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吹哨人/为什么互联网只能成功于美国/中国的制度文化人性已进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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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1/1/2017 11:19:23 PM 被閲覽數： 23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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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保护“吹哨人”的国家才有未来




2017年1月02日
    
    

     2015年Theranos公司的CEO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女士，她曾经是美国天空闪耀的创业明星，因为骗局的戳穿，一夜之间就被拉下神坛。 （电视节目视频截图）
    
    开年第一天上网，《华尔街日报》那篇《Theranos告密记：一名美国90后“太子党”的抉择》吸引了我。中文标题使用“太子党”纯粹是出于吸引中国读者的需要，因为美国很少这样形容政要显贵的后人们，倒是英文标题Theranos Whistleblower Shook the Company—and His Family中突出了主角的社会角色，即“吹哨人”（Whistleblower）。阅读过程中，我不由得想起近日因使用“死亡税率”形容中国企业税负太重而被当局约谈的经济学教授李炜光，想起中国至今仍陷狱中的38位新闻记者，以及许许多多因为“吹口哨”而失去自由并由此陷入厄运的中国人。
    
    一个美国创业神话的破灭
    
    还是先来看这个故事的“前世”吧。报道涉及的Theranos公司，早在2015年10月16日就成为《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的丑闻主角，该报记者John Carreyrou在那篇报道中，曾报道过Theranos公司的血液检测技术存在问题，讲述了化名科林﹒拉米雷斯（Colin Ramirez）的泰勒向监管机构投诉的过程，从而将这家享有美誉的公司最隐秘的危机展现给外界。从那时到这家公司轰然倒塌，总共只花了6个月。导致这家公司破产的原因在于，这家曾轰动一时、号称从手指头采样几滴血就能替代传统抽血检验，并宣称将以这项技术覆盖760亿美元血检行业的明星高科技公司，其核心技术竟然是个骗局。
    
    该公司的CEO就是那位19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女士，她曾经是美国天空闪耀的创业明星，是无数有志青年梦想追随的传说人物，因为骗局的戳穿，一夜之间就被拉下神坛。
    
    刚出炉的这篇报道是让Theranos的吹哨人走上前台，并披露了他那不平常的家世。《华尔街日报》这样介绍：“他的检举，让曾被视作创业神话的血检公司Theranos估值一泻千里，也令自己的家族关系失和。他是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孙子，泰勒﹒舒尔茨（Tyler Shultz）。”
    
    如今已届95岁高龄的乔治﹒舒尔茨曾先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第一任负责人，并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与里根私交甚笃。1989年，里根给乔治﹒舒尔茨颁发了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从舒尔茨家族与这个公司的利益关系来说，这位孙辈的年轻人选择做吹哨人，其实比普通人面临的困难并没少多少。
    
    由于祖父乔治﹒舒尔茨在Theranos公司担任董事，泰勒有缘于2011年在祖父家结识伊丽莎白﹒霍姆斯这位生物科学界的传奇人物，出于崇敬，他将自己在斯坦福大学所学的机械工程专业改成了生物，以便毕业后能够进入伊丽莎白﹒霍姆斯亲手创造的Theranos公司工作，参与到这个未来的宏大事业当中。
    
    但进公司之后不久，他就发现了问题，也与其他发现问题的同事私下交流过意见，他开始采取行动。动机很单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出于“希望保护患者的健康和祖父乔治的声誉”。2014年4月11日，他向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发邮件投诉：公司篡改研究数据，无视不合格的质检结果。他没等到霍姆斯女士的答复，却等来了公司二号人物总裁桑尼﹒保尔瓦尼（Sunny Balwani）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看在你是舒尔茨先生孙子的份儿上，我才会在工作以外拿出这么多时间来亲自回复你的这种问题。”
    
    泰勒只好辞职，用化名联络了纽约州公共卫生实验室，声称Theranos操纵了被称为实验室能力验证的流程，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反响。2015年初，泰勒开始以保密线人身份向《华尔街日报》记者吐露内情，走上了艰难的吹口哨之路。
    
