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肺之旅!世界上空气最好城市

好想找个地方可以自由的呼吸~

　　难道全球都处在雾霾笼罩之下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逃离雾霾，寻找天然氧吧！

　　跟随小编来看吧~

　　

　　大理

　　大理地处低纬高原，四季温差不大，干湿季分明，以低纬高原季风气候为主，常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以秀丽山水和少数民族风情闻名于世。

　　

　　

　　大理古城东临碧波荡漾的洱海，西倚常年青翠的苍山，形成了“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城市格局。

　　

　　

　　昆明

　　昆明，无愧于“春城”这一雅称，四季如春，夏天避暑，冬天避寒。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昆明，一定是春光明媚，天空碧蓝又高远，仿佛是透明的。

　　

　　

　　昆明三面环山，南濒滇池，湖光山色，天然成趣。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高原湖泊，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泊，沿湖两岸风光绮丽。

　　

　　海口

　　海口是一座洋溢着热带海滨风光、海岛都市风情的生态旅游城市。这里长夏无冬，气候宜人，空气非常好。

　　

　　

　　迷人的碧海蓝天，旖旎的海底世界，茂密的热带丛林，传奇的少数民族风情，奇特的火山地质遗迹，海口，休闲度假首选之地。气候环境都不错，很美的地方。

　　

　　

　　台北

　　台北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暖，年平均温度约为22度，最低温不超过12度，有着很适合旅游的天气。

　　

　　

　　台湾已经成为了小清新的代名词。也许是源于台湾的影视作品，传达出的青春气息，脚踏车、校园、沙滩上的脚印，咸湿的海风和放飞天灯的瞬间......

　　

　　

　　华盛顿

　　华盛顿很有王者之风，不过除了庄严肃穆的廊柱和国会大厦，它也有小巧可爱的一面，也适合喝杯啤酒和一点烈酒。一边剖析《宪法》，一边畅饮也不错。

　　

　　

　　华盛顿还有许多自然、历史、艺术博物馆，歌剧院，不一样的记载着美国文化发展历程，展示美国文化的核心，展示美国过去的自然景致。

　　

　　

　　堪培拉

　　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位于格里芬湖边，有现代化的建筑，也有风景宜人的美景。

　　

　　

　　堪培拉周边绿化环境好，周边有风景秀丽的乡村，被称为“天然首都“，是一座建在花园里的城市。

　　

　　

　　哈瓦那

　　哈瓦那是保存历史遗产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那里的住宅、教堂、狭窄的街道、小广场、咖啡屋、剧院、喷泉、城堡和要塞无一不是石砌而成。

　　

　　

　　这里拥有性感旋律的舞蹈，令人沉醉的朗姆酒芳香，以及独具魅力的老爷车……我们不只是旅行，停下来，呼吸这里的空气。

　　

　　

　　日内瓦

　　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隆河在瑞士西部聚集形成了日内瓦湖，坐落于它西段的是美好的日内瓦。这是个有着美丽大自然和历史底蕴的城市，被誉为“世界花园”。

　　

　　

　　从日内瓦湖畔远望，可以看见绵延的阿尔卑斯山和白雪皑皑的勃朗峰的峰顶，莱蒙湖两岸有各式花园，如活水公园、玫瑰公园、英国公园、珍珠公园等等，园内群花斗艳、五彩缤纷，甚是好看。

　　

　　

　　华沙

　　作为波兰首都的华沙，市内草坪绿地遍布，市郊森林环绕，有“绿色之都”美誉。

　　

　　

　　华沙老城建筑都是后期修复重建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它的精美与。老城中有众多景点，如美人鱼雕像、王宫、老城广场和居里夫人博物馆等。

　　

　　

　　维也纳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人均占有绿地面积近70平方米。市区的西部和南部都是苍翠欲滴的森林。

　　

　　

　　富丽堂皇的宫殿，精致美丽的花园，艺术滋养的美术馆，世界闻名的白马，顶级的咖啡与蛋糕以及动听悦耳的音乐，无不成为游人心之所向。

　　

　　

　　温哥华

　　加拿大位北极圈附近，给人的感觉就是遍地冰雪、空旷寒冷。

　　

　　

