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哪不行/从草民与刍狗看国人的觉醒度/开除王若望党籍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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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1/1/2017 11:10:21 PM 被閲覽數： 12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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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民”与“刍狗”看国人的觉醒度/观潮




2017年1月01日


    
    作者：观潮
      
                       提要：把民当草的儒家，已经被有顽强的生命力的草民所唾弃。把民当草狗，用了就扔且兔死狗烹的道家如老子却成了一些民主派的崇拜对象，实在是大笑话。
    
    一，“草民”的起源及其觉醒
    
    “草民”一词源于孔子。《论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就是说，“小人”就像草，“君子之德”的“风”吹来，他们一定就会顺着倒下去，不能直起来。孔子还有一句话：“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草”硬要直起来，也就是“小人有勇而无义”了。那么，更下一个等级的“民”，想来也会有两种人，一种能像草一样能“义”顺“君子之德”的“风”倒伏下去，那就属于“良民”，决不至于跟着去做为“盗”这样的事；一种是竟然“无义”地不肯倒伏下去，这种人虽有“勇”，却只能是跟着去为“盗”。之所以说“跟着去”，是因为盗首之人不等闲，本来可能是君子里的人，比如，“盗跖”就是孔子尊崇的有名君子柳下惠的弟弟，他既然“为盗”了，也就不能与他的哥哥相提并论为君子，而只能归他于“小人”之列了。
    
    至于草民，则是小人之草的延伸，小人都是“草”了，民不用说，就更是草了。民在孔子的嘴里，是这样一种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民、四方之民”，从文意来看，是指自己无土地、财富，只得投奔与依附在君子名下为君子种地干活的人们。是那些“襁负其子而至”，也就是可以世世代代侍奉孔子口中所谓“君子”的人。一个草民，很清晰地体现出了孔子的等级尊卑的观念。
    
    “草民”是个地道的中国概念，虽然在古代不无贬义，但今日“草根”的说法也有小人物自嘲之义，因此两者相通。草或草根，顾名思义，就是指底层之人，附着于土地；普通，卑微，不引人注意，但无所不在；弱小，但有顽强的自发自生的生命力。
    
    多数“草民”已经觉醒，他们抛弃儒家的忽悠人的说教。譬如，曾节明说：“只有儒家，才能修复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重新振作中国人的生育率，并且挽救中国的社会道德。”
    
    关先生批评说：儒家鼓吹吃人，要求子女孝顺，割自己肉给父母吃，来治疗父母亲的病。崇拜祖宗的儒家孝道统治中国几千年，正是孔子包庇盗窃败坏了中国的道德，正是孟子鼓吹包庇父亲杀人败坏了中国的道德。
    
    黎鸣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善于花言巧语的大流氓，他不仅没有最基本“底线道德”，而且还更要求人们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尽可能地“说谎”—— “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尽可能地“作伪证”—— “子为父隐，臣为君隐”。孔子不仅没有“道德”，而且还极端地反“道德”。《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之中有专门“不许作伪证”的一诫，正是这个最基本的道德诫律，使得西方人有了走向人类文明的最基础的希望。
    
    江南樵夫和航亿苇都说过:孔子著名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2ac990102wwdq.html
    
    关先生反驳道：晋国铸造刑鼎，孔子反对，就是不许民知之。这样，官们才好鱼肉百姓嘛！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就包含愚民政策的意思。民是下愚，是“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学了也是无知，干脆不学算了，这就是“不可使知之”由来。孔子还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把因果完全颠倒了，不懂得庶民有议政权，天下才可能有道；若百姓没有议政权，天下绝不可能有道。孔子杀少正卯，就是因为少正卯的知识在启发民智，让庶人议政。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思想根源。
    
    儒家的知识都是维护等级制的伪知识，关于农业生产和工业技术的知识都是受排斥的。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把做官为政看作唯一璀璨的前途，不得不说是悲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说法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同时，孔子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就很差，譬如只要他人有违反“礼”制的言行，就会加以“不仁”、“小人”、“德之贼”等骂语，对辩才出色者的不同观点必欲杀之而后快，杀少正卯就是证明，这表明孔子是在“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
    
    二，把民当草狗的道家更可恶
    
    草狗，北方地区也称为土狗。又名唐狗、德唐犬、中华猎犬。它是普通家狗，它的祖先和其他犬种类似，源于狼狗。我说的草狗是道家的“刍狗”。
    
    刍狗，典出《老子》第五章、《庄子•天运》。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之前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用过以后即被丢弃。后人用以比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
    
    《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直译：天地不仁，在天灾发生的时候，万物都受害。“圣人”（统治者）不仁，以百姓为牺牲品。360百科却解释说：“仁在这里的意思是爱。不仁，即没有爱憎，一切平等。”这里显然是胡说八道，仁是爱。不仁就是不爱。何来不憎？又何来一切平等？http://baike.so.com/doc/6641911-6855725.html
    
    道粉溪谷说，这段话意味着平等对待，即没有偏爱，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特征。看来道粉的脑子进水了：“各打五十大板，也是没偏爱。难道是民主法制？‘刍狗’就是被抛弃被践踏的对象，当老百姓被统治集团平等地剥削、压榨、践踏的时候，也是民主法治？”如果老子里面有自由、平等、民主，为何要等2000多年后的人来发现？
    
    黎鸣等人篡改老子，把“玄同”解释为“人人平等”附会到老子身上。《道德经》56章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老子强调人不要锋芒毕露，不参与纷纷扰扰的名利之争，收敛光耀，混迹江湖。用《伤仲永》的话说，就是“泯然众人矣。”不要追求出类拔萃、鹤立鸡群；而是融入大众之中，使自己很平凡很普通。老子认为：唯有平凡，方可永恒；唯有混沌，方能清醒；唯有装糊涂（大智若愚），才能巧生存。玄同，是指与玄妙大道同步合一，达成玄同忘我之境，就是“与玄道混同” 之境，也就是说，你是庄周是蝴蝶还是屎溺。
    
    《道德经》无平等二字。所谓的“道法自然”不过是“上善若水”，“水”之道有平均的倾向，这就是农民起义高举道教的天道平均的旗帜的缘由，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和宋代王小波起义都如此。“地之道”却是反平均的，如地震，火山爆发，都会造成地的高低不平；天之道也不是平均的，如陨石撞击地球会生成高低不平的的陨石坑。所以，老子的天之道的“高抑低举”的平均主义是错误的归纳推理。
    
    退一步说，老子“以百姓为刍狗”是在老百姓之间确立平等对待的原则，但是，圣人、侯王们是享受特权的。人人平等，在西方无例外的，王包括在内。在东方，王不包括在内。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可见，王大于众人。中国无真正的平等观念，只有老子鼓吹的天道平均主义。这个天道平均主义也只是在民的范围内实行，官僚们是永享特权的。此类形的中国社会绝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国奴制的野蛮社会。百姓都是猴王们的刍狗，随时都面临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人人平等的前提个人概念的产生和个人尊严的确立。基督教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这个人，确定了个人尊严，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人人生而平等。
    
    中国神话里女娲用泥巴造众人，确立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原则。《太平御览》里说：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他们成了达官贵人；女娲娘娘干得又忙又累，觉得太慢了，于是她就拿起绳子投入泥浆之中，然后再举起绳子一甩，泥浆就洒落在地上，变成了一个个的人——他们就成了平民百姓。这样，中国就有两个阶级，一个是掌权阶级，一个是未掌权阶级。掌权阶级压榨未掌权阶级，社会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由于大家都信奉弱肉强食，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无立锥之地，这个体制就越来越坏，直到崩溃。新建的体制依然是换汤不换药，人民依然是猪狗不如的“刍狗”。
    
    老子没有确立个人尊严。老子的人不是“圣人”就是“人王”之意，无个人涵义。他说的民是众百姓。而且老子的理想人是婴儿，婴儿不可能有尊严。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半岁之前，婴儿认为自己和整个世界浑然一体，一切需求都会被母亲满足，‘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不需要沟通就知道你是怎样的’。婴儿和母亲构建起一个母婴共同体，这是最原始的共生。我认为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发展水平没有超过6个月，一起停留在共生期。”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脑子里没有个人概念的形成，所以，汉族人难以成为真正的个人。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中国没有个人概念，根本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意识，也不可能产生人权观念。民主法治无从谈起。
    
