劳动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智力，滞留美国，为美国所用;或向美国尽情倾吐祖国各领域的虚实以交换美元;甚至出卖对祖国的忠诚，不论身在美国或回国工作，终身成为美国忠诚不二的“合作的精英份子”(collaborating elite)。

　　第三个屈服机制是语言。英语作为强大国美国的语言，便附丽着一切与美国有关的政治、军事、文化上“正面”的价值。因此，会不会说写英语，会不会标准地、道地地、优美地说写英语，在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中成为评价一个人的知识、文明开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标准。跨过英语说写力的门槛，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于是进入英语世界的思想方式、价值体系、西方知识的意识形态的逻辑世界之中。语言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忠诚的改造，也是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渐和自己的祖国与民众剥离，而自以为自己变成了美国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留学美国的制度，便透过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对英语的崇拜和屈服机制，改造成身在美国或身在祖乡的，美国价值、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为了在美国的学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国学院体系下的研究主题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导教授，支持研究的机构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利益的严格制约。在研究议题上，极大限度受到对美国或西方为重要、相关的议题──而不是对留学者祖国社会为重要、相关、有利的议题──的制约，否则，就极难取得学位。更多的时候，正如丹阳所指出的那样，往往要按照美国的国益、政策，方针去做有害于自己祖国的调查和研究，否则，就极难取得学位。其结果，是美国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为美国霸权秩序(Pax Americana)服务的、满脑子美国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美国─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阶层，或在北美学园、大企业和研究机关;或在自己祖国的产业、官僚、学术、文教各界，为美国的利益忠谨服务。第三世界国家每多了一个这种美国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个祖国勤劳人民艰难养育出来的“尖子”同胞的忠诚。美国的国家权力和学术、文化的结合体所发挥的意识形态霸权，是这种“屈服机制”的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屈服机制”源自留学国美国的生活。对于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美国“生活水准”和他们贫困的本国者相去不啻云泥。从薪给、研究费、住房、日常消费用品、社会福利以至于研究设备、施设和学研环境，.都是一个留学生一旦返国就要有觉悟立刻与之断绝的。在相应于先进国先进环境、生活、设施而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一旦离开先进的环境，回到近于前现代的祖国社会，不能不顿时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断，技术无用武之地。此外，社会保险体制，住房、耐久消费财的预付制等形成的枷锁，都使留学学者的生活和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发生盘根错杂的纠葛，动弹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滞美知识份子欢欢喜喜地“屈服”不归的机制。

　　殖民地制度的伤害，绝不只限于物质上的掠夺和社会的贫困化，也不只限于肉体上的压榨、苦役和拷问。殖民地体制对于人的人格、精神和灵魂的加害，有时历数代犹无以疗愈。旧殖民制如此，战后的新殖民制亦复如此。

　　殖民主义的内核，是现代产业资本对前现代社会之劳动和资源的强权占有与剥削。而以这种残酷占有与剥夺为实体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却以“文明”对落后、“现代化”对后进的评价，将殖民主义的野蛮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压迫者和掠夺者变成了教育者、文明开化的教化师、现代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而被殖民者即成了愚昧、未开──落后的土着，没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经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难于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一员。

　　于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转变成对殖民者的歆羡、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压迫者的自尊、义愤转变成自卑、自弃;而极度的自卑、自惭发展成对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国的恨恶和憎厌。而这种“近亲憎恶”，又表现于自己在语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动自愿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的民族与阶级的压迫与歧视构造，使被殖民者堕入绝望的自卑与自惭。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为了强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华战争中的忠诚，日本人在台湾展开的“皇民化”洗脑运动，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极度的民族自卑，而后开启一条透过“皇民炼成”(意谓自我改造成皇国日本的国民之一员)而求取与日本人“一体平等”的地位的途径的欺骗性同化运动。皇民化即非中国人化，亦即脱(离)中国化。因为战后在台湾的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双重构造下，在台湾未经清算的皇民主义，终究发展成为今日以亲帝国主义(美、日)、反华、反共、脱华为本质的“台湾独立运动”，便是一个惨痛的实例。

　　而在丹阳的这本书中，文化殖民的伤痕则表现为大陆滞美一部份知识份子之贬憎中国，崇扬美国，以改隶入籍于美国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国，对洋人“低眉顺目”而赢取洋人支给“不同政见者”的津贴......一类的人物。新殖民主义对人格心灵的残害，曷胜乎此!

　　当然，这卑琐猥贱的图画，绝不是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全部描写。人们可以举出成篇累牍的人名和历史。高举在殖民地宗主国接受教育而对民族解放的知识与运动张开了眼睛，英雄地投身于实践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医生、教授、文学家和社会运动家。正是他们，从战后的五、六○年代，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支配下悲惨的土地上，竖起反美民族民主斗争的伟大旗帜，从四面八方的被压迫民族年轻学生的喉咙，发出“美帝国主义滚回去!”的呐喊。

　　因五○年代初血腥的异端扑杀运动而荒废、而白色化的台湾当地和留学美国的知识份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钓爱国运动的左翼，在乍响的春雷中，挣破了五○年代以来内战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枷锁，展开了认识中国革命、认识中国现当代史的运动，从而对制造美国“合作精英”的留学体制展开了批判和反省运动。

　　这个反省运动影响深远。离开保钓左翼的这一思想运动，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诗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就无从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保钓左翼在理论、社会科学上不暇建树，随大陆文革的落幕而终场，却迎来八○年代台湾分离主义的反动。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在全面否定文革，并且大幅度向着改革开放换轨的八○年代上半，大陆年轻的知识界发展了从官学化的马列毛体系掉头，转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倾向。但十年而后，历史挑选了丹阳的这本书，对这个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动的反省和批判。

　　丹阳的书和文章在大陆刊出之后，迎来广泛知识份子、劳动者、市民和学生的广泛而激动的返响。这激动的返响，说明社会、民众与“合作精英”之间的龟裂，表现了大陆社会、知识、文化界健康的一面。当新殖民主义“合作精英”成为社会、民众崇拜谄迎的对象;成为知识、文化界争相艳羡模仿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思想、学术、价值体系的权威，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了。

　　丹阳这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取厚重的论说方式。丹阳极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把深层的思想和鲜活动人的情感揉合起来，造成一种光是理论论述所绝不能达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种子，深植人心，让它在日后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阳的反思，还有待更多类似丹阳的，怀抱着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中国知识份子，将反思进一步发展为对当前中国社会实然的本质之科学的、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国前去的方向，而蔚为一个新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运动，才能有效地斩断美国意识形态支配复杂而顽强的机制。

　　这是为什么在台湾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对丹阳这本书感到激动的原因。而如果台湾的保钓运动左翼在七○年代的反省╱批判运动在八○年代后的弱质化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复杂因素，那么，以丹阳这本书为象征的大陆知识份子对待文化殖民主义的反省和批判的发展前途，也引起我们密切而热情的关注。

　　敬以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

　　【本文为陈映真1997年为丹阳《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所做的序言，题为《台湾的美国化改造》。《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1998年，台北：人间出版社，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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