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古文明——中国三星堆的千年未解之谜

幻思系2016-12-28 16:29:56

　　

　　【@幻思系 报道】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有专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周有光：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文丨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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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还没有走上一条新道路

　　马国川：1923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跟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术）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英文就能很好的应用了，在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在达到ABE（ABEAdultBasic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讲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是不能增加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马国川：五十岁的时候，您才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您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博雅教育？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谈。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么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大困难。

　　

　　马国川：解放后，您曾经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进行的“院系调整”。当时为什么要进行“院系调整”？现在对当时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批评，您怎么评价这次“教育革命”？它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原来的整个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学校当零件拆开，完全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重新组装，专业越搞越细。可以说，彻底放弃了通识教育这条路，全是苏联的专业分工方法，大学一毕业就变成专家了。新中国一成立就讲求“速成教育”，大学本来四五年，后来改为三年，甚至改为两年，都是速成的思想。当时人家也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到苏联瓦解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流弊很大，阻碍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改组，比如清华大学又有文科了。其实解放前清华大学有名气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后清华大学成为“理工科大学”，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学，三十年多后不得不重建。许多大学都经过这样的“折腾”啊。

　　一直到今天，中国教育还没有向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看齐，还差得很多。中国教育制度离开了苏联教育模式，可是还没有走上新的道路，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 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学教育里，官僚化、衙门化很厉害啊。我年龄大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可是来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学来的朋友，所以知道一点情况。应当说，今天的教育情况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就像刚才您讲到的，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面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简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选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经年的遗憾 ——梁启超信札在山东

　木青 中文图书网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有一通珍罕的信札。之所以称它珍罕，是因为它不仅由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亲笔所书，而且字里行间还披露了一段与山东有关的往事，诉说着这位集大成的学者对一位山东学者的激赏与叹服，也见证着一段经年的憾事。

　　众所周知，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研究和宏富的著述，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少见的，在退出政治舞台后转而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能让他倍加赞赏的学者在学问上的造诣自然无可猜疑，兼之他与山东有关的资料并不多见，因而这通信札对于山东学界的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凸显出来了。

　　那么，被梁启超称道的这位山东学者是谁，梁启超为何给他写了这通信，信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经年憾事呢？

　　

　　梁启超（1873 年～ 1929 年）

　　才高狂且狷的学者

　　此信信首称呼处落着“秋辉先生箸席”六字。信中大意是，梁启超早就知道世间有秋辉此人，昔日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时，就有学生赠给他一本秋辉所著的册子，读后觉得很好，“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只是适逢妻子病故，心绪不宁，“无心寻访道踪”，甚至后来连这本册子也遗失了，两年来想补购却也买不到了。不想遗憾之时，却收到了秋辉的多篇鸿著，十分快慰。并且认为“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籍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

　　“秋辉先生箸席”六字，道出了这位“识力横绝一世”的收信人的名字。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十分熟知的名字，可在民国时期的山东学界里，这个名字却因主人鲜明的个性而有着难以错认的辨识度——山东学者吴秋辉，想来能以才学打动梁启超的“秋辉先生”舍他其谁？

　　

　　《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

　　历史遗留下的有关吴秋辉的资料，比起那些名满天下的学者而言少得可怜，尽管他的才华与学识并不输于人。当然基本的履历还是有的，除了名桂华，字秋辉，自号“ 侘傺生”，于 19 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外，他的才华学识、生平著述和其性格特点、人际往来等也在当时故交的零星回忆以及当今一些学者的着力研究下显露端倪：他的狂狷与怪异是公认的，不仅表现在身有残疾（左眼盲）、枯黄干瘦、独具一格的相貌上，也表现在昼伏夜作、喜好骂人、反对师承、邋遢不羁等匪夷所思的言行上，其怪异指数大约与同时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师徒可一较高下吧；支撑这种怪异言行当然要有足够的本钱——才学。虽然他古怪的言行不可简单粗暴地归结于恃才傲物，来自于性格中的因子必定占了主导，但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术数理化无所不容的学识与思想显然一边构架着他庞大的学术殿宇，又一边推波助澜着他的怪异行止。

　　

　　

　　梁启超信札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 ( 藏品）

　　他的学识高深到何种程度呢？很多人都知道，我省老一辈书画家关友声先生不仅画技高超，写诗填词也极为出众，因此有着“诗书画”俱佳的美名，却少有人知道他在诗词方面正是师从于吴秋辉。在吴秋辉的著述中，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甲骨文等无不涉猎、无不精研，他一生著有《学文溯源》（五卷）、《学文溯源续编》、《诗经通义》、《学海绀珠》、《楚词古文考正》（四卷）、《檀弓纠缪》、《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齐鲁方言存古》、《读庄漫录》、《说易》等六十多部，然而根据他临终所言来看，这些著述大约尚不及其计划中的一半。而据说他在世时“每有所述，必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旁征博引，反复论证，证据确凿，义旨宏远，使闻者惊心、见者叹服，当时的学界很少有人是其对手”。名满天下的胡适和康有为来济南演讲时，就曾在这位齐鲁学者的学问前吃过亏。胡适好歹还存了些颜面，在演讲的前一天与吴秋辉在宾馆晤谈了两个小时，谈论的内容旁人无法得知，只知第二天一早胡适就取消了演讲，收拾了行囊返回北京。康有为则在济南公开演讲后与吴秋辉直接展开了笔战，一时间，纸上硝烟四起，你来我往没几个回合，康竟败下阵来，不得不匆匆离开济南。