    在无神论的道家教导下，国人心中只有恨，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干脆把替天行道改写成为替天杀人。他于大顺二（1645）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张献忠在成都（今天绍成公园）立七杀碑，上边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他把四川人都快杀光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把民当草狗（像避孕套用过就扔）；如今的民已经被当屁民。对待老百姓就像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而且，君王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圣人的无情主义有着无穷的“合理性”。若张献忠成功地统治了中国，他将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最伟大的圣人了。
    
    中国文化中的最严重缺失就是缺乏对人的起码尊重即缺乏个人尊严，把人贬低为物质为草或草狗，尤其是是赤裸裸的贱视妇女。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吴起杀妻求将。吴起为了取得鲁国信任，不惜杀死来自敌国(齐国)的妻子以获得将军位。后比喻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最近报道。奶奶为了延续本家的香火，杀死刚出生的孙女，被判刑十年，因为儿子媳妇原谅了她。
    
    中国《礼记》里都是男人优先。唐代开始缠足，变为小脚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女孩子缠脚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发生了完全的骨折，长时间走不了路。胡适1961年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说：“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达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
    
    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献食于刘备。《民国时期的土匪》提到，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张献忠为祭神，砍了无数女人的双脚，堆成两座金莲峰，由于峰顶要放最小的脚，他只好把身边的宠妾的脚砍下来放了上去。可以想象没有了双脚的女人命运，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一有战乱便自杀保节，成了传统女性的人生追求。
    
    事实上，将人民当作杂草与猪狗者，只能是暴君，何“圣”之有？“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灾害，而非天地故意为之。“天地”不存在“天地”故意将万物视为“刍狗”的情形。但老子由此推论出：作为人的“圣贤”将“百姓”当作“刍狗”，这是故意制造逻辑混乱而做的诡辩。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绝对权威，而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服从“道”的规范。庄子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亡”（《庄子.天运》）。葛兆光先生认为：道家“对‘道’的超越性理解和普遍性解释，正好为专制主义者所强调的君主权势至高无上而又广大普施，提供了宇宙依据”。范文澜先生也在《中国通史》第一册中指出老子思想认为“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定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可见，“法自然”不过是把专制暴行“合法化”而已，是一种巧饰。老子之所以如此诡辩，就是要宣扬他的愚民论。
    
    三，“大道至简”反智盛行
    
    著名思想家余英时说“道家、法家的反智论，简直不胜枚举（禅宗亦属反智谱系）。”著名学者吴稼祥说：“老子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老反智主义者。”航亿苇说：“道家倡导的增大智慧去小聪明”。胡说八道！老子主张废除文字，就是不要文明不要智慧了，要过“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离生活，还要大智慧干嘛？
    
    杨师群教授说：《老子》谈到统治者对付知识者的各种办法，要达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糊涂政治”局面，就需要对知识者塞其耳目、闭其嘴巴、挫其锐气，这样便能消解他们引起的纷扰，和谐他们的光芒，使其混同于低俗的尘世，以达到一种混同众人境界（玄同）。对知识者不可以亲近或疏远；不可以使他获利或受害；不可以使他尊贵或卑贱。做到这些，统治者就天下人最尊贵者重的。其中对知识者掌控分寸的拿捏，确实非常到位：就是要终止他们之间的交往、堵塞他们对学问的探索、打击和挫去他们的锋芒，让他们只能混俗于尘世而无法发挥其才能······这些统治权术对专制君主而言绝对是金玉良言。
    
    由此可见，那些歌颂道家的人都是斯德哥尔摩精神病患者，这些病人只爱那些忽悠人的最大骗子首。孔子这种人，道粉们能看穿；而李耳这种最大的骗子首却成了崇拜对象，可悲可叹。南北朝时期，梁武帝信佛被活活饿死，他的儿子梁元帝改信道家，在京城江陵大讲《道德经》，当北军围困荆州的时候，他焚掉了国家全部书籍，他认为书本智慧都是无用的降敌，连皇帝都保护不了，投降了敌军，最后被自己亲人所杀害。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实际是亡国之道。
    
    据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中国人的阅读量实在少得可怜。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大道至简”反智歌
    
    我建议道粉看文章，
    道粉说：“不看，大道至简，
    一句话就行了。”
    这就是拒绝学习，
    这就是反智主义。
    英文拉丁字母就是26个，
    一句话就能掌握？
    各种时态，名词、动词的变形，
    一句话能掌握？
    这些中国人，懒字当头。
    “大道至简”不过是偷懒的借口。
    
    “大道至简，一句话就行了。”
    人们干嘛上十几二十几年学？
    按照这种道家理论，
    上学是在浪费时间，
    图书馆该烧掉！
    人应该像老子的无知无欲（语）的婴儿爬行，
    因为老子的道就是“无”。
    人应该像庄子的野鹿赤裸裸地生活，
    因为庄子的道就是“混沌”——糊涂，
    还要知识干什么？
    
    道粉说：
    “混沌等于糊涂？
    我怀疑你连小学都没毕业！”
    我驳道：
    混沌就是一团糟糕，
    就是一塌糊涂，
    不是糊涂是什么?
    “掊斗折衡，而民不争”
    庄子连计量工具都销毁了，
    就是希望过上理想的一塌糊涂的生活。
    你崇拜老子以当“刍狗”为荣，
    你就是崇拜祖宗的猪狗不如的“刍狗”。
    猪狗尚有生命
    “刍狗”是无生命的草狗，
    一次性的用具而已！
    你甘当一次性的用具，
    比螺丝钉还不如！
    比共产党的奴才还奴才，
    是古人之奴隶，
    是骗子首的骗子手！ [博讯来稿]

蒋祖权：中国历史到底哪里不行



2017年1月02日

    
    来源：华夏文摘
       
                       （一）记性不好
    （二）不以为然
    （三）同病同命
    （四）乐观空想
    （五）灾祸怪性
    （六）正邪同源
    （七）初心善变
    （八）难舍苟且
    
    （一）记性不好
    
    几千年来，对金钱权力的欲望一直主宰着中国历史的循环，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一个接一个兴亡交替，兴亡两头皆遭殃，中间都是白折腾。几千年不长记性的中国历史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幼稚；这种幼稚是会传染的，一个动人的口号就会引起历史上的狂热，把历史卷进杀戮的灾祸，历史上这些邪恶的方式也只能产生灾难的结果，比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土改，文革，这些都是邪恶的兄弟姐妹。
    
    幼稚的历史总有很多动人的口号，几千年来这些口号也都能骗到很多人，如今口号依然如故。关于清末与民国那些美好的进步梦想，一百年前是空谈，一百年间是笑谈，一百年后还是空谈；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理解，历史还在自欺欺人的幼稚阶段。
    
    近现代一百年多来，由于中国老百姓被诸多革命与民主的口号给玩惨了，于是进入21世纪之后，对以集体为主导的任何革命与民主的口号，老百姓就不像以前那么举国感冒了；这种冷淡也是残酷历史的后遗症，也是冷静和理性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社会表现也是一个看似麻木的状态，这种麻木状态很容易综合感染几代人，还可能贯穿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期间，中国的民主概念还是个一百多年也长不大的小女孩，虽然喜欢民主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法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与民主实际结合还需要长期培养常识和理性的成长。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历史也能看出他们是真心喜欢民主的，可是中国的民主还在幼稚园阶段，围在专制的铁栅栏里面，所以这种对民主的爱慕是不对等的单相思。
    
    这是一个禁锢很深刻的国家，几千年来，不但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改变的民间迹象，还能把长期积压的情绪悄然转化到生活中的日常内容上，这个状态从一件事情上就能反映出来。中国人好吃喝，特别重视吃喝，节日尤甚；历史上，很多中国人的一生就是吃吃喝喝。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看重吃喝？如此吃喝成性？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饮食文化呢？翻翻几千年历史，不难发现，老百姓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享有相对最大化的自由，其他方面就不是老百姓可以如此做主的了。于是禁锢的历史就把人性中很多重要的追求都做了压缩 ，扁平式寄托到吃喝当中，默默溶解在酒桌之上和各种节日之间；脑子不被允许思想了，就用舌头替代更多人性的体会，包裹着历史上一段段及其相似的朝代，就这样吞咽了几千年的坎坷，就这样走进了今天的迷惑。历史的伤疤还没好，几代人就集体忘了疼，不是历史不长记性，是历史记吃不记打。
    