    即使家世特殊，“吹口哨”也很艰难
    
    勿庸讳言，美国的大公司背后都有蛛网一般密布的政界关系，同时也会有强大的实力律师团队担任其法律顾问。报道披露，乔治﹒舒尔茨于2011年加入Theranos董事会。他在胡佛研究院的同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也在差不多同时加入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的超强阵容给Theranos罩上了一层权力、人脉和背景的光环，公司顶着这个光环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研发霍姆斯标榜为革命性产品的血检设备。
    
    就算是泰勒这种“太子党”，要想撼动这种大公司也会遇到重重险阻，比如威胁、跟踪、盯梢等等。连他敬爱的祖父都疏远他。所幸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尽管近年来受到权力的严重侵蚀，但法治精神犹在，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些有责任心的公民。泰勒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敢于吹口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John Carreyrou——这种相遇很重要，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大空头》里的两位年轻投资者就没这种运气了。美国“雷曼时刻”到来之前，查理·盖勒与杰米·施普雷曾根据其他投资者的分析，看出美国房地产市场极不稳定，有可能发生次贷危机，曾找过他们的大学同学，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这位记者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才在华尔街有了人脉，家有一个孩子与正在读硕士学位的妻子，不愿意冒风险做向华尔街吹哨人，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同学提供的线索。
    
    当然，泰勒的勇气还来自于他对美国法治的信心。泰勒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公开反对不法行为的权利，我绝不会因欺凌、恐吓和扬言起诉的威胁就闭嘴。” 如果想知道这位青年艰难的吹口哨历程，可以去读《华尔街日报》这篇细节丰富的文章。
    
    美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这个社会不仅有吹哨人，法律也保护吹哨人的权利。世界也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
    
    中国吹哨人为何总难逃厄运
    
    这是一个美国故事，这个故事当中的几个元素，比如政商关系，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的则不存在，比如对“吹哨人”的法律保护。
    
    中国的政商关系远比美国更加直接与赤裸裸，这种关系不仅只体现在政界要人的背书上，更主要地体现在企业对政界关系人直接的利益输送上。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几年前曾经报导过平安保险公司与前总理温家宝、央行行长戴相龙家族的关系，还报道过马云、王健林这些中国超级大富豪与中国政治局几届新老常委家族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但这些信息的披露，不是依赖吹哨人，而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即利用职务身份掌握了大量“涉及党与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国家机密”的周永康及其属下国安系统的官员。
    
    在中国，没有人期望体制的受益者们出来吹口哨，因为统治集团早就成为享有特权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最了解红色家族腐败的人是红二代成员，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人出来向这种体制说“不”，相反，他们还为保护这个体制竭尽心力。普通民众与记者，如果想当吹哨人，其遭遇通常非常悲惨，这个体制的代表不仅不保护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反而与官僚系统沆瀣一气，共同迫害他们。受到这类迫害的人数之多，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举报希望工程腐败的杨柳女士，检举山西喷灌工程弄虚作假的新华社记者高勤荣先生，检举核污染而屡遭残酷迫害的甘肃迭部县792铀矿职工孙小弟。在中国这个社会良知被残忍践踏的国家，这些良心人士却不得不为他们的良知付出惨重的代价：杨柳女士在多年迫害后重病辞世；高勤荣先生被诬陷入狱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孙小弟先生从1988年开始举报该矿核污染及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之后，跟踪、盯梢、威胁、住处被砸、本人被殴打就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最后还被送去劳教。更可悲的是，这些人经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比如孙小弟身边的核污染受害者们因为畏惧权力而被迫对孙小弟一家采取孤立方式。
    
    据有过山林经验的人说，黑暗的森林里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有各种声音之时，而是万籁俱寂之时。因为百兽噤声，意味着有巨大的危险比如老虎之类猛兽正在逼近。如今，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危机都已显山露水，当局再努力剿灭最后一些敢于吹哨人，面临危险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为统治集团陪葬的中国人民。
    
    注：吹哨人（英语：Whistleblower，又称告密者、告密人、吹哨者、举报者、揭黑幕者）指的是一个揭露一个组织（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不正当的行为的人。
    
    来源：voa

                       