　　作为山东人，每逢想起这段轶闻颇有些与有荣焉之感。这段故事后来也令“吴秋辉”这个名字传到了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的耳中。经年后，二人机缘巧合地有了一番书信往来，此通信札便是这段机缘的宝贵见证。根据信中所言，梁启超极为喜欢吴秋辉的著作，并认为吴秋辉“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回想梁启超在国学上的造诣，便可知晓，这样一番发自内心的真挚赞美是何等之高的评价。

　　实至名不归的遗憾

　　事实上，这封信的起因是吴秋辉的两位朋友怕其著作散佚，所以劝其写信给梁启超，请求这位曾在北京当过报社总编辑的学界名人，帮助其将著作刊印成书。可以想象，让这位狂怪而耿直的学者去求人为自己办事，哪怕是以写信的方式，也是很困难的。最后，吴秋辉勉强同意由其朋友代笔写了一封长信，简述了他的治学经过和心得，并呈上几部著作。

　　学界传闻，这封信写于 1926 年10 月，发出后仅四天，吴秋辉就收到了梁启超寄来的快件复函。梁启超在复函中对吴秋辉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并表示将全力帮助他。那么，传闻中梁启超寄给吴秋辉快件复函的原件，应当就是这通入藏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的信札。

　　信的内容与传闻相符，时间也是契合的。信尾落款处写着“启超拜复十月十三日”，虽没有写下具体的年份，但梁启超在信中说：“时正值亡妻病亟，心绪不宁……乃至并此册子而失之，两年来屡欲补购……”文字中的“亡妻”李蕙仙，在 1924 年病逝，两年后自然是 1926 年，那么，梁启超写下此信的确切时间就是 1926 年 10 月 13 日。所以，对于吴秋辉的一些传说，可以以此信为佐证了。

　　只是，吴秋辉在给梁启超寄出信件后，几乎立刻就反悔了，大抵是旧时读书人的气节在他心中又占了上风，让他觉得写信求助实在是一件失节之事，因而倍觉无颜。即使梁启超的回信如此情真意切，言“大著不可不亟谋全部分公之天下”，并郑重允诺“若剞劂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若有钞胥，盼饬录副见寄。若因此无之，望将原稿挂号付邮，当饬缮录后，郑重寄复”，甚至在自己已“谢绝尘俗”，轻易不见旁人的现状下，仍希图能够在暑假或南游之时见秋辉一面，吴秋辉也不予理会了，著作出版一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遗憾的是，此事的不了了之就像是一个休止符，他一生宏富的研究成果付诸刊印的寥寥无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著述犹如匣中明珠，光彩夺目，却不为人知。

　　不过，梁启超与他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因着他精深的学问，梁启超曾想将他介绍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那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只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可惜，这个时候的吴秋辉身体状况并不好，而且也不想“讨人厌”，所以最终谢绝了梁启超的好意。而与梁启超通信的第二年，也就是 1927 年，吴秋辉就离开了人世，彼时不过五十一岁。

　　上天给了他横绝的才华，却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绵长的寿限；命运给了他高深的学识，却也给了他一副令旁人敬而远之的脾性，以致世人无法窥其内在光华；偏安山东，又让他囿于一隅，名声不显，时人不识。在他去世后，渐渐地学界知道他的人也就不多了。还记得 2012 年秋，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在嘉德秋拍中以 2070 万元的价格成交，画中描绘的正是昔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这五位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历史的身影重现，可却让人无比感慨：倘若，吴秋辉当年走出山东进入清华，倘若他的年寿再久一些，倘若他的性格亲和一些，那么以他的才学必然也会嗤声学界，而这幅《国学研究院》油画中也必然会有他一席之地。然而过往的一切如何更改？徒留实至名不归的遗憾。好在，1997 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遗稿《 侘傺轩文存》；2000 年，国家图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百万字巨著《说经》及《吴秋辉遗稿》，吴氏之学终得现于世人眼前。而这通见证了这段往事的信札，也留在了山东，成为研究山东近代文化史、佐证吴氏之学的重要资料。岁月且歌且走，这通信札在未来将为越来越多的人讲述这位命运多舛的山东学者的传说，或许有叹息，或许有敬佩，或许有不解，或许有瞠目，或许有争论。但他的轮廓必然会越来越清晰，而他对国学的研究也将惠及后世学界。或许有一天，他将真正得到实至名归，纵然沉迷于学术的他或许并不在意这些所谓的虚名，但我们依然为此而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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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談談有關信仰的兩個issues。

201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