    （二）不以为然
    
    历史上的狂热帝国，大秦算一个，东征西讨不可一世，转眼被流民起义摧垮。蒙古帝国算一个，横扫欧亚屠城无数，今天只剩下一块荒凉的寒冷高原。清末的太平军和义和团也算是狂热了一把，虽然还没有狂热到举国沸腾的地步，但是留下了沸腾的种子。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欧洲的纳粹德国和亚洲的日本开始成为了狂热国家。纳粹上台是有广泛民众基础的。1930年9月14日，640万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希特勒；如果不是发动对外战争，凭借解决失业问题和振兴德国经济等业绩，纳粹再持续狂热几十年也未可知。
    
    与纳粹同时代的日本，是岛国特色的军国主义。虽然君主立宪后，日本极力去中国化而效法西方，但日本还是无法彻底脱离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让军国主义日本对中国具有历史遗传的纠结，这种纠结导致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没有去进攻苏联。否则，德日会师一起南下，今天的华人可能就成了东方吉普赛人。
    
    所有历史上那些曾经狂热的脑残国家，最后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结束了疯狂的历史。德国和日本以相继战败终止了噩梦。继德日之后的苏联，在狂热了69年之后也崩溃解体了。
    
    二战之后，苏俄成了狂热国家领头羊。苏俄的情况是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还有历史上这个北方大国从来就没有富庶过，几百年一直在过紧日子，二战后苏俄不仅要对外援助那些狂热小跟班，还要跟西方搞军备竞赛，狂热了69年举国精疲力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斯拉夫人都是很血性的，这样的民族不可能被长期奴役。如果不是具备这些历史条件的，就不要空想期待什么70年大限了，那不是奴性民族的时间表。
    
    狂热之德日是被打败的 ，疲惫之苏俄是自行解体的；相比之下，另一个东方大国的狂热持续性更加漫长而且不断变化。从疯狂土改到疯狂文革，这是升级。这个期间被直接杀死和慢慢折磨死的，都是同胞。从狂热拜神到狂热拜金，这是变异。金钱的价值能不能保留到最后不好说，做人的尊严先丧失了。从砸日系车，大闹肯德基，到对人权普遍沉默，却为了狗权高调呐喊，这是扭曲。扭曲的现实才刚刚开始。至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始终只是有这个罪名，实际并没有起到这样作用的具体人，如今更是演变成了更加广泛的罪状，出来一个就会认罪一个。中国的狂热是一个搅合了奴性恶习的复杂状态，文革老一代依然很顽固，新生小红粉密密麻麻，加上可以任意挥霍“国富民穷”换来的巨大财富，所以注定比苏俄玩得时间要加长。
    
    历史上，大多数人的狂热和大多数人的沉默同样可以达到助纣为虐的效果。尤其是现代中国，前三十年普遍集体狂热，后三十年普遍集体沉默；前后近百年的历史经受了很多巨大的灾祸，但是饿死千万人和整死千万人都没有戳到这个民族的痛点，历史还能说什么呢。这个状态是十分可怕的，到底是根本没有痛点，还是灾祸不够巨大？这样的麻木历史细思极恐，对应的现实却还是常年不以为然。
    
    如果没有大众基础，历史上的好事和坏事都办不成。纳粹上台之时，日耳曼民众高度认同，日本轰炸上海的飞机返航抵达，日本民众雀跃欢呼。文革开始，举国积极参加。今天，在一个关注娱乐圈就能轻松淹没无辜遇害，奥运禁药，核废料20万年污染周期等严重问题的时代；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时代一点理性都没有，但只有理性概念，没有认知基础，结果还是等于没有理性。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愚民娱乐就足以操控大众，如同当年罗马的角斗比赛，当今现实看到的也不是充满人性关怀的社会，也是一个以赤裸裸的肉欲和感官刺激为乐趣的大众结构。在一个狂热，盲从能轻易摆布的社会里，理性到底有多远？如果不知道还有多远的距离，可以看看大清之后的一百多年走了多远。
    
    推翻满清的时候，中国内部并没有长期打杀，推翻满清以后，同胞之间反而连年内战，自相残杀。有人说这是为了实现民主共和，这个狂热的解释当时有人信，现在也有人信。
    
    历史上成功推翻满清的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提醒了中国那些想圆皇帝梦的人，仅仅得到一把龙椅是远远不够的。对比后来历史客观看待袁世凯这个人，他还是个本分的老实人，单凭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寻遍山外山，找遍水中水，翻烂上下几千年，那个只属于大奸大恶召唤愚民欢呼的舞台，如果不够坏根本无法胜出，只要人品稍微好一点，都会死路一条。
    
    推翻满清之后的历史用事实证明，谁能像洪秀全那样传播一个新的极权理念，培养出大批新理念的愚民，谁就能重新回到个人权力的欲望顶峰。红太阳把忽悠了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当成模仿教材，培养和忽悠了更多的亿万愚民，几十年内斗摧毁了几代人格，搞坏了几代人的脑子，留下让后世难以置信的悲惨历史。这个绝对是慈禧太后想不到的后来，慈禧要知道大清倒台之后，举国竟然会脑残到这个地步，慈禧在坟墓里能笑醒。
    
    皇帝推倒了，红太阳升起来了。中国人一方面惧怕强权，一方面又崇拜和迷信强权；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也在强权面前放弃尊严与正义，丧失了男儿的血性，更何况奴性深重的民众。红太阳落下之后，历史的惯性继续派生出更多新的脑残。摸个石头也有人信，口头代表也有人跟，接下来居然连做个梦也有人激动；一辆日系车，一家肯德基，一块兴奋剂金牌，甚至一小段娱乐圈性生活 ，都能让脑残们疯狂沸腾。大众群体也只有在触碰到私利的时候才可能带来局部理性的短暂表现，这个局部理性跟局部有雨一样，很多时候雷声大雨点小。对于这种文化与制度双重扭曲下的历史恶化，现代大众依然习惯保持着高度普遍的观望，很多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沉默都是一种不以为然。
    
    有人说，大家不要担心了，文化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的，中国能同化蒙古和满清，但是同化不了西方人，未来慢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慢慢还会是先进的文化主导历史。文化确实是这样的，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但是病毒不是。病毒是不分高低的，病毒是无孔不入的，病毒是可以感染全世界的。中国历史延续几千年，靠的可不是文化里的仁义道德，而是凭借各种谎言与欺诈，凭着骨子里传统的三十六计信仰，这些病毒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真实信仰的主导成分。
    
    看看当今的现实，全民普遍热衷于眼前的私利，一方面是普遍不尊重规则，一方面又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进行广泛的恶意使用；有时候这些是个人行为，有时候这些是集体表现，有时候这些是国家手段，对此，今天的很多人同样不以为然。将来中国传统病毒与外来文化的渗透同化与对立感染可能比暴力对抗的过程还要惨烈，那时就不仅仅是排华反华那么简单了。被现代科技手段与经济贸易打开的世界，将成为东方千年病毒与西方文化信仰全面接触与对抗的平台。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去看吧，东西方都有核武器以及核废料，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
    
    长期持续的狂热与愚昧的自私是历史对现实的因果折磨，狂热更长或沉默更久，历史都会伤得更惨。当年上下齐心搞出亩产万斤，随后饿死的大多数是农民。当年相互揭发举国文革，最后受伤的是几代人的灵魂。有些后辈听到当年的那些传闻，都觉得那时候的人愚蠢到自己坑害自己，自己毁灭自己，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当年，他们也像今天大众面对有毒食品，雾霾，强拆，三峡，核废料等时的心态一样，那时，他们也曾不以为然。
    
    （三）同病同命
    
    历史上推翻专制朝廷与推翻专制传统，至今不是一回事。从秦末到清末，专制朝廷已经被推翻很多次了，但是专制传统本质并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会酱呢？因为历史上的朝廷都是利用愚民大众推翻的，上一个朝廷被推翻了，愚民大众注定齐心合力建立下一个相同的朝廷。历史上，愚民一直是朝廷的主力，内部自相残杀的也都是愚民。
    