　　温哥华既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有野外花园的静谧。在温哥华，你能欣赏到绝美的风景，品尝到国际美食，体验到绝妙的大杀拼，欣赏到前沿的艺术和建筑，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有登山、滑雪、钓鱼和划船的地方。

　　

　　你最想去哪座城市洗洗肺呢？

backchina

后真相时代：当公众重归幻影

　董晨宇、孔庆超：“后真相”成了商业和政治贩卖者的营销武器。人们寻求情感的刺激，商人负责提供这种刺激。

　　

　　董晨宇、孔庆超

　　2016年11月30日，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在朋友圈中蔓延。其间父爱确凿，少有不动容者，百万捐款也自然如洪水来袭。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当事者便被起底有三处房产，身兼两家公司法人。

　　专栏作家们安慰遭受欺骗的网友，告诉他们不要因此丧失善意——罗尔的慈父形象倒下了，这次轮到了“捐款者，你给我站住”。这固然没错。只不过，在互联网世界中，我们的站姿越发有些苍凉滑稽。

　　互联网总是滋生反转的舞台，堪比好莱坞大片。如果我们愿从繁琐的事实纠缠中抽身，似乎可以更容易地在其中嗅到几分套路的痕迹。不管是父母之爱，还是文艺情怀，网络事件的营销者们越来越熟悉情感操纵的章法。观看者如提线木偶一般，纵使用尽全身力，也未必就能退散迷雾见南山。

　　1

　　2016年岁末，《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词汇。或许是戳中了时代的敏感病症，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真相”之精要被定义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或者换一种更直白的解释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事实的重要性已然退居次席，人们对事件所产生了何种情绪，比事实究竟如何更加重要。想象一下小说《1984》中，那位瘦小单薄、相貌平凡、每天根据每天不同需要改写历史记录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吧。

　　虽然多数评论家聚焦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这一类的“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但实际上，若是将这个名词转换到中国语境之中，后真相与其说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生态，不如更为贴切地说，是一种微观的网民心理。这种心理当然不是互联网的产物，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特征，多少让那些期待在事实迷雾中拨云见日的人们，产生了更加浓重的无力感。

　　还不如在情感的滋养中，睡个安稳觉。

　　2

　　若是探讨互联网中的后真相心理，也许有必要允许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幽灵，在此时恰如其分地复活。

　　近百年前，这位桀骜不驯的美国记者在《幻影公众》（Phantom Public）一书中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公众当然明白自己被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也诚然正在随着社会事件的洪流被冲向远方。然而——

　　“这些公共事件绝不是他能掌控的，它们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无形的。如果说它们可以被掌控的话，也是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不为人所知的权力所操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无法切实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谁做出了这个举动，或者他将被带往何方。”

　　在互联网时代中，社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也将李普曼的预言推向了新的极致。当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之时，人们便会借助自己的情感神经，寻找那些言之凿凿的宣言，再融入一种相互取暖的情感宗教。社会议题也便从事实的争论，变为情感的困斗。那些在转基因问题中随处可见的，对于商业利益的怀疑、对于民族情感的维护、对于科学精神的坚守，便是例证之一。

　　2016年，后真相的幽灵仍旧继续在社交网站中游荡。1月17日，朋友圈中大量转发着一则“江苏女教师监考中去世，学生平静做题”的新闻，事后辟谣，学生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了紧急施救；2月6日，一篇上海女孩去江西男朋友家过年的网帖激发了有关城乡差异、婚姻观念的热议，事后证明，当事人纯属编造......

　　互联网的事件营销者们早已看穿整个行业的生存法则：人们痛恨应试教育培养的冷血机器，恐惧地域歧视中的不幸婚姻。既然事实遥不可及，情感便成为了形成判断的权宜之计。英国一句古谚这样说：迎合公众，收获丰腴；教育公众，死于沟渠。

　　于此，“后真相”成为了商业和政治贩卖者的营销武器。人们寻求情感的刺激，商人负责提供这种刺激。只不过，当煽情与谣言成为了一个行业的生存法则，便没人愿意在“10万+”的高速公路上寻求任何减法的可能。

　　3

　　舆论操纵的真义告诉我们，与其向人们解释事实的复杂，不如去拨动他们的情感。在硬币的另一面，对于网民而言，后真相心理已然变为一种“生活武器”。如同芥川龙之介在小说《金阁寺》中描绘的那样，人们正在把自己的“情感分门别类地整齐放在自己房间的小抽屉里，不时地取出加以实际验证”。