   谢选骏

（《站在互联网上的思想》之一）
   
   谢选骏指出：苏联发展互联网就像纳粹发展核武器的结局一样。这是体制作祟还是民族性搞鬼？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上帝的安排？靠我们的头脑也许想不明白。但是，别说苏联，就连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都败给了美国。19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电话费奇贵，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精密国家也敲诈勒索公众的口袋。是美国首先打破了垄断，结果从日本和欧洲回拨美国，比直接打美国还要便宜。这样就迫使世界各国（除了中国迄今为止）不得不降低话费。这种趋势经过二十一世纪是多年的发展，已经到国际电话基本免费的地步。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美国不是指美国政府或美国公司，而是指美国社会的整个环境，包括涌入美国的各国力量。美国正是依靠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的国际力量，得以创造了今日世界。
   
   那么，美国为何能够吸引国际力量，并听凭他们在美发展，翻转改变全球社会？
   
   这不得不归结为美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如此强大，远远不是用“制度”二字可以概括的。所以，即使加拿大、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也不具备美国的条件。至于“民主”、“法治”这些词汇，在描述美国状态时就更为苍白无力了。“制度”、“民主”、“法治”这些要素确实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野性”、“开拓”、“冒险”这些相反的要素，也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要素，苏联没有，德国和日本也没有，甚至英国也不具备。所以像原子弹和互联网（以及电、汽车、飞机……）这些东西，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只能成功于美国。因为只有美国这个巨大的吸盘，可以充分容纳这些能量，并给予这些能量以最大的扩张空间。
   
   这不是因为美国具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美国具有前述的种种条件，无人能及，因此即使美国想要推却这些成功，都不可能。所以，即使美国自己，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孤立主义政策。
   
   
   网文《为什么被人遗忘的苏联互联网从开始就注定失败》指出，对12岁的奥列格·吉马奥特迪诺夫（Oleg Guimaoutdinov）来说，在苏俄学计算机编程就意味着埋头书本。枯燥的理论很快让他的许多同学放弃了编程。但是吉马奥特迪诺夫不想放弃——他被计算机迷住了，“渴求”计算机时代的来临，他说。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开始四处求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终端都在大学和公司里，中小学没有计算机——而大多数经理并不喜欢有小孩进出。但是吉马奥特迪诺夫和他的伙伴们找到了几个好心的经理，他们获准在这些公司的计算机上练习编程。当时，很多计算机都是美国计算机的仿制品。
   
   当时他们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些他们成天盯着的显示器和笨重的键盘代表了某种特别事物的开端——有可能加速促进苏联经济发展的本土互联网的雏形。
   
   数十年来，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催促政府官员批准他们建立计算机网络，把苏联的数千台机器连接到一起。这一网络本有可能匹敌美国和西欧当时正处萌芽状态的网络。后者发展为今日的互联网。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互联网1.0.版，”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的研究员、《如何阻碍一国建立网络：让人唏嘘的苏联互联网的历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一书的作者本·彼得斯（Ben Peters）说，“一个管理计划经济体内所有信息的流动的实时的、分布式、有等级的计算机网络。”但是苏联的这个名为OGAS的计划一直未能完成。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苏联互联网最初是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的创想，他也是控制论的鼻祖之一。但是他的部分灵感来自比他更早的网络爱好者阿纳托利·基托夫（Anatoly Kitov）的工作。早在1959年，基托夫就设想用网络把苏联联系起来。网上可以找到一部名为《互联网上校》的关于基托夫的俄罗斯纪录片，开头比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的电影还精彩。
   
   但是，自从基托夫写信给当时的苏联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陈述自己的提议，人们就发现要想启动这一计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技术问题只是挑战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当时就有计算机网络——不过都是军用网络，”彼得斯说。但是可能影响经济的民用计算机网络就是另一回事了。
   
   格卢什科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OGAS计划的工作。理论上，每个在苏联工作的人都有理由连接网络，所以首先要收集苏联工作人群的数据和生产层面和市场层面的所有数据。到1970年，格卢什科夫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并提交至苏联高层领导。
   
   当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讨论这一话题时，财政部部长站起来发言，表示完全反对这一想法。他称，机器已经可以控制鸡舍的照明。没有必要为机器建立一个全国网络。有谣言称，财政部长实际上是担心OGAS可能会影响到财政部与中央统计局（CSA）之间的权力平衡。
   