    历史上的朝廷，没有愚民是运转不起来的，所以新朝廷都要大力制造新的愚民；但是历史上的愚民，都注定会失控，比如满清，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制造的愚民变成了太平军，变成了义和团。历史上没有愚民，哪个朝廷也玩不转，有了愚民，每个朝廷都死得很惨。历史上的朝廷与愚民之间，相生相克，循环互虐，不是愿打愿挨，胜过愿打愿挨；哪一方离了另一方都不爽，互相爽死了还会再重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这样，同一个病，同一个命。
    
    科技进步，世界发展，愚民也要更新换代。从历史上看，红卫兵和小红粉本质上继承了太平军义和团的很多传统规则；从功能上，太平军义和团属于原始版，红卫兵和小红粉绝对是升级版；从数量上看，红卫兵和小红粉也比太平军义和团人多势众；从结果上看，红卫兵和小红粉也跟太平军义和团一样，都没有直接把朝廷搞死，都只是负责互虐环节。
    
    一百多年前推翻满清的时候，大家说要建立共和，要实行民主，那个时候懂得民主共和的有几个人呢？宋教仁算一个，袁世凯算半个，他们俩，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刺杀的，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搞死的，一前一后殊途同归了。后面的一小段历史选中了孙中山，孙中山也天天喊民主共和，他要实现的民主共和就是按个手印效忠入伙，武力革命裆天下，哪个外部势力答应推他一把，他就倒向谁，苏俄说，还是我来推你吧。从那时起，苏俄一路把中国推向内战，推向外战。
    
    从1911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并没有走出清末求变的那个原点。表面上看折腾了一百多年，实际历史内容还是在抄慈禧太后的作业（洋务运动和预备立宪），刚刚抄到“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这一段，小红粉就成长起来了。历史要用事实说话，一百多年实际走了多远，不难对比。 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已经无情证明了，一百多年根本不够用！一个百年根本没走出历史的漩涡。
    
    用这一百多年时间来检验历史的进步，进步都在浮华的表面，本质上看，现代社会各阶层依旧类似清末原地踏步。几代人走了一百多年，幻想走出清末的内外困局，让历史想不到的是，以革命为代价的大盘，蜕变到比清末还要腐败的熊市，一路狂跌，没有跌停设置。
    
    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中国，满世界跟这个打，跟那个打，逢战必败自取其辱。一百多年后强大了没有？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像个怨妇一样，满世界要求这个道歉，要求那个道歉。
    
    一百多年前，义和团是往街上泼粪阻挡八国联军开进，一百多年后，小红粉是上网翻墙去骂人；一个是用手泼粪，一个是用嘴喷粪，台前幕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历史用事实衡量，这一百多年后究竟强大了没有。
    
    所以下一个百年怎么走，不看清末看哪里？现实走不出历史，还要看当初的那个原点。今天的历史还是大清的那个模子，看缅甸台湾有卵用？还是好好看看大清吧。继续犯同一个病，早晚同一个命。不识当今真面目，只缘重蹈清末中。
    
    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也是从奴役奴隶，战乱杀戮的历史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如果从二战结束算起，也还不到一百年。美国社会的理性进步，如果从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派101空降师，保护黑人学生上学开始算起，那就更短了。也就是说，西方民主也是发展了几百年，才刚刚踏上了理性进步的台阶。
    
    西方民主社会的资本财富也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这方面整个世界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西方社会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也存在金钱和利益的交易，也有丑恶的政治和虚伪的政客。但是这种社会模式可以不断自我修正和提升进步，不必打打杀杀推倒重来，可以和平走向更加自由平等的未来社会。
    
    在矇昧时期与未来社会的更加高度文明之间，西方民主社会其实就像资本运作下的一种包办婚姻模式，羡慕和向往这种资本操控下犹如包办婚姻式的社会生存状态的人们，基本是那些长期生存在一个类似被强奸环境下的人们。
    
    那些拒绝接受这种包办婚姻社会模式的人，当然也是长期处在一个强奸与被强奸环境里的；想要根本改变这种生存环境，清末之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一百多年是不够的，像日韩那样完全被占领下的植入式结构，其他大国是不可能了。
    
    满清末年，试图纠正历史错误的慈禧以为，只要立宪，大清就能安全着陆；一心想推翻满清的孙中山以为，只要革命，中国就能改头换面；历史上看，死了那么多人，折腾了一百多年，旧体系还是熟悉的配方，官本位还是原来的味道。
    
    很多人总拿台湾做先例，说明台湾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但是世界上哪一个地区能像台湾一样，碰到独裁者临死前突然选择放权，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小岛吧。
    
    西方民主的优势是一人一票，这个优势如果用于现代中国就可能变成劣势；目前中国的毛粉有老中青几代人，贫富两极分化之下，大量的底层民众也不反对再来一场文革替他们出气；如果走进这种结构一人一票，理性不会是赢家。现在中国可以一夜之间山寨西方的科技产品，但从清末到今天，折腾了一百多年也没能山寨这个民主；个人认为，中国民主在本世纪的100年内还需要继续净化几代人；梦想走日韩台湾那样的捷径，只能是个天真的幻想，也没有机会步［前苏联］70年大限的后尘。中国现在的状况不是上上下下一起耍流氓绝对到不了这个地步，这样恶劣的历史环境，从根本上的进步，没有几百年是不够的。
    
    （四）乐观空想
    
    我觉得中国历史从根本上进步需要几百年时间，有人说我太悲观了；看到很多人对此很乐观，我也疑问为什么会酱子？我习惯向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刚想到清末就发觉有答案了；原来，历史上的中国人普遍具有乐观主义精神。
    
    从清末小处看：当年太平军被清军围困断粮，洪秀全乐观引导大家吃甘露（野草），临死的时候洪天王还乐观了一把，说什么“上天堂，领天兵天将，保天京”。这真不是一般乐观。
    
    从清末大处看：经过第一次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的几十年强国，创建了北洋舰队，巨型铁甲舰游弋在海上，大清也很乐观。1886年李鸿章曾经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就中日关系训话说到：“···大清兵船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战”。那个时候日本海军在李鸿章眼里根本就不算个啥，那个时候距离后来的甲午战争还有八年时间呢，怎能不乐观？
    
    1912年，孙中山无比乐观对袁世凯说：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万里铁路；袁世凯听罢，授权孙中山督办全国铁路。然，花费百万公帑，一寸铁路也没修，被戏称为“大炮”，孙大炮扬名天下。
    
    当年孙中山不分地形结构在地图上画满了铁路，他乐观认为：在地图上画了这些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钱，5到10年之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继续提出：“修10万英里铁路，修100万英里公路”。看看人家孙中山那几年多么乐观。
    
    1957年，中国乐观宣布十五年超过英国，1958年，在超英后面又乐观加上了一个“赶美”。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乐观，结果刚一起步就亩产万斤了；粮食多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怎能不乐观？后来，你懂的。
    
    改开后经过第二次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的几十年富国，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乐观的人继续乐观，看到美国只用了200多年就成了发达国家，乐观的人又开始展望中国，说中国要不了多久也会跟美国一样富强民主自由。根本不用考虑美国的崛起是在欧洲大陆千年积累的基础之上，根本不必理睬美国不但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千年文化病毒缠身，还比中国多了人文精神和贵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乐观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
    
    就算不看美国，乐观的人也能继续乐观，因为苏俄出了个戈尔巴乔夫，台湾出了个蒋经国，缅甸出了个昂山素季，在这些事实面前，乐观的人有理有据，继续乐观。
    
    看到乐观的人乐观到了这个地步，不由得想问一问，苏俄能跟中原一起比较吗？历史上俄罗斯虽然一直很贫穷，却从来没有被强敌屈服，拿破仑征俄，希特勒东进，都被俄国人顶回去了，这天生就不是一个能被强权长期奴役的民族，拿什么跟人家比？
    
    再看看台湾，孙中山留下的那个百年大旗，大起大落后退缩在一个小岛上，到了蒋经国这一代，蒋经国看着他自己手里［苹果干］一样的政权，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不然，假设历史给他手里换成对岸的大苹果，你看他还扔不扔了？从中国历史上看，大苹果在谁手里谁都死不撒手。当几千年历史眼巴巴期待某人临死前能扔掉手里吃不完的苹果，这是多么悲哀的期待。
    