　　利用人类的这种情感特质，后真相成为了一种谣言传播的有效战术。2016年，计算科学研究者维卡里奥等人开展了一项对于脸书中的科技报道和阴谋论的研究，并发现了一种“回声室”（Echo chambers）现象——即以上两种不同信息的接收者会形成两个非常稳定且高度分离的群体。“回声室”现象使得两个群体各说自话，使得“信者愈信”，增加了辟除谣言的难度。

　　人们很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技术造成的问题，是否可以回到技术层面来解决呢？换言之，如果社交媒体客观上促进了“后真相”谣言的传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剥离情感的干预，还原单纯的真相呢？很多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计算社交账户的传播历史、认证信息、传播特性、评论语义等方式，构建机器学习模型来自动判别。另一种方式则是建立谣言库，然后根据语义相似度判断某个论断是否已在谣言库中，再采用“群体智慧”的思想，根据谣言的领域分类和具体描述在社交媒体中寻找该领域内的专家寻求帮助。

　　当然，仅就如今的计算科学研究来看，使用机器判别谣言的技术远未成熟。人的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人性。

　　在后真相遭遇互联网后，警报骤然拉响。然而，我们似乎本应该早就理解，技术带来光明的同时，往往也会放大某种黑暗。责备一种技术显然并非解决之道。或许，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人们对技术的期望、对技术的使用，甚至是对人性的理解。在2016年末，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带入新的一年：

　　“我们失职并非因为我们试图建设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去考虑新科技瓦解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注：董晨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孔庆超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虚假的自狂真误国，真诚的忧患才救国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这一古训，对那些自大狂妄和习惯了用好听的话自我麻醉的人，毫无效果。其中尤其是那些极端左派人士，他们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大旗，处处宣扬中国已经崛起了，强大了，美国已经衰落了，破败了，言之凿凿宣称中国再不会任人宰割、欺负了，貌似政治正确，可说的却尽是大而无当的废话，并且有些判断与实际严重不符。

世界列国都有些荒唐与混乱，但程度不同，性质完全不一样。有些国家，社会政经生活就是允许语言为主的争吵的，政客与社会精英之间会有公开与半公开相互批评、攻击，有些算计与陷害，说起来非常刚烈，卑鄙、无耻、愚蠢、怯懦是他们指责对手的常用词，给人的错觉是那种社会已经相当不堪了。但那种国度，人们实际在更高层次争是非，辩理义与逻辑，整体而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模式。有些国家，社会的风气是尽讲假大空话，什么事都往好的方面说，并且经常自我吹嘘，夸大其辞，造成“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精神幻觉，不承认、不想看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人说了，却诬为恶毒攻击、大肆污蔑，传播“负能量”，打击民族自信心，可实际上，社会问题已经积重了，不容易解决。最荒唐的是那个宇宙第一强国，民众闹饥荒已经二三十年之久了，但凭着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核武器和导弹当作爆竹玩，却给国民制造他们生活在天堂的愚蠢谎言。在朝鲜，真有人以为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包括他们的西朝鲜在内。

按理说，中国在1978年以来，社会理性多了很多，与1978年之前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但遗憾的是仅仅一部分国人醒来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思维方式还是老一套，语言体系也仍是自狂自娱的那一套。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环境污染现象严重不能不承认，但他们完全用另一套话语体系来解读。在他们眼里，1978年前的二三十年简直就是天堂，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才有这些问题。他们不承认当时的中国已经贫穷落后，不承认有过大饥荒，有过疯狂的打砸枪，有过不忍历史回望的社会大破坏。另一方面，中国取得的局部性成就，他们又无限放大，以为仅凭一两种或少数几种尖端武器（未必世界最先进），就可以打得美国满地找牙。例如，辽宁舰现在不过是中国的试验性航母，尚未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中国航母要真正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也要待现在在建的航母下水之后，并且通过一系列技术与战术的探索才能真正成军。所需的时间，预期还需十年八年样子。并且航母战斗群，美国目前保有11个，其综合技术、作战能力及远中近导弹进攻与防护网，非常恐怖，远非中国所能及。但有人却总在此事用“幻想+臆想”的思维模式神吹牛，不知道天高地厚。