   格卢什科夫的提案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但是最终仍被否决。但是他的想法并未就此终止——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2年他继续为此奋斗。
   
   （苏联的互联网计划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政府各部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些城市建立了小规模的局域网。数年后，当吉马奥特迪诺夫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的一所大学时，他发现一台直接与3000公里外的莫斯科联网的计算机。“网线是实心金属的，很重，”他说。彼得斯说，但这只是网络的雏形，而不是真正的网络。
   
   根据乌克兰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控制论学院的柏瑞思·马利诺夫斯基（Boris Malinovsky）的说法，人们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运行网络所需的计算机。他著有多部关于苏联计算机产业的书籍，其中一部是用英语写的。然而，制造并不总是能够保证效率，无法按期完成。
   
   这也导致人们开始担心完全实施OGAS所需要的巨额成本。一些人估计需要付出200亿卢布，相当于现在的1000亿美元。还可能需要30万人为此进行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苏联的互联网最终没能建成。
   
   阿纳托利·基托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基托夫（Vladimir Kitov）非常了解苏联时代网络技术工作的一些情况。弗拉基米尔现在在莫斯科的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Plekhanov Russi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工作。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为军方编写程序，用于辅助管理庞大的坦克制造厂。他认为OGAS正如它早期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本可以对苏联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吉马奥特迪诺夫记得一些讲座称颂网络将带来的益处。“听起来让人兴奋，就好像日常运算在减少人力的情况下，还能变得更为精确，大幅提高效率，”他说。数据的优化和简便的分享方式有可能帮助苏联政府官员管理高度集中的经济。
   
   但是苏联的体制非常僵化，弗拉基米尔说。“虽然有计划，但是你不能超越计划做任何事，” 吉马奥特迪诺夫说，“他们生产棕色鞋子和黑色鞋子，没人喜欢这些颜色，但是所有的商店到处都是这种鞋。”
   
   与此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常常陷入争论——弗拉基米尔说，各方都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
   
   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迫切需要变化。最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解决了苏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是，OGAS没被列入计划。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格卢什科夫过早去世。他是苏联互联网的总设计师，在争取建立互联网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格卢什科夫于1982年因病去世，享年58岁。“就好像航海时失去了舵手。”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公共媒体和学校里开始讨论OGAS计划。吉马奥特迪诺夫正是在此时详细了解了这一计划。在一段时间里，其他人接过了格卢什科夫未完成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国际象棋大师、计算机科学家米哈伊尔·博特温尼克（Mikhail Botvinnik）。他对早期国际象棋程序进行了实验，并试图开发出模拟国际象棋大师的大脑的软件。他的算法被用来辅助规划苏联发电站的维修日程。
   
   根据彼得斯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八十多岁的博特温尼克试图引起叶利钦对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经济的兴趣。但是就同格卢什科夫、阿纳托利·基托夫和很多前辈一样，博特温尼克也未能取得进展。就在数年后，从美国开发的阿帕网（Arpanet）发展出来的互联网成为全球热点。
   
   苏联互联网的故事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苏联的本身的历史。它也反映了当时的技术幻想——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那些技术，但在当时这样的技术只存在于想象中。
   
   彼得斯提到在格卢什科夫手下工作的充满激情的控制论科学家。他们拿“网络乌托邦”开玩笑，为自己制作假护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现在都使用的社交网络的初级版本。
   
   “世界第一个民用计算机网络诞生于通力合作的资本主义者中，而不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主义者中。”彼得斯在他的书中写道，“当社会主义者的做法像资本主义一样时，资本主义者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做事。”
   
   苏联本土的互联网从未成为民用领域的游乐场。它也没能有机会在苏联最黑暗的日子里帮助经济复苏。它是一个从未实现的宏大计划。
   
   现在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才能发现OGAS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代。阿纳托利·基托夫、格卢什科夫、博特温尼克这些人知道未来将围绕互联网展开。
   