    还有那个缅甸，一个女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可见缅甸根本就不是一个上上下下一起耍流氓的社会。而在一个上下一起耍流氓的历史环境里，男人都不敢站出来，女人站出来面对流氓，流氓不要太高兴啊哦。
    
    人人都希望乐观的梦想早日实现，真是那样该多好啊。但仅凭无比乐观地从悬崖上冲下去，是创造不出飞行器的。虽然科技是可以飞越的，目前那也都是西方的科技，文化是不会飞跃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有人不同意，说很多华人移民海外，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一样了。是的，这个是事实，但那只是个体或小集体，不是全体；如同奥巴马与奥巴马的肯尼亚故乡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道理很现实，就像非洲国家说英语，说法语已经很多年了，却产生不了像巴黎和伦敦那样的文化艺术，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说英语或者说法语就成为了加拿大。
    
    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可以影响中国历史上那些乐观的人继续乐观，历史总是有意无意失去对现实的认知；尤其是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乐观到几度无比悲惨，依然保持着无比乐观的期待。历史上，大郎有大郎的世界，阿Q有阿Q的幸福，很多人都拥有各种各样的乐观。不过乐观的历史继续乐观几百年，乐观是否也会疲惫不堪？历史上有一种期待也叫逃避 ，另外，历史上有一种奴性也叫期待。特色的历史就是酱。
    
    （五）灾祸怪性
    
    中国历史还有几个惯性，比如推翻一个朝廷，再建立一摸一样的朝廷，有的复制稍微好一点，有的变本加厉走向更坏。再比如隔一段历史举国分裂，隔一段历史举国统一。还比如，举国贸易闷声发大财，然后举国被蒙古灭亡。再举国积累财富，再举国被满清灭掉。再举国洋务运动，再被各国轮流打残。改开后再举国发展经济，再走向下一个崩溃。
    
    世界不断发展，历史必然要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在哪里呢？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大的，比如科技。早在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就已经用电报指令北洋舰队了。现代中国普遍都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了。但是这些科技的进步，都是西方历史创造的。
    
    中国历史创造的发展进步在哪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在灾祸之中，在灾祸之后派生出来的下一个灾祸之中，灾祸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怪性。看看春秋战国到六国破灭，秦灭六国是一个大灾祸，但也带来了内部不再常年征战，改善为百年大战几次，捎带统一了文字等。这个灾祸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带入了更大的灾祸，导致千年历史没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战乱灾祸频繁，这些灾祸过后是唐宋的繁荣。唐宋的繁荣带来了历史的偏安苟且，注定被蒙古人灭国。被蒙古人灭国之后，软弱的心又爆发出了反抗。朱元璋靠杀人建立了大明之后，选择靠杀贪官治理大明，结果强力反腐建国的大明，最后还是被内部的腐败瓦解了，这才有了大清。
    
    大清建国屠杀无数，又是个大灾祸，中国历史也再一次习惯奴性苟且的百年，造成历史上人性与品格的再一次堕落，但也带来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历史很难判断，假设一个汉人政权在1840被洋枪洋炮打败之后，能否很快转变向打败自己的对手学习？历史不会记录假设，历史只能这样记录：亩产万斤的大跃进和举国发疯的文革是满清灭亡之后汉人政权关起门来搞出的毒家发明。历史不会记录假设，历史只能这样纪录：没有大清，没有满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第一次引进西方科技，第一次出国留学，第一次走向世界。如果历史有假设，满人入关之时，假设英国人也提前打进中国了，中西文明对比之下，满人还会学习汉文化吗？～会吗？
    
    列宁接受德国资助毁了俄罗斯，孙中山接受苏联援助也是同一个性质。中国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灾祸中向前推进的。一百多年之内，两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经济运动也是中国历史灾祸的结果。
    
    没有满清入关和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这里面关键部分还是大清），中国历史就没有第一次选择洋务运动的转型。大跃进和文革的灾祸，又促成中国历史选择对外开放，第二次大规模学习西方科技发展经济。当然，没有如此只顾眼前利益的经济发展，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环境灾祸和人性灾祸。
    
    灾祸是中国历史的怪性，无灾不成中国历史，所有的进步与发展都是靠灾祸换来的。原子弹也是踩着大跃进的尸体造出来的，比几十颗原子弹威力还大的三峡，不知将来会制造什么问题？同时又解决了什么问题？举国灾祸大一倍，历史发展大一点儿。如果灾祸大到不能再大了，中国把中国搞没了，也会带来世界的进步。就像过去历史上很多文明古国消失了，今天的世界依然进步一样。
    
    中国历史能否不再依靠制造灾祸来推动发展和进步呢？中国历史能否在下一个灾祸发生之前主动选择改变呢？迄今为止，这样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1000年以后，如果有些21世纪的国家只在历史课本上存在，也一样是世界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历史没有灾祸就没有发展，社会没有溃败就没有转折，进步一点点需要经受更多更大灾祸，人治朝代的历史越发展灾祸就越大。
    
    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历史上的灾祸主要就是战乱。中国历史越发展，战乱造成的灾祸就越大。到了清代，满清入关屠杀无数，太平天国战乱又死伤了半个中国。
    
    古代历史上几千年之间也有无数天灾发生，但是天灾就是天灾，战乱就是战乱，人祸就是人祸。古代那几千年历史，不像现代这几十年，这几十年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天灾背后都有人祸的根源。
    
    几千年中国历史都是人治朝代，人治朝代越发展，灾祸就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战乱已经不是最大的灾祸了。现代中国和平时期的大跃进和文革的死伤，远远超过了抗战和内战与朝鲜战争的死伤总和。这种和平时期灾祸的损失，也绝对不是统计伤亡数字那么简单了。一个阶级斗争就破坏了几千年残存的人性底线，让几代人丧失了人格与尊严，这种灾祸的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无法封顶。因为这种灾祸是侵蚀人性灵魂的残酷过程，注定还要引发更大的灾祸。用这个历史规律看今天，不要以为没有在大跃进中被饿死的人，没有在文革之中被整死的人，或者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人，就是幸运的。因为人治朝代的恶循环继续下去，后面的灾祸更多更大。
    
    从近百年发展事实看中国历史，人治朝代带来的灾祸越来越无处不在，各种灾祸越来越接近每一个人。当看到别人遭遇种种不幸的之时，历史可以预见更多的不幸还在后面。当看到有些城市遭受水灾，有人在城市里被淹死的时候，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更大灾祸紧随其后。
    
    近百年的历史发展阶段，一直伴随不断升级的灾祸危害。这是规律，也是事实。当前三十年政治阶级大斗争，历史的荒唐超越了太平天国。当后三十年经济掠夺式发展，雾霾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如今还有人鼓吹这种疯狂发展的好处，认为死几个人不算什么，先把房拆了就好；路修得好不好也无所谓，先把地儿占上。人性都没了，盖再多楼，修再多路，能发展到哪去？
    
    看看人治朝代不断升级的灾祸历史，宋朝等着蒙古来灭国，大明等着满清来屠杀，满清等着1840和太平天国，等着武昌起义一枪毙命。大清倒了，想当皇帝的人多了；有人称帝，有人割据，有人跑到日本按手印入伙，要当大总统。再看看近现代短短一百年，各种灾祸排队降临中国，有人亲日有人抗日，有人武装保卫苏联，有人在窑洞里模仿洪秀全；大跃进等着千万人被饿死，文革等着千万人被整死。文革之后，大多数人等着被少数人经济掠夺。 人治朝代的灾祸就像一个失控的巨大水龙头，历史上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都是看着这个巨型水龙头疯狂倾泻的人。等到祸水流尽之日，必将那时几代人淹没。
    
    像现代中国这样的历史，如果按前后一百年的光景来希望，还是可以暂时乐观一下的。如果照一千年以后去估计，一千年之中，世界上灭亡几个曾经有过文明的民族，也是情理之中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很庞大的问题，就是官的问题。历史上的经济民生问题，地方治安问题等等很多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官的问题。历史上官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这个答案很无聊，历史上官的问题都在靠官来解决；这届官不行，就等下一届，几千年都是如此。
    