忧患意识，不过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行为。一个人知道一日三省，不知不觉间，也就成了别人眼中的高人。反省就是不断自我纠错，不再糊里糊涂地生活。人多是非多。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必然很多。那社会就更需要自我反省与自我纠错，而不是自我麻醉，自我吹牛。有些事说出来，有一些人是不痛快。但事放那儿不闻不问不管，那将有更多的人不痛快。社会的不痛快与个人的一些不痛快还很不一样，有些事不及时处理，严重的会导致很多人的死伤，甚至会令整个社会溃败。一个社会没有忧患意识，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有问题捂着盖着藏着，还不许他人质疑与追问，那不是作死又是什么？只有愚蠢的社会，才会拒绝忧患意识。当然，也会有少数人过于忧患，将负面的事看得太大，以至于绝望。如果还是在社会批判的范围之内，那就没有什么。再说，一些人如果变得比较偏激了，如果大家能够自由讨论，偏激的声音最终也只会是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只要自由表达得到尊重，最终都会很自然地选择理性判断。

社会最需要的是理性的声音，那是国家与民族的大智慧。而理性精神最为宝贵的就是批判，那不叫什么唱衰，而是自我激励与自我提升。一个社会舆论一律，万人一词，尽是颂歌与赞歌，那就一定离自我毁灭与崩溃不远了。伟光正不是自吹自嗨的，而是要由历史来评说。搞错了次序，用乌托邦的幻觉代替现实，那只会历史的笑柄。而在历史的笑柄中，却是千千万万黎民的痛苦、悲伤与血泪，是本可辉煌的一些杰出人物无声无息地陨落了，让时代的回忆只剩下愚蠢与罪恶。   航亿苇

政府将对民众推行评分制度，你会进入黑名单吗？

秀才江湖
俄媒称，中国当局计划对全国民众推行统一评分制度。与同事的关系、在公共场所的行为甚至社交网络的发言均会被评价。据俄罗斯连塔网12月12日报道，政府希望，到2020年时开始推行大规模社会评分制度。将分析公民的日常生活、上路行为、同事关系和购物情况。根据已公布文件，评分制定者希望他们的评价能够尽可能地影响民众在社会中的状态。比如，高分者可入住昂贵酒店和乘坐飞机与高铁旅行。相反，蓄意破坏评分者或将无权享有社会特权——比如无法获得医疗帮助，一旦进入黑名单就很难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担忧我的未来，几乎想逃离这个国家。虽然我不是一个坏蛋，但是我可以肯定我的评分一定会很差，一定会进入官府的黑名单。按照官方的评分标准，在官方的眼里，我是一个爱唱反调、充满所谓负能量的人。因为追求民主，我被行政拘留两次、刑事拘留两次、无数次被衙役任意传唤、无数次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骚扰、无数次因为在网上批评官府被任意封号删帖禁言，如此“劣迹斑斑”，他们不把我列入黑名单才怪。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以后坐飞机、医疗、坐高铁、出境等等都会有麻烦。
他们就是整天在瞎折腾、瞎琢磨、瞎算计，一旦你抨击政府黑暗，他们就与你不共戴天，把你当作国家的敌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国家资源、政府机器，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骚扰你、打压你，不让你活得方便顺心，使你衣食住行处处受阻。我曾经在广州、深圳等全国各地，到处被衙役驱赶，他们经常对我说“广州不欢迎你”“深圳不欢迎你”，我租房子被衙役施压房东不租给我，我安装网线被有关部门下令掐断，直到我现在在深圳成家，妻子是深圳人，有自己的房子，我才安居了一年没有被驱赶。我的很多志同道合、追求民主的朋友都有类似经历，有的朋友甚至于无法用自己的身份证买高铁票，我能理解江天勇律师用别人的身份证买高铁票的被逼无奈，江天勇律师就是一个官府不喜欢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好人。
我可以肯定，他们制定的很多政策、规定都是为了维稳、为了控制他们不喜欢的人，为了打压他们视为敌人的合法公民，不是为了老百姓生活的方便。火车票实名制之后，你一买火车票他们就知道，访民一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有关部门就可以马上部署围追堵截，以免访民去北京上访；住旅馆需要身份证，异议人士一在某个城市刷身份证入住旅馆，当地衙役就密切监视、随时驱赶；手机号实名制、微博实名制、微信实名制，其制定的动机莫不如此，都是为了监控老百姓的动向。在政府面前，我们就像时刻被身边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没有一点点个人隐私，就像随时在裸奔一样。你在QQ和谁聊了什么、你几点几分给谁打了电话，他们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如今，当局计划对全国民众推行统一评分制度，出发点也是为了监控老百姓，没安好心。
他们整天在琢磨，琢磨怎样限制公民的自由、怎样有效控制我们的动向，包围圈越来越紧。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出行自由，越来越不自由。微博封号，博客封号，微信删帖，听说连“非死不可”也妥协了也要删帖了，能说真话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我们就像他们的笼中之鸟、网中之鱼，随时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无法摆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几乎再也不好意思嘲笑朝鲜了，真的很痛苦。  