   苏联可能在互联网的竞赛中输了，但是他们绝对还是这场游戏的玩家。
   
   ……
   
   谢选骏指出：苏联发展互联网就像纳粹发展核武器的结局一样。这是体制作祟还是民族性搞鬼？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上帝的安排？靠我们的头脑也许想不明白。但是，别说苏联，就连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都败给了美国。19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电话费奇贵，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精密国家也敲诈勒索公众的口袋。是美国首先打破了垄断，结果从日本和欧洲回拨美国，比直接打美国还要便宜。这样就迫使世界各国（除了中国迄今为止）不得不降低话费。这种趋势经过二十一世纪是多年的发展，已经到国际电话基本免费的地步。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美国不是指美国政府或美国公司，而是指美国社会的整个环境，包括涌入美国的各国力量。美国正是依靠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的国际力量，得以创造了今日世界。
   
   那么，美国为何能够吸引国际力量，并听凭他们在美发展，翻转改变全球社会？
   
   这不得不归结为美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如此强大，远远不是用“制度”二字可以概括的。所以，即使加拿大、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也不具备美国的条件。至于“民主”、“法治”这些词汇，在描述美国状态时就更为苍白无力了。“制度”、“民主”、“法治”这些要素确实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野性”、“开拓”、“冒险”这些相反的要素，也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

郭于华：中国的制度、文化、人性已进入恶性循环



2017年1月02日
    
    来源：搜狐文化
       
                       搜狐文化：为什么中国转型困难这么多？　　
    　　
    郭于华：经济制度上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相应的转变，没有转变的原因是强权压制造成的巨大阻力。这必然导致中国这个巨人的撕裂，一条腿往前迈了，大踏步迈入市场经济，而另一条腿却使劲往后撇。
    　　
    搜狐文化：如何来启动转变的按钮？
    
    郭于华：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关键在于掌权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走还是不走的问题。
    　　
    搜狐文化：放开之后是不是会产生新的问题？像苏联解体之后的遗留问题依旧很多。
    　　
    郭于华：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官方的宣传，到底苏联解体之后是不是就到了分崩离析，民不聊生？我觉得应该打个问号，应该有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解释，当然这也不是就一家之言，是可以探讨的。另一方面当前对于民主化道路的妖魔化是非常成功的，维稳的力量不光来自于体制，它也是一种思路，一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拾废品的老头都在说：“这个社会不能乱。”
    　　
    搜狐文化：“社会不能乱”这个逻辑好像很有说服力。
    　　
    郭于华：但是从学理上来讲，是不是一旦民主化社会就乱了，哪个民主化的国家比极权专制还要乱，要看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所有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是至少先要释放出善意，有慢慢解决的希望，使中国社会走上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道路。没有人希望社会乱起来，乱起来肯定是老百姓最倒霉。所以现在中国应该破除这种妖魔化的东西。
    
    我概括了几个点：一个就是社会恐惧症，社会恐惧症就是对于社会上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自组织都有恐惧。如果社会自组织能够健康良好发展的话，那么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莫大好处的，对社会比较平稳温和的转型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是“不稳定幻像”，就是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在2010年写过一篇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实际上就是批评这个高压维稳体制，任何社会中的动向都能给排查成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学生对食堂伙食不满意，提出意见，也是不稳定因素。那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幻象，总觉得社会只要一放松就会乱，可是你不想想你的高压锅气阀长久不打开的话，不是更危险吗？还有一点需要破除的就是“中国特殊论”。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究竟有多特殊？我们特殊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人类的话，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人有本质性的区别吗？人都有一个对自由，对个人权利的基本要求。如果是人类就应该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说自由民主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错觉，这也是应该去破除的。
    