    比如历史上贵州匪患猖獗，等到民国才等来一个叫［周西城］的省长治理匪患，周西城看清了匪的问题就是官的问题，他宣布如果百姓被抢，当地官家先负责赔偿，等追回被劫财物再返还官家。于是那些与官家有关的匪患马上就消失了。官匪一家，抢了白抢，谁还抢？
    
    可惜，周西城英年早逝，历史要等下一位这样的官，就不知要等几百年了？由此看来，靠官来治官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期待，靠一个官来治理天下无数贪官，是多么荒唐的选择。此外，关于官的问题，谁找到了整体治理的方法，大小官家就会跟谁拼命，古今中国，尚无例外。
    
    历史上还有两个脑筋不转弯的问题：
    
    问题其一：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问题其二：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也要庆贺秦始皇死得好。千年中国历史始终在循环这两个不要答案的问题。
    
    在这两个千古问题之上，近现代历史还附加了一个派生问题，就是推翻大清后一百多年里，很多老百姓比大清时期的奴才还要遭罪；比如遭遇了大跃进和文革等等，这些大清几百年都没见过的坑爹玩意儿都蹦出来了。于是历史走着走着也困惑了，困惑当初是不是不该推翻大清啊？是不是该帮着咱大清维稳啊？
    
    其实历史上的老百姓是不想推翻大清的，不然，太平天国也不可能被剿灭；也不会有1895年的“公车上书”，以及1910年的各省联合四次“国会请愿”。想武力推翻大清的，是那些想当天王或者想当大总统的人，是那些迷信武力治天下的一代代工农兵官迷们。但是像大清那个屌样的，不但不会稳定国家，反而鼓动义和团作恶，时时处处都在逼着老百姓抛弃大清；所以历史上看，大清是自己寻死的。一个稳定的国家，对内绝不是靠武力压服，像清末那样用兵于民的朝廷，都是注定要垮台的。当然，历史也不排除还有不如大清的 。
    
    现代历史上还有两个死皮赖脸的攀比问题：
    
    问题其一就是美国能行的事情，为什么中国不行？
    
    美国的历史是欧洲历史与文化的延续发展，中国历史是建立在中国病毒文化基础上的；中美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截然不同，就算未来发展的结果相同，进步的过程也没法对比。还有美国的历史离不开美国人的内战，而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根本就没有那样的觉悟，也打不出那样的效果。这是两个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的国家，还一直这样攀比，也是醉了。
    
    问题其二就是苏联不行的事情，为什么中国还行？
    
    苏联的解体是苏联人的命运，俄罗斯人是北方匈奴的继承者，这个民族历史上就不是好欺负的；大家相互看看华人哪点像匈奴的后代？如果天生就是一个武大郎的性格，偏偏要去参照李逵的人生设计，死去白咧跟人家攀比，历史也搞不清这是第几代阿Q的模式？这就像一个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愚公，整天梦想带领子子孙孙改变眼前的大山一样；要不就是整天发一些别人家的老鼠偷油时不小心掉进地沟里摔死的帖子，幻想能吓住自己家的硕鼠，有用吗？
    
    历史上所有可恶的东西都经历了：战乱，贪腐，欺诈，互害；历史上所有文明的东西也都摆在眼前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但是中国的进步依旧艰难，有说制度不行的，有说文化不行的，有说上面不行的，有说下面不行的，就是不说慈禧死了一百多年后的这几届爷们不行。不说就不说吧，不愿意承认的那句话是不会异口同声的，但是历史会给这几代人都记上的，事实就是事实，一个字也不会落下。
    
    （六）正邪同源
    
    历史上的当权者与反对者都是十分对立的，对立到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可是，一旦反对者成功上位，马上会继承当权者的所有特征。这是中国历史很搞笑的循环，一次次改朝换代，拼了性命推翻当权者，却是要为了变成当权者那样的人。
    
    当权者与反对者的极端对立，是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反对者与当权者同时又高度统一，这也是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对立双方的高度统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对立双方都有强烈的官迷观念。这方面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心中的榜样都是秦始皇。洪秀全更是一边反对大清，一边模仿大清的糜烂，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当权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官位，反对者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也都是为了夺官，这种大戏翻来覆去千年传唱一个调调，至今也没有过例外。
    
    第二：对立双方的愚民基础都是一样的。谁能最大限度争取到更多盲从愚民的支持，谁就是胜利者。盲从的愚民一直是中国历史的盛产，从这个层面看，治理天下就要培养愚民，争夺天下就要争夺愚民。想要别开天地，就要搞来一个新的理念，发展新理念的盲从者，提炼新愚民。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内乱都是愚民之间的战争，胜出的一方永远是更强大的流氓团伙，这些历史反复折腾的意义就是折腾吧。
    
    第三：对立双方的潜规则信仰三十六计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对立双方骨子里都是相同的欺诈精神。从陈胜的苟富贵勿相忘，到洪秀全的天下皆为兄弟姐妹，等到他们称王时，这些承诺就都是逗你玩的了。至于几千年历史上的内政与外交，都充满欺诈，所谓的诚信经常是用来骗别人的。
    
    第四：对立双方利用垄断文化信仰和改编外来思想的手法都是一样的。皇权天下时期，无论谁坐庄都是反复利用假道学文化；到了清末，出现了以拜上帝名义的太平天国改编西方基督教掀起的十四年内乱，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结合中国特色改编西方思想就成了培养和摧残新愚民的重要手段。这种内外结合的现代效果和危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朝代的规模，在科技进步文化落后的注定历史环境下，凭借学校，单位，报纸，广播，样板戏，电影等立体化覆盖宣传方式，快速制造亿万愚民，无情摧残大众的人格与人性；文革时期这种破坏模式普及全国长达十年，遗留危害足够再继续折磨几代人一百年的，我判断的这个一百年时间很可能会更长些。
    
    第五：对立双方除了几个不幸被卷入的女子之外都是男儿。历史上说一个民族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科技不行，思想不行，哪哪都不行，归根到底，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男人不行。
    
    （七）初心善变
    
    陈胜种地的时候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他起兵反秦称了王，立马就变了脸；谁跟陈胜提当年的事，不但不可能共富贵，还可能被鞭打，被砍头。
    
    李自成的口号是：“等贵贱，均田免粮”。等李自成打到了北京城下，他就开始给崇祯皇帝写信，要求当西北王了。
    
    洪秀全的口号是：“均贫富，天下人皆为兄弟姐妹，共享太平等等”。等太平军打下了南京，洪秀全住进两江总督府，他就比满清的皇帝还要奢华，比满清的王宫权贵还要糜烂了。
    
    历史上这些不靠谱的初心总是被轻易忘记，总是迅速走向了背叛，站到了初心的反面，最后也都走向了同样的溃败与灭亡。总结历史上这些不靠谱的初心，一开始都是说得天花乱醉，归纳起来也就是这几个档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些努力最终还是为了追逐权力，说白了就是一个普遍的官迷心态，这个官迷情结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尔虞我诈的历史。
    
    为此，古代文人可以不为区区五斗米折腰，但却可以为了被贬成太守落下伤心的男儿泪。为此，现代文人可以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跑回来，积极参加残酷的阶级斗争，可以丧失人格揭发自己多年的好友。为此，某文豪可以忽略儿子的死因，继续歌颂元凶很伟大！像这样的文人在文革前后也犹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为此，也有女儿出卖自己的父亲，也有儿子在批斗会上牵着穿过父亲鼻子的铁丝游街（《历史的宫外孕》第三章：红色冷血无父子）。还有很多不忍多说，以后也将会有更多。
    
    这里我说的比较直白，历史上那些这样干的人都不会如此直白地讲出来，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伟大的理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就是口口声声为了这种光明的前途，文革前后的几十年里用尽了卑鄙下流，丧失人性的手段。试想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目标，怎么可能会用卑鄙无耻下流的手段去实现。
    
    古今武将更简单，官是用命换来的，如果敌手想要，同样拿命来换，如果是主子想收回，一般必须要先干掉他们。古今商人也很简单，没有官商勾结，就不是标准的天朝商人。
    
    古今工农兵级别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这些人熬过多年之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官位，都会极力维护这个官场，都会拼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同的是，古时候的情况还没有恶劣到从每一个娃娃抓起；而现代那些迷恋二道杠，三道杠，五道杠的小学生们，前前后后也至少有数量上亿的几代人。
    