极权主义的兴衰机理
作者：张千帆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好像中国国内外都没有对这个问题有太多深入的探讨。文革是极权主义的产物，要探讨文革，首先要探讨极权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它的基本规律，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构它。

很多人都以为，文革好像是极权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到文革那种状态，最基本的秩序都已经失控了，社会大乱，这就不是极权了，应该说连威权下的有序状态都没有达到。我对文革这一事件的定性是，极权面临危机，差点崩溃。也许这种危机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危机，但是最高领袖感知到一种危机，以为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了挑战，所以发动一个极权国家所特有的资源，来修复或排解极权危机。文革就是这么一场运动。

真正的处于巅峰的极权国家是不可能有这种危机的。它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跟蜜蜂一样，自觉围着一个蜂王，奔着一个统一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建设”拼命忙碌。顶多就是最高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秀一下，千百万红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极权国家的标志性状态，而不是全国大乱、出现各种造反派这种文革现象。

极权国家可以比喻为一种“权力零阻抗”状态，国家想管什么就管什么，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只要国家有一个指令下来，它就得到无条件的执行，社会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社会和个体的抵抗几近于零，不可能对公权力构成任何的阻力。国家权力畅行无阻、所向披靡，个人权利则被彻底剥夺，对国家行为没有任何抵抗力。不达到这样的状态，只要社会还存在零星的抵抗和阻碍，就不是纯粹的极权主义。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孙中山等人的总结已经很准确，那就是三个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家必须要达到这种状态，才是一种“权力零阻抗”的极权状态。首先，它必须是“一个主义”，因为目标只能有一个，而且这个目标一般是宏伟远大的。极权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最后连思想的自由都被剥夺，因为不剥夺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达到零阻抗状态。只要人还有思想，就天生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各自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利益立场而会有所差异，就不可能实现目标一致。这是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最本质的差别。只有一个意识形态，也就只能有一个政党。你要有两个政党，就有两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统一。

要达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只能有一个政党，而且政党内部也只能有一个最高领袖。如果说有一个最高领袖，却还有一个领导团队，这些人和最高领袖的地位虽然不对等，但是有某种分权的关系，那么既不可能形成一种严格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严格的一党专政。因为最高领袖和其他领导干部之间会有一种权力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如果被允许存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想办法扩大自己的资源，一开始可能在党内——刘少奇、邓小平等资深元老可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党内地位和资源；最后，党内资源都不够用，就会用到党外的资源。如果走到这一步，基本上就是走英国《大宪章》和“光荣革命”的道路，贵族和国王之间进行斗争时，各自都要到体制外拉资源，英国的民主就不断扩大。