    搜狐文化：如何行动呢？不可能是一直等待。
    　　
    郭于华：这是等不来的，同时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行动和意识是什么关系？因为按照现在的思路，等具备了意识才会有行动。但是实际在行动社会学看来，会给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地位。按照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个人都是处在社会结构框定之中，当然会受到这个结构的制约。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就没有能动性，就是说结构给你多大空间，你才能做多少事，反过来讲没有空间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那样的话其实你就丧失了作为个人的最本质东西，因为人是有思想、有行动能力的动物。所以好社会是等不来的，怎么能够拥有这种意识呢？其实可能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意识慢慢形成的，意识和行动是一种互动、互构关系。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遵循作为人最正常的反应，受到侵害我就要主张我的权利，当然维护权利应该是在一个合法的渠道内来进行。实际上这样就是已经在开始行动了，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想到，为什么我的权利受损？我被剥夺了权利，为什么我还不能主张权利，甚至发个声都不行？那我自然就会想到，因为我没有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我没有公民的权利，进而会意识到，我为什么没有公民权利？我就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所以意识和行动应该是一个并进的过程，不能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一定要在我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既懂得公民社会的理论，也知道政治学的一些概念，我才能去行动。其实很多个人就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成长为一个公民的。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选择呢？
    　　
    郭于华：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做出一个选择。你对自己何去何从需要有一个选择，我不是说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为一些知识分子开脱。毕竟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其实今天大家已经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一个很负面的概念了。
    　
    搜狐文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普遍地被污名化？
    　　
    郭于华：首先要考虑公知的污名化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当中发生的。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逐渐被消灭的，尤其是你想要发出一个声音的话。即使今天也是一样，包括整个教育在内的学术都不是独立的，它是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就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但是我们必须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如果顺着权力要求的那些东西走的话，就会名利双收，就会混得人五人六的，如鱼得水的。而如果想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说出事实的真相同时还要去挖掘背后的根源呈现给公众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遭糕的下场。如果长久以往在如此背景下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话，那发生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顺从了，还是要坚持一个学术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精神。因为作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你的工作，你的本职就是求真。我们暂且不去说启蒙大众，因为所有的启蒙其实都是自我启蒙，自我觉醒，知识分子不能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去启蒙大众。
    　　
    搜狐文化：以启蒙大众的心态去面对大众的那是布道者吧。
    　　
    郭于华：你也不是救世主，不能说你去启蒙大众，你自己其实都需要启蒙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去求真的，你的工作不是要去赞美的。所以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社会学看不到光明，总是去看社会的黑暗面。其实所有的进步，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改善都能看得到，但是不必去赞美，因为份内之责。看到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让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好，就像“啄木鸟”，看到树上有病虫要把它弄出来，而不是黄鹂鸟整天去唱赞歌唱得很好听。揭示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本职所在，我们不能加入到赞美的大合唱之中。已经有太多人在唱赞美大合唱。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加入到大合唱之中吗？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去做的，当然不是以反对作为目的的，是以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大多数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为目标。因为民众去追求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正当的要求吗？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达到独立性？
    　　
    郭于华：其实我觉得这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误区，我们在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时，我们常常只是更多强调其独立于权力，不能为权力唱赞歌，要坚持说出真相、见解、思想。另外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场，既不能依附权力，又不能完全依附于金钱，独立于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人总是希望活得好一点。这种选择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但是个人也不能由此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作为个人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都要达到这样的独立性。
    　
    搜狐文化：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做出偏离独立性的选择？
    　　
    郭于华：我觉得80年代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年代，那是全民启蒙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感觉。“文革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当然这个浩劫并不是一下子终止，直到今天它的恶果还在发生影响），那个时候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大家都心怀着希望，其实并不是那会儿的物质条件有多好，而是大家觉得这个社会终于要开始正常了，大家都觉得有盼头了。
    　　