    最后来定义古今历史上的那些初心，其实很多初心都是骗人的；在一个没有公平公正的历史大环境里，追逐权力官位才是很多古人和今人的真实初心。其他那些有关公平公正的美好初心就算是真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八）难舍苟且
    
    世界上有的国家历史很短，如果跟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比较，有的国家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历史，但是这些国家照样可以快速进步与发展，这些国家整体国民素质比发展了几千年的国家还要高很多。比如澳大利亚，比加拿大，比如美国。
    
    有的国家经济落后，也没有多少GDP，很穷。如果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较，有的国家简直穷到卑微。但是这样的国家照样可以有所作为。不要看到人家穷，就觉得人家没素质，富人不一定就有素质，穷人不一定就没素质，穷国也不一定国民素质就低；有些贫穷的国家，能办到比他们有钱的国家办不到的事情，能做到比那些自称有历史有文化的国家达不到的进步，这样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至少要比只顾拜金的国家高出很多。
    
    亚洲的缅甸，就是这样的国家。可以说缅甸是很贫穷的国家，但请不要以此类推觉得缅甸的国民整体素质低，像大陆这样一个连和尚都在数钱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衡量缅甸国民素质的。某些自认为比缅甸国民素质高的国家，今天根本做不到缅甸能实现的进步。
    
    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历史上曾经几度富甲天下，曾经几度位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顶峰，但是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始终长期处于历史的低谷。古往今来，欺诈谎言背叛，残暴腐败无耻等等所有丑恶，像苍蝇一样聚集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几千年挥之不去，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有一种臭不可闻的东西，像病毒一样代代相传。只要这种肮脏的病毒还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遗传，什么信仰都是假的，都是逗你玩的，国家民族全部历史的整体素质将继续走在愚昧自私的下坡路上。
    
    身处这样的国家，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经历，普及常识和理性的认知，改变这个国家民族整体的价值观，才能摆脱几度曾经富有，几度走向毁灭的千年低级循环。这个状态不改变，骂贪官，抓贪官也就是过过嘴瘾，看个热闹，于事无补。贪官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贪官5岁的时候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几十年时间从人到鬼，生不如死；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环境，不改变这样的环境，没有人能够幸免。
    
    拿什么改变呢？从清末到今天，历史走了一百多年，本来就不多的理性又走丢了不少；走过文革那一段的时候，连人性都走丢了。仔细看看还剩下了些什么？剩下的眼里就只有钱了。还能拿什么改变呢？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答案如今众说纷纭，真实的答案只有未来知道。
    
    未来会有什么？未来会有理性吗？未来的理性是怎么产生的？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国家，中国历史发展都是依靠一个接一个的灾祸推动的，历史发展的代价惨痛巨大。历史上看，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朱元璋李自成等等这些人用打杀砸抢推动了古代历史的发展。历史上看，是太平天国战乱和英法联军战争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历史上看，是义和团屠杀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推动了开放报禁，预备立宪和后来民国的产生。历史上看，是大跃进玩惨了，文革玩得更惨了，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进西方科技的经济运动。
    
    历史上看，没有灾祸，中国历史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没有灾祸，中国历史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展。历史上看，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灾祸，一次比一次更大，发展的代价越来越惨重，灾祸不够大根本无法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期待中国历史向前发展，就是在等待下一个比大跃进比文革更大的灾祸，仅仅出现像雾霾这样的小灾，根本起不到推动历史变革与进步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沦落到如此地步，亦可知这个国家的民众世世代代麻木与自私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中国能不能摆脱依靠灾祸来推动历史发展的悲哀呢？靠灾祸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观点太悲观了吧？历史用事实说话，这些悲哀的经历都是历史的事实，无法乐观也无法粉饰；不承认这些事实，历史会更加悲观。如果经受更大灾祸都无法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那才是真正的悲观。
    
    今天，历史也有朝着好的方向提供各种转机，互联网的传播提供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交流，一点一滴艰难地培养着大众理性的认知，积累着走向文明进步的基础。等到30年后中国人口的全面老龄化，那时一对年轻夫妻可能最多要共同面对12位老人，那时中国人跟中国人结婚将是一种无法负担的结合，人口环境的改变将迫使中国产生大量的跨国婚姻，这些跨国婚姻将改变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语言环境以及文化结构；由此进一步获得足够变革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性基础，中国历史或许就能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开始理性地转弯了。当然，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转弯，只要转弯就好；转弯之后再进步一百年，差不多就能与世界同步了。
    
    今天，历史还在一个狂热有余，理性匮乏，GDP富在海外不在民间的时代；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所有对这个时代满意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有肮脏目的；所有对这个时代不满意的人，也是因为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不多，另外也是没有尽力。
    
    2016年12月12日 博讯

开除王若望党籍的“罗生门”
                      
喻智官
   
    王若望“代人受过”说蜂起
   
   年初，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先贤许良英病逝，他的不少亲友学生著文怀念，其中傅国涌等人都提到一件事，“一九八六年，许（良英）、方（励之）与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赵紫阳向邓小平口头汇报这件事时，把他（许良英）错成了王若望，所以邓随口要开除三个人的党籍，没有他。他这样逃过了一九八七年，却没有幸免于一九八九年。”[1]
   许良英本人二零零一年后也多次在访谈和文章中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可推测傅国涌说法的来由。
   另外，方励之在一九九九年接受访谈也说，“所谓‘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说我们三个，实际上邓小平要点我、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个，但是忘了许良英这个名字，点成王若望了。许良英、刘宾雁和我在这之前，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提出要举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当局非常恼火，就怕提反右这种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2]方励之的判断来自许良英，还是另有出处，没见说明。
   有趣的是，海外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同样参与筹备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的刘宾雁也说邓小平搞错了，不过，搞错的对象不是许良英，而是王若水。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二年初，王若望和王若水先后在美国去世，刘宾雁接受采访谈王若水时提到，“当时我听说（邓小平误将王若望当王若水开除他的党籍）这个消息时将信将疑，上月去参加王若望追悼会时，又有人提出王若望还是王若水的问题，我仔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的确，当时王若水的影响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响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报，他的影响力更大。”“很可能是老邓讲错了。老邓的本意，十之八九是开除王若水。”[3][4]
   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撤销胡耀邦总书记，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是改革开放的转捩点，也是两年后胡耀邦逝世引发八九民运的导火线，更是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预演。既然那么多人在意邓小平点名的“谁”是“谁”非，厘清这桩不算公案的“公案”非常必要，以免时过境迁，成为“罗生门”式无法定说的历史“疑案”。
   
   邓小平原话并无歧义
   
   邓小平是否点错名，得看他当时的原话。一九八七年初中央发布内部文件，内容是邓小平召见胡耀邦、万里、胡启立、赵紫阳、李鹏等人的讲话，也是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党籍的蓝本。邓小平如此谈方励之和王若望的问题：“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群众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
   这里若把王若望换成许良英或王若水是否说得通呢？
   邓小平召集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事由是科技大学学生十二月五日发起游行，触发全国二十九个城市一百五十六所大学学生上街呼应，其中上海的规模最大。邓小平最怕学生上街，视任何示威游行为闹事动乱，两年后他在天安门广场大开杀戒就是明证。所以，导致邓小平发火的原因是学生游行，而不是“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个学术讨论会，且还是胎死腹中的筹备会，哪里值得邓小平大动干戈？
   再看内容，设若邓小平说“北京的王若望”，还有可能是错漏了许良英和王若水，但他清清楚楚说“上海的王若望，”且咬牙切齿说“王若望猖狂得很”，几个人酝酿反右学术讨论会，谈得上“猖狂得很”吗？何况，许良英和方励之、刘宾雁商议讨论会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如果邓小平针对这件事，从时间上讲，邓小平召人训话更应该在十一月三十日。
   接下来的话更有所指了，“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邓小平曾提过开除许良英或王若水党籍吗？许良英此前并没做什么有影响的出格事，王若水在八十年代初因写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文章挨批，早被撤销人民日报副主编职务，已处于消声状态，没有让邓小平追着不放的事由。
   倒是王若望八十年代开始，写了许多广为传扬的反左文章，还到处演讲，内容都是报纸不敢刊登的过激言论，他口陈肝胆直指要害，反思文革痛批毛泽东。此后他愈战愈勇，直斥陈云等保守势力，一旦邓小平站到胡乔木、邓力群那边也照样发难，是闻名上海的“横竖横（上海话“豁出去”的意思）”。
   笔者在一九八五年夏天一家杂志的笔会上相遇王若望。会间，我们几位青年请杂志主编安排王若望演讲，主编说，“王若望属于内控（其中一条是，中央和地方的大报不得刊登他的文章）对象，请他参会，杂志已经顶着压力了，不能再出面举办演讲，不然会影响杂志的生存”。我们就自发组织座谈请王若望讲话。王若望讲到自己被内控的来由：八四年，他公开批评干部在用人问题上是“武大郎开店”，成为他“恶毒攻击邓小平的罪证”，再加他多年来呼吁补资本主义的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让上海市委处理王若望，意思是开除或劝其退党。
   王若望无视高压我行我素，就在邓小平点他名的一个月前，八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特区工人报》发表“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接着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深圳青年报》发表《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都是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檄文。十二月十五日，胡耀邦视察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送别他时询问：“王若望的问题怎么处理？”胡耀邦一如既往地宽大为怀说：“党内批评帮助就行了嘛！”[5]这就是邓小平说“早就说要开除（王若望）”和“上海群众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的来源。
   