极权国家一定不能允许这种状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设法消除党内权力斗争。当然，一党统治本身就为党内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提供了政治条件，因为他的竞争者所能获取的资源很有限。既然实行严格的一党专政，党内竞争者就不能到党外去争取自己的资源。而在党内，权力的分配格局一般从一开始来讲就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在一个竞争很有限的环境之下，只会往更加不均衡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会发现，极权国家只要能够继续走下去，那么它最后都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党内权力斗争，斗争的目的正是消除党内斗争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权力斗争在我们看起来可能完全不必要。比如斯大林统治时期，他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尤其到1930年代，苏共党内没有谁可以像刘、邓抗衡毛那样挑战斯大林的地位，但他自己会把事情看的非常严重。到他那个地位，他每天、每晚都会想，他周围的这些人在不断地觊觎自己的权力，越亲近的人越危险，所以他一定要通过党内或者党外的权力斗争，把他们给斗掉，形成让他放心的稳固垄断地位。斯大林主要通过党内斗争清洗对手，而到了中国，文革就跑到党外去了，变成全社会的一场革命，因为毛觉得搞不定党内，所以要到党外去“发动群众”，来摧毁党的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文革的本质就是动用极权国家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党内发生的权力危机。

从极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它的建构是极其不易的。在一般国家，哪怕是像中国这样具有绝对王权政治基因的国家，也未必会走到这一步。除了先天政治基因之外，一般都是偶然事件，通常是比较重大的国家灾难，才会把一个国家助推到极权主义深渊。在历史解释当中，有一些因素是主观的，可能这些事本身没什么，却被说成、渲染成大事，以至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列宁主义政党还是希特勒这样的统治集团，其基本规律都是一开始有一个很小的、战斗力很强的、严格以一个领袖为核心的冲锋队，我们称之为“先锋队”。这个团体本身就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虽然是很小的非执政党，而在党内有高度的领袖崇拜。换言之，它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只是有待它夺取政权，把国家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夺权过程通常要通过暴力革命或政变，但也不一定，它也可以通过民主方式上台。像希特勒、布尔什维克当时都已经获得了相当大比例、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四五十的民众支持，不过他们其实最后都没有达到多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通过一场政变，使自己成为执政党。当然，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政变，也可能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的支持。无论是一开始是个什么比例，它的下一步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要把自己变成百分之百。换言之，实行一党专政，消灭其他党派，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分子，剥夺所有自由——人身的、财产的、言论的……再启动宣传机器，对剩下的全体人进行洗脑。如果这些事情都做成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到了巅峰状态的极权国家。

巅峰状态极权国家是通过洗脑来治国的，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真正达到这种状态，但是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国家是不用说一句话，你就会很自觉地按照国家的意图去做，每个人的个人意志都不会偏离国家意志。当然，这种状态是很难达到的，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通常一个国家要经过巨大的牺牲，才能接近这种状态，基本达到以后要维持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我们人天生都有利益、都有立场，而且某种意义上，人仍然有“善”的基因——不要误解，我对人性的企求不高，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说人就是“恶”的。当我们被迫不能说真话，必须要说谎、拍马逢迎，而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这么做时，我们心里会感到不舒服。这就是人的善性在发挥作用。作为进化的动物，人都是有自尊的。人的天性是不同意，而不是顺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选择”。要迫使所有人同意，极权国家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反人性的高压状态。要形成和维持这种反人性的高压非常不容易，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配合。即便成功了，要是哪个阶层不配合，那么“权力零阻抗”状态就被打破了，国家权力——更准确的说，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的传达和实施都会面临阻力，因而这种状态注定是昙花一现。

极权主义也分左和右。某种意义上，二战前后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样的国家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极权国家。在研究极权主义的专著中，比较有影响的除了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外，还有弗雷德里克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与独裁政体》。他们把极权和普通威权的区分落实在三点：意识形态、秘密警察治国，还有一个是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意识形态，经济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所附带的。我们看到，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要素基本上都没有，它当然有些合作主义、集体主义，但没有像共产主义国家这样，大规模充公土地、厂房、住宅等私有财产。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也没有要把某一套东西让人民都无条件接受。一开始，极权国家这个概念是为他们打造的。二战结束以后，斗争的矛头发生转移了，就被用在苏联等共产国家。

这种状态之所以维持不下去，首先垮的就是意识形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太假了，现实和宣传之间落差太大了。当然，我们这里讲都是韦伯式“理想类型”，真正的极权百分百谁都没有达到，中国也没有达到。即使是在极权最高峰的时候，也还不是百分之百。当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慢慢衰落，革命的热情过去以后，就进入了所谓的“后极权”状态。后极权状态有不同的定义，比较合适的理解就是强调“后”，也就是说它越过了巅峰状态。它从建构到顶峰，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极权统治有三大法宝：宣传洗脑、一党专政、恐怖治国。当意识形态开始衰落以后，洗脑不管用了，那么它就进入到恐怖治国阶段。他说的这一套都是谎言，但是民众还必须按照这个去说、去做；这么做并不是真的相信它，而是出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不同的阶层，无论你是草根，还是某一个层次的干部，高层领导更不例外，你都有利益去维护这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道义上不管用，管用的是秘密警察造成的恐怖治国。