    高等教育停了那么多年，大家都如饥似渴，面对什么东西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各种各样的思想，所以那时思想也很活跃。但是这个过程中断了，大家就开始下海“向钱看”，走入商业化大潮。不能简单地说商业化大潮就是一个坏事儿，因为它要走向一个市场经济，毕竟比计划经济要好，但是这种市场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全一样的。这就要考虑它发生的一个背景，它发生在那样剧烈地中断之后，还要担心“极左”再度统治中国，大家就搁置争论先挣钱去。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商业化大潮实际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冲击，一方面是权力，另一方面是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控制之下，权力和市场相结合会变得非常有力。国家暴力依然存在，又加上市场金钱的力量，这就会对个人产生更为内在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术独立是不容易的，但并不是不能做的。当然具体到每个人来讲，可能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要在体制中生存只能按照体制的游戏规则来玩。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很不让人乐观的前景，就是如果按照它的这套规则跟它玩，最后你一定被它玩。特立独行就要放弃很多东西，“无欲则刚”，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所以不能去苛求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搜狐文化：如何打开这个空间？
    　　
    郭于华：其实大家可能对社会空间有一些误解，好像觉得空间就是所谓的“异见”，跟敌人差不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空间是指一个社会能够逐渐发育起来，虽然它现在发展得很慢，依旧很微薄，但是通过努力一点一点让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让空间越来越大。这绝不仅仅是几个明白人就能做成的，应该是这个社会当中大多数人的一个共同理念。其实这个要求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无非是要求社会当中的普通人、大多数人都能够享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生活。不就是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吗？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因为任何社会也达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普通人都能够在其中正常生存，拥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搜狐文化：关于“什么是正常？”可能还没有达成共识。
    　　
    郭于华：其实这个共识也容易达到，也就是底线的公平：在基本的权利和机会上人人应该平等。也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努力最后也能向上流动，也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位置，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奋斗获得上升的机会。可是现在呢？“拼爹”，各种各样的“二代”现象，什么叫二代？二代就是社会地位向下一代传递，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个合理吗？当然不合理。这不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吗？只要稍微正常都能理解这种常识性的道理。但是中国今天难就难在这儿：常识变成了异端。
    　　
    搜狐文化：现在也有争论，但不是公共讨论，包括所谓的“极左”他们有一套自己很认可的理论，不管出于任何目的，这一套理论可能会让一批人认同，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而且会吸引一批年轻人。
    　　
    郭于华：建国以后的教育体制实际上一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必然会产生出一代一代的“脑残”。对于很多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现实，他都可以视而不见。大家都说中国好几代人都喝“狼奶”长大的，阶级斗争这套思路就是“狼奶”。但是我觉得最坏的还不在于满脑子都是装的伪历史，如果满脑子都装着这些的话，一旦真相出现，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弃，换一些东西装在脑子里头。最坏的就是脑子坏了，他对真相已经采取一个屏蔽的状态，即使历史真相在面前，他也看不到。如果真相已经呈现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呢？关键在于他并不认为那是真相，他不会用真相去替换他脑子里的幻像。
    　　
    搜狐文化：支持“极左”套路的人中是不是还有些不同？
    　　
    郭于华：对他们也要具体地做一些分析，比如很多社会下层的工人、农民，有一些会怀念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很多人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做判断，许多时候是归因归错了。比如今天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作为下层民众深受其害，当然他们也痛恨腐败，但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一些人的理解就有问题，他们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就是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肯定是错误的。他们不能理解今天腐败层出不穷，屡打也打不完恰恰是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难听一点可以说这样归因是一种愚蠢，但是这种理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这就需要以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但是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尤其是在知识界中，你是不懂吗？如果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这就是一种恶。还有更坏的，他拿这个东西当作棍子来打压别人，这就不是蠢，这是更大的恶。因为用这个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伤害别人，其实跟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统治方式是一样的，成为它的帮凶了。退一步讲要用这个东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都不是那么不能理解，但是你还要拿这个来害别人的话，就是不可饶恕的，尤其对所谓知识人来说，更加不可饶恕。
    　　
    搜狐文化：一方面是戾性，另一方面是奴性，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尤其严重？
    　　
    郭于华：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文化、人性进入恶性循环了，制度越有问题，人性越坏。人性当中固然有一些弱点的，但是不能归结到人性就完了，为什么中国人尤其严重呢？一定要去考虑是什么样的制度造就如此的人性，什么样的制度会把人性当中那些本来的弱点，那些恶发挥到极大？所以我们说好的制度才能造就好的人性，好的制度才能使人性当中那些善良的东西充分地发挥出来。通过人性可以看出制度的好坏。
    　　
    搜狐文化：如何改变？
    　　
    郭于华：制度、文化和人性是相互建构的整体。但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点在哪里？有人说要改造传统文化，怎么改造？还有人说要使人性变得更善一些，怎么使人性变得善？突破口还是在于制度。制度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谁会主动放弃权力？谁会主动让权力走向一个比较分散化，不是那么集中的状态？没有人会主动去做。那就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推促的力量。首先大家都努力做一个公民，然后让公民社会能够比较健康的发育，形成推动制度结构改变的动力。