   邓小平没看错人
   
   从以上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邓小平一直盯着王若望，而王若望却顽固不化，“内控”期间仍顶风而上，公然指名道姓向他叫板，让他恼羞成怒，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公开反对他的人睚眦必报，是心胸狭窄的邓小平的一贯德性，早年魏京生因提醒民众邓小平是新的独裁者而被重判十五年。由此可知，邓小平非但没搞错王若望的名字，还比谁都清楚，谁是他真正的敌人，谁对他和中共威胁最大。
   王若望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青睐”，他出党后的表现也佐证了邓小平的“远见”。
   在八九六四剑拔弩张的时刻，王若望不惧自己带罪在身，再次挑战邓小平，在海外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规劝邓小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王若望还多次带头参加上海全市大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在集会演讲中直斥邓小平垂帘听政，大声疾呼“十一亿人民听命一位帝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六四后他被整肃关押了十四个月。
   王若望被捕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不可能逃跑，公安却故意在他走出楼门时给他戴手铐，有四、五个人跟着拍照和摄像，待他上囚车后又反常地立即去了手铐。事后，在市委工作的熟人向王若望透信，当时邓小平在上海，当局把录像呈送邓小平领赏，显见他对王若望的入骨仇恨。
   
   方励之的自我否定和刘宾雁的道听途说
   
   上述粗析和拙见并不深奥，以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等人的水平，不难理解邓小平的原话，以他们的政治敏锐和对邓小平行事风格的了解也应明察原委。事实上，方励之在另一个场合已作了自我否定。二零零一年，方励之在“许良英先生九秩贺”文中说：一九八五年，他受浙江大学学生邀请讲“开放改革”，内容被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中央纪委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因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后来该小册子仍是他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6]
   在此，方励之确切地指出，和王若望的情况类似，他也早被邓小平盯上了，这次不过是借学生游行斩草除根，与他参与筹备反右学术讨论会并无关联。
   而刘宾雁的“王若水说”更带有喜剧性，在此转录马悲鸣的有关文字：早先，有朋友说邓小平搞错了王若望和王若水，因“王若水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于王若望，而且提出的理论挑战性也更强。”我打电话向刘宾雁核实，“但他回答说不可能错，就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等王若望去世的当时，我又在打给刘宾雁先生的电话里旧事重提。他仍坚持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王若望追悼会后，“网络上报出重大热门新闻：刘宾雁说，当年开除党籍的应该是王若水，而非王若望。邓小平搞错了两人的名字。”我一见大喜，以为“他找到了确凿证据。等刘宾雁从纽约回家以后，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您是否看到了确凿证据，证明当年确实把王若水错搞成王若望了？刘宾雁说他没有得到新的材料，就是我说的那些。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马悲鸣叹道，“如此重大的消息发布，出自刘宾雁先生这样著名的大记者之口，居然就得自我道听途说来的胡猜乱想，……”[7]
   马悲鸣的解说，正好对上刘宾雁的话“上月去参加王若望追悼会时，又有人提出王若望还是王若水的问题，”应该说可信的，也就是说，王若望和王若水被邓小平乱点鸳鸯是子虚乌有的猜测。
   其实，刘宾雁还另有一说，“当时传说本来要开除的是两个人：方励之、王若望，并没有我，邓小平在讲话中再三地提这两个人的名字，说着说着，旁边有人说话了：刘宾雁比这两个人还坏！于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开除了”[4]
   这个说法也与“王若水说”自相矛盾，似乎更接近事实。
   
   最后的结论
   
   最后，许良英念兹在兹的赵紫阳把他误报为王若望的依据，随着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已得到更正，书中说：“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8]
   这里赵紫阳是转述胡启立的话，内容是八四年的事，那时的三个人是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邓力群在转述胡启立同样的话时说，三人是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9]），这里王若水确实被搞成了王若望，当时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三人是一档事，他们都因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化文章惹祸。是赵紫阳在转述时弄错人名，跟八七年邓小平开除三人党籍完全是风马牛。
   
   不忍说出的几句话
   
   本来，邓小平开除三人党籍的讲话十分明了，所指的人事也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歧义，最后演绎出罗生门式的乌龙争议？笔者不惮诛心之嫌，细究琢磨当事者的言说背景，似可窥寻解读他们的微妙心态。

首先，许良英罔顾邓小平话中的“上海王若望”“猖狂”“早就说要开除”“上海的群众”等属于王若望背景的内容，硬把自己往上套，且大谈特谈重复讲述，已经令人费解。而方励之明知中央（应该是邓意）早在八五年就要开除他党籍，却依然追随许良英的说法，弄到前后自我否定的地步。至于刘宾雁的“王若水说”更是为道听途说代言，不辨也罢。
   耐人寻味的是，方励之和许良英皆为物理学家，又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刘宾雁和王若水同在人民日报社共事，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否受潜意识影响，因认同许良英和王若水的理论水平，便不加辨识地轻信了许良英或王若水被取代说？
   值得深思的是，上述乌龙异议出现在事件落定的十年后，此时的邓小平已是千夫所指的暴君，而被开除党籍的三人则留下了千古英名，所以，读他们讲述这件“公案”，尤其是许良英的再三“毛遂自荐”，丝毫感觉不到忍受迫害的切肤之痛，倒像是邓小平这个皇帝钦点了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而方励之和刘宾雁好似在为许良英和王若水争功，觉得他们两人比王若望更具上榜的资格。
   我忍不住苛刻地设想，如果退到一九五七年或者文革十年中，他们还会四处表白申明本该列入“坏分子”行列吗？再进一步反刍，在八九六四的历史紧要关头，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以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避免黑手之嫌为由，畏怯地远离天安门广场。事后，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引起许多人的失望和物议，惺惺相惜的许良英为之辩护，“方励之是学者，不是搞政治的。”刘宾雁六四时已到美国，但一九八六年底筹备那个没开成的“反右讨论会”，他也顾虑重重地中途退出。[10]
   事发时临危而惧急流勇退，事息后患得患失“自告奋勇”，如此言行着实让人嗟叹，也使人终于憬悟，由他们启蒙肇始的八九民运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笔者至今敬重的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贤，因此，他们人性中的弱点最能反映那代知识人的整体缺陷，也在在显示，长年生活在残暴恐怖的极权社会，即使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性也难免遭受扭曲，他们能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的异化现象，却不能逃脱也被不同程度异化的命运。
   
   
   
   注解：
   [1] 傅国涌：泪别许良英先生 2013，2，28
   [2] 方励之访谈：1999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访谈
   [3] 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刘宾雁/心远） 2002-1-16
   [4] 多维社记者吉辰丘采访刘宾雁2002，1，16
   [5]王若望自传《自我感觉良好》
   [6] 方励之：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2011，3，4
   [7] 马悲鸣 刘宾雁发布重大消息的背后 2005，12，14[天下论坛]
   [8] 赵紫阳《改革历程》
   [9] 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
   [10] 许良英：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纪念反右50周年（2007年5月11日）
   
   
   原载《自由写作》2013年5月号
(开除王若望党籍的“罗生门” 全文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