到了后极权状态，三大法宝虽然都不那么灵光了，却依然存在。洗脑治国效力已经大打折扣，包括媒体都不愿意跟着他这么去做，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配合，而在配合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实际效力的。有担当、不合作的只是这个国家的少数甚至极少数，大部分人民还是生活在某种洗脑状态之下。除非发生征地、拆迁等突发事件可以使他们有所警醒之外，平时如果没事就处于这种麻木状态。洗脑还是会发挥一定作用。

一党专政以及在党内维持一个领袖，在后极权阶段都会面临困难，因为后极权之所以“后”，就是因为原先那些开国元勋们都都退场了，接任的二代三代统治天然合法性越来越弱。统治如何能够维系下去？这个问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道德资源和统治正当性究竟有多么重要？还是说恐怖治国就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你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听我的；我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比你行，而是你不听话，我就用国家机器堂而皇之地整你——纯粹的利益交换、理性控制的状态能把这种统治维系多久？党内能否再回到或维持个人崇拜的状态？

这些问题的答案会部分取决于所谓的“国民性”。这个概念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我觉得问题还是存在的。如果“这一届人民不行”，那么党内极权会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至少是在经过了无神论那么长时间统治以后，每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一个狭义理性人。如果大家都还是很吃这一套，这样就会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囚徒困境”。你要站出来，为某种良知、原则、立场说话，为什么？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所以从上到下都极少有人选择这样做。现在上面几乎完全没有，至少全体失声了。好在民间还是比较活跃，即便一片肃杀，还是会有人坚守下去。

不管怎么说，极权统治还是会遭遇越来越大的危机，恐怖治国越来越难以为继，反抗极权的代价也越来越小。不仅党内个人崇拜难以维持下去，在党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后，极权蜕变为普通的威权。有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走得比较顺利。像苏联东欧基本就是这样，从极权慢慢的走到威权，再从普通的威权转向某种宪政民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有的国家会走一些弯路。如果它突然醒来了，发现这样走下去不行，要“亡党亡国”，就会要往回走。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新极权主义”。什么是“后”，什么是“新”，最近这些概念争议比较大，我认为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后”是指极权的衰弱和退化，从威权3.0向普通威权1.0版平缓过渡。“新”则是在“后”的过程中往回走，走到了威权2.0版，发现不行，再试图走回到3.0。实际上它走不回去，走不回去就可能停留在某个点上，譬如2.5版的威权。极权三大法宝慢慢失灵了，效用在减退；有人要拧紧螺丝，重新把它们有效利用起来，这就是新极权。

我认为，新极权是不可能走回极权巅峰的。新极权不可能真正达到目标，但是要区分极权和威权转型之间一个比较关键的差异：极权是极难维系的，但威权（或后极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个版本的威权走向民主也很难。也就是说，极权是必然要退化到某种形式的威权，可能是1.0，可能是2.0，也可能是2.5，但是能否从威权真正走出来？这就不一定，因为威权体制要发生民主转型，公民社会要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极权国家长期统治以后，尽管意识形态不管用了，但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极大杀伤了公民社会，无论是独立主体意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还是维权的勇气和资源，都几乎从零开始。

我们能否从现在所处的大家都比较担忧的状态中走出来？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两种力量的斗争。如果说公民的力量能够压倒极权的力量，那我们就能够走出来。也许极权的衰落是必然的，但问题是衰落到什么时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狭义理性的“囚徒”，那么确实有可能衰落到整个国家的物质硬件难以维持文明生存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什么“国破山河在”，很可能山河都没有了。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已不再是走不走得出来，而是怎么逃亡和生存。悲观一点看，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因此，千万不要因为极权肯定会衰亡，就放心做一个“囚徒”，等着别人冒风险来改变这个体制。如果我们自己不作为，这个体制是可以带着所有人一起衰亡的。

bac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